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加快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调查思考

　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

　要把思想引导与价值观的引领有机融入到文化活动中，注重活动多元，让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有效融入群众生活;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全县加快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调查思考。希望大家喜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无疑是先导和引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植根于乡村生活、迥异于城市文化的传统文化形态，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强烈人文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让每个乡民真切地体会到“根脉”，寻找到乡愁。费孝通先生曾言，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绵延一生的文化记忆。乡愁在，人生尚有来处;记忆在，乡情仍有归途。如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这理应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一道“必答题”。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定位，打好“建、管、用、育”组合拳，全面推进文化大礼堂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文化大礼堂23家，正在建设51家，逐渐成为老百姓延续乡情乡愁、凝聚民风民心的“精神家园”。

　一、当前农村精神文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消极腐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行为肆意在农村沉渣泛起。

　当前，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地区呈泛滥趋势，一些农民在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把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归因于受到神灵的庇护，而不是党中央的惠民政策 ，这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村工作的开展以及党的事业的发展，也给一些非法宗教、邪教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非法宗教、邪教组织打着合法宗教的旗号，肆意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对农民的精神世界造成侵蚀，使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的农民拒绝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此同时，随着宗教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多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在农村蔓延滋长，在一些地方，重修祠堂、庙宇等成为时尚，严重干扰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据统计显示，全县60岁以上老人约232万人，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约6万人，加入教会的人数多达37万，约占全县老人总数的16%，且呈现增长趋势。

　(二)长期贫瘠的精神文化生活，助推了各类教会的快速发展。

　长期以来，“政府送餐”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常态，从道具、舞台到服装、演员均由政府包办，基层干部没有变“送餐”为“点餐”的意识，更没有引导和培训群众自己动手做“快餐”。由于“菜不合胃口”，群众对“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不感兴趣，常出现“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尴尬局面。虽然探索组织地方自产的“周末大舞台”等，但因各种原因，缺乏持久吸引力，群众多以扑克掼蛋、打小麻将日常娱乐。虽然各村都配备了农家书屋，但绝大多数是“金屋藏娇”。由于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致使部分群众转向宗教寻求慰藉。以立仓镇陆瓦房村为例，该村离市区较远，居民大多务农，户籍在册3700多人，但常住居民仅1800多人，且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居多，固定信教群众达200多人。

　(三)基层文化重视程度不够，群众思想价值观念日趋复杂多元。

　乡村承载乡愁，是许多人的精神原乡。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有些地方经济发展了，文化却荒芜了，乡村文化短板日益突出。有的把乡村文化建设简单等同于文化墙，忽视对村民的文化培训，一些老艺人、老匠人手头的手艺、民俗无人传承。有的村小楼建起来，环境美了，却没有富脑袋，市场经济追逐私利的特性，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群众原本淳朴善良的本真，代表正能量的道德约束力越来越微弱，金钱和权势在社会价值评价的权重上升。调查显示，有42%的农民赞同“想办法同时实现集体和个人利益”，只有9%的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成全集体利益”，74%的人认为“有钱好办事”，38%的人认为“有钱就有地位”，43%的人认为，当前农村缺乏创业精神，妄自菲薄、小富即安等思想严重，78%的村民选择“赚钱后盖房娶妻”，只有7%的村民选择“积累资金，扩大生产”。

　二、解决路径：让文化礼堂成为新时代农民群众的精神殿堂。

　2016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以来，×××县围绕“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功能定位，打好“建管用育”组合拳，打造了集文体娱乐活动、思想道德建设、知识普及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已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一)因地制宜“建”，彰显区域特色。

　农民文化大礼堂的建设，首先要弄清楚建在哪，怎么建选址定位上，应优先考虑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的位置。功能定位上，不管改建、扩建还是新建，布局应寻求村民文化需求与上级要求的契合点，以实用便民为原则。在区域特色方面，可利用辖区资源禀赋，广泛收集村史村情、乡风民俗等历史资料，合理布局展示。

　目前，全县23个省级美丽新村均按照标准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文章系壹号秘书微信公众号原创发布，侵权必究。比如，×××乡村文化大礼堂，设置了村民自治模块(党群活动中心、乡贤议事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应急广播室等)、文化娱乐模块(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文化讲堂模块及大礼堂模块。×××村文化大院，设置了综合文体广场模块(配置必要的户外健身器材和大舞台，供体育健身、文艺演出、露天**放映等活动使用);文化墙模块(可展示村史村情、先贤故事、家谱家训、村规民约、好人榜等内容);乡贤展览室;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等功能。

