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续谱是在克服种种困难情况下实现的，即解决房支之间的利害之争，族人取得续谱的共识，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撰修工作；大族一次修谱，开支数百两银子，甚至上千两、数千两，诚非易事；谱书的编写原则和方法逐步完善，能够容纳宗族历史各个方面的资料，又令族人人人上谱，人人有历史记录。清人如此追逐于修谱续谱，受着一种理想的支配：修谱续谱能够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标。事实上宗族编纂族谱，宗旨是为联涣散维宗法，过程是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其后果有二，一为修谱是宗族建设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令宗族群体稳固，以大族、望族出现于社区，而族人取得强有力的宗族保护，易于生存；二是形成族史，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也是宗族成为社会群体的一种标志。

北京故宫博物馆里面的文物特别多，里面有25个大类，有清代的家居就有6200件，还有认识的紫檀，黄花梨等家具都是留下来的精品。

 一、北京故宫博物馆中的展品

北京的故宫文物是特别多的，他有绘画里面的千里江山图以及五牛图，还有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都是重要的绘画，在这个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它们都属于古时期的文物。北京博物馆的文物它有自己的分类，有200多个分类，有绘画有青铜器，有字体，还有一些瓷器，都是传世的佳作。里面有很多清代的陶瓷，我们知道中国的陶瓷艺术是比较出名的，能够有上万件，而且都是出自景德镇的瓷器，每一件都非常精美，上面还有一些雕刻技艺，每一个产品都需要精心的保管，还需要维护，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用树叶染的，它们都是天然的做出来比较难保存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不仅有这些，还有文房四宝以及纸墨笔砚都能够达到很多数量，也是大家不可估量的，明清的家具是紫檀的也是黄花梨的，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这些商品贸易流通的比较快，还通过文化的交流将这些食物才能保存在博物馆里，还有以前的西洋钟表，这些都在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些乐器，数量也很大，这些都是文物上面有文字以及历史的讲述，它是国宝，也可以看见安阳殷墟的甲骨，这些都是有纪念意义的。故宫博物馆的价值是很高的，在人们印象中，故宫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浓郁的地方，加上这些文物的点缀，会发现中国的文化是比较悠久的，也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此展品为清代文物。重50两，元宝形，长115厘米，宽68厘米，高7厘米；清“珍祥”十两银锭，砝码形，长57厘米，宽5厘米，厚24厘米。面横、竖戳印”珍祥“两字，字体清晰。银锭是中国银徒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从清代开始，银锭的形状种类繁多。各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器形。大体上有元宝形、圆形、长方形等等。现收藏于鸦片战争博物馆。

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家谱纂修的研究

对清代及之前家谱的纂修、体例、书写等的研究，已被包括在前一部分谱学史的研究成果中。在此要述及的是有关今人家谱撰修的研究。四十年代末，潘光旦《说家谱作法》(《社会科学》[清华]5卷1期，1948年)一文专述了家谱的普通作法。1949年后，大陆不倡导修纂家谱，而在香港、台湾却保持了修谱传统，或为坊间工匠所编，或由族人自修。同时发表了不少有关修谱方法的文章，主要有易熙吾《家谱之征集和纂修》(《台北文物》6卷1期)、杜学知《家谱的纂修方法》 (《中国内政》4卷1期，1952年)、盛清沂《台湾家谱纂修之研究》(《台湾文献》14卷3期，1963年)、吕彼得《发展谱牒的研究与制作刍议》(《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1卷1期，1978年)、盛清沂《当前编修家谱之体例》(《台湾文献》29卷4期，1978年)、赵振绩《中国姓氏源流与族[祖]谱之制作》(《华学月刊》85卷，1979年)、何兆钦《谈台湾修谱活动》(《中央月刊》12卷3期，1980年)、王世庆《台湾地区族谱编纂史及其在史料上的作用》(《台北文献》51、52卷合刊，1980年)、李鸿儒《对当前氏族修谱之我见》(《东方杂志》14卷6期，1980年)、傅瑞萃《如何来填写自己的家谱》 (《陕西文献》46卷，1981年)、盛清沂《家谱制作浅谈》(《宗亲谱系学会年刊》69卷，1981年)、谱系学会《家谱制作方法简例》(《陕西文献》47卷，1981年)、李焕明《论现代家谱的制作方法》(《台糖通讯》72卷18期，1983年)。

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

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

●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

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

●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

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

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拳经”可以是真的。那时没有作假的必要吧。

当时还没有关于创拳的争议。“陈王廷创拳说”出自唐豪1935年发表的《太极拳根源》一书。

唐豪根据陈沟陈氏家谱中，陈森批注的第九世陈王廷“陈氏拳刀枪创始之人也”，以及家谱中有个“闷来时造拳”之句，再根据陈长兴教出了杨露禅，认为三百年前的陈王廷创了太极拳。

