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眼一般都是锦上添花的装备，不会是首选，也不是必备的。

对于近程英雄来说冰眼是法球效果，所以如果有自带法球的近程英雄最后不要出，因为dota设定英雄自带的一些法球，暴击，晕眩等等都会比出装备得到的要好。现在路人局虚空，小鱼人等等也都有出冰眼的。

而对于远程英雄冰眼是攻击特效，也就是不会跟法球冲突，所以支配+冰眼对于远程dps来说在后期永远是最好的组合之一。冰眼提供的减速效果可以使远程dps黏住对手，对于没有控制，没法留住人的远程英雄来说效果是很好的，只要做好hit&run，对面很难跑掉。

适合出冰眼的英雄如：大那家，火枪，水人，先知（由于不是主C要有那么多钱，机会不多。。），风行，电棍（个人觉得顺风可以考虑）等等当然小黑也有放弃自身冰箭出冰眼的但不多。

具体是否出冰眼是要看局势的，如果大顺风局当然没问题，如果逆风的话，还是斟酌下吧。

明洪武初年的大规模的移民垦田，把各地的人移动到人烟稀小的苏北地区进行开垦而已！

洪武赶散，这段历史在盐阜民间流传甚广，所谓洪武赶散，就是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的移民垦田。元朝末年，淮河下游沿海地区几经战争动乱，死伤者无数，破坏惨重，再加海潮漫溢、淮河泛滥、旱灾蝗灾连续发生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偌大的一个盐城县，只有六千五百多户两万一千多人。天灾人祸造成到处田荒灶废，一片萧条景象。朱元璋做皇帝建立明王朝，在部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移民垦殖，以恢复经济，淮安府是屯田的重点地之一（今盐阜地区当时属淮安府）。据史书记载，洪武初（一三七O年前后）一次就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迁来四千余户，进行屯垦。以后，朱元璋又连续搞了几次大规模移民，一次迁江南民十四万到安徽凤阳，一次迁苏州、松江民万余来盐城。到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盐城居民猛增至八千九百一十二户，六万一千零八十人。始祖杨青正是因洪武赶散在一三七几年被迫从江南富裕水乡移民到荒芜的苏北艰难地开垦，苏北许多姓氏的家谱详细记录了这段悲怆移民的辛酸史，离乡背井的民众连梦里都想回到江南家乡。明府为发展经济提供优惠政策，开垦荒地插草为标，先祖们不得不留在苏北这片大地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六百年来民间传说移民皆来自苏州阊门，其实这只是民众记忆中的一块圣地，是水路运输的起始或中转站点，一船一船的众多移民是被逼着从水路沿着大运河北上的。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前后将近15年，各项新法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一些剥夺，豪强兼并及高利贷的活动得到有效扼制，而农民们则减轻了沉重的赋税和差役负担，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军队战斗力明显提升。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大将王韶，率宋军取得熙河战役的全胜，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余里，歼敌近万，招抚民众三十余万，这是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消息传到京师，宋神宗感动得将自己的玉带都解下来赐给王安石。著名学者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荆公秘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成为王安石后代的家传宝物。

我看累了，也想累了，踱到展厅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对面的王安石半身塑像昂首挺胸，目光坚定。我看着看着，心中又思索了起来：自中国有历史以来，改革的记载就不绝于史册，为何要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改革又为何失败的居多？这些个大问题的确需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思忖一番。

当一个朝代民贫国弱，原有的统治无法维持下去时，统治者才愿意考虑改革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往往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所以改革一有成就，或一遭强烈的反对，或改革本身就危害到统治的稳定时，改革便被强行中止，改革的主持者则常常是轻则革职，重则人头落地。至于改革的实质就在利益的重新分配，特权者的利益必须让出一些，而社会的弱势群体则可以获得一些利益上的补偿，仅此而已，无有其他。

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就不可能是一路的鲜花、处处赞歌，而必定是一路的荆棘、充耳的诽谤。毕竟，有一部分人，且往往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王安石改革不就如此吗？宋神宗在中国历史上给改革者以鼎力支持而闻名遐迩，但在召王安石谈话时，提出的问题却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其潜台词是：我的列祖列宗们，不行变法，不也坐致百余年的和平吗？这是何道理呢？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我为何要变法呢？王安石虽然在后来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以累朝因循弊政，导致国家贫弱、内外矛盾激化，朝政失修、社会弊病丛生等各方面的问题来论证改革是必须的，也达到了说服宋神宗的目的，但毕竟变法并非是皇帝的主动之举，纯粹是迫不得已。这就埋下了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效，却最终流产的伏笔。

