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春秋晋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至今仍被奉为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楷模。王允、温峤、温大雅、王珪、王维、温庭筠，王溥、罗贯中、戴廷栻、渠本翘等历史人物，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对人类社会进步，对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共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武克鲁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令日军闻风丧胆。明清两代，考取文、武举人就有二百八十人，文、武进士十六人，唐、汉状元各一人，在春秋时期，祁人狐偃犯曾是辅佐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的心腹重臣；有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流芳百世的祁奚大夫；在汉代，有足智多谋、巧使‘连环计’的司徒王允；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忠烈侍衔史温序；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文韬武略、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温峤、王玄漠、王僧辩；有开国元勋温彦弘、温彦博、温彦将三兄弟；还有激浊扬请、嫉悪好善的著名谏臣王珪；有初唐诗坛泰斗王绩、王勃，中唐田园诗人王维，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五代乱世，还出了名宰相、史学家王缚；元末明初闻名中外的大文学《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乃祁县河湾村人氏，够人杰地灵吧。（有的可能有争议）　祁奚　字黄羊，大约生存于晋灵公至平公时代（公元前620-公元前532年）。春秋时晋国大夫，任中军尉。公元前570年，请求告老，推荐了他的仇人解狐接替他的职务。不料，未及任命，解狐便猝然去世。祁奚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当时人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后世也把他奉为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楷模。阎名村北有祁奚父子墓。　王允　东汉末大臣（137-192），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即位，任为司徒，后与吕布密谋诛杀董卓，不久，为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所杀。故里修善村有王允衣冠冢，供后人凭吊。戏剧《凤仪亭》即由他的故事敷演而成。　温峤　东晋大臣（288-329），初在并州为刘琨谋主，抵抗刘聪、石敦等异族侵略。明帝即位后，任中书令，很受朝士推崇。王敦专制朝政，他与庾亮平定苏竣、祖约之乱。不久病故于武昌。会善村旧有“温峤故里”、“温峤绝裾处”两座石牌坊。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根据温峤轶事，写成杂剧《玉镜台》。　温大雅　唐初大臣（？-627），字彦宏。公元617年，帮助李渊自太原起兵反隋，任命为大将府记室参军，专掌文书，李渊即位后，大雅关黄门侍郎。李世民诛建成、元吉。大雅曾贡献密策。世民即位，大雅官至礼部尚书。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述李渊起兵反隋至即位之事颇详。　王维　唐代诗人、画家（701-761，一作698-759），字摩诘。开元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安禄山陷长安时，曾受伪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尚书右丞。晚年居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他早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其作品主要为山水诗。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具有独特风格。兼精通音乐、善绘画。北宋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董其昌推他为“绘画之祖”，并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著作收入《王右丞集》。　温庭筠　唐代诗人、词人（约812-866）。本名歧。字飞卿。文思敏捷，精于韵律，参科举考试限押官韵，他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仕途不得志，只作过国子助教一类小官，其诗词藻华丽，仅少树作品对时是政有所反应。词多写闺情，风格浓艳。现存词60多首，为唐诗人数量最多者中。其词大部分收入《花间集》。　王溥　五代后周和北宋大臣（922-982），字齐物。后汉乾佑进士，后周太祖时官中书郎，平章事。世宗时为参知枢密院事。恭帝时，加右仆射。北宋初，任宰相，进位司空。一生好学，有藏书万余卷，著《唐会要》100卷，《五代会要》30卷，开史学“会要”体例之始。　戴廷栻　明末清初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学者和藏书家（1618-1691）。明亡，建立丹枫阁，交结顾炎武、傅山等，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的。“一时名满天下”，一生著述很多，现仅有《半可集》传世。　渠本翘　光绪十八年进士（1862-1919），1903年任外交部驻日本横滨领事。1904年任山西大学监督。1905年创立祁县中学，1906年，清政府将山西省阳泉等地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全省各界群起保矿，共推渠本翘为山西保晋公司经理。1907年斗争胜利，赎回矿权并创建了山西省的煤炭开采业。　武克鲁　中国***员，民族英雄（1921-1945）。祁县独立营营长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夏家堡村人，祁县中学毕业。抗战初期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英勇善战，功勋卓著，敌人闻风丧胆。诸如“一颗子弹打鲁村”、奇袭古县据点“等战斗，都是在他指挥下制胜的。1945年6月6日，夜宿来远镇阎家山村，被敌人包围，在掩护战友突围中、壮烈牺牲。

崔希逸，唐玄宗开元年间名臣名将，一生政绩卓著，在唐王朝对吐蕃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执掌一方兵权。但是，在两《唐书》中都没有为其立传，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其一，崔氏在隋唐时期是很有影响的名门望族，有唐一代，崔姓之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宰相二十三人。” 但是，查阅所有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按照常理来说，有官至如此高品（凉州都督为从二品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记著其人的。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

其二，河西节度使使所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咽喉部位，是唐代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的必经之路，也是切断唐王朝两大边患——吐蕃和突厥联系的最重要的闸门。“节度使”的职官名号也肇始于河西。 唐代中央政府对河西节度使（惯例皆兼任凉州都督）的选任是非常慎重的，出任此职的一般都是一代名将。检《唐方镇年表》，有史可载的河西节度使共二十六人，其中两《唐书》有传者十六人，除遥领其职的李林甫外，其余皆为骁勇善战之人。