而，《乾隆抄本太极拳经》，首见于姚馥春、姜容樵著《太极拳讲义》（1930年上海武学书局出版）。认为“清初太极专家王宗岳，发明太极长拳，并著拳论，始有长拳、十三式之别”。

在章名为《太极拳谱释义》中的小标题，依次为《歌诀一》、《歌诀二》、《歌诀三》、《歌诀四》、《歌诀五》、《十三势》、《十三势歌诀六》、《二十字诀》、《十三势行功心解》、《歌诀七》。

其中，《十三势歌诀六》即《十三势歌》，它和《十三势行功心解》、《二十字诀》，都在杨家有传，已如前述。唯有歌诀一、二、三、四、五和歌诀七，在杨氏无传。

但，乾隆抄本的六首歌诀，在河南赵堡镇有流传。

这六首歌诀，是一个整体，我们把它与《十三势歌》分开，合称为“乾隆抄本歌诀六首”。

乾隆抄本的六首歌诀，每首歌诀后面都有解释文字。《歌诀五》后面的《十三势》的内容，实际是对《歌诀五》的解释文字。

这六首歌诀的解释文字，完全包含了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的内容。也就是说，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的内容，是六首歌诀的解释文字的一部分。

在河南赵堡镇有流传“乾隆抄本六首歌诀”，特别是赵堡太极拳传人杜育万，将六首歌诀的《歌诀二》及其解释传给陈家沟，被陈家载入陈鑫所著《陈氏太极拳图说》（1933年）之附录中，标题为《杜育万述蒋发授山西师传歌诀》，其内容与乾隆抄本《歌诀二》相同，但版式排列不同，它不是把一首歌诀的全部解释放在歌诀之后，而是把解释内容分别放在每一句歌诀的下面，其对应关系十分清楚。显然，这正是太极拳经的原貌。

乾隆抄本拳经、赵堡镇所传的相互印证，可见，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并非单独的太极拳经论，而是六首歌诀的解释，由于长期流传，使歌诀的解释与歌诀分离。歌诀解释中的“此系武当山张三峰祖师遗论”，“此论句句切要”，“察四两拨千斤之句”，“凡此皆是意”等语，都是指歌诀内容而言，从而揭开了太极拳经论中的某些难解之谜。我们可以称六首歌诀为“经”，歌诀的解释为“论”，这和许多注解古代经书的方式是相同的。如此而解------六首歌诀的作者，是张三丰；歌诀的解释者，便是王宗岳。

将这六首歌诀及其解释，按照乾隆抄本的内容和杜育万所传的格式，进行整理，也就是将张三丰的歌诀与王宗岳的解释按句对应，即可恢复原貌：

----------《太极拳经》----------

武当张三丰 著      山右王宗岳 解

歌诀一

顺项贯顶两膀松   

虚灵顶劲，气沉丹田。两背松，然后窒。

束胁下气把裆撑   提顶吊裆，心中力量。胃因开劲两捶争，开合按势怀中抱，七星势视如车轮，柔而不刚。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而己意先动。

五趾抓地上弯弓   由脚而腿，由腿而身，练如一气。如转鹘之鸟，如猫擒鼠。发动如弓发矢，正其四体，步履要轻随，步步要滑齐。

歌诀二

举步轻灵神内敛  

 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气宜鼓荡，神宜内敛。

莫教断续一气研 勿使有凸凹处，勿使有断续处。其根在脚，主宰於腰，形於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於腰腿求之。

左宜右有虚实处   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勿令丝毫间断耳。

意上寓下后天还   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譬之将植物掀起，而加以挫折之力，其根自断，损坏之速乃无疑。

歌诀三

拿住丹田练内功   

拿住丹田之气，练住元形，能打哼哈二气。

哼哈二气妙无穷   气贴背后，敛入脊骨。静动全身，意在蓄神，不在聚气，在气则滞。内三合，外三合。

动分静合屈伸就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屈就伸。

缓应急随理贯通 人刚我柔为之走，人背我顺为之黏。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之一贯。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

歌诀四

忽隐忽现进则长   

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愈长，退之则愈促。

一羽不加至道藏   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

手慢手快皆非似   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

四两拨千运化良   察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立如枰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率自为人所制，双重之病未悟耳。欲避此病，须知阴阳。黏即是走，走即是黏，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本是舍己从人，多误舍近求远。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

此论句句切要，并无一字陪衬。非有夙慧之人，未能悟也。先师不肯妄传，非独择人，亦恐枉费工夫耳。

歌诀五

极柔即刚极虚灵 

极柔软，然后极坚刚。能呼吸，然后能灵活。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馀。

运若抽丝处处明   全身意在精神，不在气。有气者无力，无气者纯刚。气如车轮，腰似车轴。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藕断丝亦连。