　×××社区文化大院，不仅具备公共服务、居家养老，还建有北冡文史馆，让人们参观学习的同时，记住×××的历史根脉，在历史穿越中领略×××的沧桑巨变。更可贵的是，乡贤自建文化大院，带动群众自娱自乐。如×××社区文化能人王佑斌，利用20年前办日化工厂留下的48间房子，经过简单装修整理，无偿为乡邻办起集休闲、娱乐、健身、阅读于一体的佑斌文化大院。如今，遍布全县农村的大化大礼堂，就像一束束火炬照亮乡村大地，滋润群众心田。

　(二)因势利导“管”，提升运行质量。

　在推动文化阵地建设中，规范制度是关键。2016年9月，县政府较早编制了《×××县文化礼堂五年建设规划》，对全县文化礼堂布点做了总体规划设计，明确了各乡镇(街道)文化礼堂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同时，先后印发了《×××县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县文化礼堂建设考核细则》《×××县文化礼堂星级评定管理办法》《×××县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方案》等5个规范文件，使文化礼堂建设工作更具方向性和指导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如经费保障、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等，为文化礼堂“定规矩”。健全投入保障机制。

　在管理经费方面，采取县级财政拨一点、乡镇财政补一点、村级能人捐一点的模式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建立专项基金，确保转款专用。探索长效管理机制。采取县指导、乡统筹、村为主三级管理体制，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聘请“乡贤文化能人”专人负责广场、礼堂、文化活动室等场所的日常管理，落实好活动开展、设施维护、安全管理等各项 规章制度 ，确保“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天天要开门”。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文化礼堂建设纳入乡镇目标管理考核和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实行动态星级评定制度，评定结果作为发放补助、设备投入等依据。同时，每年开展优秀管理员、志愿者、文化队伍等评选，激发工作热情，不断提升管理运行水平。截至目前，财政(县、乡)投入文化礼堂资金270多万元，专门用于文化礼堂提升、星级文化礼堂奖补、16名文化协管员工作经费等。

　(三)因众定制“用”，提升群众幸福感。

　农民文化礼堂贵在管理、重在使用。如何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让大礼堂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蒙城县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

　一充分利用文化礼堂的场所和平台，根据传统节日、地方民俗，结合礼仪活动、荣誉表彰等，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娱活动。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围绕传理论、传政策、传法律、传道德、传新风、传文化、传科技等内容，每月开展集中宣讲、故事宣讲、文艺演出等各类传习活动。乡贤议事中心每周围绕矛盾纠纷化解、公共事务管理、乡风文明建设、村情民意调研等内容开展活动;

　文化娱乐中心鼓励村里老艺人、文艺爱好者举办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小文艺演出、乡村春晚、民俗活动，各种趣味、益智体育比赛等;党群议事中心每月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乡风文明评选表彰活动;红白理事会结合移风易俗、重大节日庆典，开展乡情乡宴等活动;文化部门开展“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今年以来，共开展送**下乡1965场、送体育活动下乡1650场、“送戏进万村”演出410场，文化资源共享活动1260场，举行蒙城县首届农村文化礼堂健身舞巡演活动20余场，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二探索文化乐园的共建共享模式，如×××社区文化乐园，采取礼堂由演出公司负责管理，社区给予一定支持，实现演艺公司排练有场地，群众看戏有去处，管理资金少投入的多赢效果，形成“场地用起来，喇叭响起来，舞台跳起来，礼堂活起来”的生动局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放眼蒙城各乡镇，××ד村晚”扬琴表演、小车旱船舞、舞狮、唢呐、葫芦丝活动开展红火;双龙社区的段素兰、柳义和夫妇组建了“自乐班”草根文艺队到各村演出;×××集镇的12支唢呐班子，×××非遗传承人×××的大鼓书等等。如今，活动丰富的文化礼堂，正悄然改变着乡村生活，一批充满乡土气息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不仅点燃了乡村文化的火种，也为乡民心灵安放提供了精神寄托。

　(四)因材施教“育”，筑牢文化根基。

　变“送文化”到“种文化”，真正让文化乐园“活”起来必须加强乡土文化人才培育。针对全县宣传文化队伍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分布不均的现状，×××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对加强群众文化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管理机制及工作要求等进行了顶层设计。《通知》要求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技术比武、实训、交流、论坛等多种方式，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文化辅导员艺术创作、艺术编导、手工技艺等分类业务培训，推动群众文化体育辅导员不断提高综合素养，精通业务技能。

