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张晓风，台湾女作家，笔名晓风,桑科,可叵,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供大家欣赏。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大型家家酒

我还想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小时读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竞走遍台北找一只生铁铸的灶门……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弯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的。二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壁》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里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的肩驮手抱的成堆的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候。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面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演，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橱，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的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磁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磁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跪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磁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二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磁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磁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的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的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计程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炬，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的满台北去找生铁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竟认真的一家一家的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的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采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要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的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帐簿。

我兴冲冲的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她曾教过我

——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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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

袁世凯有1妻9妾。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她“嗯”地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上不得台盘，袁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大身份出现。袁还让她管家，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可见袁对她宠爱的程度了。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人。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3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3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大太。李氏由陪嫁“厂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5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王族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吴氏，本只是跟着姑娘当丫头，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还差一点没被封为妃嫔，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她为袁世凯生了4个儿女，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于）、四女（早亡）、七女复祯。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时还任直隶总督，吴氏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大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她为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本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望洋兴叹”了！六姨太太生了5个子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她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大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 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她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她生有3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刘氏。她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50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九姨太太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以上所述是袁世凯1妻9妾的情况，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逐一记述太繁琐，今特择其主要者、著名者略述之。

袁克定 首先要记述的自然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儿子袁克定，因为他险些当了“太子”、嗣君”、继袁世凯当了“中华帝国”的皇帝，如果袁世凯不被打倒的话。当清帝退位时，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清朝作恶多端的王公一律处死，末代皇帝傅仪流放黑龙江。如果袁世凯采纳了他的建议，溥仪也不会第二次（1917年张勋复辟）、第三次（“满洲国”的皇帝）当皇帝了。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中国历史有些影响的。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妻子于氏所生，是袁的长子。他曾到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和英语。袁世凯在朝鲜，在济南，在天津，在北京做官，他都随任在侧，所以他对旧官场的事情非常熟悉。他不抽烟、不喝酒，循规蹈矩，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因为他是长子，而长子一般要继父位的，所以他极力撺掇袁世凯做皇帝，他不但替袁拉拢各路军阀封建遗老，甚至印假版的《顺天时报》，从舆论上来欺骗袁世凯，伪称全国人民都拥护袁世凯改元称帝。可是因为他骑马摔坏了腿，成了跛子，所以袁世凯曾流露出要在次子克文、五子克权2人中择一而立为“太子”的意思。袁克定听到这消息后愤愤地说：“如果父亲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当然，由于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便被国人轰了下去，袁克定的皇帝梦也就难圆了。

袁克定早年娶湖南巡抚吴大幑的女儿吴本娴为妻，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属龙，按旧时说法是相克的，可袁世凯为了攀附，也就不斤斤计较这些。可是袁世凯却并不是真的不计较，按迷信说法，只有找一个属鸡的姑娘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化凶为吉。于是吴**过门还不到一个月，袁克定便又找了一个叫马彩云的唱戏的做姨太太，随后又娶了第二个姨太太。他不但像他父亲一样爱娶姨太太，而且好“男宠”，当时这些被玩弄的青年男子叫做“相公”，天津当时就有男性妓院，俗称“相公窑子”，用现在洋人时髦说法，即所谓“同性恋”。所以袁克定在北京、在天津都有一些公馆，这些公馆便是他的金屋藏娇处：既有女宠，也有男宠。正由于他如此花天酒地荒*无度，所以袁世凯分给他的一些遗产（光是现金就有40万大洋）不多年便让他挥霍净尽。到了晚年，新中国建立，袁克定已是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来打发贫困的岁月。1958年他80岁时终于潦倒而死。

袁克定有1子2女，子家融，女家锦、家弟。

家融是袁克定的独生子，袁世凯的嫡长孙，生于1904年，袁世凯死去那年，家融已经12岁了。1920年，家融赴美留学，先上中学，后又在美国上大学，学习地质勘探。1930年回国后在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以后在北大、师大等校教书。1964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袁克文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袁克文自幼聪明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大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1000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的儿子。

1931年袁克文死在天津，才40多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甚至有些妓女也扎了白头绳前来哭奠。

