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蒋琬这个人在历史上还真的不是一般人，是真的非常厉害的人，是蜀国的四相只要，诸葛亮死了之后接替诸葛亮的就是蒋琬了，其实蒋琬这个人最开始并不喜欢当官，做小官的时候就是经常性的不理朝政的，后来差点被刘备砍了头，好在诸葛亮求情，最后被提拔重用，所以蒋琬这个人也是不简单的一个人，那么蒋琬死后他的庙在什么地方呢？蒋琬墓的具体位置是什么呢？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蒋琬庙话说到现在还是没有确定的，毕竟史料还是太少，但是在桂北全州县有一位对文史研究比较深刻的蒋咸喜表示，他觉得蒋琬的故里在全州县永岁梅潭村，他说他有一定的史料，他如今正在抓紧研究。笔者不也断定蒋琬的故里就在全州，但有些资料似乎证明他的故里在全州。

三国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是全州大多数蒋姓的始祖。与诸葛亮、董允、费祎合称蜀汉四相。20岁时便与泉陵的外弟刘敏都很有名了。蒋琬以书佐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诸葛亮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诸葛亮逝世后，蒋琬执政，为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死后葬于四川涪城，谥恭侯。清道光地二十九年(1849年)绵州牧李象丙(长沙人)重修琬祠墓，挥毫题目：一代名臣留片址，千秋知己属同乡，零陵公辅长沙守，南国文光信有光。

关于他的籍贯，(晋)陈寿《三国志》说：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

对于蒋琬是零陵湘乡人，没有人异议，但陈寿所说的零陵湘乡是指何处，经笔者了解，还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且都有一定的依据，至今仍难分真伪。

说法一，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人。《双峰县志》载：三国时，蜀丞相蒋琬家族集居于此，亦农亦商，俨然街市，故名蒋市，是境内最早设立墟场之地。现为井字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今井字街原名蒋市街，当地人认为是以蒋琬姓氏命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夜暴雨，千年古镇蒋市街毁于一旦。蒋市街人在废墟上建起了一个井字型的新镇。所以，蒋市街成为按当地方言谐音的井字街，始易今名。今县域内黄龙大山有蒋峰岭，岭上仍存一古寺——蒋峰寺，当地人说此乃蒋琬少时读书养性之所。当地有一些蒋琬的传说，如蒋琬老年辞官还乡，在伊家湾栽桑种麻，养鱼做菜，与乡邻们同甘共苦。其实，蒋琬病死于涪城。

说法二，永州芝山区人。《零陵县志》作泉陵即今永州芝山区人；光绪《湖广通志·方外志》载，龙兴寺本汉蒋琬故宅，该寺在永州芝山区千秋岭。2005年6月，永州市芝山区复名零陵区，行政区域不变，区政府驻地不变。故千秋岭现为零陵区。此地有蒋琬祠，唐代所建，传为其旧居地。此祠于日军沦陷永州时被炸毁。《零陵县志》将蒋琬列为人物传第一人。

说法三，湖南祁东人。他们提供的史料较为充足。湘乡指何处？砖塘《蒋氏宗谱》载：以仕蜀琬，字公炎，从父佐公，官宰零陵历居湘乡之曲静(且时湘乡，祁阳洮阳，泉陵营道春陵都，属零陵郡，故三国志谓琬公零陵人也)。此族谱所指的湘乡包括了当时零陵郡的祁阳、洮阳(今全州)、泉陵、营道、春陵。祁东人认为，蒋琬故里并非今零陵芝山，也并非今湖南湘乡，而是古零陵泉陵县。即今衡阳市祁东县砖塘镇。《湖南省地图册》1987年12月版，祁东县简介载：‘砖塘’位于砖塘乡，为三国蜀尚书蒋琬故里。《祁东县志》载：蒋琬(168—248)字公炎，今祁东砖塘乡人。但把蒋琬出生年份搞错了，全州蒋氏族谱载，蒋琬生于公元193年，卒于公元246年，其父蒋昕生于生于东汉灵帝熹平五年丙辰(公元176年)，殁于西晋武帝泰始五年己丑(公元269年)，葬零陵石燕山。《永州志》载：蒋琬是零陵郡泉陵县人。《祁东县志》载：三国时吴孙皓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分泉陵立祁阳、永昌两县，县治遗址分别在祁东金兰桥，祁东砖塘两地。祁东人说，且死后又葬于此，其七十二穴。这种说法，反而让本来有的史实变得不大真实了。不说蒋琬是否生于此地，但肯定不是葬于此地。众所公认他的墓地位于涪县西山之巅凤凰山(今绵阳西山公园)。

