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

　　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据他先祖世居“夏阳”，谁还不知道他也生于“夏阳”，而突然冒出一个“迁生龙门”呢在讲述自己与先祖同居一个地方时，前后运用不同的概念，这在行文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司马迁这样的大手笔。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龙门”肯定是另有所指。指哪里呢只能是河津。

　　河津最有理由称“龙门”。河津与韩城仅一河之隔，我也认为，“龙门”两边的山都叫“龙门山”，“龙门”也为两县所共有，正如黄河所共有。但是，“龙门”作为一个地方的代称(“迁生龙门”，“龙门”是地方代称，不是指“龙门山”，也不是指禹凿的“龙门”，虽然这个代称由此而来)，只能是指一个地方，而不会指两个地方。那么，作为地方，河津、韩城谁更有理由称“龙门”呢只能是河津。这与地缘文化有关。河津在河东，为之阳。黄河两岸所共有的东西，一般都以河东为代表，以阳为代表。如“龙门”所建禹庙，东禹庙规模很大，是主庙，西禹庙很小，是配庙，为何这样设计，这样建筑，就是这个缘故。河东又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时都建都在这里。“龙门”是禹凿的，而河津又紧邻都城，来往比较密切。“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河津称为“龙门”是很自然的事。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也建都于河东，他绝不会舍近而求远，跳过河去，称韩城为“龙门”的。事实上，河津自禹凿龙门以来就称龙门了，河津有从北魏到北宋近700年的建“龙门县”的历史，并曾设立过“龙门郡”，这是河津先前就代称“龙门”的铁证。后来，“龙门县”虽改称“河津县”，但历朝历代，一说“龙门”。谁不认为就是河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迁生龙门”，指的就是河津。

　　大概怕后人会产生误会，司马迁在“迁生龙门”之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对“龙门”就指河津的精确注释。在这里，河，就是指黄河。龙门山之南，黄河之北，谓之阳，指的正是河津这块地方。韩城与山之阳相符，但与河之阳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至于河津当时叫“皮氏县”，为何司马迁不说“迁生皮氏”而说“迁生龙门”这是因为当时“龙门”的名气已经很大，外人甚至知“龙门”而不知“皮氏县”，这也是后来“皮氏县”改称“龙门县”的根本原因。

　　二有司马迁的坟墓为证。司马迁死后葬在河津。虽因年代久远，自然灾害的侵袭，司马迁的墓庙已不复存，但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为证。郦道元是北朝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水经注》是经他实地考察，“寻图访迹”，在对《水经》作了周详的考证韵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期，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说：“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说的是黄河出龙门又向南流去，右边靠近韩城的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这讲的是司马迁墓庙的位置。“东南”，即黄河之东南，即河津地界。“迳司马子长墓北”，说的是黄河迳直从司马子长墓的北面流过。这说明司马迁的墓庙在苍头村以西，石咀以南。黄河出龙门，流经清涧湾，直扑石咀。受阻，滑向西南流去。

　　“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这是郦道元当时看到的墓庙的情况，并说明这是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到河津司马迁墓看了他的墓碑，为其功德所感动，才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这是郦道元看了司马迁墓庙后所发出的感叹，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说他生于龙门，这是对的，这里就是他死后埋葬的地方。这里，郦道元也确认，“龙门”就指河津。

　　《水经注》郦道元的这段记载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还不是河津人么

　　有人以现存司马迁庙在韩城方凭，说司马迁是韩城人，这不对。众所周知，现存司马迁庙司马迁的坟是衣冠冢，而不是真坟。这说明该庙只是一座纪念性的庙宇，而不是真坟的所在地，这反而证实了《水经注》所载司马迁墓在河津的真实性。韩城司马迁庙为宋时所建，至今还不到950年的历史。司马迁是河津人，韩城人为什么给他盖庙这是因为，司马迁祖居韩城，那里的人们也以司马迁为荣，遂建庙以示纪念，以彰其功德。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建庙是为了证明司马迁是韩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误了。若不是建者所误，那就是后人对建者所误了。

　　三有司马迁的后裔为证。河津今距司马迁墓东约10里，有个辛封村。村里有姓司马者20来户，近200来人，世称自己是司马迁的后代，且有家谱，至今还保存着世传的司马迁的朝王板。这个村也世称司马迁故里。这是司马迁是河津人的血亲证据。