根据以上所述，史料中事迹并不少的崔希逸在两《唐书》中无传，确实是一件很值得探究的事情，我们也只能从各种史书零碎的记载中去探究崔希逸其人其事了。

史书中崔希逸出现的最早年代在唐玄宗开元九年，他是作为当时的名士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旧唐书 李憕传》载：

（开元）九年，（张说）入为相，（李）憕又为长安尉。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业、宇文顺、于孺卿、李宙及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

《唐会要》中也有载：

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奏万年县尉崔希逸充劝农判官。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仅能看出，崔希逸在开元九年被辟为劝农判官，摄监察御史之前为京城长安的万年县尉（从八品下），并且因为某种良好的品行被人看作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在此之前的事迹根据现有的史料就不大可考了。

对于宇文融括田户之事，《通典》中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

（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令融充使推句，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冰、张均、宋希玉、宋询、韦洽、乔梦松、王诱、徐楚璧、徐锷、裴宽、崔希逸、边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将茂、刘日正、王焘、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勋、卢怡、库狄履温、贾晋、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阳翟县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并上疏，盛陈烦扰不便。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憬遂贬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

其中“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这句话比较重要，也符合中唐以后选官制度变化的历史事实，崔希逸也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因为在这次去地方检括户口中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得户八十余万”），崔希逸和其他人一起“并迁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在传世著名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碑阴题名殿中侍御史兼内供）上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名字。

其后崔希逸的事迹出现了一个空白的时期，直到开元十八年才再次出现在了史书上。《旧唐书 食货志》载：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

这时的崔希逸已经官至郑州刺史（从三品），由御史台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乣视刑狱，肃整朝仪” 的监察御史，变成了一个地方大员。郑州，州治即在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江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冲。开元时全州有户六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乡一百二十四。 郑州当时也是漕运所经过的重要州郡之一，正因如此，玄宗在采纳了裴耀卿的建议之后任命了崔希逸为河南转运副使。崔希逸也不辱使命，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裴耀卿入相后，崔希逸接任了河南转运使，卓有成绩，“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在此之后，崔希逸的生平再次出现了一段空白，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开始的与吐蕃的战争。开元二十四年秋，崔希逸以中书省重要官员（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任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 开始了他最为煊赫也最为怅恨的戎马生涯。

唐与吐蕃这次冲突缘起于吐蕃对唐在西域的藩属勃律的占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载：

其年（开元二十四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吐蕃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边患之一，一直威胁着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正常联系，并在后来最终切断了这种联系。开元年间，吐蕃一直在陇右地区进行骚扰，意图截断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并联合突厥来威胁唐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河西走廊心脏部位的河西节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具体到这一时间，吐蕃当时并没有对唐进行主动的进攻，两国边境保持着相对的和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崔希逸才做出了一件让自己愧恨终身的事情。《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记载：

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抅，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在当时两国相对和平等情况下，为方便百姓考虑，崔希逸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第二年，崔希逸侍官孙诲入朝奏事，为了取悦皇帝，他妄言建议趁吐蕃不备掩杀之。处在吐蕃攻灭勃律气头上的玄宗听信了孙诲的话，派了一个太监赵惠琮和他一起回了凉州（河西节度使驻所）。到凉州后，两人矫旨要崔希逸发兵掩袭吐蕃。身不由己的崔希逸只好听命，在青海（今青海湖）大败吐蕃，杀伤无数，乞力徐逃归本国。 吐蕃因此大怒，两国关系从此开始恶化，战乱不断。

开元二十六年，吐蕃大兵入寇河西，崔希逸出于职责所在，领兵拒战，并大败吐蕃。但此时他的心里是痛苦的，失信于人，尤其是失信于一个如此信赖自己的敌方将领（“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令他愧疚难当。不久之后他就被迁官内地，任河南尹（从三品）。这其中原委，可能也正缘于此。 没过多久，崔希逸就郁郁而终了。对于他的死，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尽相同。

《新唐书》载：（崔希逸）既而与惠琮俱见犬祟，疑而死，诲亦及它诛。

《旧唐书》载：行至京师，（崔希逸）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

《资治通鉴》载：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新旧《唐书》的记载比较离奇，但符合古时人们的那种宿命心理。不管见没见到白狗作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崔希逸是由于对失信于人的愧疚郁郁而终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古代人的观念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周边的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戎狄，与汉人相比，是低一等的。对待这些少数民族自然就可以不择手段，历史上的这种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崔希逸这种“迂腐”的想法自然是不能被别人所理解的，在史官的眼里，他的死也是不值得去同情的。这可能就是正史中都没有为其立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一点也可以从正史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中得到佐证。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唐书》吐蕃传的记载较为详尽外，其他几处对这次战役只是寥寥几笔提过，绝口未提这次战役发生的原因何在。甚至在记载中对这次掩袭的成功带有明显的炫耀口气：

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这里面就明显的带有中原汉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在这种观念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崔希逸的那点信义也就不足为提了。

从正史中这些零散的崔希逸的生平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才能卓越、文武兼备的人。从其他史料中对他其他一些事迹的记载来看，在人品上，他也是值得为人称道的。《大唐新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

这种能够褒前任之美而非据为己功的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贤才。《太平广记》中，也收录有一条关于崔希逸的故事：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骑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如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以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由来。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做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

在这个故事里，崔希逸成为了地府中的一个判官，类似于钟馗的形象。在这里恰恰反映出了人们对真实历史中崔希逸其人的认识和评价。出仕于名士，终世于信义，隐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崔希逸，尽管在正史中没有取得一席之地，却赢得了后人的理解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