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的祖先,为什么都来自南雄珠玑巷?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30浏览:4收藏

广东人的祖先,为什么都来自南雄珠玑巷?,第1张

在珠江三角洲,南雄珠玑巷几乎尽人皆知,因为好多人都知道本身的祖先是从那边迁来的。并且在家谱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撒布着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

在南宋末年( 有的记为宋度宗咸淳九年),宫中有一位姓苏( 一作姓胡) 的美貌妃子。 一天晚上,皇帝到她住的宫中来,她在吹奏雅乐时失误,皇上盛怒,将她打入冷宫。苏妃伺机逃出,扮成旅客,住在国都。

有一位名黄贮万的富人,是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用船运粮食进京,停泊在杭州城外,正预备宰牲祭神,有一位女乐路过。黄贮万见她长得时兴,有意挑逗,那女人就走上船来,与黄谈得十分投契,透露愿以终身相托,黄就将她带回田园。

后来皇帝想起苏妃,命令召见,才得知她逃亡已久,龙颜大怒,命兵部尚书张钦(或作张英宾)发文至各省查缉。因终年杳无音讯,张只得上奏皇上,住手追查。黄贮万不知他带回来的女子就是苏妃,有一天家丁刘壮与他发生胶葛出走,将此事传到国都。

兵部的官员生怕皇上再次穷究,就谎称民间有人作乱,会同各部门文武官员机要讨论,决意将牛田坊一带彻底平毁,以消弭苏妃的踪迹。因而以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人谋反作乱,祸害良民为由,假传圣旨,在牛田坊选地建筑寨所,用于驻扎戎行镇压,以保国泰民安。

不久兵部的公文下达,处所官号令本地公民悉数迁走。于是牛田坊的五十八村居民在珠玑巷九十七人的率领下,向官府申请了正当迁徙的公文,接踵南迁。这九十七人属三十三姓,他们是:

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

此外的说法是:因为奸相贾似道进诽语,胡妃( 或苏妃)被逐出宫为尼,藏匿民间。后度宗追查,引起珠玑巷公民的逃迁。或说胡妃出宫后精神失常,在南雄落水身亡,皇帝认为被民间藏匿,命令搜寻。

为了证实本身祖先南迁的正当性,不少家谱中还收录了有关的“公文”,有代表性的一种如下:

岭南道南雄府为避祸给引早救生灵事:今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团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胜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私自迁徙等情到府。

据此,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罪孽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启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缴报文,以凭造册转报施行。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四日缴。

关于这些传说和公文的真实性,已故有名史学家陈乐素在《珠玑巷史事》一文中已做了很周全的论证,这些并非汗青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凭据。《宋史・贾似道传》载有咸淳八年( 1272)贾似道迫使度宗而已胡贵嫔之父胡显祖的官, 又令胡贵嫔出宫为尼。

此事经《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到了民间又将胡(一作苏) 妃演变为潜逃出宫,扮成游妇,随黄贮万回南雄,导致南雄居民被逼南迁。然则在北宋覆灭之际,一些仕宦、将士和华夏公民随隆太后南迁,由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逃至太和县,又逃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市)。

几个月后, 隆太后返回杭州,但一部门滞留在虔州的难民已经持续南迁,越过大庾岭达到南雄,今后又由此南下珠江流域。在南宋时代,今江西南部经济蓬勃,生齿增加,向南迁徙是本地无地穷人的一条出路。到了宋元之际,跟着元军的南下,忠于残宋的军民和难民,包罗以前由华夏迁来的移民后裔,再次由南雄南迁。

至于那一类公文,天然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因为无论是文字、花样, 照样提到的行政区划、职官、轨制都不相符宋代实际,并且各类家谱中所载公文在时间和内容上也自相矛盾,然则这些资估中所反映的迁徙过程和途中的艰辛倒是可托的。

无论“胡妃( 或苏妃) 之祸” 是否确有其事,与南雄是否有关,一次孤立的事件是弗成能激发大规模的移民,而且可以持续数百年的,真正的原因照样迁出地南雄一带的推力和迁入地珠江三角洲的拉力。中国汗青上的几回生齿南迁,都是渐次推进的。