　　韩城那边并没有姓司马的。说司马迁是韩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马的，这说不通。有人说有后裔，因避难，改姓司、姓马、姓同、姓冯了。这也说不通。司马迁因受李陵之祸被判刑，但并未株连九族。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孙都受到汉武帝的重用，缘何他的远在家乡的儿孙们要改姓呢有人说不是当时改的，是后来改的。司马迁当时受难时都不改，后来平反了，又当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记》。《史记》问世后，司马迁声望逐高，为世人所敬仰，这只能庇护自己的子孙，怎么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乱”，“辟刘宋之祸”，也难以成立。封建社会的刑罚是很严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会也从未有过以改姓代刑罚的政策。况且，若要改姓，改姓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改四姓还有，如果确因避乱改姓，那么乱过之后，就应改过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改，还不返祖归宗呢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辛封村不仅有姓司马的，而且这个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与司马迁有关。《汉书》载：王莽新朝时，封迁后为“史通子”。历经磨难的司马迁的后代及乡亲突然得到这样的荣耀，欣喜之余，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为“新封村”，这是情理中的事。后来，为纪念司马迁，为纪念这个功名的来之不易，里边含有许多辛酸，把村名又演变为“辛封村”，谁又能说没

有道理呢？这难道不也证明辛封村确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氏是他的后裔吗

　　以上三证，足以证明司马迁是河津人。那么，司马迁的先祖世居韩城，其父亲也生于韩城，司马迁缘何就成了河津人呢？这是因为司马谈在年轻时迁居到了河津。虽然史无明确记载，但并非毫无依据。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于何地，并没有说。把世居夏阳的世祖死后葬于华池、高门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独不交待自己的父亲也葬于华池或者高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疑点。这说明，司马谈很可能葬于别处，葬于他的迁居地河津。据司马迁后裔讲，距司马迁故里辛封村西北约10里的地方有一座司马氏的远祖坟，这座坟很可能是司马谈的墓。这至少是目前证明司马谈葬于河津的一个证据。

　　司马谈为何要迁居河津呢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求学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说明司马谈年轻时主要是在外求学，不然他就写不出《论六家之要旨》那样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旷世文章。那么，在哪里求的学呢河津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乡，魏文侯时曾“西河设教”50年，不仅对河津，而且对河东及山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离魏文侯时并不远，想必当时河津的教育事业也很兴旺，文化的底蕴比较雄厚，是黄河中游学子求学比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与韩城离得很近，到河津求学应是司马谈最理想的选择。由于长期在这里求学，产生了感情，并认为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于自己子孙的熏陶成长(司马迁成为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决定迁居。迁居就迁在当时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设教”的主场所。司马谈之所以迁居这里，这和司马谈迁居的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归故乡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其远祖是从晋适秦，人“少梁”的。那么，司马迁远祖是从晋的什么地方迁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为河津、韩城离得很近，为避乱；过河就可以达到目的。河津是其远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总是，加上他长期在这里求学，有了感情，这就迁回了河津。事实证明，他也确实迁回了河滓。

　　最后，作一大胆推测：司马迁为什么叫“迁”谁能说这与司马谈迁居河津毫无关系呢谁能说这不是对其迁返故乡的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呢？我说，很可能是的。

　　司马迁是河津人应当无疑。 ■

关于古耿国的建立，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商书·祖乙》中：“祖乙圯牗音yi牍于耿，作《祖乙》。”可惜《祖乙》的正文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上述作为《祖乙》序言的一句话，但尚书中的这一句话，首次将耿作为一个国都记载下来，其时代当在祖乙时期，即公元前14世纪。那么祖乙何许人

耿姓

也？原来黄帝的曾孙喾牗音ku牍，将他的儿子契牗音xie牍封于商，契当是商人的祖先，自契始经过14代传至成汤，成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从汤到纣经历了17代30个君王，祖乙是商朝的第7代第13个君王。

关于商君祖乙的定都，《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中丁迁于嗷牗音ao牍。河亶（音dan)甲居相。祖乙迁于邢牗音geng牍。”古代邢与耿同音，是否指一个地方，史学界仍有争议。但据耿氏家族流传下来的说法，邢与耿不是一个地方。相传祖乙迁至邢以后，就将国都定在那里，而将他的弟弟祖丙封于耿地，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后来的耿氏族人，尊祖丙为耿氏之祖，每年的腊月初五祖丙诞辰，供祭祖丙时摆设柿饼，当地方言柿饼近似于“思丙”，有追思祖丙的意思。柿饼中的上品又叫做耿饼，源于此。那么耿地在哪里呢？据《括地志》中记载：“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