王安石变法开始不久，朝野就出现一片反对新法的声音，神宗帝有些犹豫了。还在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二十八日，神宗召王安石，问：现在有许多人议论朝廷不畏天变，不听取人们的言论，也不守祖宗的规矩，这如何是好？王安石坦荡诚恳地答道：陛下您认真地处理政务，每件事皆为民众利益着想，这就是“畏天变”了；陛下您常常征询下面的意见，无论职位高低者的看法您都认真听，这“岂是不恤人言”？况且，有些人的话未必都对，只要我们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呢？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历代历朝，那有不修改法令的？神宗帝听进去了，王安石变法得以继续进行，“三不足”精神由此贯之于变法的全过程，而拗相公、刚愎自用、不懂人情世故等别号、形容词等也与王安石相伴终生，传之久远。

但是，王安石可以真正做到“三不畏”，皇帝岂真能如此？到了熙宁六年（1074年），河北大旱，连续十个月没有下雨，无数的农民四处逃荒要饭。宋神宗正心焦，有个坚决反对变法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皇帝，并说之所以有旱灾，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所以，必须“去安石，天乃雨”。神宗帝看了这幅流民图，大为震动，长吁短叹，觉也睡不着，亲自减膳以示与民同甘共苦，并下诏书求谏。正在此时，作为皇亲国戚、大官僚、大地主利益代言人的神宗帝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皆到神宗帝面前哭泣，异口同声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必须停止新法。而著名的司马光也向神宗帝上了《应诏言朝政阙失事》，洋洋数千言，逐条批驳新法。此时的神宗帝开始既畏“天变”又畏“人言”，且屈服于“祖宗”的家法了。

王安石生性执拗，且从不以做大官为念，一心只想做大事。新法受到如此指责，推行起来又常常走样，王安石一则气愤难忍，一则疾病缠身，遂先后六次上书辞职。神宗帝再三挽留，王安石再三辞谢，终于获准辞相，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熙宁七年（1075年）的六月，王安石携家人离京赴江宁府上任。

离开金陵多年，王安石在京师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如今又重返故地，怎不让王安石感慨万千？他赋诗一首云：“人间投老事纷纷，才薄何能强致君。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唯见北山云。”这已经隐隐透露出王安石的归隐之心了。但时仅半年，即熙宁八年（1076年）二月，神宗帝又启用了王安石，恢复其宰相之职。王安石继续呕心沥血为变法努力，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而保守势力也越来越大，时局变得扑朔迷离。一次，天空出现了彗星，许多人皆认为是不吉之兆，神宗帝又有些惊惶失措，要大臣们对朝政提出看法。保守派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大肆攻击新法，认为新法造成了民众怨声载道，引起了天谴。王安石虽然雄辩，怎奈神宗帝心神不宁？此时，他的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比的悲痛使王安石又生重病。医生诊断后，开出的药方要用紫团人参配药，而市面上根本无此药出售。恰在此时，一位名叫薛师政的官员从河东来，带了一些紫团参，并送来几两，王安石坚持不受，家人说：配药非用此不可。王安石说：我平生不用此药，不也活到现在吗？这是宋代著名自然科学家沈括记载在《梦溪笔谈》中的事情。

于是，1076年，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之际，前后居相位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再一次上书辞去宰相之职，重回江宁府，从此永远告别了政坛，直至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而终老金陵，留下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无限浩叹。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我与李博士坐在北驰的火车上，朝着南京方向进发。窗外寒流阵阵，空旷的田野，寂寞的乡镇，人们皆躲避在屋中取暖了。想900余年前，王安石辞相回金陵后，政局突变，神宗帝年仅38岁便逝世了，接位的哲宗是个9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个一贯反对新法的太后，立即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逐步地有计划地废除了王安石的各项新法。

客居金陵的十年，也就是新法逐步遭废弃的十年，这时的王安石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伴着咔嚓咔嚓的响声，我试图跨越时空去神交荆公，可却朦朦胧胧中睡熟了。清晨，睁眼一瞧车窗外：呀，好大雪！无尽的山间乡村与大地，一片白雪茫茫真干净。车厢内，传出许多大人小孩的惊喜声，近几年，雪景已是不常见了。我想，居住在金陵的王荆公，生活自然是朴素的，一如他以前的一贯作风；而心境肯定不会是惬意高兴的，但是不是就像这窗外的大雪一般寒彻骨髓呢？当然不会。