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首要的假寓区照样江淮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而在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代,南岭以北几乎都已有了北方移民的假寓点。北宋时代,长江以南区域的生齿已有大幅度的增进,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局限内有不少处所显现了人多地少、生齿压力增加的现象。

南宋时,除了内陆的生齿增进外,又有多量北方移民迁入,这种现象日益加剧,杀婴之风也愈演愈烈。因为其他偏向已很难找到大片生齿稀少区域,向南迁徙成了独一的选择。金兵入侵和元军灭宋都是由北向南推进的,受战乱影响的难民、流民也只能由北南迁。翻越大庾岭是其时最首要的南北通道,地处大庾岭南的南雄天然成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稀奇是在移民多量涌到这里之后又没有具体目的地的时候。

北宋初年,珠江三角洲生齿还相当稀少,原有居民首要栖身在城市四周和台地,大量荒地、河滩、沙洲尚未斥地行使。由北方迁徙的移民或为生计所迫,或拥有必然的财力和号召力,或把握较进步的生产花样,纷纷筑堤开垦坦地、荒地为农田。围堤的兴筑珍爱了新垦农田,避免了洪流覆没之害,也在不损害原有居民好处的前提下扩充了耕地,不光包管了移民的根基需求,还为他们的成长供应了前提。

如许的信息对滞留在南雄的流民和北方迁出地的居民无疑有伟大的吸引力,于是新的移民源源络续地南迁。凭据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成长》 (暨南大学出书社1995年)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堤围首要筑于宋元今后,南宋所筑多于北宋;元代所筑都在宋堤粗俗,表明斥地区络续向海边推进,可考的成围元堤就有25条。

该书所引徐俊鸣的研究证实,三角洲的生齿密度在唐代还只有每平方公里12户,到宋代就增加到了48户,元代已达60户。可见移民首要是在北宋至元这近400年间迁入的,又以南宋时代最为集中。曾昭璇、曾宪珊经由对家谱、方志、地名志等资料的汇集和实地查询,列出珠玑巷移民家眷797支,这是今朝所见最详尽的究竟。

那么,这些家眷的祖先是否真的都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吗?陈乐素的研究认为,珠玑巷的名称在宋元史籍中尚未发现,在《琴轩集》所载明永乐年间东莞陈琏所撰的几篇族谱序和墓志中,也只说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诸族“先世南雄人”,还没有提到珠玑巷。但到万积年间,梁廷栋的《珠玑怀古》诗中就显现了“珠玑遗迹动凄极,厌说前朝有徙移”,黄公辅也有《过沙水珠玑村》诗云:“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 “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

解说在明中叶今后,对珠玑巷的传说已经相当风行了。明末的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中已明确表明他是珠玑巷移民的后裔,并称“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凭据他的说法,因北宋开封城内有珠玑巷,宋室南迁时,迁入南雄的臣民为了表达对故都的眷念,将本身的聚居地也称为珠玑巷。不外,同书中又说珠玑巷本名敬宗巷,唐敬宗身后(827岁首)因避他庙号的讳才更名。可见本地已有分歧的传说,莫衷一是。但即使按前一说,珠玑巷的名称也有800多年的汗青了。

不外珠玑巷究竟是一隅之地,当然弗成能是浩瀚南迁徙民的真正田园,至多只是他们的一个集散地。即使从家谱资估中也能够看出,不少家眷起原于华夏望族或始迁祖是高官显宦的记载是出于附会,就像前面所引的“公文”那样显然为后人虚拟,但这也是完全能够懂得的。

当一支移民家眷筚路蓝缕,披星戴月,经由几代以至十几代人的艰辛奋斗,终于博得了家眷的畅旺蓬勃,可以与其他家眷一般建宗祠、修家谱时,怎么能让始迁祖的来历和迁徙汗青连结空白,或仅仅是一位流民、难民呢?既然其他高门富家都来自珠玑巷,而本族也是南迁的移民后裔,认同为珠玑巷移民又有何弗成?正因为如斯,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之际,珠玑巷就已成为无数岭南人精神上的田园,成为维系他们桑梓之情、宗族之谊的根。

个体家眷实际并非北方移民,或是本地非汉族土著的子女,或是由岭南其他处所迁来的移民,但生活在一个珠玑巷移民占压服多数的社会情况中,也做了认同于主流文化的选择。尽管他们的血缘根源并不来自北方,但经由历久的融合,他们的文化和心态已与北方移民后裔无异,人们当然应该尊敬他们本身的选择。

遥想昔时,成千上万履历了天灾人祸、远程跋涉来到南雄的流民、难民,在此北望家山,面临千里“蛮荒”的岭南,不知留下了几多辛酸的故事。但他们义无反顾,踏上南迁的征途,终于繁衍了成百万岭南儿女,培养了千古伟业。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繁荣富庶的地盘上时,怎能不想到珠玑巷,想到珠玑巷来的祖先?