说法四，湖南祁阳人。清同治《祁阳县志·人物卷》载：旧府志旧县志俱载，蒋琬是祁阳人，查祁阳北隅砖塘(烟合岭)系永昌县故址，遗迹犹存，有古碣镌‘蒋琬故里’四字，其为祁人无疑。祁阳人与祁东的理论类似。《康熙永州府志》载：三国蒋琬，字公琰。泉陵人。该书将蒋琬人物传置于祁阳县名下。可见该书支持蒋琬是祁阳人的说法。

说法五，蒋琬是湖南宁乡县灰汤镇人。宁乡人认为，蒋琬原是零陵郡湘乡人。但其后，蒋出生地划入宁乡。民国《宁乡县志》载：蒋琬故宅在宁乡县北，古名伏虎庙，其祠有二处，一在县北，一在灰汤。另有相公潭、相公桥(以桥北为汉相蒋琬故里，故名)。相传是蒋琬当年垂钓、洗马故地。宁乡县今还有蒋琬路。当地还有蒋琬庙，相传是蒋琬故里。

说法六，今湖南湘乡市人。因有陈寿《三国志》说蒋琬零陵湘乡人也。现在多数人都将蒋琬零陵湘乡人注释为今湖南省湘乡县(或市)人。湘乡市人认为，蒋琬是今湘乡市北正街人。但中国湘乡网介绍湘乡名人时，虽然将蒋琬排在第一，却只知道蒋琬死于246年，弄不清蒋琬出生于哪一年。汉代湘乡曾属零陵郡，虽现在又名湘乡，但湘乡三国时便属于衡阳郡，晋也属于衡阳郡，而不在零陵郡管辖了。故说今湘乡为陈寿所说的零陵湘乡，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会反对：晋代陈寿如果在《三国志》将衡阳郡的湘乡前面冠以为零陵郡似乎无此可能。有人还提出其它反驳理由：据蒋氏家谱载，琬父昕公居零陵，葬石燕山。并非今湘乡市。不可能蒋琬和父亲一个居湘乡，一个住在零陵。古零陵有两处石燕山，都不在今湘乡市，一处在衡阳市祁东县石亭子镇五一村朱家湾对面，江有一小山，名石燕岗，也叫石燕山；另一处在桂林全州县，明内阁首辅蒋冕有年年拜先垄，路出石燕岗的诗句就是指此处，在全州县城西十五里，为龙水镇桥渡村玉屏山的左翼，与龙隐岩相邻，地产石燕，遇雨则飞，故名石燕岗，也叫石燕山。祁东县砖塘的《蒋氏宗谱》也载明了零陵营道即今湘乡，查东汉三国地图营道，也并非是现今的湖南湘乡位置，而是古祁阳、洮阳(今全州)。有人说：琬公的外弟刘敏是泉陵人，泉陵县即今永州城北的零陵区，永州距全州八十来公里。鉴于当时的交通，表兄弟不可能相距千里，几十公里才符合情理。由此可以断定琬公绝非是今湘乡市人。至于说琬公的故里在其他地方，更不值得一辩，虽说是有寺，有庙，有街，有砖，不足为据，这只能说是琬公的后人为纪念琬公所为。现在网上还有人说，琬公年老还乡在双峰伊家湾载桑种麻，养鱼做菜，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琬公墓在涪县凤凰山。不过，湘乡市人为了纪念蒋琬，2015年9月，开工建了一个蒋琬广场，看样子挺有气派。

说法七，全州人。由于陈寿《三国志》说了蒋琬零陵湘乡人也。笔者从来没有想过将蒋琬的籍贯与全州扯在一起。2012年中国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痕迹》，里面有《全州蒋氏与毛氏夫人》，该书在引用《三国志》时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全州)人也。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有人将蒋琬籍贯湘乡注解为全州。笔者对此感到有所怀疑，怀疑其出处是否可靠。

