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辈分

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爱新觉罗宗谱

我只找到部分摘录（网上）

允禩：（一子）康熙二十四年辛酉二月初十日未时生，母良妃卫氏，内管领阿布鼐之女。三十七年三月封授多罗贝勒，六十一年十一月晋封亲王，总理事务，三年三月退总理事务，四年三月因罪革退亲王，将伊本身并子孙黜宗室，本年丙午九月卒，年四十六岁。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特旨复入宗室。嫡妻郭络罗氏和硕额驸明尚之女，妾张氏张之碧之女，妾毛氏毛二格之女。 第一子：弘旺（三子）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初五日寅时生，庶母张氏张之碧之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亥时卒，年五十五岁。嫡妻舒穆禄氏伦布之女，妾茂怡氏马尔泰之女，妾完颜氏四格之女，妾荣氏荣禧之女。 第一子：永类（无嗣）雍正四年丙午正月二十七日申时生，嫡母舒穆禄氏伦布之女，雍正六年戊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丑时卒，年三岁。 第二子：肃英额（六子）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二十二日亥时生，庶母茂怡氏马尔泰之女，乾隆六十年乙卯六月十二日午时卒，年七十岁。 第三子：永明额（一子）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六月十六日申时生，庶母荣氏荣禧之女。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授七品笔贴式，喜庆元年三月授委署主事，是年九月授经历，四年八月授副理事官，九年九月授御史，二十五年十一月授副都统衔作为阿克苏办事大臣，道光三年正月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四年七月回京，本年八月管理右翼官学事务，五年七月管理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事务，本年十一月管理新历营房，十二月授察哈尔副都统，六年五月授太宁镇总兵内务府大臣，六月授守护昌陵，十年八月授令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二十日丑时卒，年八十四岁。 -------------------------------------------------------------------------------- 允禟：（八子）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二十七日子时，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作月二十七日巳时卒。嫡妻栋鄂氏七十之女，妾刘氏，妾兆氏，妾郎氏，妾周氏，妾完颜氏，妾朱氏，妾佟氏，妾陈氏。 第一子：弘晸（二子）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初八日戌时生，庶母刘氏。 第二子：弘暲（一子）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二月十九日丑时生，庶母刘氏。 第三子：弘相（一子）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廿二日丑时生，庶母刘氏。 第四子：弘旷（无嗣）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一月初六日卯时生，庶母郎氏。 第五子：弘鼎（七子）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一月初十日戌时生，庶母完颜氏。 第六子：栋喜（五子）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六月初八日丑时生，庶母朱氏。 第七子：四保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九月十四日未时生，庶母周氏，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奉旨过继与尼雅哈为嗣。 第八子：都锡保（三子）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初四日丑时生，庶母周氏。 -------------------------------------------------------------------------------- 允礻我：（六子）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月十一日亥时生，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太师果毅公遏必隆之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多罗敦郡王，五十七年十月管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六十一年十二月解管理三旗事务。嫡夫人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乌尔锦噶喇普郡王之女，继夫人赫舍里氏佐领常海之女，妾郭络罗氏，妾王氏。 （DE注：生平略有删节，诸妾之父亦略） 第一子：未有名 康熙四十年辛巳八月初十日酉时生，本月十六日辰时卒，庶母郭络罗氏。 第二子：弘旭（无嗣）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午时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初四日子时，年七岁，庶母郭络罗氏。 第三子：未有名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康熙四十八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未时卒，年七岁，庶母郭络罗氏。 第四子：未有名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十三日子时生，本月十九日亥时卒，庶母王氏。 第五子：弘暄（一子）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五月初一日午时生，母嫡夫人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 第六子：弘晙（三子）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一月二十三日酉时生，庶母郭络罗氏。 -------------------------------------------------------------------------------- 允祥：（九子）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十月初一日辰时生，雍正八年庚戌五月初四日午时薨。嫡福晋兆佳氏尚书马尔汉之女，侧福晋富察氏佐领僧格之女，侧福晋乌苏氏头顶护卫金保之女，侧福晋瓜尔佳氏郎中阿哈占之女，庶福晋石佳氏领催庄格之女，庶福晋喇氏轻车都尉吴尔敦之女。 第一子：弘昌（五子）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十日子时生，母侧福晋瓜尔佳氏。 第二子：未有名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十月初一日丑时生，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二月二十日亥时卒，母庶福晋石佳氏。 第三子：弘暾（三子）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月二十日丑时生，雍正戊申七月二十日辰时卒，母嫡福晋兆佳氏，嫡夫人富察氏。（DE注：弘暾未与富察氏完婚便卒，后允祥去世时，雍正表彰富察氏守节，封弘暾为贝勒，封其为贝勒夫人，入怡亲王府陪伴兆佳氏。《宗谱》记弘暾有三子，分别是从弘昌、弘晈、弘晓处承继来的。） 第四子：弘晈（二子）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二十五日辰时，母嫡福晋兆佳氏。 第五子：弘（左日右兄）（无嗣）康熙五十五年丙申正月初七日寅时生，母嫡福晋兆佳氏。 第六子：弘昑（无嗣）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八月初九日卯时生，母侧福晋乌苏氏。 第七子：弘晓（九子）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初九日丑时生，母嫡福晋兆佳氏。 第八子：绶恩（无嗣）雍正三年乙巳九月初七日丑时生，母嫡福晋兆佳氏。 第九子：阿穆珊琅（无嗣）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初五日生，雍正五年丁未闰三月十五日午时卒，母庶福晋纳喇氏。 -------------------------------------------------------------------------------- 允禵：（四子）嫡福晋完颜氏侍郎罗察之女，侧福晋舒舒觉罗氏员外郎明德之女，庶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典卫西泰之女，侧福晋伊尔根觉罗氏二等护卫石保之女，妾吴氏常有之女。 第一子：弘春（七子）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母侧福晋舒舒觉罗氏。 第二子：弘明（五子）康熙四年四月初三日生，母嫡福晋完颜氏。 第三子：弘映（三子）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母侧福晋伊尔根觉罗氏。 第四子：弘暟（七子）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生，母嫡福晋完颜氏。 爱新觉罗宗谱的皇室辈分