一则，王安石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在金陵孜孜不倦地继续删定《字说》，考之诸子百家之说，究心于各派意见，一心要为所有的“字”提升出意义来，比如说，“美”字何解？荆公云：“羊之大者方美”。这似乎真的是咬文嚼字，但荆公的深意却在：要做到“以经术造士”的目的，首先要真正读通读懂儒家的经典，而这又必须从理解字词的意义入手，以防止对经学纂注解释上的纷乱歧义。据说，荆公常在一座庙中作《字说》，禅床前置笔砚，看似睡去，却忽又起身写一二个字，通常是彻夜不眠。二则，荆公看淡了世间的名利，退居金陵不久，便上奏折将自己所有的田产及余财捐赠给了蒋山（今南京钟山）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还自己动手，在江宁府东郊的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僻地带，雇人修筑了数间简陋的草庐，起名“半山园”，作为园主的王安石，看着自己的新居，欣然赋诗一首：“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颇有隐居之诗情画意。

但实际上，半山园并非是豪华的乡间别墅，而是位于“四无人家”的偏僻之地，小宅“仅蔽风雨”，亦无围墙。有人劝其筑墙以保安全，王安石不答。平日他乘一驴，数个童子跟着，遍游金陵诸般名胜。若要入城，则乘小船前往，从不骑马，也坚拒坐轿，认为不能以人代替牲畜。可见，荆公的隐退生活还是有滋有味的。他进可为官从政，退可赋诗作文论学，这自然要比那些只能当官不知其他者要强得多。

清晨，我们在南京下车，住进了中国著名学府南京大学。稍事休息，热心干练的江苏社会科学院的胡发贵先生便带我们前往位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东北隅的半山园。

一夜的大雪，金陵全城银装素裹，六朝古都更显庄严肃穆。通过两道戒备森严的围墙，远远望去，一幢粉白色的青砖小院忽然映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王安石居住过八年的地方——半山园遗址。这所宅院建在一山岩旁，东西长有25米，南北深有33米，进得院去，内分两小院，小巧，素雅，静谧。正厅陈列着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屋外的山岩上，还修有一座方亭，映掩在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衰草之中。登高望远，古城金陵在大雪的覆盖下，一尘不染，洁白无瑕。游至亭东，兀然见一块石碑，上书《重修半山亭记》，默念之，知此屋及亭皆为清末重建，自宋到明清，一代名相王安石的故居已荒芜废弃得无影无踪了，岂不痛哉！

《能改斋漫录》记载，王安石所筑草堂当在今半山亭的位置上，曾引水作“小港”，叠石为桥，平日里他吟诗作画，读书交友。荆公此时在此地才真正得以逍遥自在，他曾集句填《菩萨蛮》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似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柳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已64岁，患了严重的疾病，几乎一病不起。皇帝亲自派人送药慰问。大病之后的王安石，对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已看得更透更淡了，再上奏折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半山园宅子捐出为僧寺，半山园就改名半山寺了。王安石一家在江宁府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院子居住。

七月，王安石大病初愈，适逢苏东坡自黄州到汝州上任，路过金陵，事前托人说要来看看荆公。王安石一身便服，骑毛驴亲到江边迎接。苏东坡也不穿官服来候，两人见面哈哈大笑，东坡说：今日我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俩人携手同游金陵的山水名胜，同桌品茗，挥毫泼墨，为文赋诗，优哉游哉，苏东坡甚至也想到金陵买田购屋陪伴王安石终老于斯。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病重中的王安石听说其利国利民的免役法也遭到无端废除，经不起这雪上加霜的打击，王安石再也没有从疾病中恢复过来，郁然病逝在秦淮河畔的这所小院内，享年66岁。