另据《国家地名词典、河津词目专辑》中记，距河津城关镇东南10公里的山王村，即是耿国国都所在地，古代俗名称帝王村，村北洞门楼所书“古耿名都”四字，数代不易。清初时因村中几近王姓，遂易名三王村，嘉庆年间为昭彰古迹，正名王村，民国年间称帝王村，解放后因此名有封建色彩，改名山王村。据说该村中宫、金库、暗地、城前、城后等古耿国遗址犹存。

关于古耿国的灭亡，古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这样写道：“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这一段明确记载了古耿国灭亡的时间是在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从殷商时期的祖丙立国到春秋时期耿国末代国君太乙的弃国归隐，古耿国共经历了商、周、春秋三个时期，先后共25代32位君侯，时间长达700余年。这与耿氏族人保存的《先祖君侯谱》中“君侯三十二，国运七

耿姓

百长”的记载是相符的。一个古代的诸侯小国，能够衍延生息如此长的时间，足以证明其先祖建立和治理耿国的业绩，同时也充分体现出耿氏先民的品格和智慧。

中国汉族人的姓氏很多来自古代的诸侯国名，诸侯国消亡后国名作为地名和姓氏则长期保留下来，古耿国也不例外，当它消亡以后，耿就作为姓氏延续下来，凡如今的耿姓汉人，不论远近都应该是古耿国的传人，而河津则是耿氏后裔的根祖之地，我（指的是“耿秉强”）的临猗农村老家就是一个耿氏后裔的集聚地，整个村子里几乎全姓耿，据老辈人讲，我们村过去就有续修家谱的习惯，每隔几年就要续一次家谱，到文革前家谱资料摞起来足有半人高，人称“文献世家”，只可惜这些家谱资料在文革中作为宗族势力的典型，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在全省范围内参观展览，至今下落不明，实感可悲可叹。[1]

2起源

起源一

以地名为姓。商代有君王名祖乙，祖乙继父河亶(DAN)甲，起初都城设在相地，即今河南省的

耿姓

内黄县境。因内黄县地处黄河下游，河水时有暴涨，河水一涨洪水泛滥，不仅大量庄园被冲毁，黎民百姓难得定居，生命财产时有淹没的危险，就连帝王都城也朝不保夕，商王祖乙为此整日锁眉不展，食寝不安，他身边的贤臣巫贤子早已估摸到祖乙王的心事，于是便直言不讳地向他启奏说：“君主之虑卑职早就洞察，无非是为都城之变迁而已！”祖乙王听了甚是欢心地说：“贤相既然了解，就该为朕出谋定夺。”巫贤大臣坦然应曰“闻说西有耿地，位汾阴，那儿一 则物阜民顺，二则非诸侯兵家瓜分之地，何不迁耿建都城。” 祖乙闻听后思谋良久，不久便下了一道通令，把都城一举从相地迁到耿地。即山西河津市东南二十里的山王村。

而后，次年，由于河患，祖乙由耿迁至邢以后，一部分商朝的公族没有跟随他南迁，仍然留在了耿地，而将他的弟弟祖丙封于耿地（今天的山西河津山王村一带），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耿国后人便以地名为姓 ，后来祖丙被尊奉为耿氏之祖，每年的腊月初五是祖丙诞辰，为纪念这位氏祖，摆设柿饼（“柿饼”一词在晋南发音：SI BING,有思念祖丙的意思 )

起源二

以国为姓。周朝建立后耿国灭亡，周室封同姓人再次于耿（今山西河津山王一带），重新建立耿国，是为姬姓耿国，春秋时（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原耿国公室后裔逃往他国，以国为姓，是为耿姓。