　一是加大对文化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挖掘草根文艺典型，提升文化大院的“文化味”，真正让农家小院“种”出大文化。截至目前，我县群众文化辅导员共有1090人(其中：文艺骨干207、社会文艺团队428人、教师226人、大学生村官29人、学生114人、基层文化工作者86人)。二是多领域借力文化志愿者。成立以乡镇文化站为主体，牵头组建文艺团队，用政策吸纳当地文艺爱好者、退休教师、老干部、老党员等志愿者进入“朋友圈”，加入“交流群”。

　三是重视文化带头人培育。县文化部门牵头组建专家文化指导团队，与各村结对帮扶，挖掘培养一批乡土文化能人、文艺骨干。目前，全县在册各类文艺组织21个，已入库书法、美术、民间文艺、演艺等各类艺术拔尖人才156人,其中国家级会员39人,并进行跟踪培养;重视文化遗产挖掘、传承、保护，文章系壹号秘书微信公众号原创发布，侵权必究。已成功申报省级非遗项目8个,市级项目6个,县级项目36个，并确定非遗项目传承人68人;成立校园曲艺社团12个，组织举办“曲艺进校园”、“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成果展示展演活动19场次;举办基层文化人才培训班3期，受训360余人次。

　三、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县农村文化大礼堂通过整合基层文化服务资源，传承了文化，留住了乡愁，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焕发出乡风文明新气象，拓展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成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但与满足全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愿望，与上级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为此建议：

　(一)突出主体，精神为魂，强化农村文化礼堂的功能定位。

　人最可怕的是精神的缺失、信仰的丧失，建设文化大礼堂不能罔顾精神归宿缺失的问题。面对当下农村思想文化领域严峻形势，必须认识到农村文化礼堂不应只是一个由政府兴建，供大家开会、听报告、看演出、看**、看宣传栏的空间设施，而应是从一个村庄的文化传统和民众需求里生长出来的、村民可以在此寄托情感、获得精神安慰的文化空间，是一个村的灵魂之所在。各级党委要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礼堂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舆论阵地的高度、从道德教化的高度，注重把握思想性、教育性和传承性，挖掘传统文化，传播现代文明，突出价值引导。农村文化礼堂好比“村庄客厅”，在建设布局时，必须强化科学性、注重合理性，不论是新建的，还是改建的，要从有利于集聚人气的角度考虑好选址问题，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群众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避免搞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二)突出主线，内容为先，强化文化礼堂的内涵建设。

　在礼堂的管理和使用上，怎么管、演什么、效果怎么样，群众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激发内生动力，把文化礼堂的事变成群众“自己的事”，切实让群众创造、让群众表现，这样才能真正动起来、用起来、火起来。农村文化礼堂推动几年来之所以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就是因为通过发掘和整合乡村的历史人文资源，充实文化礼堂的空间内容，为基层群众打造一个精神可以寄托的家园。许多文化礼堂皆因发掘了当地几乎消逝的文化根脉和人文事迹而激动民心，引发群众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和自己先人的缅怀，重拾中断已久的精神联系，心灵的归宿感变得生动具体起来。同时，要做好文化礼堂的“礼”字文章，结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假日等文化礼仪活动，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自觉参与，让文化建设与村庄精神汇聚一起，使农村文化建设魂归乡土，接上地气。

　(三)突出主题，活动为要，强化农村文化礼堂的载体创新。

　要把思想引导与价值观的引领有机融入到文化活动中，注重活动多元，让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有效融入群众生活。如举办“农民丰收节”“中秋·梦蝶诗会”，开展春节祈福、重阳敬老、儿童启蒙、成人仪式等礼仪活动，开展名医进村义诊、司法调解进村庄，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使文化礼堂成为村民议事集会的重要场所。同时，培育和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热爱文化事业能人参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来，重视对农村文化能人的发掘和扶植，通过舆论引导、社会发动、政策扶持，积极培养基层文化工作的带头人和热心人。此外，还要强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运行保障，政府提供必要经费保障的同时，要探索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乡贤基金”“文化众筹”等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有效补充日常运行经费。

　时间在变、乡土再造刹那间，空间在变、乡村旧貌换新颜!愿我们温情脉脉的文化记忆与乡愁追思不变，让承载乡土、乡情、乡愁的文化大礼堂照亮返乡的“归途”。

读完乡土中国的启示如下：

费孝通老先生著述的《乡土中国》，篇幅短小精悍，文字饱含深思，读来使人受益匪浅。文中讲述的乡士中国，并不是中国社会的具体素描，而是包含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色体系，支配着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书开篇一句话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便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特性，这样的特性是由中国千年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中国人过着直接有赖于泥士的生活，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地方扎根在悠长的岁月里，熟悉环境、养成习性，世世代代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最终形成中国文化。