后来，全州城北新区搞文化公园邀请当地行家对当地历史人物进行筛选会议时，笔者有幸参与这一工作。当时有人提议，蒋姓是全州大姓，又多是蒋琬后裔，咱们把曾担任丞相的蒋琬放入文化公园，但马上遭到另外一些人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蒋琬不是全州人，故这样做不妥当。后来笔者又看到了一些行家对蒋琬出生地考证的文稿，他们认为蒋琬是全州人。

全州蒋氏源流卷一载明代大学士文定公蒋冕所撰蒋氏宗谱序·蒋氏受姓之地并吾宗所自出考》云：今湘源(全州唐代时的县名)之蒋，皆相传以为出自蜀相安阳候琬之系。考三国志，琬零陵湘乡人。……今诸郡邑蒋氏独多于他方，而湘源尤盛。再考后汉郡国志，湘源零陵，汉永建三年更名湘乡，其地西至湘源仅百四十里而近，今湘源蒋氏俗所谓十大房者，世指为安阳候之的派。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陈寿《三国志》里的零陵湘乡人就是指全州人。若此结论准确，汉永建三年更名的此湘乡应该是今咸水与凤凰之地，今全州咸水梅子坳与凤凰和平村都有汉代古墓群，此两处疑为古县城。两地距全州大约40里，与其地西至湘源仅百四十里而近相符(百在古汉语里有接近、大约的意思)。

宋端平元年礼部尚书蒋满撰石龙潭碑志记载蒋琬到全州置产及徙居全州永岁乡梅潭的事：始祖原姓姬，后稷之裔。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今南京建康蒋山并蒋山寺乃其地，子孙因以为氏。后代徙居山东。汉有讳琬者，事蜀，因置产于零陵之湘源(全州古县名)。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注：即公元227年，也是蜀汉建兴五年)，因徙居于北乡二十五里石龙潭而居焉。石龙潭也名龙潭，就是永岁乡梅潭村，是全州蒋姓的最主要发源地。明·悔斋《龙潭记》记载了了龙潭之名的来历及更名梅潭的原因：龙气蟠结，有吉地穴于潭底，因谓之。龙潭之得名缘此之故。至其易名曰梅潭，则又有命之义焉，昔潭之南，吾宗有九大房(注：应是十大房)，屋宅后老梅数株，临于水浒，枝干扶疏，炎夏系阴复被，客舟每憩其下；隆冬梅花开甚，落英浮于水面，凡舟人之过而来者，既爱其潭水之清，复玩其梅花之异。由是因物纪胜，遂兢传为梅潭，至今仍之。因为蒋琬在全州永岁梅潭置有田地产业，从常理分析，他的家应该在全州或附近。所以蜀汉建兴五年，他干脆将家迁移到梅潭了。祁东县砖塘的《蒋氏宗谱》所指的湘乡包含洮阳(今全州)，三国地图湘乡也是指古祁阳、洮阳(全州)。

蒋琬卒于后汉帝延熈九年(公元246年)丙寅岁，寿54岁。公元263年蜀汉亡。蒋琬的妻毛氏带着儿子几经周折，最后回到蒋琬早在227年就已经迁居梅潭的故居定居。《全州蒋氏源流·全州蒋氏概述》载：琬生三子，长名斌，次名显，三名

。斌、显皆仕蜀，同时死于蜀难。

第三子与斌子珩，随母毛氏夫人还居零陵湘乡，依其叔阳羡侯瑜公抚育成人。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毛氏夫人携第三子，徙居零陵洮阳县城北二十五里之石龙潭，即今全州之梅潭。而珩公及其子恭仍居零陵。即毛夫人回到了蒋琬原来迁居的地方。

清朝顺天府尹蒋琦龄撰第三次续修大冈族谱序》记载了蒋氏的来历及蒋琬夫人毛氏死后有墓家在城北有田地的事：吾族出自蜀汉安阳恭候琬，为零陵湘乡人。夫人毛氏之迁于洮阳，有墓；其居城北，有地。有人在全州县文桥镇文桥村委梅岭头村附近寻找到了毛氏夫人墓地。

墓碑是由毛氏夫人的裔孙全州宗祠董事蒋氏八贤于清朝道光二十三年清明日所立，墓碑上遒劲有力地书写着：汉封成国夫人始祖妣蒋母毛氏夫人之墓。墓碑上再次重述了《安阳侯一品夫人毛氏墓志》。