我踏着漫山遍野的积雪围着半山亭转了几圈，心中一直郁结着一个大疑团。据《景定建康志》称，王安石死后葬在原居住的半山寺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半山亭的周围了。可是在周辉的《清波杂志》中，又说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分昭穆而葬。当时，士大夫去荆公墓祭拜者络绎不绝。在北宋所谓“元祐更化”时期，王安石新法多被废，大臣陆佃曾率许多儒生去哭祭王安石，并撰有《祭丞相荆公文》。元祐七年（1091），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但在宋之后，就再也不见有荆公墓的记载了。一直到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才有记载说，一个名叫石岩的太监，为了营造茔地而取用了王安石墓上的大砖。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在刻印王安石文集时，于序言中写道：“公墓不知所在”。可见，荆公墓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当时，一个宰相的墓应该有相当的规模，何况王安石家族世代为官者实在是不少，何以断了祭祀的香火呢？这在把对先人之祀作为人生要务的中国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该发生的。张明华先生在《王安石晚年与变法》一文中沉重地写道：“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和各种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王安石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的记载。可见，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不仅经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而且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他身后所受的冷落与他生前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显得极不相称。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王安石对变法事业的贡献一点也不过分。”

在今洛阳附近，与王安石同时为宰相的司马光的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极尽豪华，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景观；而江西的乡贤——对中国政治、文学、经济、社会均产生重大影响的王荆公却已不知魂归何方，岂不悲哉！

立在半山亭，远眺天际，厚厚的积雪一望无垠。荆公的宅子、荆公的半山寺、荆公的活动，一切的一切，皆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王安石有诗云：“我自山中客，何缘有此名？不缘琴不鼓，人不见亏成。”一代名相做了“山中客”，为何仍然有“此名”？因为他呕心沥血为国为民；今日已近千年过去了，荆公的余物已荡然不存，可我等为何仍不远千里来凭吊呢？因为先贤先哲虽已逝，可其思想、精神、人品道德、才学文章已永驻天地之间，与江河同流，与日月同辉了。

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同到方志学专家季士家先生的住宅中，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我们一边品着淡淡的绿茶，一边探讨着王安石的有关问题。我告诉季老，我曾与同事至抚州东乡上池王家看了一本刻于明代崇祯年间、数本刻于民国三十一年的《上池王氏族谱》，内皆记载有王安石墓迁回了家乡，安葬在王安石家族的祖坟山金溪的月塘村后，在刻于民国时期的家谱中更有一张墓地的风水图。我们根据此图，又驱车前往月塘，在二位风水先生和几十个热情的村民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个与图完全吻合的地方。这是一处山洼之地，现已开垦出了田地，图上称此地为“牛眠地”，是“上有桃源下有汪”。查之月塘村《王氏四修宗谱》，内也有荆公墓迁回之说。当时，我们一行是欣喜若狂，找出一座古人的墓并非壮举，但若能发现自南宋开始便已失去踪迹的荆公之墓，那真的是功莫大焉。

祭奠先贤先哲，并不是仅仅对着一座土坟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祭祀过程中，缅怀其道德文章，人品事迹，以提升自我的修养境界，传承历史文明。可是，等我回到南昌，找了一些资料来看，发现宋史大家、也是王安石研究专家的邓广铭先生早在1985年便撰文引用了许多正史及笔记材料，认为：王安石迁葬说是没有根据的。而历史学家姚公骞先生也早在1978年就写文章论证说：上池王家为争得临川盐阜岭的王荆公祠和祠产，不惜在家谱中造假，以证明上池王家是王安石家族的祖居之地。所以，王安石从南京迁葬回家乡一说也是毫无根据的。

季士家先生认真地听着，并仔细地看了我们带去的有关资料，说他也不太相信王安石墓已迁回金溪之说。一般说来，荆公墓要迁移，这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方志一类的史料不可能不记载，可南京地方史的资料完全没有一字一句谈到这件事；此外，中国古代的迁墓是一件大事，不可轻易为之，因为可能会破坏风水。王荆公墓为何要迁呢？季老的话又使我想起梁洪生先生的话。他说：荆公在历史上当然是声名显赫者，其墓葬要迁，宋元人的笔记、各种野史是会大做文章的，可是就目前所见还无任何记载。

那么，荆公墓仍在南京的某处罗？就在我们上午去的半山园？还是在蒋山的某地？季士家先生告诉我们，荆公墓详细地址的记载早就在地方志中消失了，即使在大规模的实地的文物普查中也从未找着过。

我想，问题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荆公之墓，是何等的人的墓？一代宰相之墓；荆公又是何许人？影响千古、流芳百世之人，即便是在南宋时期，王安石背着许多骂名，却仍然有众多的士大夫前去拜祭。它突然在明代左右消失，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迁葬回了故乡之地。明太监王岩之所以能取荆公墓大砖，不就因为荆公墓已迁吗？墓砖当然是不可能迁走的。