袁克文有4子3女，孙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家彰、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家骝1973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归宗尊祖，是作为炎黄子孙共有的寻根、认祖意识的表现，是一种极为悠久、深厚的族类认同理念，他包括以亲缘、地缘、业缘为表现形式的血亲认同、乡土认同理念及由此形成其他各种联系的基点和枢纽。迁居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民，远离祖地，在千里之外的异地它乡上杭客家移民团结互助，艰苦创业，以其特有的凝聚力精神，接受各种生存条件的挑战，不断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以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寻求新的谋生方式，追寻成功与发展的道路。稍作安定后，上杭客家人便修族谱、建祠宇、葺祖茔、建书院，以此表达祭祖先、续血脉、光宗耀祖的归宗敬祖理念。

上杭客家移民归宗敬祖理念，首先表现在上杭客家移民在稍作安定后，便修撰族谱，续血脉，‘崇先报本，启裕后昆’、和教育子孙“积善好施”方面。此举在邱氏族谱得以全面反映。清乾隆年间，素有“鱼米之乡”的上杭来苏里中都邱惟乾，又名明光，携子仲辉由福建汀州上杭胜运里，迁入今黄沙镇老鸦山湖洞立业居住。稍作安居，邱明光便“远寻谱系之源，特千里回闽以订家乘”，以续“此根本之所以亲切而昭著也”。嘉庆二年（1797年）明光公裔首次修谱，序言“……我支祖明光公，遄臻於豫之宁州……遂尔爰居爰处，苦积银两之资。创业悠久，叨先祖之恩庇。递传三男，宜颇其丰，教婚两全。仲生其茂，丁粮并盛。……是以木本水源之思，油然而生。敢湮没我祖之所自出乎？以故商诸兄弟叔侄，有是修谱之举焉。予等知浅识陋，仅仿欧苏之法，叙亲疏，别长幼，纪其祖冢名字，娶氏生殁而已，俾后之览者，不失其所自也”。敦敦教导子孙，传递“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理念。到了道光丁未年（1847年），明光公裔孙重修家谱，族谱中就有了从明光公的第三代开始出现了仲辉季子茂贵：“修州志、建书院、造学校、造浮桥、桥梁、道路”、第五代茂贵子西亭，西亭仲子化轩的“募建义仓，都人士多有难色，公毅然捐金三百两” 善举记录。邱氏在该家族中倡导“积善好施”之精神，可以从竹塅陈氏文化世家陈观礼先生道光二十七年为邱氏族谱撰“邱公贯充先生传”得到体现。“邱公贯充先生传：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斯言也，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盖俗人只知一身形骸而外，遑恤其他。而高瞻远瞩者，则必为之计长久焉。邱公兴万，字贯充，号肫一，系茂贵公之季子也。幼读书聪颖过人，稍长以及父母年老，赀产未裕。遂弃举业、理家政，督耕务农，披星戴月，终岁勤动力田，逢年骎骎乎有富足风。昆仲五人同心协力，各谋生息。负耒之暇，兼业商贾，亿则屡中。自是而家产饶裕，兴也勃焉。先世居湖洞，渐次蕃衍。乃于乾隆四十年间置买源头田产，公同长兄移於此住。督农课读，家道益裕。凡附近产业，内外无间。厥后甲寅岁重新创建上栋下宇，蔼然可观。兄弟怡怡聚处一堂。於是丁口日繁，遂於嘉庆辛酉年昆仲各爨，无不席丰履厚，而公则自视欿然也。尝曰积金积玉，不如积福。吾家既小阜，使不行方便，积阴功，虽坐拥丰亨，安知我后人奚若乎？以故乡邻之缓急通之；戚友之贫乏济之；桥梁道路废者修之、圮者补之，从未尝勒碑以沽名。如老鸦山铁砧崖之锤幽凿险，化泉等处之周道如砥，虽费多金，不恤也。徃来行人，至今犹啧啧於公之德而弗衰。吁！公真人杰矣。世之勤稼穑，享殷实，固自有人，而求其好善乐施，挥金不吝者，亦不数数。觏以公之心，行公之事，不沾沾为一己之名，而默默施无穷之惠，则天之报施善人，岂有涯哉”。

