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和~~~里面的渑池相会~~~（史记--廉颇蔺相如转）

大约讲得是秦赵两国的君王在渑池相会，双方都借机奚落对方

赵王在蔺相如的示意下让秦王击打缶（一种乐器），记录到本国的史册之上，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国威，当然也有回击秦国嚣张气焰的意思，在这之前，秦王让赵王鼓瑟，并让史官记录了下来

一首白头吟教“现代夫妻”如何维系自身婚姻如下：

从古至今有着不少的能人志士，他们都因自身的杰出成就，得以名垂青史，使得后人铭记。但俗话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即使再有才情的骄子，也终得为人妻，为人夫。这其中有着不少的才子佳人因一段白头之情得以传颂千古。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就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也都得到了后世的万载夸赞，直到现在也堪称是一对模范夫妻。“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用他们的旷古爱情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美好传说，也为后世的夫妻做出了榜样，直到今天他们那种相濡以沫的相处之道仍值得现代夫妻借鉴。

现在就让我们推开竹林轩窗，斟一杯青梅佳酿，弹一曲凤求凰，重返司马相如的琴台之上，去见证这段绝世的唯美爱恋，为后世夫妻娓娓道来他们之间那种鱼水相依的感情。

一曲凤求凰，抱得文君归

时逢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司马相如因梁孝王去世，不得已再次返回成都，奈何司马相如家境贫寒，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无奈只能去投靠他的好友——临邛县令王吉，这司马相如也知道这王吉并不是真心对他，但无奈在没有别的去处，也只好住下。

当时的临邛县富人居多，是个典型的富豪聚居地。桌王孙就是有名的一个，卓王孙有一女儿名叫卓文君，风姿绰约，诗词歌赋更是无所不精，在现代也是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由此可看出她的魅力是极大的。这天，卓王孙设宴款待王吉和司马相如，周围更是高朋满座。

也不知是司马相如得知这卓府有一美人而故意前来，还是恰好缘分使然，司马相如在宴会上弹奏了一曲凤求凰。要知道卓文君尤其喜爱歌赋，听了司马相如的曲子，瞬间便倾了心，没几天便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了。卓王孙也就此与女儿断绝了关系，不再来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开始了他们俩艰苦的爱恋。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汉书》则是班固所著。《史记》和《汉书》无论在历史观点、语言风格或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司马迁作《史记》，虽以孔子作《春秋》自许，但他却不赞成《春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於帝王贵族的罪恶，都能据实的揭露出来。他又不以成败论人，如把陈涉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们很高的历史地位。《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其立场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所以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在语言运用上，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具有通俗流畅、浅易近人的特徵。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赋家，重铺排，尚藻饰，并多用骈偶句法。史家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指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风格。（3）《史记》参考各种史料文献，贯通和总结自有史以来至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历史，运用「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只记载西汉一代史事，其体例多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虽不及《史记》规模宏伟，但由於时代只有二百余年，加以有《史记》作参考，故所记史事较为详尽。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体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东阳[东阳，读音作dōng yáng(ㄉㄨㄥ ㄧㄤ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山东省昌乐县。

东阳邑，古称营陵、营丘，原为殷商莱国之地，西周初期，该地区被赏赐给姜太公，莱国不服，屡次与姜姓齐国争夺该地区。

齐灵公姜环十三年(公元前569年)，齐灵公派大将军晏弱率军侵取莱州，占领营丘，灭了莱国。之后，晏弱在其地修筑了庞大的军事基地，命名为东阳城，故址在今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乔官镇以东一带。自此，东阳成为齐国的一个军事重镇。

在春秋时期，驻扎在东阳城的军民中，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山东省费县。

费县，古称鄪地、鄪邑，在上古系少皞的属地，西周初期属于青州。

公元前1056年，徐州之戎和淮浦之夷联合起来进犯鲁国，周公姬旦的儿子鲁侯伯禽率领诸侯讨伐，在鄪地告诫军士。史官记录了当时伯禽的誓辞，名为《费誓》，这是最早记载费地的文字。在西周初期，鄪地自为一国，为鲁国的附属国。

大致在周宣王时代，周王室封鲁懿公姬戏之孙为鄪伯，鄪地自此成为伯国。在史籍《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费伯帅师城郎”，说明在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前712年在位)时鄪地仍为伯国。

至鲁桓公姬轨执政时期，鄪国沦为鲁国的一个邑。

鲁僖公姬申元年(公元前659年)，鄪邑成为鲁国上卿季友的私邑，又叫采邑。随着鲁国公室的逐渐衰微，到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7年)以后，姬季友的后裔季孙氏据鄪邑自立为国，称费惠公，因鄪邑在鲁国东北部地区，因此又称东阳公。