在《文字下乡》一篇中，作者讲到现代社会对乡下人“愚”的固有认识。实际上，“愚”是智力问题而乡下人真正的问题是“文盲”，即知识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知识的欠缺是乡土社会的本质导致的。作为面对面社群，乡下人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空间阻隔和时间阻隔小，比起对文法和艺术要求高且意义不完善的文字，直接接触的语言更胜一筹。

需要决定存在。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乡下人的“愚”是不恰当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工具且有缺陷，其表情达意的功效是有限的。作者也指出，只有中国社会乡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感触最深的是“差序格局”的概念。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机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作者做出了精辟的比喻，差序格局就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作者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与之不同的西洋格局，是团体格局，像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故乡》是李箕永的作品，李箕永，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是朝鲜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故乡》，反映了“卡普”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取材于30年代前后的朝鲜农村现实生活。作家在《给＜故乡＞读者》一文中曾说过：

这部作品，佃农们——元德村农民们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时，我把这个农民的斗争和城内丝织工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企图反映工农联盟的思想。

站在他们斗争前列的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金喜俊。我企图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企图描写元德村农民们在他的领导下怎样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以及他们怎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作者在《故乡》中，通过元德村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表现了20、30年代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方面，愤怒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朝鲜封建地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强行采取“土地调查”、“大米增殖”、“供出粮食”和“征用民夫”等罪恶手段对朝鲜人民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无情地揭穿了亲日派地主及其代理人、二地主安承学虚伪面孔和豺狼本性。

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描写了朝鲜农村的巨大变化——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壮大，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朝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金喜俊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在丝织工人支持下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当时朝鲜工农革命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艺术反映。

《故乡》中突出描写的主人公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忧国忧民的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满怀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当他目睹元德村农民惨遭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时，深感朝鲜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热血沸腾，一心想要同故乡人民“干一番事业”。他决心唤醒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他发现：自己接触的“青年会”是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推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时，曾一度陷入失望、彷徨和苦闷之中；但是，他深信：“光明拥有打退黑暗的威力，尽管是一星灯火，黑暗却不敢触犯它。”他毅然同“青年会”分手，坚决到农民群众中去。

为了接近农民，他向农民学习铲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竭尽全力创办农民夜校和农乐队，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团结和启发群众，努力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既善于团结青年农民，又能耐心启发老一代农民，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是，他决不高高在上，总是谦逊谨慎地为农民排忧解难，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他能抓住斗争时机，机智勇敢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抗租斗争和缫丝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捐助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斗争，迫使二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的革命经历生动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斗争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出革命的先锋作用。

当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个人力量描写得多，组织力量表现得少；无产阶级气质不足，小资产阶级感情有余；对学三的粗暴同他的一些谦逊的性格是矛盾的，等等。产生这些缺点，既有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当时无法克服的客观上的原因，不可苛求于作家。

二地主安承学是《故乡》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是地主闵判书的凶恶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贷和收租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刚刚来到元德村时，本是一个毫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由于狡猾诡诈，善于钻营，在郡里弄到了一个雇员的差事。

接着，这个人人唾骂的坏蛋又得到了地主闵判书的垂青和信任，让他成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处催租逼债，为非作歹，人面兽心。他认贼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来，又是一个奴颜婢膝甘当洋奴的民族败类。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创作同类革命知识分子的继续和发展。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这一课题的回答。”应该说，这一光荣任务，首先由李箕永胜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乡》中生动地展示了朝鲜农村的民俗风貌。如：农乐队的歌舞、婚礼的欢庆和生日的祝贺以及其他民间习俗的描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于利用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动，通过自然景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抗租斗争胜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写：

……灰黑色的云彩已经开始在天空的一角渐渐地散去，它仿佛向人们预告：光明就要来临……”这种景物描写是寓意深刻的，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

《乡土中国》的作者是费孝通。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师从马林诺斯基教授，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计划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部曲之一。

获奖记录

1998，获“霍英东杰出奖”。

1994，获该年度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

1993，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

1988，获“大英百科全书奖”。

1981，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纪念奖章。

1980，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2， 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性著作，费老以中西对照的学术视野，扎根乡土本身，经过十几年社会实践与调研，运用社会学方法来整体分析乡土社会。

深入理解书中的重要观点对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有基础性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观点是否符合当今需要，也可有不同看法，可以据此做深入探究。