后晋献公将耿地封给赵夙，赵氏后人也姓耿。

起源三

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

① 清高丽人有耿姓，世居博川郡。

② 清满洲人有耿姓，世居沈阳。

③ 裕固族各尔格兹氏汉姓为耿。

④ 羌族耿家志（房名），后改姓耿。

⑤ 今满、蒙古、土家、锡伯等民族均有此姓。

证据

（补注）：以下是证明耿姓来自山王的史书证据

①《山西通志》（卷八） 、《 河津县志》（光绪版）云：“河津古耿地，‘禹贡’冀州之域。历唐虞

耿姓

夏皆为甸服。商祖乙（公元前1525～前1507 年）自相迁此，为王都，凡七世。”

②《索隐》：“刑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有耿乡。”

③《集韵》 三十九耿部，有“刑”字，云：“地名，通耿。”

④《路史国名记》亦说“耿”即“刑”。这说明“祖乙迁于耿”一作“祖乙迁于刑”。二者为一地，即之：今河津山王一带。

⑤《河津县志·古篇》载：“耿都城在县东南二十里，汾水西迳耿乡城北，故殷都也。

⑥《通志二六以国为氏》记载：“耿氏，姬姓。商时侯国，鲁闵元年（公元前661年)为晋所灭。今河中龙门县南十二里耿城是。”

⑦《古今姓氏书辨证三十九耿》记载：“耿氏，出自姬姓。侯伯之国，其地皮氏县东南耿乡是也。

起源四

源于姬姓，出自周朝王室同姓贵族的封地，又为诸侯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耿地原为商王朝耿国，在周惠王姬阆十六年(晋献公姬佹诸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吞灭耿国，之后有周朝王室贵族被封于其地，为姬姓小诸侯国，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国名作为自己姓氏者，称耿氏，成为耿氏家族的另一支。

起源五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赓音氏，满语为Gengyin Hala，汉义“昭、明”，世居黑龙江流域。清朝中叶以后，多以其氏族名称首音的谐音汉字为汉化姓氏，冠汉姓为耿氏、赓氏等。

起源六

源于朝鲜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旗分内高丽姓》记载：

朝鲜族耿氏，世居博川郡(今朝鲜平安北道西南部大宁江左岸的博川平原)，后为满洲正蓝旗包衣，代表人物就是耿世尼，他的孙子耿赫森曾出任正蓝旗参领。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Geng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朝鲜族、满族耿氏所冠汉姓即为耿氏。

起源七

源于裕固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裕固族耿氏，源出裕固族的各尔格兹氏族，本源出自西突厥阿史那部。[1]

起源八

明永乐初，侍御柴文以戆直得罪，子孙俱祸，易姓耿。后由贡士历官江南庐江知县耿光祖，即柴文侍御九世孙，今门祚衰微。[2]

3得姓始祖

耿姓的得姓始祖非祖乙，而是祖丙，公元前1525年，商第十四代君王商祖乙只是将商都迁到了一个叫耿的地方，并没有建国，次年，由于河患，重新迁都，而将弟弟祖丙封于耿地，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后来的耿氏族人，尊祖丙为耿氏之祖，为纪念这位氏祖，每年的腊月初五祖丙诞辰，供祭祖丙时摆设柿饼，将姓改做耿。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姓字本义

《说文》中有“姓”字，从女生，生亦声。此字始出现时已比较晚。殷墟甲骨卜辞文字中虽已有几片残辞中 甲骨文相片

见到“姓”，但与《说文》所列这种会意兼形声的“姓”字似有不同，由于甲骨卜辞残破，其在卜辞中用法多不详，仅一片略能知道是作女子之名或字，此种加了女旁（性别符号）之字，一般只作为女子个人名号使用，不同于《说文》中的姓字。西周古文字中尚未见姓字。春秋时代中期末叶的齐器铭文中有一汉字，左边是“亻”字旁，右边是“生”，不从女，从人。这个汉字亦见于战国时代玺印文字。战国时代晚期秦诅楚文方有“姓”这一汉字。由此可知，“姓”字古义上要需从对文献记载爬梳整理去求得。

杨希枚著《姓字古义析证》，对“姓”字在文献中的用法详加整理，得出结论是“姓”字古义有三：其一，训子或子嗣；其二，训族或族属；其三，训民或属民。

姓在先秦的含义

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姓”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如下：

其一，实本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说文》：“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所谓“人所生也”即母所生之子女。《左传·昭公》所谓：“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左传·昭公》：“二后之姓，于今为庶。”《礼记·丧大记》：“父兄子姓立于东方。（郑玄注：子姓，谓众子孙也。姓之言生也。）”等例中之“姓”皆属此种本义。