珠玑巷的根连着黄河、长江,珠玑巷的枝叶遍布岭南,普及世界。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履历: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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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白的身世,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个,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无一例外皆依据于此。

可是这两处记载却语焉不详,漏洞百出,令人生疑。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二说当以李阳冰为先,因为此文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即762年十一月,李白新死。李白因永王案下浔阳狱,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在江南一带颠沛流离,后投奔族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卒于当涂。而范传正不仅是和李白有过通家之好的范伦之子,还做过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寻访到李白的两个孙女,为李白迁过坟,时在元和十二年(818年),距李白死年仅56年。

细细品味这两段记载,疑点甚多。“绝嗣之家,难求谱谍”,李白没有家谱;“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祖上隋末逃到了碎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父亲在神龙初年潜回,神龙初年即705年;“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白出生时,其父指李树恢复了李姓(天枝即李树,避皇室“李”讳)。李阳冰和范传正都说,李白的父亲是神龙初年(705年)潜回广汉后才生的李白,可是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是李白父亲在碎叶生下李白后才潜回的;潜回时,李白已经四岁,又谈何在其出生时恢复李姓呢?况且原来并非李姓,一复姓居然就复了个国姓!

二人又说,李白祖上因为获罪,逃到碎叶,隐易姓名。是什么样的罪名使他们隐姓埋名呢?几代之后,李白的父亲尚且还要“潜回广汉”,一个“潜”字,把这种罪名表露得惊心动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祖上的罪名依然是巨大的阴影,李白的父亲依然生活在被追杀的恐惧之中。而这个父亲更奇怪,“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因为客居逃亡的地点,就以“客”字换作名字。那么他原本姓什么呢?无解;因为后来李白出生时才复了李姓。

李阳冰又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后详)

——至此,李白非常亲近的一个族叔,一个故人之子的一篇序,一篇墓志铭,就写成了两篇诡异的怪诞小说,也彻底把李白的身世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二人又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乃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而李暠乃李广十六世孙。查李广三子:当户,遗腹子李陵;椒,子嗣无载;敢,一女一子,俱侍奉太子戾,子名禹,戾太子失势,有人诬告李禹欲投奔李陵,“下吏死”。而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赐姓拓跋氏,已不复李姓。“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所以,可能的李广二子、三子的后裔,当蔚为陇右李姓豪族;李陵的后裔即使后来归宗,也不会直承为李陵后裔。恰与李白情势同一。

所以,世代为河西豪族的李暠的家族,必是李广二、三子后裔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宣布李暠为始祖:“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

如李白确为李暠九世孙,对李白宠幸已极、“亲为调羹”的李隆基,为什么不予承认,不把李白隶入宗正寺呢?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始特批准李白隶于宗正寺,亦被编入皇族户籍管理。毫无疑问是玄宗的厚爱开的后门,因为李白并无任何可资以证明的谱牒。即使如此,有唐一代,皇室也从未明确过李白的同宗身份。

李白此人,一生热衷于功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33岁,就开始了持续他一生的“干谒”生涯。

第一个对象是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对这个平庸的官僚,李白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继而无耻地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与韩荆州书》);但是马上后悔,同年,李白作《襄阳歌》,直讥韩荆州是“龟头剥落生莓苔”;后又自嘲说:“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竭力对自己“干谒”的无行加以淡化和美化。

既然如此,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呢?毕竟,这是古代“布衣”惟一出头的机会啊。

我的好朋友郭灿金,在《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这篇奇文中,有剀切的剖析: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和《新唐书》诸书对科举的记述,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全部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这些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五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桩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李白,天纵之才李白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国家和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切肤之痛地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卧龙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再返回来看刚才没有解决的疑问。李阳冰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什么叫“把姓变作名”?李白这个后认的冒牌族叔,在李白死后,很有可能是在隐指李白祖上是胡人,因为胡人是先名后姓,与所谓“易姓为名”不是大有关联吗?况且说“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看似胡说,但金星晨见于东方谓“启明”,夕位于西方曰“太白”,因此亦谓“东方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入梦”,不正是影射“西来”吗?焉知李阳冰不是恻隐之下,不忍李白身世湮没,委婉曲折地点明了李白的身世地望呢?