宣和进士南宋胡致堂，曾任徽猷阁直学士，因与秦桧斗争，被贬，绍兴二年流寓全州，他曾给兴安高尚乡江东村蒋允济(任邕州知州兼邕管安抚使)的父亲蒋熙墓题碑说：蒋氏之在永桂间者，儒衣仕版相望，大抵出于蜀相公琰。也就是说，在永州零陵至桂林之间，多数蒋姓都是蒋琬的后人。按一般的逻辑思维，蒋琬的后人应该在蒋琬的故居或置产不太远的地方，如果全州咸水或凤凰也是有可能的。蒋伯英，曾任四川省内江市供销社办公室主任、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华蒋氏宗亲联谊会常务理事、四川蒋琬文化研究会顾问、《蒋氏西南联谱》顾问。他对蒋氏源流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对蒋琬籍贯进行了考证：他认为：今广西全州，古称零陵达811年之久，是琬公一脉的祖根地。据2010年编纂的《湘粤桂川六甲蒋氏通谱》继承的旧谱载：‘夫贯者，琬之季子也。又琬岀自昕，昕者彦光。晋仕桐州刺史离任后从西乡迁湘乡卜居湘山脚下街市(注：全州有湘山，而‘湘乡’又在洮阳、零陵)。’又据西粤全邑恭侯祠世叙碑记载：‘恭侯岀生于斯，又季子兴家发祥之地故立宗庙于斯’。这一珍贵史实证明：蒋琬系古零陵湘乡今广西全州县及附近地区人。具体地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他还提议：《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所指的零陵湘乡，是现在的全州县及附近地区。建议《辞海》、琬公纪念馆将‘三囯零陵湘乡(今属湖南)’更正为‘今属广西全州’。如果蒋伯英的资料可靠，那么就说明蒋琬的父亲蒋彦光就已经迁居到全州湘山脚下定居，而蒋琬到全州永岁梅潭置田产，那儿离这儿不远，这就不难理解了。

石岗村曾任明工部右侍郎蒋淦(也有资料说是曾任康熙丁卯科举人任魏县知县的蒋芾)，曾在蒋氏宗祠写有一幅对联，上联：期思漆水亦辽城，既乐且安，何再徙杜曲逡遒，无乃九侯宜兴云阳，裔属都相；下联：零陵湘乡本全郡，殊名同地，即旧宅龙潭江浦，从此十房分析虔公，起石冈宗。全郡即全州。从零陵湘乡本全郡殊名同地一句即可明白，零陵湘乡便是全州。

从上述资料看，(晋)陈寿《三国志》所说的零陵湘乡也极有可能是指洮阳或古零陵县，它们都曾是全州的古县名。但因为历史上的地名变化过于频繁，以致后人渐渐将湘乡与全州分开了。故说蒋琬是全州人也是有一定根据的。若此说成立，蒋琬当是广西第一位宰相也就不容置疑了。

民国三年，零陵倒知事赵开勲为永州市零陵区屏湘镇《蒋氏家谱》写的序言：零陵即湘源也。汉武元鼎六年置零陵郡，信全县地。《后汉郡国志》：湘源零陵自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故陈寿称湘乡然则琬之生于零陵石角，必在全零地界。据《宗绩辰府志》谓：石角，距县东北五里，柳子厚所命名曰：琬宅。

综上所述，蒋琬的故里在全州是非常有可能的，但若要下定论为外界各方所接受，仍需要大量的资料考证。笔者认为，不管蒋琬的故里在全州或是其他地方，真实是最重要的，希望主张方能拿出为各地蒋姓所能接受的依据来就行。

明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 因此，研究 嘉靖朝不能不研究严嵩 。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 明史·奸臣>>中 。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 。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 。然检读记 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 。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 。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 。《 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 。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 。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 世宗处死的王忬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 。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 。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 。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 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 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 。《四库全书总目》卷58“ 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 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 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 。”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 。 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 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 。

《 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这说明 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 。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 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 。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 。王世贞《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 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 。”《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 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 。……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 。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 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 。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 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 。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 。这就是发生在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 。《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 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 。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 。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 。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 。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 。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 。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 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 。例如宫婢之变后， 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 世宗欲重修宫殿 。严嵩考虑 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 。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 。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 。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 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惟其如此，才能将 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 。关于这一层， 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因此， 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 。即是令其致仕时， 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 。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猜疑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何谓 “忠良”，其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将中国人的思维按“价值二元”的文化取向训练，使得一些中国人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扭曲事实，令历史失真 。所谓严嵩“屠害忠良”，正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结下的令国人至今还在咀嚼的一枚历史的苦涩之果！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 。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 嘉靖十七年进士 。《 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 。”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 。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 。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 。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 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 。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 。 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 。”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 。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 。”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 。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 。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 。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 。