爱新觉罗家族，生子取名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情，不过这也仅限于近支宗室。至于远支宗室和觉罗，相对较少受到束缚。

在《爱新觉罗宗谱》中，乳名和小名随处可见。像小明、小喜、小群、小桂、小柱、小贝、筱鹤；大力、大喜、大林子以及落柱、老疙瘩、老生打。人名中的数字，多数反映的是排行，如小四、小五、小九、二小、二福、二锁、二喜、二秀；二庆、二肥、二胖、二铁、三锁、三福、三秀、三宝、三泰、三德、三寿、三珠、四保、五福、五全、五德、五龄阿、八宝、九龄。希望生女儿，就干脆给男孩起名叫二凤、芯莲、牛妞。 有些名字，反映出长辈对子女夭折的忧虑，如钉铸、铁锁、所林、拴柱、留住、保住。还有如 叫“狗剩”的，是想过往的妖精对这条小命不屑一顾。希望孩子长大结实、勇猛、有福气，就叫石头、石柱、铁山、铁柱、虎哥、顺哥、远福。 在远支宗室和觉罗中，使用数字取名也是一个特点。多以孩子出生之时家中老人的年岁来取名，如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三，反映了人们延年益寿的愿望。同时，这种方法无需高深的文化，简便易行，琅琅上口。在《宗谱》中这类名字在300个以上，从五十起，一直到九十，九十以上较少。这些人也多数是无爵无职的，即使有爵职，爵不过奉恩将军，职不过参领、佐领。 入关前，爱新觉罗家族按满族习惯，从名字上分不出辈分。入关以后，康熙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给子孙取名也采用辈分字。他生有35子，除夭折的11子外，24个儿子一律使用“胤”字作辈分字，还规定儿辈为“胤”字辈，孙辈为“弘”。字辈，曾孙为“永”字辈。 1722年，按照避讳的规矩，雍正帝的那些兄弟，再用“胤”字作辈分字就不合适了，于是一律改为了“允”字。惟一的例外是，后来怡亲王允祥病逝，雍正帝说他“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所以，特地恢复他的名上的“胤”字。 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瑢画了一幅《岁朝图》，进呈给孝圣皇后，乾隆帝的题诗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一句。后来，他取其中的“永绵亦(奕)载”4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1776年，又规定以后皇嗣取名，永、绵二字改用颙、旻，而别的人仍用永、绵作字辈。 1825年，从大臣选出的10个字中，道光帝钦定了“溥毓恒启”4字，作为“载”字以下的字辈。1857年，咸丰帝又续拟了“焘闿增祺”4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 清朝宗室的字辈，前后计有14字： 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如果以努尔哈赤为第1代的话，那么皇太极是第2代，福临是第3代，玄烨是第4代，以后玄烨这一支系，胤 (允)字辈是第5代，弘字辈是第6代，永（顒）字辈是第7代，绵（旻）字辈是第8代，奕字辈是第9代，载字辈是第10代，溥字辈是第 11代，毓字辈是第12代，恒字辈是第13代，启字辈是第14代，焘字辈是第15代，闿字辈是第16代，增字辈是第17代，祺字辈是第18代。 1937年，溥仪又增： “敬志开端，锡英源盛，正兆懋祥”12字，作为“祺”字以下的字辈。 那些支派较远的宗室，往往也有自己的字辈。如豫亲王保泰的后人，“载”字辈改用“常”字，“溥毓恒启”字辈，分别用“松柏清国”4字。 在宗室中，皇帝亲兄弟的子孙出生后，要奏请皇帝来取名。还有奉旨改名的，如清高宗第七子爱新觉罗·永琮出生时，清高宗将同名的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禄孙改名为爱新觉罗·永瑺。至于对废宗室的改名，则具有惩罚的意味。雍正帝下旨八弟允禩改为“阿其那”（意为俎上之鱼”，即砧板上的鱼，比喻任人宰割），九弟允禟改为“塞思黑”（意为“讨厌鬼”），胤禩的儿子弘旺改为菩萨保。对原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弘皙，乾隆帝把他开除宗籍，还改名为四十六。 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族失去了统治民族的地位，爱新觉罗家族的特殊地位动摇了。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民国初年出现了满人改姓易族的现象。老舍、侯宝林等都改成了汉族。 爱新觉罗家谱谁能给一份