其二，“姓”即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所以广其义，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如殷墟卜辞中之“多生”西周春秋金文中之“百生”。在卜辞中“多生”是指占卜主体（王）的亲族。西周金文中的“百生”，从铭文内容看，可以用来称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至于东周文献中所见的“百姓”，则不仅可以有以上“百生”之义，而且有的含义更广泛，几乎近于今日所说之百姓，即民众，旧解或将”百姓”释为“百官”，其说不可信。

其三，“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这是“姓”的另一引申义。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则当如许多学者所推拟的。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世系以母方计。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称为“姓族”。典籍所记姬姓、姜姓，最初应皆属母系姓族，姬、姜则是此种母系姓族之名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今日所见古姓族名号如姬、姜、姒、妫等皆带女旁，虽造字时间不早，但从女可能表明其本原与母系姓族有关。父系姓族所以沿用之，则当是因为在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初，子女虽已属父族，但仍以其母之姓族名号为族名，后延续作为父系姓族的名号，同于传说的黄帝诸子异姓之例。在商代、周代这一历史阶段，诸父系姓族实皆已分化为若干独立的、以宗族形态存立的分支（即卜文所谓氏）但姓族在商代的作用仍比较明显，仍有实体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家族。姓族到周代后多只有名义上与观念上的作用，已非实体，不具有组织上共同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或宗教生活，亦即不属于所谓的家族。

其四，“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如《国语·周语下》言“赐姓曰姜”之“姓”[12]，即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即姜。又如《左传·哀公》“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很明显“姓”在这里是指吴女所属姓族之名号，即“姬”。所谓姓族之“姓”与作姓族名号讲的“姓”是一实一名，属于两种概念范畴，所以会发生此种混同，当如杨希枚先生所言是由于名代表实，积久而以实为名，于是产生姬、姜之类姓之名号就是姓的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常言姓某氏，没能区别古代姓与氏之不同，但他所说的“姓”意思即是指姓族之名号。

氏在先秦的含义

“氏”字最初造字时本义已难知。《说文》以巴蜀方言训解之，当非其本义。此字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仅一见，刻辞残破，含义亦不明。西周文字中“氏”字巳较常见，其字义与东周文献中“氏”的含义有彼此相同者，故并在一起分析，其主要用法大致是：

其一，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如可以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像师氏、尹氏等。《左传·昭公》讲少昊氏诸鸟官名，亦是鸟名加氏为称。接在爵位后表示尊称，如“侯氏”。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一种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叔氏、舅氏。接在姓后，指属于该姓族的女子，如“姜氏”“姞氏”“任氏”等等。接在作为家族组织讲的“氏”之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叔孙氏、雍氏、庄氏。除以上用法外，东周典籍中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部落首领亦在其名后加氏为称，如“黄帝氏”、“少昊氏”、“共工氏”等。

其二，与表示姓族之“姓”义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杜预注：姜，齐姓；任，薛姓。）又如《国语·周语上》：“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姜氏”即“姜姓”，但这种用法较少见。

其三，指一些上古的部族，《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除此所谓有夏氏、有吕氏外，《左传·襄公》的所谓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等等，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诸上古国族，均未必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刘师培《释氏》论及此种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上则无氏。”其实质乃是一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先秦典籍在记述商周时代的历史时，已很少使用此种含义的氏的概念，只是偶用以称一些边远地外的部族，如《国语·周语上》中“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之“犬戎氏”

其四，指一种家族组织。此种例子很多，如《左传·昭公》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见羊舌氏即叔向所属宗族的十一支分族之一。《国语·晋语八》：“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韦昭注：“宗，同宗也。”由知羊舌氏本身亦构成宗族。《左传·昭公》：“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子皮氏显即子皮之族。《左传·襄公》：“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这五氏亦即五族。《左传·哀公》中宋皇氏、灵氏、乐氏又称“三族”。《国语·晋语九》：“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辅氏即从智氏中所分立出来的，智果本人之近亲家族。以上文字可说明氏即族。实际上《左传》、《国语》中凡列国卿大夫家族多称“某氏”，如鲁桓公之后称“孟氏”、“叔孙氏”、“季氏”，齐国的“崔氏”、“田氏”，郑穆公之遗族统称“穆氏”等，皆属于氏的此种用法，显然不同干上述那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之氏。指称家族之氏，已经见于西周金文，如散氏、虢季氏等。春秋金文中所见厚氏、干氏、彪氏、京氏也是。这种属于家族组织的氏与姓族的关系，当如《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世本》所言：“言姓即在上，占氏即在下。”即是说氏是统于姓族之下，二者有主体与分支的关系。