郭灿金《李白:谪仙外衣之下的大唐孤儿》继续说:

还有一条佐证。李白父亲潜回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家状所要求的“籍贯及三代名讳”,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编造不出来的。这就有可能戳穿李白制造的皇室宗亲的身份,对他攀龙附凤岂不是一大打击。所以李白父亲不是“不求禄仕”,而是没有办法求。李白父亲选择了“高卧云林”,而李白,则选择了“干谒”之途;“高卧云林”恰恰反衬出了李白的热衷功名。他哪里是“不屑”科举啊。后代的文学史家们就这样谬托知己,臆造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

美国建国243年,共有45任总统,比较为人所熟知的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肯尼迪、尼克松及现代的几位。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大熔炉,除了印第安原住民外,都是从世界各国移民去的,其中尤以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最多。

在45任美国总统中,祖籍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占绝大多数,紧随其后的是德裔、荷兰裔。而历任总统中,只有一位祖籍不明,不知家族来自何方,他是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

杜鲁门为何祖籍不明呢?原因其实很现实,因为他是历任总统中家里最穷的,穷到连家谱记载都没有,而其它大多数总统,大都非富即贵,相当多的都是大富豪、大地主出身,唯独哈里·S·杜鲁门是“三无总统”。

杜鲁门有多穷?美国45任总统中,倒数一二的一定有他。杜鲁门1945年至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期间,年薪从前任75万美元升至10万美元,这笔钱在当年确实算巨款,可对于杜鲁门来说,发了工资还债后,也所剩不多。

杜鲁门的债务和他的运气也有很大关系,都说人穷志短,但杜鲁门在当总统前,一直希望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很努力在拼,可惜他的运气实在太背了。

因为家里穷,杜鲁门努力读书,试图改变人生,但他初中毕业后,因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不得不选择报考公费的军校,但军校又要求视力好,杜鲁门近视被刷下来,被迫辍学打工。

1914年父亲去世后,经过几年努力打工,杜鲁门攒了些钱,他和朋友合伙投资开采锌矿,但初次经商,两人都没经验,2年后公司破产。同年,他又和朋友开了家炼油公司,一战正打的火热,杜鲁门又被应召参军,只得把公司转让。1919年退役后,杜鲁门和战友埃迪·雅各布开了一家男士服装店,没多久赶上美国经济衰退,服装店被迫关门。几次失败的生意让杜鲁门欠下一屁股债,他从此决定弃商从政。

在当上密苏里参议员跻身上流社会后,杜鲁门仍然处于赤贫状态,由于需要各种应酬,开销很大,所以没怎么存下来钱。到他当上总统后,年薪达到10万美元,但这些钱都被他还债了,也没多少剩余。

杜鲁门1953年卸任总统退休后,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总统退休金,一国总统过的穷困潦倒,这让美国感觉很没面子,1958年美国正式通过《前总统法案》,退休总统可以获得每年25万美元退休金,杜鲁门成为第一个拿到退休金的前总统,晚年才算过了一段时间安稳日子。

不过,放在今天的美国,杜鲁门式的赤贫总统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首先这么穷你就做不了总统,如今美国总统那都是非富即贵,身家至少上亿美元起,退休后通过出书、演讲、活动,每年至少也能入账上千万美元,退休金也涨到了每年20万美元,日子过的是十分潇洒。

  梅县林姓渊源与宗族文化述略

  据《林氏世糸总记》和《姓纂》载:“林氏出自子姓,黄帝后裔,历夏、商32代而生比干,为商纣王少师。商纣王是历史上的暴君,平日不理朝政,沉浸于洒色,朝廷中以比干为首的文武大臣为着国家利益,直谏纣王。纣王执迷不误,反而怒杀比干,刳视其心,焚其面。还剖比干次妃胎,正妃陈氏有孕三月恐祸及,为避纣王之难,避居于牧野长林石室中,而生男,取名泉。周武王伐纣得胜后,下旨修建毕干墓,寻访比干后人,拜见其子泉。泉以其居长林石室而生,周武赐泉为林姓,改名为坚。林姓因而得名。封林坚为大夫,食邑博陵。牧野古为冀州之地又称西河。长林现在河南省卫辉市附近,该市建有比干墓。