其次，还表现在修建祠宇、葺祖茔方面。上杭客家移民牢记祠宇是安置祖先的寝庙，是族人的精神象征、是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因此祭祀祖先先要“创建祠宇，以苈馨香，以绵世泽”。举何氏一族为例。中都何氏一族迁入义宁州共76支，最早迁入义宁州的是十六世，最迟迁入是二十三世，前后相隔八代，历时百多年，是一支庞大的族系。何氏族谱有详细记录的大小祠宇几十处，略举一二。中都何氏二十二世梦椿，讳应千，号愈彭，候选布政司理问加二级， 开基武乡征本，嘉庆庚午（1750年）， 愈彭公回祖地上杭“与曾叔祖承阶、伯祖文峰合建祠于中都大富上，上下厅堂二重及左右横屋宅后三层，瓦屋壹所，并排三楼颜曰：‘三立堂’。又左畔三层瓦屋壹所，并排三楼，颜曰：‘三易堂’。数处羡屋，余基及园池田土诸项系三股，均分。唯我愈彭公支迁宁远，因写并神下及竹头下，按分屋宇产业，概讬金、玉、显、承四房祠裔，约领照管，永杜凯佥”；二十二世宗达，生三子，公由闽汀迁居江西宁州下奉乡渎坑樟源桥亭社窑里开基，次子荣盛，乾隆戊戌（1838）年生，公于咸丰庚申（1860年）年七月十五日建祠于奉乡十五都灵宫殿莲形辛山乙向；二十二世奎斗，讳朝北，公幼只身由上杭迁江西义宁州白手成家立籍启后永绍书香，建祠下武征村凤形山下；十八世廷杨，号举余，公迁江西义宁州下武乡大源里立籍，后裔建祠于琥形隆本堂澄伦公祠进主配享冬蒸祭祀祠立；光照，号明轩，字惠珠，文考名其矅，武考名翔龙，精医理重，修谱牒，建祖祠情殷享祀；而祖茔是宗祖精气所在，家族的发展“叨先祖之恩庇”。因此葺祖茔、铭“纪其祖冢名字”是迁徙在外的上杭客家移民祭祀先祖大事。上杭客家移民在所修族谱中都有制定历代（上杭）先祖茔塜祭期。如邱氏族谱中定从“清明前七日祭：始祖邱公八郎郎讳继龙葬在胜运里官田叶坊山梅花落地金盘载珠甲山庚向；……清明前五日祭：一世祖邱公讳惟长妣郑氏梁氏合葬在南坑水口社边东岸；……清明日祭七世祖妣陈氏葬本乡割茅窠与长孙得旺共穴同祭”；《义宁何氏宗谱》卷末记载景柔奈房中附记闽杭中都伯祖安考妣坟“……共坟三十八穴，未有碑记不敢妄载，其所出生世系为某祖某妣，惟每年奈祖嗣裔祭管，固附于此，庶不致相失耳”。从族谱文献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上杭客家移民编族谱、葺祖茔、修宗祠基本发生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而修建祖祠则大多在开基祖一代人中进行。