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 。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 。”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 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 。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 。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 。

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 。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 。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 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 。…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 。”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 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 。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 。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 。 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 。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 。是年杀夏言、曾铣 。《 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 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 。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 。”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 。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 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 。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 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 世宗投诉 。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 。于是 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 。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 。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 。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 。┅┅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 。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 。…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 。”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 。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 。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朱元璋推翻元朝，驱蒙古于大漠，北方边患困扰明朝竟二百余年 。蒙元北迁之后，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 明史纪事本末· 故元遗兵》），这始终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曾数次用兵，把蒙古兵驱赶至陕、甘、宁一线以北，但始终未能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 。几次征伐，互有胜负，耗资甚巨 。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不易，因而改变策略，以防御为主，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以阻蒙古南下 。成祖继位后，曾五次御驾亲征，亦未摧毁其游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而后明朝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蒙汉关系，甚至有时关系异常紧张 。

　　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影响着蒙古人的生计 。据《 明史·鞑靼传》等载，蒙古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釜锅、衣帛等全赖边贸甚至掠夺供给，当时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 。”其时蒙古首领俺答也说，“生齿日多”，因“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 。”这对牧民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自孝宗时起，当时的蒙古首领达延汗就多次遣使求贡；自 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 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 。 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 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 。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 。”（《 世宗实录》卷346），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一来延续阻止皇帝亲征的“传统”，二来此时京营早已腐化，没什么战斗力，故设法阻止之 。二是 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 。例如 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 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 。

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 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 。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 。”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 。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 。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 。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 。”（《典故纪闻》卷17） 。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 。”（《 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 。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 。刀尤短小，亦无锋 。”（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

倭寇并非起于 嘉靖朝，但 嘉靖朝倭患最烈 。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 。夏言重作首辅时，关闭市舶司， 嘉靖时，“倭患”越来越严重，而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却完全无视朝廷在海防上面的巨大漏洞，竟将“倭患”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 。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到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 。（强烈怀疑夏言的动机，撤销海关是不是为了逃税？方便文官们走私？）明 世宗那么精的人，这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

合法的贸易没有了，只能依赖走私，海商的进货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门大族控制 。辄以官府禁甚为借口，大肆囤积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 。本来合作无间的两方摩擦越来越大 。当积怨渐深时 。海商集团终于用武力报复 。杀人放火 。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员为推罪责，便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 。王直徐海等人尝到了甜头 。也利用明朝官员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 。动辄以“倭寇”为旗号 。其内部真正的日本人无几 。且都是苦力的干活 。

这时这个所谓“倭”的内部 。也生了分化 。一部分如王直等人 。打出“倭寇”的旗 。乃是为了与官府对抗 。以|护自己的贸易活动 。所以以贸易为主 。以抢劫为兼业 。 但也有认为“既明抢就可以的到的东西 。干嘛还要拿钱买？”的 。如徐海叶麻等人 。彻底转变成明火执仗的海盗团伙 。一时间闽浙沿海的区 。遭受到前所的破坏 。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 。被掠财物人民更是难以估量 。

当海商转变为倭寇之后 。情况便大大起了变化 。他们对沿海省份展开掠夺 。东南官员此承担了极大的罪责 。罢官杀头放殉职者不其数 。同时大户们的利益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强化的海商面前 。他们已经无法再保|公平交易 。必须要花费原先好几倍的成本 。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到威胁 。这时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 。”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 。

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 。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 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 。┅┅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 。┅┅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 “如己酉（ 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 。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 。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 《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 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 。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 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 。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 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 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 。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 。”

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 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 。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 。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 。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 。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 。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 。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 。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 。”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

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 。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 。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 。《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 。”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 。”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 。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 世宗的赏识；《 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 。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 。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 。”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 。《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 。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

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 。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 。”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 。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 。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 。”事在 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 。”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 明史·严嵩传》中缺载 。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 。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 。”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 。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 。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 。”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