二、相关知识

1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民族与社会》《乡土重建》等。其中，《乡土中国》及《生育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2写作背景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14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

3写作目的

《乡土中国》成书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中所说，他是想借“乡村社会学”这个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三、内容简介

1主要内容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中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包括14篇论文：《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2各篇简介

第一篇　《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原因及特点。在这一篇中，作者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切入，探讨了乡下人的“土气”所涉及的“信用”以及中国乡土社会发展的农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在这里礼俗社会指的是“熟悉人”的社会，是带有乡土性的；而法理社会则是“陌生人”的社会，是“机械的团结”。通过这两种社会的比较，赞扬了乡土社会的“本色”——土气。

第二篇　《文字下乡》，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说明在乡土社会里，文字语言相比于“特殊语言”(包括表情、肢体动作等)所天生固有的局限性，从而反思文字下乡运动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必要性。

第三篇　…………

四、导读设计

1请在阅读的基础上概括本文的写作意义。

提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著作，其目的是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在著作中，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同时运用深刻而又形象鲜明的比喻，深入浅出地对一些现象或理论进行解释，从多个层面对传统基层社会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和范畴，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阐释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现实的功能，不仅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

2阅读完本书之后，请认为最主要写作特点的哪些？

（1）文章中多次运用比喻来说理。如在《无讼》一篇中，用足球比赛这个比喻来说明礼治秩序的性质；在《差序格局》一篇中将西洋社会的团体社会格局比喻成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将中国的差序格局则比喻为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来的波纹。这些比喻都是形象而具体的，是对抽象概念的很好说明。

（2）大量举实例，用以加强说明效果。如《差序格局》一篇中列举苏州人家后门的河，在《礼治秩序》中提到抗战时期自己的孩子牙根上生“假牙”哭啼不停又找不到医生而请教房东老太太，在《无讼》一篇中提及的自己作为教书先生而被请参加乡村里的调解集会，以及因抽大烟父子闹矛盾的案子等。这些真实的事例就会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并加强了说明效果，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一、文化主体性———贯穿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思考主题

　　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并且对其基本理念多次进行阐发和宣传，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深邃内涵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并将文化自觉的历程精炼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十六字名言，他强调这既是人类学的发展前途，也是当今世界跨文化对话与沟通、联手发展，以创造“和而不同”的一体世界文化的重要原则。

　　费孝通还认为，文化自觉并非仅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而是产生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在中西文化接触与碰撞之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中，被裹挟于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对本民族文化地位、命运与发展方向的思考中逐渐产生的。在他看来，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里面，中国走上现代化工业道路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西方的模式有西方的背景，“西方的办法从来不可能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2］195，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必定会带来扰乱中国原有文化系统平衡的后果。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与理解本土的传统文化，如何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彰显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等问题，就成为费孝通学术思考的重点。

　　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的目的不在于其他，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3］。这种“自主的适应”，首先是指要明确认识自己所属文化的方方面面，正确理解自己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把握其发展趋势;其次是要发掘本民族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因素，依据本民族文化来具体设计现代化道路，或者当出现无法契合的情况时，在主动参与现代化时重塑自身文化的个性。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惟其如此，“文化主体性”才成为可能［4］。因此，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是手段和条件，后者才是更为基本的追求目标。

　　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虽然显见于费孝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各类文章与讲话之中，但实则具有极深的思想渊源，它既是费孝通对他之前的两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趋势中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思考的延续，同时，它也贯穿于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可以说，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考与实践均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即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探寻与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诸多学者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郑杭生的《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苏国勋的《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沈关宝的《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等;另一些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对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理念及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展开了有益探讨，如李友梅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耿敬的《文化自主性与边区的现代化———费孝通边区开发思想研究》等。

　　不同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实早在费孝通关于家庭领域的探索中，他就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这一思考为他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凸显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费孝通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未能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费孝通在家庭研究实践中所展示的文化自觉理念与文化主体性思考，也因之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本文将聚焦于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思考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致力于文化特性的提炼，总结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特征;二是20世纪80年代，着重于对文化自主适应性的具体把握，以家庭为例探索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的自主适应性。以下将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文化特性的提炼

　　在第一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费孝通积极尝试运用实地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实质。在此时期，他着力于在家庭共性分析以及中西家庭比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家庭的独特特征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精炼的概括，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1．运用实地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家庭

　　在费孝通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中，家庭是他最早涉及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他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一个切入点。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费孝通即着手研究家庭变迁问题，成果集中呈现于他的学士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中。