齐威王执政时期(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费国曾一度被齐国所吞并，齐威王改其为武城即南城，并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军。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前后，费国又被楚国吞并。西汉初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始置县，属东海郡，至今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战国时期，该地住民中即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邢台﹑邯郸之间。

在史籍《姓苑》中记载：“东阳姓，此出于东阳郡也。”

周威烈王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东阳邑归属赵国。

到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出兵攻打赵国，大将军王翦身先士卒，一举攻下赵国重镇井径(今河北井径)。

之后，王翦率上地兵(今陕西北部)，羌瘣率羌兵出井陉，杨端和率河内兵(今河南新乡)，分由南北夹击赵国都城邯郸。赵幽嫪王赵迁派大将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李牧采用筑垒固守，避免仓促决战的方针。秦军屡攻不胜，形成相持。

后王翦利用赵王迁庸碌无知、其宠臣郭开贪财好利和嫉贤妒能的弱点，使用反间计。一方面停止进攻，保持对峙，派使者去赵营见李牧谈和，一方面派间谍携重金潜入赵都，贿买郭开，散布流言，诬告李牧私自与秦讲和，相约在破赵后分地代郡。昏庸的赵王迁听信谗言，遂命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为将。李牧拒不受命，被赵王迁杀死。由于李牧治军有方，爱护部属，在边防与官兵共同生活、战斗多年，颇得士心，在他被杀后，赵国军队人心涣散，部队纷纷解体。

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农历3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领了东阳一带，赵军大将颜聚惧怕逃走。到农历10月，王翦、羌瘣合军攻破邯郸，俘虏了赵王迁，并率兵驻扎于中山地区，准备对燕国下手。

赵国灭亡后，秦始皇将东阳之地设为东阳郡，居于东阳之地的原赵国住民，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战国时期楚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县制的县份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春秋时期，盱眙古名为“善道”，属于吴国，曾是春秋各路诸侯会盟的地方。

到春秋末期的周元王姬仁三年(公元前473年)的农历6月，越王句践灭吴国，盱眙归属于越国。

战国时期的周显王姬扁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楚国东侵，楚宣王熊良夫在灭越国之后扩地至泗上，盱眙成为楚国的东阳邑。

在战国时期，东阳邑住民中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汉朝时期东阳侯张相如，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汉朝时期开国功臣张相如的侯爵称谓，封赐于东阳郡婺州。

西汉王朝到西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在太尉周勃的扶持下即位执政，他登基后即下决心要对付一直侵扰汉廷西陲的匈奴，曾坚持要御驾亲征匈奴。

臣子们慌了手脚，请出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由于薄太后的极力反对，使得汉文帝不得不放弃了亲征匈奴的计划，而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全权负责指挥前线对匈奴作战。

当时，匈奴老上单于指挥匈奴骑兵已经深入汉地数百里，前兵锋头离长安城只有八十里。在得知东阳侯张相如集结了十万人马，并调动匈奴军附近的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三郡汉军源源不断地进驻时，老上单于果断下令撤退。在张相如统率十几万大军出兵时，匈奴军早已经一溜烟跑远了。

张相如举棋不定，谨慎过度，琢磨好久后率大军空手而归。

汉文帝心中明白，无论是张相如，还是周舍、张武等人，皆非大将之材，所以劳师而无功，徒令匈奴人耻笑。催后撤了张相如的职务，起用并培植了周勃之子周涯夫。

在东阳侯张相如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爵位称号为姓氏者，称东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东阳王拓拔·丕，属于以爵位称号为氏。

北魏武卫将军拓拔·谓，是北魏烈帝拓跋·翳槐的第四子。

史书记载，拓拔·谓宽雅有将略。常从北魏道武帝征讨，有功，除武卫将军。其子拓拔·丕，在北魏太武帝时从驾临江，赐爵兴平子。北魏献文帝即位后，累迁至侍中。

当时丞相、车骑大将军拓拔·乙浑谋反，拓拔·丕以奏闻，诏收拓拔·诛之，功迁尚书令，改封为东阳公。到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再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公。

拓拔·丕有个儿子叫拓拔·超生，一直为北魏孝文帝喜爱。北魏孝文帝曾车驾亲幸拓拔·丕的家，以其执心不二，诏赐拓拔·丕入八议，传示其子孙，允许犯罪百次，听责数恕之(犯一次减一次，一百次以内皆饶恕其罪)。