1努尔哈赤：天命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后金政权创立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在位11年。

2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继后金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并以是年为崇德元年。前后在位17年。 3顺治：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皇太极第九子，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6岁即帝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4岁亲政。 4康熙：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 5雍正：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 6乾隆：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 7嘉庆：清仁宗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顒琰 (1760—1820年)，清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乾隆皇帝第十五子。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公开立为皇太子，次年元旦，受弘历内禅即位，以是年为嘉庆元年，时年27岁。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弘历死，始亲政。在位25年。 8道光：清宣宗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清朝入关后第六位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即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时年29岁。在位30年。 9咸丰：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年)，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道光皇帝第四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即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时年20岁。在位11年。 10同治：清穆宗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4年)，清朝入关后第八位皇帝。5岁即帝位，终身成为其生母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傀儡。 11光绪：清德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年），清朝入关后第九位皇帝。醇亲王奕譞之子，因其冲龄践祚，导致慈禧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在其亲政期间，甲午之战中他力主反击，大力支持维新变法,但因变法失败而遭幽禁，直至去世。 12宣统：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清朝末代皇帝。醇亲王载沣之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即皇帝位。1911年2月12日，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退位。此后，以逊帝身份居住在皇宫。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驱逐出宫 爱新觉罗宗谱中记载的最后一代？

爱新觉罗家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家族。辈分的问题也就十分复杂。

大体来说，推算辈分要看是谁的后人。 如太祖的几个后人，比如说楮英、礼王代善，他们家族在1935年《宗谱》上已经有“闿”字辈的人出生了，所以到现在，估计祺字辈都出生了。 但是如圣祖的几个后人，前面几个皇子如胤礽、胤禵，35年《宗谱》以“毓”、“恒”为多，到现在，辈分可能是“启”、“焘”。但是圣祖后面的几个孩子，比如说胤秘的后人，现在“溥”字辈还在世。 而近支宗室，也基本上比较大。 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之，如果你明确了自己要问哪个支系的，可以补充提问。我们继续探讨。 ----橘---- 爱新觉罗(329)辈分(12)

王羲之有七个儿子。长子王玄之，字伯远，早逝。次子王凝之，字叔平，东晋末年官员、将领、书法家。三子王涣之，曾参与兰亭集会。四子王肃之，字幼恭，历任中书郎、骠骑将军咨议。五子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六子王操之，字子重，官至豫章太守。七子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

扩展资料：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

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

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

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羲之

翻译：

当时太尉郗鉴让门生向王导求取女婿，王导叫门生到东厢下注意观察他的子侄。门生回去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各位年青人都很好，只是他们听到来人是选女婿的，都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露着肚子吃饭，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一样。”

郗鉴说：“这个人正是最好的女婿！”一打听，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生性喜欢鹅，会稽有个寡居的老妇养有一只鹅，鸣叫声很好听，王羲之想买，没有买到手，就携同亲友驾车前往观赏。

老妇听说王羲之要来，就鹅烹菜，招待王羲之，王羲之叹息了一整天。又曾在蕺山见到一个老妇，拿着六角竹扇出卖。羲之就在竹扇上写字，每把各写五个字。

老妇起初面有怒色。羲之就对老妇说：“只要说是王右军写的字，价钱可以要到一百钱。”老妇照着他的话说了，人们争相购买。后来的一天，老妇又拿扇子来，羲之笑而不答。他的书法为世人所重，都类似这种情况。