  林姓始祖比干。二世为林坚,生子林载。三世林载生三子,长子为林磋。四世林磋为冀州牧,官司马大夫,生四子,三子取名林虎。五世林虎,周武王时为大将军。

  比干22世孙林才,周平王时为大将军。

  林放(林氏23世),周景王时是孔子的学生,后仕为大夫,列七十二贤。

  西晋末年(公元317年起)晋愍帝时,林碌(林氏70世)任甫河大守。那时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入击中原,历史上称“五胡乱华”,中原汉民为避战乱南迁至江淮地区,有一部分过长江向南迁徙。这次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林禄举族护驾愍帝渡江定都建业(今南京)。林禄后任晋安(今福建地)刺史,后病逝官邸,追封为晋安王,葬于九龙岗,两个儿子定居晋安。林禄为林氏入闽始祖,

  林禄的子孙分迁各地。如林茂(林氏79世),西晋陈宣帝大建4年为朝廷丞相,年老辞官后定居福建莆田县北螺村,为福建莆田开居祖;林万春(林氏84世)由莆田移居上杭县林家厢。

  因林氏支系众多,本文所述的是现今居住在梅县和梅江区林氏祖宗的迁徙路线。

  林万春的后裔林岩(林氏87世),官为杭州府御史,定居广东程乡县(今梅县)西角,置许、蓝两姓房屋,田地59亩,粮80余石。林岩生一子林王。林玉生一子居西洋。林岩为唐代林姓入梅县最早的一支。

  林秀峰(林氏111世)原居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元朝至治3年(1323年),31岁的林秀峰到梅县先住在城城廊水南,后避乱迁至五华陈沙甫,娶张义山之女为妻,生三子。秀峰后裔有迁兴宁,梅县东郊、下市、中高峰、梅塘、扶大、畲江等地。

  梅县的林氏多为福建甫田、泉州、晋江迁来。有的是由福建莆田迁拮阳,再由拮阳分迁梅县。

  梅县石扇镇吧庄蔼慈坑林姓是福建甫田分支。明朝初年,该系林姓是由广东拮阳县移居至嘉应州程乡县(梅县)松源葵坑开基,再由松源分迁至石扇镇吧庄蔼慈坑。

  林氏由闽入粤来梅县开居,历唐、宋、元、明、清、民国,人口不断蕃衍。外迁人口不计,现居住梅城及梅县、梅江区的东郊、西郊、城东、城北、程江、扶大、石扇、石坑、大坪、南口、瑶上、城东、径义、畲江、水车、梅南、长沙、西洋、白宫、丙村、松口、松源、隆文、白渡等27个乡镇111个管理区。据1992年统计梅县和梅江区共有林姓21870人,居县区人口排列第12位。

  梅县林氏迁居国外人的众多,人口数难于统计。迁居国外华侨始于何时无可查考。有据可查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约1750年前后),石扇镇吧庄蔼慈坑有一部分人迁台湾。

  祟拜祖宗寻根问祖

  祭祖祠、祖墓是纪念祖宗,激励后人的传统的宗族文化活动。而今梅州各地林氏都建有祠堂,规模有大有小,有总祠有分祠。

  祭祖祠、祖墓是林氏传统的宗族活动之一,世代相传沿袭至今。梅州老一辈的林氏人家都知道自已的祖宗是从福建迁来,祖屋的堂号,历代祖墓在何处,上代的得过什么功名、官职等。如《比干墓的传说》、《林家诗》、《天上圣母“妈祖”》等故事传说。