其五，“氏”亦可专指族氏这种血缘亲族组织之名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标志。如《左传》中可见有“某氏之族”之称，如“游氏之族”，细析之，所谓“某氏”在这里实仅专指该族氏之名。又如《左传·隐公》：“公命以字为展氏”，即是命以“无骇”之字“展”为其氏名，称展氏。郑樵《通志·氏族略》列举了多种氏名来源，如“以官为氏”、“以地为氏”等，此种“氏”均是指族氏之名号。“氏”亦与“姓”一样，具有名（族名）实（族之实体）两种含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领悟到作为亲族组织的氏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凡称“氏”，皆表未该亲属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名号。按照典籍中旧有说法，也可以说是有个独特的家名。所以所谓“立氏”不仅意味着在组织上相对独立，而且意味着起一个足以表示其独立性的名号。

其六，在西周、春秋时代，作为贵族家族之“氏”，虽本身是血缘组织，但往往不是以单纯的血缘组织形式而是以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休的形式存在，其自身只作为这共同体的核心。此种共同体有时亦可以“氏”相称。如《左传·昭公》记载昭公伐季氏，叔孙氏之司马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因。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可见这些家臣、私属是将“我”归入叔孙氏之内。此时的叔孙氏严格起来讲，不是指叔孙氏家族组织，而是指包括其家臣、私属在内的共同体。但是，此种用法的“氏”显然是由“氏”的亲属组织含义引申而来，并不能因为有此种用法，而认为所有的“氏”皆是指此种共同体。

姓与氏的共同点

第一：皆是血缘亲属组织。

第二：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

第三：均是一种单系的继嗣群，即父系的继嗣群。

姓与氏的不同点

第一：姓族在早期即因存立时间久远，亲属数目的庞大，分支族氏的增多，其成员间仍以自认的单系共同来源为亲属纽带，但未必已能追溯到一个共同明确的祖先，亦未必都可以找到彼此间明确的谱系关系。而氏一般皆有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始祖。

第二：对于所有同姓成员来说，其所属姓是同定的。氏名来源较多样，如以邑为氏，以谥为氏，以官为氏 炎黄二帝雕像

等，同一家族可因居邑为氏，也可以族长的官职为氏，当时也经常出现命氏、别族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人也可以有几个氏，如晋卿士会，以士为氏，是承其祖氏，士氏初当是以官为氏，但士会由于食采于随、范，在《左传·文公》曰随会，《左传·昭公》曰范会。《国语·晋语九》所记晋智氏之族人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即是智果，又称辅果

第三：姓是统一的，即姓族本身未有层次区别，虽有氏为分支，但没有更小的姓族。而氏却可以是多层次的。一个大氏可以包括由其分化出来的若干小氏。从史料看，这在商代比较明显，卜文所要论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复合氏名”即显示了此种多层次的氏的存在形式。多层次的氏组织随着血缘关系与其作用范围的减弱而渐渐不再盛行，渐向单层次发展。但较大的氏组织内仍包括若干分支，只是分支未必皆另立新氏。

第四：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皆有同定的姓。但女子出嫁前与父同氏，出嫁后属夫氏，所以可以夫氏为称，但亦可以仍以父氏为称。此从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可知，如：父为其女制媵器，在铭文中称其女名为“夫氏加女姓”，如辅伯鼎铭。出嫁女子在夫家自己制器亦自称其名为“夫氏加己姓”。夫为其妇制器，在器铭中称妇名为“妇之父氏加妇之姓”，如善夫旅伯鼎铭。可见出嫁女子在夫家并未完全失去自己的父氏。

姓与氏合而为一

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在不同场合，姓和氏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往往会礼节性地问：“请问贵姓？”答曰：“免贵姓×。”从未听说有：请问“贵氏”的。在家谱、族谱的题名上却是《×氏家谱》、《×氏族谱》，也从未见过《×姓家谱》、《×姓族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大概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氏”在远古时代是男子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是纪录某一姓氏男姓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的图册，所以家谱、族谱的题名用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