　　在该文中，费孝通试图通过亲迎(现在叫迎亲，即新婿亲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这一风俗习惯的变迁为例，来探讨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虽然费孝通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得出亲迎“三区论”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对历史研究法将文化视为独立、可自由流动要素的观点不太认同，对于仅凭难以考证的历史资料来推断、还原历史演化过程的研究逻辑无法达成他认识中国社会这个主要目标的期望，费孝通转而接受功能学派的实地研究方法，将文化放回至社会现实中来理解与分析，将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系统中基本而又重要的一个层面进行观察与认识。在瑶山、江村及云南三村等地的实地研究中，费孝通通过对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考察与思考，富有洞察力地概括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同时，通过对英美家庭的考察，以及将其与中国家庭进行比较，进一步提炼和凸显中国传统家庭的独特性。相关成果及主要观点集中呈现于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等著作与文章之中。

　　2．在跨文化背景中认识中国家庭的特征

　　在费孝通看来，在个人承担生育任务的社会里，家庭是完成社会继替任务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体系”［5］99，但是这一基本原则在不同的社会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主要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来呈现，在以生育为最基本和核心任务的共通原则下，中西家庭在履行这一原则的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并且在此过程中重点突出中国家庭的特性。

　　(1)家庭的功能。费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生育和情感为主要功能，其余事务由其他专门的社会群体来承担。相比较而言，中国家庭的功能则要复杂得多，不仅担负着生育的功能，同时还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项功能，成为了一个事业综合体。在生育功能的履行上，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特定的文化引导和控制，比如“香火”的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信念，将新成员的生、育与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绵延相关联起来。在经济功能上，中国的乡土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6］21

　　在情感功能上，由于生育之外的这些事业以效率为先，所以家庭更讲究组织纪律以实现这诸多功能，而非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满足。此外，中国家庭还特具一项功能，即养老功能。费孝通指出，中西社会在生育和抚育子女上并没有差别，但“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7］40

　　他将中西的区别总结为“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西方的“接力模式”为: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中国的“反馈模式”为:F1＜=＞F2＜=＞F3＜=＞Fn(＜=＞代表抚育和赡养)，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7］40，并且这一赡养功能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孝道”伦理文化、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和强力支持。

　　(2)家庭结构和关系。费孝通指出，由于所承担的功能较少，因此西方的家庭结构也比较简单，呈现出父母子的三角结构，即核心家庭———主要包含夫妇和亲子两对关系，并以夫妻轴为中心，强调夫妇之间的情感契洽。而在中国，由于家庭是一个功能综合的事业体，因此家庭的结构比较复杂，且富有弹性，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依事业的大小而定，小到等同于核心家庭，大到可以沿父系差序扩大，成为“小家族”［5］38。但同时，大家庭制度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并不通行，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中国家庭的最主要家庭结构，尤其是主干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家庭关系上，由于生育之外的这些功能具有长期延续的需要，所以在家庭关系上以亲子为主轴，以确保其绵续性;在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妇之间强调事务的合作，而不是情感的表达。

　　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费孝通从性质上对中西家庭进行了区分，他将西方家庭称为“生活堡垒”［5］41，而中国家庭称为讲求长期性和绵延性的“事业社群”［5］41。与西方家庭比较起来，中国传统家庭在功能上更为综合，结构上更为复杂，关系上偏于纵向，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另需指出的是，由于家庭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群体，因此费孝通并非简单停留在对于中国家庭的分析上面，而是将这一分析扩展至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特征的剖析之中。如夫妇之间轻感情的状态与中国社会“男女有别”的特征，香火观念、祖先崇拜与中国社会注重历史性的特征，亲子间的“教化性权力”与中国社会“长老统治”的特征，亲属关系的差序性与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特征，等等。上述这些方面的扩展对于费孝通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变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家庭的变迁趋势:本土文化自主适应性的具体把握

　　在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费孝通致力于通过长时间跨度的纵向比较与分析，认识与把握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变动轨迹，并着重呈现在此变动过程中，中国传统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变化的自主适应过程。

　　1．从共同趋势探索到变迁差异性的把握

　　其实在第一阶段中，费孝通也进行了家庭变迁的分析。一是通过历史研究法分析家庭的变迁规律，但由于不太认同历史法的分析逻辑，费孝通并没有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二是通过中西家庭比较:一方面分析中国家庭的特征，另一方面将西方家庭视为现代化的一端，通过比较从而对中国家庭可能的变迁趋势做出概略判断。他认为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此趋势下，中国家庭在某些方面会趋近于西方家庭，如家庭功能将会简化、经济功能将会从家庭中转移出去、夫妇之间的情感因素将会变得更加重要，等等［5］147［8］307。这些观点大都散见于费孝通对于中西家庭比较的相关论述之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费孝通主要是通过实地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侧重考察在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适应性、能动性与持续性，分析中更关注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多方面因素与家庭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第一阶段，费孝通主要是探索中西变迁的共同性趋势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侧重于探索中西家庭变迁的差异性，致力于挖掘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于现代化“标准模式”的特性，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适应过程，以质疑西方理论的普适性。

