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宋姓是全体宋氏人的统称，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宋姓同胞。由宋姓改为旁姓或由旁姓改为宋姓的兄弟氏族，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溯本追根，都是龙的传人。

阅史籍典章，考源流出处，查宗谱家乘，方知氏族之根。宋氏系出黄帝，来于子姓，源自商丘，以国为氏，尊奉殷微子启为开姓始祖，血缘则系于微子启之弟微仲衍。故本文自启公立国开姓，仲衍续承之始，择其关系较重者试述派生姓氏之因，以供探寻根源参考，是所望于后之君子。

武氏：《风俗通义》载，春秋时宋戴公撝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在前七四零年以其谥号为姓，称武氏。根系发祥于河南（见商丘戴氏家谱）。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而潘金莲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史载，武、潘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

武大郎，本名武植，父母早亡，自幼家贫。武植之墓，早已被人发掘，他身高七尺，经科学测验，身高起码在一米八以上，是一位读书人。考上进士，后当上县令。他在任期间兴利除弊，清正廉明。

武大郎的配偶潘金莲，出身名门，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武大郎一心一意。早在武大郎还未中进士前，潘金莲不顾家人反对接济他。武大郎金榜题名后，这段良缘终成正果。

历史上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的阳谷县县令武植，并不可能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病死的施耐庵所写的武大郎的原型。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曾经在山东阳谷县做县令，他少年时候的盟兄弟王某家败破落，逃难到他那里，希望看在多年情谊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武县令平时就乐善好施，对这位落于窘迫的兄弟自然招呼倍至了。

王某却不知道武大郎已经暗中为其在原籍盖房修屋，久不见武兄弟资助，便愤然离去。这一走不要紧，他却遂生邪念，忘恩负义，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县令恶意中伤污辱诋毁之能事。加之曾被武大郎治过罪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武大郎的清官形象从此被毁于一旦

扩展资料：

武大郎外界评价：

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今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即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其妻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

史载，武氏夫妻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似，衣食难济。

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 。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参考资料：

—武大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