季士家先生又取出一篇自己写的《明都南京城垣略论》的文章，内有一图，我们看到，半山园正位于京城与皇城之间的城墙边上，紧靠皇城，似乎有迁葬的必要。而在江西王安石家族的诸多家谱中，所记载的大部分都说到荆公墓迁自明洪武年间，是因为朱元璋建陵之需。是不是并非出于建陵的需要，而是因荆公墓紧靠皇城所以必须迁走？

又是一大疑惑，看来抚州崇仁的甘坑是不可不去了。由南京返昌，又驱车上路，直奔崇仁。我曾在1989年的《崇仁文史资料》第二辑上看到一篇由范贤儒、张涂喜先生写的《王安石家世史料》的文章说：在江西省崇仁县港下乡的甘坑村，发现了王安石的家谱——民国丙戌年修《王氏九修族谱》，甘坑王家源于王安石之子王雱过继的儿子王棣，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直系后裔。张涂喜先生更作《王安石墓葬考略》，经多方考证，认为：“王安石墓迁葬临川月塘是千真万确的”。

山重水复，我们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之中的甘坑，但见山高林密，泉水奔涌。村口的水塘划分出几块，据说也是分田到户后的事。村民们三三俩俩聚在一块闲聊，十余幢砖木瓦房依山傍水，村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热情的村民，拿来了家谱，搬出了传说是王安石亲传的巨型紫铜锣。

关于荆公之墓，《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是这样记载的：“荆国公墓：公卒半山寺，敕葬于钟山之阳。我明太祖阡陵，问曰：‘旧为若坟？’辅臣对曰：‘水口为吴王孙权墓，服山为宋丞相王安石。’太祖乃曰：‘孙权居水口，留为守陵。王安石可召其子孙迁葬。’乃赐额。时支子孙伯安丞命迁葬于临川月塘祖旁，有神道碑，火逸其半，见艺文集……”这段记载点出了荆公墓为何要迁的原因：朱元璋要“阡陵”；也说明了迁葬地：临川月塘祖旁。考之现今金溪县琉璃乡月塘村，的确是王安石家族的祖坟山，王安石曾祖父王明、祖父王用之等皆葬此地，置有专门的祭田。王安石父子也曾多次到此地拜祭，并住在附近的城陂院。王安石也撰有《城陂院兴造记》，内云：“灵谷者，吾州之名山，卫尉府君（王用之）之所葬也。山之水东出而北折，以合于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诸父子之来视墓者，退辄休于此。”第三还说明了是由何人主持迁葬的：支子孙伯安。据张涂喜先生考证，王伯安是王安石十六世孙，明洪武十五年（1382）以通经博学，官授国子学录；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迁广西梧州儒学正提举。后辞老归田，78岁时去世。

应该说，甘坑王家并没有去争夺王荆公祠及祠产，当然也不需要去刻意造假。许多老先生也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中国乡间的家谱对墓葬的记载一般都是比较严肃的，如果王安石之墓仍在南京，又何必去伪造出一种详细的迁葬之说呢？金溪县文管所长吴定安先生说：“我是持‘迁葬无疑’之说的”，“学者总是重视正版专著，轻视民间谱牒，殊不知百姓修谱是极为郑重其事的。”而文化局长吴牧山先生更急迫地希望我能断言荆公墓已迁金溪月塘。我耗费数月时间，行程数千公里，当然是盼望着能破译荆公墓葬之迷了。

这些记载和说法可信不可信？考之正史、官修地方志、宋元笔记等皆无荆公迁葬之说；视诸王氏族谱，却处处看到荆公墓已迁金溪月塘之论。我又回忆起在月塘村后那如一面屏风般的凤山上，我们几十人漫山遍野寻找荆公之墓的情景，心中不禁吟咏起荆公著名的诗篇《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我跟你一样,我的祖先也是明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桃花坞的地方迫迁苏北建湖草堰口的(现已到阜宁沟墩境内)

这在历史上了很出名的"洪武赶杀",从历史下来看这是朱元璋的一次正确路线我目前在苏州工作,也经常会查有关资料,从地图看来,阊门好像现在在火车站以北的地方,好像并不是现在石路那里

希望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可以电邮联系 tzfonk@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