  旧时林县林姓人家有很多人信奉“圣母神”,经常到“圣母庙”(妈祖庙)去膜拜圣母娘(即林默娘)。

  旧时梅州有祭祖祠(年三十日)、祭家墓(农历八月)的习俗。

  祭祖祠的时间是农历12月年30日(年三十日)上午,规模不一,有单家独户举行,有整屋整族合祭。祭品以“三牲”为主,有钱人家则全猪全羊。

  祭祖墓时,全族或整屋的男女老幼力求参加,人多能显示此系宗族人丁兴旺。祭祖那天上午,男人擎着彩旗敲锣打鼓,女人挑着祭品,抬着全猪全羊,列队而行,浩浩荡荡前往祖墓所在地。祭祖墓时,由族中长老在祖墓前念祭文,子孙们列队站在墓前聆听,祭文内容是讲述先祖的创业精神和丰功伟绩,本族人的迁徙历史。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海内外交往频繁,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异地他乡的梅州林氏裔孙乡梓情浓勃发,返乡观光探亲、寻根问祖、借此联络亲情乡谊。很多侨居在异国它乡的梅州林氏后裔,他们不远万里回到祖居地瞻仰祭拜祖墓、祖祠,抒发思乡之情。

  近年来,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海外林氏家族和其他客家乡亲一样,总是不忘祖宗的发脉之地,这些致富了的林氏后裔们慷慨解囊,修建祠堂,建学校,捐资公益事业,办实业。回报父老乡亲,回报林氏的祖宗赤足走过的山山水水。

  石扇吧庄林姓迁居台湾己有250多年,上世纪80年代祖国改革开放后,两岸交往频繁,激发了海外林氏宗亲的桑样情怀,他们回大陆寻根问祖,回祖居地瞻仰祖墓、祖祠。他们不忘祖宗发脉之地,慷慨解囊,修祖屋、祖墓,捐资家乡公益事业。

  旅居印尼的林清荣、林荣章先生,香港的林国英先生、林凌运女士,台湾的林飞虎、林和平等人。他们事业有成,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捐钱、捐物。

  林飞虎先生的出生在城北桃源村(桃畲村),早年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曾服务于政界,1945年到台湾,现是新竹市长青会会长,著名书法家,作品多次获奖,出有个人画册、自传。他热爱家乡,他多次组团回祖国观光访问,为海峡两岸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成绩。他为梅州、台湾的文化团体牵针引线,促成了“1992年梅州城区海峡两岸书画联展”和“1994年梅州城区书画艺术在台湾的联展”活动,1997年广东汉剧团到台湾访问演出,2000年他率领台湾新竹客家业余三脚采茶剧团梅州市、蕉岭、大埔、五华的等地访问演出。他还出资在梅州市办了一间中专学校。他先后被台湾政府授“模范父亲”“文化先锋”等荣誉奖证、奖章。

  2004年农历十月初三,在海内外林氏乡亲的倡议下“蔼慈坑林氏宗亲会” 召集在梅州城区和附近村庄宗亲开会,筹备祭祖活动 ,中午设席60台宴请参会人员。

  宗族活动目的是:加深宗亲情谊,宣传宗族文化;启发族人要承先启后,继承先祖的创业精神;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林氏宗族文化

  《林家诗》

  宋朝仁宗皇帝御书林氏族谱“忠孝”,并为族谱题诗称《林家诗》。旧时异地林氏祖叔相见均于能背《林家侍》为佐证。古今各地的林氏族谱都有记载。

  宋仁宗御书题诗如下:

  长林派出下邳先,移入闽邦远更绵;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

  故家乔木蟠根大,深谷芝兴奕叶鲜;上下相承同纪载,二千年后万斯年。

  莆郡卿家名望族,三仁而下爵王公;存孤实抗回天义,报国常怀贯月中。

  德润丰姿人有异,光增谱牒世无同;古今纪载难穷尽,一代强如一代隆。

  天上圣母“妈祖”,中国和平女神——林默

  林愿是福建莆田林氏后裔。宋仁宗嘉佑三年他考取明经擢第,官翰林检讨,授国子监祭酒。生二子一女,女取名林默。

  相传公元960年3月22月,林默生于福建甫田县湄洲岛,因满月仍不曾哭闹,故父母给她取名林默。她自幼好学慈善,谙熟天文海情和医学,指引渔民耕海谋生,教导民众水上救助,并施医济世,深得人民尊敬爱戴。会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28岁的林默升天仙逊。海峡两岸人民闻汛遂相邀于她出生地湄州岛建庙纪念,尊称她为“马祖”寓意她比母亲还亲。不久妈祖德名传到朝廷,皇上也为之感动。从宋徽宗宣和5年到清朝道光为止,历代皇帝对马祖褒封,封号由夫人妃,到天妃,天上圣母。于是妈祖贤德之名由海峡两岸传到整个江南,继而传到全世界各地华人居住地区。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马祖庙、宫4000多座,妈祖信众达2亿多人。仅台湾岛内就有800多座马祖宫庙,1600多万信众。占岛内人口的80%。我国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渔民,世代信奉着马祖——海上女神。同时马祖也被外国人友人誉为中国的和平女神。广州市建有雄伟的马祖庙。梅州各地也有圣宫(即马祖庙)。

  随着各地信众不断到湄州马祖庙朝圣活动,相信今后的马祖文化还会更加弘扬光大。

  林氏宗族人才辈出

  旧时梅县的林氏宗族,普遍用“公尝奖”的资金鼓励本族学子读书。各地的林氏宗族把本宗族祖宗留下的公田、公山和其它宗族内的收入作为本宗族的集体资金,这种资金称“公尝”(即本宗族的公用资金,由宗族***管埋),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兴办本族的公益事业,一部分用于支持鼓励本族子弟上学。旧时有些学校是本宗族办的,有的地方则把祠堂作学堂,用公尝的钱请私塾教师,支持本宗族的学子完成小学教育。本宗族子弟习成绩名列前矛者,给予奖励,贫穷家庭的学生免费读书,俗称“尝缴上学”。有些地方的林氏公尝可资助本族的学子渎大学。每年学期考试或春节前夕,按学生的学业成绩给予奖励。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地方的海外侨胞和己致富的企业家们,都愿为当地学校或本宗族的学子捐赠奖学金、奖教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教学出色者,赞助本宗族作家出书。

  梅州各地的林氏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因而林氏后裔人才辈出,文人多当官的多。下面列举事例。

  林氏来梅后裔中较著名的有:丙村镇田头林奕孟,封武德将军。清乾隆年间,他仿效台湾筑陂的方法,在家乡丙村银场溪筑了36陂,引水灌溉农田。西郊乡林绍龙,清嘉庆七年进士,任云南按察史。南口锦鸡林绍斐(竹君),民国初年任广西都督府参谋长、广西民政长等职。丙村银竹林百举,同盟会员,南社诗人,曾任国史馆编纂。白宫林风眠,著名画家,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南口绵鸡林伦彦,教授,曾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程江长滩林登云,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林氏家族根在中原,历经一千多年发脉播衍,在闽粤地区得以发展壮大,而且远播至台湾和东南亚诸国。林氏家族可谓根深叶茂,花繁五洲,成为客家姓氏中的一支辉煌的群族。林氏家族崇文重教,人才辈出,为祖国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哈利·波特,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骑着他的飞天扫帚,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魔法旋风,全世界都为之疯狂。在他的世界里,奇迹、神话、魔法……什么都不会过分。现在,让我们也骑上飞天扫帚,和他一起飞吧!哈利,罗恩,赫敏,秋·张.金妮,马尔福一系列人物为这部小说增添了许多色彩

自从乔安妮·凯瑟琳·罗琳(1966-)24岁那年在火车上看到窗外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巫朝她微笑并挥手时,罗琳便萌生了进行魔幻题材写作的想法。她在七年后,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于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997)诞生了,并让全世界的人为之喝彩。

罗琳又先后创作了《哈利·波特与密室》 (1998)、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1999)、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2000)、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2003)和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2005)据可靠消息报道,此系列的大结局将在2007年7月7日发行……

这些作品的陆续问世,不断地刷新着世界小说发行史的记录。哈利·波特这个人物顿时叱咤文学江湖,让数不清的读者为之倾倒,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罗琳这个富有想象力的魔法妈妈带给了无数人欢笑与泪水,也带给了全世界的FANS一个美丽的梦。

这部作品改编成的**也火遍了全世界。哈利的饰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少年,艾玛·沃特森不知有了多少的FANS。随着《哈利波特》的不断翻新,**主角也一个个长大,与此同时FANS们也追随者偶像们的脚步慢慢变得成熟,当然《哈利波特》的奇迹也在慢慢走向终结。

在我们企盼着《哈利·波特》的最后一本的同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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