　　2．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家庭的自主适应性表现

　　首先，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与现代化、工业化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主干家庭与工业化、现代化具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核心家庭并非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直接产物。现代化不仅是技术上的，也体现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上。

　　以古德、帕森斯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夫妇家庭或核心家庭是与工业社会最为适应的家庭结构形态［9］［10］。这一观点曾作为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被普遍接受。但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该观点受到了家庭史学家的挑战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后面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在西方社会过去几百年中，在大多数社会里，核心家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现代化与家庭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家庭变迁的动力除经济因素以外，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也会产生重要影响［11］。费孝通对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家庭进行了系统考察和追踪研究，他利用中国的经验材料回应了上述争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当代家庭史学家的新观点。

　　费孝通通过对江村1936至1984年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后指出，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江村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类家庭类型，在大多数年份中稳居第一和第二位。而在近50年的变迁中，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及实行乡村工业之后，以江村为代表的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核心家庭的数目并没有出现激增，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平稳、小幅增长;二是主干家庭不仅保持稳定，还出现了核心家庭合并为主干家庭的趋势，从而使其依旧是江村占据第一位的家庭结构类型。

　　费孝通指出，核心家庭的增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有一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倾向于分裂出一个或几个核心家庭;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有主干家庭的分裂。传统社会中两代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是导致分家的主要原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导致主干家庭分裂为核心家庭的因素则有经济和政策的原因。经济上，家庭成员不管是子代还是亲代能够通过工厂工作或副业劳动获得独立经济地位时，一般不会再互相依赖，而是会倾向于分裂为核心家庭;在政策上，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如“一户一工”及按户规定建筑用的土地面积等等，也会导致核心家庭的增加，以获取最大化的家庭利益［12］348－350。但工业化的过程对核心家庭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显著，因此核心家庭的数目只是出现了小幅度的增长。

　　相比较核心家庭的增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传统代表的主干家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增加，并且是占据份额最多的家庭结构类型。费孝通通过对江村的考察指出了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在意识上，江村农民把主干家庭而不是把联合家庭或核心家庭作为他们主要的家庭结构。”［12］349其二，工业化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农村体制改革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2］350。费孝通指出，主干家庭结构与“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是相适应的，给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互惠，在生产上可以在家庭内实现工业农业的相互结合，在消费上可以节省生活资料。具体优势表现为:第一，主干家庭可以保证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它可以保证在农闲季节能腾出劳动力出外从事非农田的生产活动，诸如打零工、运输、贩运，增加家庭收人。第三，它可以保证家庭里的日常劳务的运转［12］349－350。

　　基于这些优势，费孝通认为随着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核心家庭合并为主干家庭的趋势会持续，或者原本打算分家的主干家庭将不会分裂，工业化对于家庭结构的影响将进一步体现出来，主干家庭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结构类型。

　　我在考虑，假定我们真的走上西方的道路，应该表现为小家庭数目的增长。而当前我们中国三代人的直系家庭也在增长，这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核心家庭还是三代直系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的基本模式呢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只要具备共同居住的条件，一般则倾向于有一对已结婚的子女同父母住在一起……城市的核心家庭增多，我认为是户口政策的限制。［13］41

　　通过研究，费孝通以中国的事实阐明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核心家庭与现代化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干家庭结构与现代化、工业化之间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传统的家庭结构并非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相反却蕴含着与现代化、工业化相契合的因素，其以特有的方式适应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并产生正向作用。主干家庭结构是中国农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应对工业化、现代化趋势，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实进行的以确保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的、策略性的选择。

　　其次，费孝通对中国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进行了仔细考察，并指出中国亲子关系中的反馈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并没有发生趋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实质改变。

　　在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由于家庭结构简化，夫妇关系上升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夫妇之间更重情感契合。费孝通将西方的这种家庭关系模式在亲子之间的表现概括为“接力模式”，而中国的传统社会亲子之间则是“反馈模式”。他认为，“反馈模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社会不仅有各种如“孝道”、“香火”、“养儿防老”等观念加以维持，还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子女必须从经济、精神两方面对父母尽到赡养的义务。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伦理观念和社会舆论之外，更有了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和强化保障。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类型呈现多样化的变化，但是亲子之间的“反馈模式”，不仅存在于主干家庭中，也存在于已经分家的核心家庭等其他家庭结构类型中，这一模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持［7］54－55。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比较而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上述反馈模式所包含的具体赡养方式和内容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方面。