原文：

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游去看东方的孩子们。门回到家里，说：“王的家人不太好，但信给信，咸自给自足。唯一的人在东床吃饭，不闻。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圣书”蹲下后，他搬到了山上，并在县里退休到了金庭。他曾任宁远将军，江州荆棘将军，后来是惠济的历史，领导权将军。

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扩展资料：

轶事典故

1、入木三分

传说当时的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

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分”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出来的。

2、竹扇题字

王羲之路过山阴城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了这种情况，对老太太非常同情。她上前对她说：“竹扇上没有任何文字，你当然不能卖掉它。我会问你一个问题，怎么样？”老太太不知道王羲之。看到他的热情，他把竹扇送给他写信。王羲之举起笔，在每个扇脸上写下五个字，然后把它归还给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是文盲，觉得自己非常潦草，非常不开心。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担心。你告诉买风扇的人，说上面是王有军写的字。”一个王皓离开了，老太太按照他说的做了。这套人真的是王有军的书法，他们都急着买。竹扇立即售罄。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

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

收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

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

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

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河南的移民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

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山东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

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 自治县。

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

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

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

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

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

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

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还有大部分不忍分离被迫改姓的。

如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

另在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温姓与王姓都是异姓同宗。

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

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在山东“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在河南省永城“崔、谢、张、陈是弟兄”等说法。

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

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

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

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

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在冀、豫、鲁，关于“打锅牛、打锅常、打锅张、打锅郭、打锅申等传说也广为流传。

河南宜阳县孙氏、陕西省洛川县杨氏也有先祖打锅的传说。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五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初年。

其他姓氏家族，根据族谱可知端倪。

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

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

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

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序》也记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

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年依然存在。

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

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

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

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

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

“后繁衍到二十余世，仍然是衣冠峥嵘，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

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

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

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

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陕西省蒲城县城东北约十公里的金栗山下，有一个保持着明清风貌的村庄——山西村。

这是一个保留着原始城墙的长方形村落，村庄坐东朝西，有东西城门两个，城墙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已有数十米坍塌，但仍有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尤其是东面、北面的城墙保存基本完好。

其中西城门洞高约六米，门楣上方嵌有一青色碑石，上书“三槐并茂”四字，字呈红色，旁有“大清咸丰元年重修”字样。

据介绍，山西村是明初一王姓家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该村。

这一王姓家族共有弟兄三人，老大留在山西本地，老二迁至此地，老三迁至白水。

门楣上书“三槐并茂”即为弟兄三人家族兴旺，事业发达之意。

槐指山西大槐树。

因而，蒲城的山西村也是明代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见证。

据村史记载说，该村迁址不久，经常有土匪、强盗来村庄骚扰，后在一王姓老者的倡议之下，全村村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齐心协力花五年时间修筑城墙。

清咸丰九年，又置铁门一对，使西城门洞有两道城门，坚不可摧。

西城门洞上方有三间大房，解放前还有乡 在其上办公。

山西村的城门东西相对，门洞深约七米，门洞里原有两道门，由于时年已久，门已不存，然而安装门的青石门礅、门柱洞、门杠插孔依然保存完好。

穿过门洞走进村子，一条中心道路将村子分为南北两半，村不大，东西长约二百余米。

城堡内共有二十八户居民，其余人已搬至城外居住，以王姓为主。

这个村在当地俗称山西堡（bǔ）子。

村外人称进村为“进城”，村内人称出村为“出城”。

在山西村的城西门外五十米处，有一座陈旧的王氏祠堂，这里是村民一年一度举行聚会、搞年拜的场所。

在王氏祠堂内现存有碑石，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祠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

这一记载也说明了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王氏家族已在该地成为一大户。

河南省南乐县福堪乡才丈村，杨氏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

当时杨氏兄弟二人，老大迁到今县城北坟上居住，老二便到今才丈。

老二到新居后，在住地周围栽了许多杨树，希望杨姓也和杨树一样，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老二的精心培育下，不久杨树长大成材。

老二以为这才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盼望成材的杨树继续成长，就以此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材长”。

至清朝末年，演化为今名才丈。

才丈的杨姓至今已传二十四代，有二百多户人家。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

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

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

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

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

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

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

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

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

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

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

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

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

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

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

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第6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周礼[M]台北：三军大学出版社，1986

[5]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 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 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脱脱，张起岩，欧阳玄，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钱东垣，辑释上海：商务图书馆，1937

[14] 尤袤遂初堂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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