魏征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中文名： 魏徵

　　别名： 玄成

　　国籍： 中国唐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唐巨鹿人

　　出生日期： 西元580年

　　逝世日期： 西元643年

　　职业： 政治家

　　主要成就： 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代表作品： 《隋书·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次礼记》

　　爵位： 郑国公

　　谥号： 文贞

　　享年： 63岁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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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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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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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人物生平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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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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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编辑本段魏征故里

概述

历史大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但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下曲阳即是属于巨鹿，遍观从隋朝、唐朝到今天，历代政府所设巨鹿郡/巨鹿县的辖境都在邢台市范围。而且唐时的馆陶和晋县不属于巨鹿郡/巨鹿县管辖。

唐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征，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五代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征钜鹿人。《资治通鉴》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元 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巨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中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征，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

明代《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记载魏征为巨鹿人。

清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征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征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魏徵像

[4]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征，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征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考古发现

民国时期邢台巨鹿古城发掘出的唐代时期的魏征祠堂和魏征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征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征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征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魏征像于唐代用铁铸成。

新中国辞海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征词条记载曰：“魏征，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依据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旧唐书》中关于巨鹿的记载： 邢州上 隋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总管府，管邢、温、和、封、蓬、东龙六州。邢州领龙岗、尧山、内丘三县。四年，平

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请缨”句：以汉终军自喻。西汉时终军自请安抚南越，他向汉武帝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意思是只要一根绳索就可把南越王捆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 西汉初郦食其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为汉之东藩。“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现的是想象中出关后征途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抒情主人公心情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代森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凄寒图景，同时也暗寓了诗人告别唐主后心情的孤寂。这里，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对故国的怀念又蕴含任务特殊而艰巨，个人吉凶未卜之意。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九逝，极言精神之不集中。“逝”一作“折”。“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的感伤一样，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增加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丰满感，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主恩的心灵之纯真。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抒发了诗人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重然诺而著名当世。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诺：答应，诺言。侯羸：战国时魏国人。家贫。 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监门小吏。信陵君救赵，侯羸出奇计助之，但因年老不能随行，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实践了这一诺言。意气：情谊，《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征的人生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因而《唐诗别裁》评论说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传说中的魏征小说《西游记》裏记载了魏征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再也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

皇帝们不仅在宫里要吃的好，到外面出差也吃的要好。乾隆皇帝下江南，据说一天的伙食费就达到了白银十多万两！

慈禧太后虽然不是皇帝，但她过的生活也堪比皇帝。他的奢侈比乾隆爷还要厉害！

我觉得应该从2个人物性格方面和政绩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而慈禧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说出这等话,就是窝囊自私之人,大清帝国当时有世界排名十六的北洋水师,而日本远远在三十二名,为什么会失败大清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就是大清帝国的大厦的宝顶失去了光辉!这个宝顶就是慈禧!为什么义和团运动会失败难道大清帝国的人口太少吗国力太弱吗就是她!是她的性格和信念(当然她也不是一无是处)总之是治国无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对内

二,对外

三,整顿吏治

四,治军

武则天（624~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创造了"曌"(读音"照"),这个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世人据其尊号“则天大圣皇帝”称之为武则天（则，法则也，以为法则也。则天，即以天为法则，向上天学习，遵循上天的规律和要求的意思）。性巧慧，多权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生母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中肯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氏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太宗遂赐号“媚娘”。后结识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贞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且太宗崩时，曾言“佳儿佳妇”，不应废王皇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等一些朝中奸佞的支持。后武则天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迫使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册立皇后后，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手脚砍断，醉骨,逼高宗逼死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广弄冤案，天下森森，大量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无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贞观遗风之称的永徽之治结束。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武则天，长子李弘因病去世，次子李贤被流放（后杀害），三子被废，四子待武则天登基后，改名武轮。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这并没有改变门阀观念，只是武则天为了提高武的地位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骆宾王写下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武则天的每一项功绩都伴随着矛盾，正如林达先生所说的“每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在武则天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反反复复在变，如唐前期对她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因为从唐中期开始儒学复兴，到南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所以从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又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了。

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CCTV《百家讲坛》——蒙曼说唐之武则天，也有一些记载。

慈禧部分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身后哀荣之最。是清朝政府腐败、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表。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是满洲镶蓝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玉牒(皇族家谱)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有姓无名（传说为杏贞）。 乳名兰儿，故称叶赫那拉，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

据叶赫那拉·根正说：“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年），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慈禧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慈禧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慈禧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慈禧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慈禧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慈禧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慈禧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慈禧、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慈禧起用恭亲王奕欣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慈禧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慈禧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慈禧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