在拓拔·丕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爵称号为姓氏者，汉化称东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东氏、阳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东阳太守沈约，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东阳太守、尚书仆射、太子太师沈约。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先后在南朝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传说沈约左眼两个瞳仁，腰上有紫色胎记，聪明过人。他的祖父沈林子、父亲沈王璞都曾担任高官，后父亲被南朝宋国所杀，沈约只好到处“潜窜”、“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积累了二万卷书。他母亲怕他过分勤苦熬夜损坏身体，常常减少一些灯油，他于是白天读书，晚上背诵，终于博通群籍，文才粲然，名声显赫一时。后来被济阳蔡兴宗、安西晋安王、齐文惠太子、竟陵王等显贵赏识和提拔，直晋到担任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宁朔将军、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显要职位。

随后，沈约协助南朝梁武帝萧衍谋划和夺取齐国大位，建立了南朝梁国。在建立南朝梁政权的过程中，沈约曾连夜草就梁武帝的即位诏书，后来连南朝梁武帝自己都认为成就自己帝业的就是沈约和范云两个人，于是沈约被南朝梁武帝任命做了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重职，同时分封为“建昌县侯”，并将其母亲谢氏封为“建昌国太夫人”。后沈约又担任了更加显赫的职务。

沈约是南朝时期一代文学巨豪，创造了诗歌格式上的“永明体”，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著述了《晋书》一百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还有《四声谱》等。

沈约还养了一代文杰，即著名的《昭明文选》之作者南朝梁昭明太子萧选，当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皆选用他的一些美轮美奂的诗文。尽管后世有的诗评家认为他的诗歌不如鲍照、谢灵运，但是在撰写“美文”方面，沈约算得是中国历代文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梁国建立的第二年沈约的母亲去世，南朝梁武帝曾亲自上门吊丧，进行慰勉，封赏并挽留他继续工作。

沈约不喜欢喝酒，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他的地位极端显赫，自己却非常朴素，每次被加官，他总是推辞再三。沈约的性格是澹泊自甘的，他在“东田”盖了一幢房子，一眼能够眺望郊外田野，在那里他曾经写下三千余字的《郊居赋》，不但铺陈景色汪洋恣肆，也写出了自己“伴君如虎”、隐居保身的心情，文笔极端细腻生动。

沈约为人低调，作官一直战战兢兢、勤谨持惴，但最终还是不能免祸。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他的言辞皆不合南朝梁武帝的胃口，皇帝因此对他产生了不满，于是沈约“忧惧而逝。”

沈约逝世时，他的嫡子沈旋当时已担任了高官，南朝梁武帝免除了他三年守丧之礼，坚持要他在朝为职，直到沈约的妻子过世，才放沈旋回到封地“建昌县”。后来，沈旋又辗转为官，最后还是回到建昌，担任了“招远将军、南康内史”，当时百姓们皆称颂沈旋的清廉。沈旋逝世后，沈约的孙子沈实接班，继袭“建昌县侯”。

唐朝初期，著名的史学家姚思廉和他的父亲姚察皆非常崇敬沈约，在所著史籍《梁书·沈约传》中，高度赞誉了他的人品和文品，评价他“高才博洽、一代英伟。”姚思廉在《梁书·沈约传》中记载：“沈约，永明末出守东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曾因操劳过度，日渐消瘦后，被世人以‘东阳销瘦’、‘东阳瘦体’称之，形容其体瘦。”《梁书·沈约传》中还将沈约的《郊居赋》完整记录下来，后世的许多成语皆出自该赋。

在沈约的庶裔中，有在南朝梁国被陈霸先所灭之时举族迁逃，随南朝梁武帝的孙子萧詧曾在江陵地区建立了西梁政权，传三帝后，西梁政权亡于隋文帝杨坚，沈约的庶裔子孙有改以先祖“东阳太守”之官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再后有改单姓杨氏者。

二历史名人：

东阳无疑：(生卒年待考)，著名南朝宋散骑侍郎、文学家，著有《齐谐记》七卷。

注：

在南朝宋政权的官历牒册中未查到“东阳无疑”其人，因此不敢断定其为南朝宋人。此处为抄录史书旧说。

以下是蔺相如言行的一些句子和主要意思：

1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这句话表明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恩怨于次要位置，展现了他高尚的爱国情操。

2 “王若弗从吾计，是负能明其外带吾君，是不忠也”： 这句话中蔺相如以巧妙的言辞和严密的逻辑，既让赵王同意了他的计策，又让廉颇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口才。

3 “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蔺相如面对秦王时的勇敢和决心，他甚至准备以生命来保护国家的宝物。

4 “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来朝。’”： 这句话充分展示了蔺相如的机智和胆识，他不仅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也让秦王对他无可奈何。

以上是蔺相如言行的一些句子以及主要意思，他的言行举止充分展现了他的智勇双全、忠诚勇敢的品质，他为了国家利益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