第三，表现在上杭客家移民崇文重教、科举入仕、光宗耀祖方面。《义宁州志》载，落籍义宁州的客家人，他们为争取获得与当地土著人一样的入学与应试科举资格而不懈斗争。“雍正二年（1724年）四五月间，土著绅士为阻止客家人入籍和考试，围攻州署，殴打赴考生童，知州刘世豪不畏胁迫，主持公道，并奏请准予客民入籍考试”，终使朝廷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在义宁州设置怀远都，赢得了“怀远都”之名。文曰“安辑棚民之请，耕山者概编保田，有产者另立都图，以怀远为名，隐寓招携之义”允准“耕山者概编保甲，有产者另立都图，童生课习五年，一律准予参加科考”。当上杭客家移民取得科举入任的入场券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嘉庆二十四年，上杭客家移民纷纷捐资在县城创建怀远人的第一个书院：梯云书院。张氏宗谱载，辉石公，于乾隆年间随父元基公由闽之上杭迁宁，橘迁于彭市，再迁杨庄陇，公“倡立良祖公派冢，又襄彭市风车鼓石桥，助捐梯云书院暨云记宾兴、军需团练诸费”。又文渊公，讳斌，字彦胜，号文渊，世居闽杭，幼随诜振公商宁之彭市，遂家焉。季子讳灿，字达三，号秋帆，例赠修职郎，“书院宾兴之倡建，宗祠族谱之纂修”；何氏谱载，何巨珍、巨兰兄弟兄弟移居江西义宁安乡十三都护仙源立籍，第二代凤歧与侄云升“合进铜鼓奎光堂及书院捐名，共领院志壹部捐票弍纸存据”。何光水，字映澜，号海门，讳云汉，奉旨议叙八品，咸丰乙卯（1855年）年五月九日，城陷殉难，蒙恩荫恤世袭云骑尉。道光乙巳（1845年）年，光水公曾捐租助修梯云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上杭中都迁义宁安乡十三都护仙源立籍的陈氏（人称竹塅陈氏）一族为教育振兴做的贡献。《梯云书院志》载，竹塅陈氏第四代孙陈规鋐（陈宝箴父），在创建梯云书院的活动中，陈规鋐捐银320两，是五个捐银最多者之一，推为首事之一。道光二十八年陈规鋐又以长子名义续捐银200两。道光二十九年再次捐银200两给梯云书院宾兴会。光绪十年（1884）陈规鋐长子陈宝箴回乡，购936本两千卷书捐给梯云书院，光绪十八年，梯云书院重修《梯云书院志》，陈宝箴撰《梯云书院记》并捐钱一百吊。陈氏家族对梯云书院一如既往的关爱，赢得到了义宁客家人的尊敬等。梯云书院的建立，为怀远人培养了大批文、武公职人员人才。据统计，自清乾隆至光绪末，义宁州客家人人文蔚起，科甲蝉联：“怀远”有进士8人，占全县同期进士17名的47% ；举人75名，占202名的37% ；武科举人怀远人占80% 。其中，上杭移民后裔就有上杭张化孙裔安乡高丽支笏臣公，入选明经廷试进士、泰乡北岸张明山张向日父子中咸丰辛亥恩科魁元，会试优等“授五品衔，赏戴蓝翎，擢广昌营把总，驻防四年，盗弭民安”；有上杭廖花裔廖廷华，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有何氏何秉元同治十二年举人、何尚华清光绪癸已举人；有邱氏邱仰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等。特别迁自上杭中都琳坊的竹塅陈氏“一门五杰”：“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支持维新变法，向光绪帝推荐维新人才，在湘办新学兴新政，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其子陈三立，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国初诗坛泰斗。三立长子陈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与齐白石齐名。三子陈寅恪，闻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著名教授，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陈衡恪次子陈封怀，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为我国的植物园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为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义宁州客家人的教育振兴与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的迅速崛起，不但为义宁州文化史写下重要的一页，更为上杭祖地光宗耀祖、祠宇的文化内涵抹下了浓浓一笔。

上杭客家人向义宁州移民之时，正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义宁州适时的“奉谕招民” 优民政策，使得勇于开拓创新的上杭客家人，凭借祖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济实力“挟重资为鬻，转远经营，隶籍居宁”。通过在开基地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快出现了“缘旷土之甚微，久荒之产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故不数年家给人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美好景象，上杭客家移民得以安居乐业。落籍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后裔，有着浓厚的寻根、认祖意识。正是这种对祖籍地极为悠久、深厚的族类认同的归宗尊祖意识，以其特有的凝聚力支持着上杭客家移民为开基地义宁州的文化、经济发展立下功绩。翻开陈封的历史，上杭客家人向义宁州移民史距今已经三百多年，当我们沿着客家文献记载的脉络，触摸着上杭客家移民为义宁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奋力拼搏、对祖地上杭“根”的眷恋历史的脉搏跳动时，感受到中华民族对祖先崇拜的文化理念在上杭客家移民中的演绎。三百多年过去了，落籍在当年义宁州的上杭客家移民后裔依然固守着归宗尊祖理念，回祖地寻根谒祖，共叙亲情。拳拳之心，昭昭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