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关系。

　　杜佑（735年－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

　　杜佑出身于京兆杜氏，历任济南参军、剡县县丞、润州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饶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

　　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升任司空、同平章事。后又进拜司徒、度支盐铁使，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年），杜佑以太保之职致仕，不久病逝，追赠太傅，谥号安简。

　　杜佑曾用三十六年撰成二百卷《通典》，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 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故居，在巩县城东10公里南瑶湾村。村前有清澈见底的东泗河，村中有酷似笔架的山峰，笔架山下有一座清静雅致的小院，院内靠山有一孔20米深的窑洞杜甫就出生在巩县，少年时代即在此度过。这里土地肥沃，现有宅院长约20米，宽约10米，小青瓦门楼，黑漆大门。院内有东西厢房3间，系硬山式建筑，小灰瓦顶，土坯墙，黄砂石墙基，门上悬挂竖匾一块，上书“杜甫故里纪念馆”大字，郭沫若亲笔。室内陈列有多种杜甫诗集珍本、杜甫诗意画、杜甫世系表、行迹图、遗迹照片等。院东侧有一窑洞，门额上书“杜甫诞生窑”。窑洞深20米，宽2米余，高约3米。院内西墙上嵌碑1通，高1．75米，宽0．75米，正面楷书“唐杜工部立”。该碑是1963年由杜甫祠迁此。门外墙上嵌石碑1通，高1．1米，宽0．56 米，系清雍正五年（1727年）洛阳府张汉草书“诗圣故里”。

　　距故居200米的村旁大路口有碑楼1座，青砖砌，歇山顶，砖雕花草斗拱，内立石碑1道，正面楷书：“唐工部杜甫故里”，碑楼北侧嵌青石刻1块，曰：《唐工部杜文贞公碑记》，系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立。

　　诗人赵朴初曾赋诗日：“我闻杜甫里，山形有笔研。傥使甫复生，刮目桑梓变。笔落砚腾波，喜作巩县赞”。

　　1962年对杜甫故居进行了修葺，1963年河南省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