　　在经济供养方面，在集体所有制时期，赡养主要是生活资料上，如粮食和稻禾等供养，并且得到了集体组织的保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通过子代与亲代在工厂工作、田地劳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合并经营、互惠互助实现对父母的供养［12］350。

　　在精神赡养方面，费孝通侧重分析了由工业化所带来的妇女地位上升，对于赡养方式和内容所带来的变化。由于没有继承权，所以赡养父母并不是女儿的义务，但是当她作为媳妇之后，从精神上赡养公婆则成了她的主要义务，换句话说，媳妇在子代对亲代的精神赡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中，“礼教”规范使得媳妇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被迫顺从于公婆而实现了精神赡养。而到了集体所有制以及家庭联产制后，媳妇通过参与集体劳动以及工厂工作获得了独立的劳动者身份，拥有了经济的自主权，婆媳之间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有可能由生产和家务上的合作互惠培养出的友爱感情，也有可能因婆媳矛盾激化直接导致分家，并使得精神赡养受到影响而变得复杂化。“所以如果还要保证老年人不独守空巢，看来两代之间，特别是婆媳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和睦基础。”［7］55

　　通过上述分析，费孝通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家庭结构类型变得多样化，具体的赡养方式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反馈”特征得到了延续，并且得到了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的某种保障和强化，依旧是中国亲子关系区别于西方的主要特点。换言之，中国亲子关系并没有发生由“反馈模式”向“接力模式”的转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以新的方式继续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

　　通过对中国家庭在结构、关系与功能等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费孝通不仅追踪了中国农村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变迁过程，而且也反思了这一变迁趋势与西方“标准趋势”之间的差异，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社会必然会走上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但是在具体的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与文化等并不一定是阻碍因素，相反，它们不仅会在变迁中存续下来，甚至还会以灵活的形式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费孝通的研究，既以中国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独特变迁趋势，指出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标准化的、普适性的模式和路径，也明确强调了地方性文化知识与现代化之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机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不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护了自身的持续性，也以能动的方式适应现代化的变迁，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是截然的对立或二分的，“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14］。

　　四、结论与讨论

　　对家庭变迁的关注始终贯穿于费孝通的家庭研究之中，无论是早期关于婚姻家庭风俗的历史研究，还是后来以功能论为指导的实地研究和比较研究，费孝通都尝试对中国家庭的特征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系统有效地把握。通过对中国家庭特征的分析和精炼，费孝通精辟总结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形成基础;通过对变动轨迹的追踪研究，费孝通深刻认识了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变迁趋势，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能动性。而这一系列研究，虽然源自于西方的功能论理论及实证研究方法，但是根植于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密切观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根植于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变迁路径的深度关切。他在家庭研究中对西方功能论的本土化综合与创新，他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家庭特征的提炼，他在现代化变迁趋势下对中国家庭独特变迁轨迹的把握，等等，这些努力都鲜明地体现了费孝通在学术研究中对文化自觉的践行，以及对现代化过程中民族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彰显。

　　家庭研究不仅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早专注并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他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根基。家庭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家庭的结构特征直接体现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特征。一方面，费孝通由中国社会最基本结构———家庭出发，以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家庭变迁过程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

　　虽然他选择了西学框架，但是将考察和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从变动的家庭和社会事实中，既看到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传承性，也指出了西方文化、理论模式的非普适性，并在晚年将其进一步提升为在世界文化碰撞之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及与世界文化共处原则的思考。从前文来看，实际上他的这一思考，在其早期的家庭变迁研究中即已初露端倪，继而在后续的诸多研究中———如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世界文化“美美与共”愿景的表述等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凝练。因此不妨说，家庭研究既是费孝通学术生命历程中，运用文化自觉理念、把握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初步研究实践，同时也促进了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中文化自主性的理解，为他在后来的社区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研究等方面更加深入贯彻文化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奠定了重要基础。

　　费孝通的学术生命紧密围绕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文化定位、未来路向等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浸透着文化自觉意识，他在学术研究生涯各个阶段中的努力都体现着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不懈探索。费孝通在学术实践中的身体力行不但为我国学者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他的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也不断地启发着当今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对于“中西”、“今古”与“理实”［15］三层基本关系的认真思考与合理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