开展紧凑乃缜密   心为令，气为旗，腰为纛，先求开展，后求紧凑，乃可臻於缜密矣。

待机而动如猫行   牵动往来，气贴背，敛入脊骨。内固精神，外示安逸。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

歌诀六

掤捋挤按四方正   

长拳者，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也。十三势者，掤捋挤按采挒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合而言之，曰十三势。

乾坤震兑乃八卦进退顾盼定五行   掤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挒肘靠，即乾坤艮异，四斜角也。进退顾盼定，即水火金木土也。

以上系三丰祖师所著，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

千载寺唐村《李氏家谱》、王宗岳家族谱这个难以查证吧。

即便是陈家沟的家谱和拳谱，据有关人士悉知，陈家沟人报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资料，拿到荣宝斋鉴定，结果是；纸是民国的，墨是现代的，拳谱没有超过同治年间的。

陈王廷，之前说是明末战将，后来说是乡兵守备。有专家推论---陈王廷出生最早也应在1620年-1625年左右。这样才有可能是“明庠生,清入武庠”双庠身份。这样，在1641年当乡兵守备的时候是20岁约1636年（崇祯九年），陈王廷乡试落第，1639年在玉岱山认识李际遇、蒋发。1647年后，清朝文庠生，会写文章但没留下笔墨文字。

千载寺唐村《李氏家谱》当地可能传有十三势，但其中的“十三势拳谱”可能后来编入的吧。几乎与杨氏太极拳一样，其实早期的杨氏太极拳并不是这样吧。博爱义沟流传的十三势，更像赵堡太极拳。

唐村《李氏家谱》“十三势拳谱”：

  揽雀尾、单鞭、提手上势、白鹅亮翅、搂膝拗步、手挥琵琶、搬揽捶、如封似闭、抱虎归山、揽雀尾、肘底看捶、倒辇猴、斜飞势、提手上势、白鹅亮翅、搂膝拗步、海底针、扇通臂、撇身捶、卸步搬揽捶、上势揽雀尾、单鞭、云手、高探马、左右分脚、转身蹬脚、进步栽捶、翻身撇身捶、反身二起脚、双风贯耳、披身踢脚、转身蹬脚、斜单鞭、野马分鬃、玉女穿梭、单鞭、云手、下势、金鸡独立、倒辇猴、斜飞势、提手上势、白鹅亮翅、搂膝拗步、海底针、扇通臂、上势揽雀尾、单鞭、云手、高探马、十字摆莲、指裆捶、上势揽雀尾、单鞭、下势、上步七星、退步跨虎、转脚摆莲、弯弓射虎、上步揽雀尾，合太极。

   李氏先辈抄件《十三势拳》名目，与宋远桥绪记《宋氏家传太极功源流支派论》中许宣平卅七式太极功，张三丰传张松溪、张翠山十三势以及太一山人珍藏、文山遁叟萧天石编辑《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中太极拳拳路势名相同。

关于太极拳的创始之说

（1）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此说最早见于李亦畲清同治六年(1867)《太极拳小序》的初稿：“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而在光绪七年(1881)的定稿中，则改为：“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但“太极拳始自张三丰”这一对太极拳起源的最早说法，至今仍为大多数太极拳派传人所宗。

（2）太极拳出自王宗岳。《清史稿·卷五O五·列传二九二·艺术四》(1928年定稿)：“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自山西王宗岳至清末，传习者颇众云”，这是太极拳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另有王宗岳发明太极拳之说，见于1930年出版的姜容樵、姚馥春合编《太极拳讲义》：“清初太极专家王宗岳，发明太极长拳，并著拳论，始有长拳、十三式之别”。

（3）王宗岳传太极拳。此说即王宗岳传蒋发，蒋发传陈长兴，1943年夏《北平晨报》载《王矫宇访问记》，述王宗岳收蒋发为徒之事甚详，王矫宇为杨班侯的弟子，谓此事“闻之禄禅先生”。

（4）唐许宣平传太极拳，和南梁程灵洗创太极拳。民初宋书铭传出《宋氏家传太极功源流支派论》(其远祖宋远桥著)，称其家传太极功“授自唐代于欢子许宣平”，“又名长拳者，所云滔滔无间也。总名太极拳三十七式”。又云“程氏太极拳术，始自程灵洗(梁元帝时人)”。

（5）明陈沟陈卜创太极拳。此说最早见于1933年开封开明印刷局出版的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明洪武七年，始祖讳卜耕读之馀，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

（6）陈王廷创太极拳。此说出自唐豪1935年发表的《太极拳根源》等。唐豪根据陈沟陈氏家谱中，陈森批注的第九世陈王廷是“陈氏拳刀枪创始之人也”， 还有种种疑问的“闷来时造拳”之句，再根据陈长兴教出了杨露禅，得出个结论，就是三百年前的陈王廷创造了太极拳。

太极拳的最早起源，诸说为何如此之多？根本原因在于，太极拳作为一种拳法，决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