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卷二记载 ,凤阳籍开国功臣分居如下各地: 广德乡: 汤和、郭兴、郭英、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9浏览:3收藏

据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卷二记载 ,凤阳籍开国功臣分居如下各地: 广德乡: 汤和、郭兴、郭英、,第1张

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於皇寺

  大多数初习明史者把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称为“皇觉寺”。其实凤阳有皇觉寺、于觉寺、於皇寺、龙兴寺等不同名称的寺院,均与朱元璋有关。朱元璋究竟在哪座寺院出家,就连明史专家们也难以说清楚。

  上述4种不同名称的寺院,前3种其实是同一寺院的不同称谓,它最初的名称叫“於皇寺”。理由有四:

  1、朱元璋御制《皇陵碑》中说:“已而既归,仍复业于於皇。”又: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亦云:“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有五里,奠方坤位,乃於皇旧寺。”朱元璋绝不会把自己出家的寺院,错写在留作传世的皇家碑刻中。

  2、天启《凤阳新书》卷首《中都形胜总图》中,将“於皇里”与“二十家营”标名于一起,“於皇里”即“於皇旧寺”的位置。

  3、天启《凤阳新书》卷五载有“於皇寺”的传说:“元於皇后生时,遭兵乱。其母贮以皮裘,挟行十五里,至(钟离)县西凤凰山碧云庵,二处皆弃之。道人见有神光,命侍童往看,二虎已去,送取邻家乳养。及长,入宫为后,诏建寺以奉祖先,是为皇觉寺,又称於皇寺。”关于於皇寺的含义,乾隆《凤阳县志》卷四曰:於,取“於菟”之义,春秋时楚人称“虎”叫“於菟”;皇,是指这位皇后。考元史中并无於皇后其人,上述记载应为传说。

  4、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往於皇寺旧址访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说叫“於皇寺”或“於王寺”,而不知皇觉寺、于觉寺的称谓。

  “皇觉寺”之名,最早见朱元璋《朱氏世德碑》:“曩者父母因某(朱元璋)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这大约是儒臣代笔。洪武二年(1369),危素代笔的《皇陵碑》云:“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后来朱元璋认为这篇旧碑文“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便在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将皇觉寺改为於皇寺。永乐年间儒臣们在修纂《明太祖实录》时,将该寺再次改为皇觉寺。皇觉寺之名来自朱元璋当年在该寺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正是在神的指引下,朱元璋遂从戎入伍(见下文)。这里的“皇”,指朱元璋;“觉”,为觉悟、明白之意。其意为:朱元璋在神的指点下,脱下僧衣,穿上军服。“皇觉寺”之称显然是儒臣们的阿谀之辞。

  “于觉寺”,即“於觉寺”,最早见《国榷》卷一:“九月乙巳,入皇觉寺,一名於觉寺。”其义不解,可能是书写或刊布的鲁鱼亥豕之误将於皇寺与皇觉寺二名,混淆在一起,写成於觉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汉字的简化,把“於”简化为“于”,其读音也由Wu变成了Yu。于是,“于皇寺”、“于觉寺”的称谓莫名其妙一出现在今天学者们撰写的文章中,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认为“于觉寺”为其真名后,不少明史专家误从其说。

  於皇寺创建于何时,史无所载。朱元璋听师父们相传,北宋年间已建成。宋金战争时,先被金人所毁,修复不久,又在宋蒙战乱中被废。为躲兵乱,寺僧们四处逃亡。只有一位叫“宣”的僧人,因受伤不能远去,便到了钟离旧城东岳庙焚香拜佛。不久,元定天下,“宣”重返於皇寺,“于瓦砾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应供是方”。“宣”作了於皇寺住持后,师徒相继,传至住持僧德祝时,朱元璋入寺为僧。

  1973年12月9日,已故历史地理学家、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找到了於皇寺的遗址:“在(凤阳县)二十营子村南,四周高低不平的耕地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整土地,比附近耕地略高,极为明显。这块平整地南北长八九十米,东西宽七八米。平地正中偏北有一块呈长方形的高台地,当是主要殿宇的遗址……高台地东南方有一口大井,深约六丈,井……内径65厘米,高80厘米。当地群众说,掏井时人下井底,持长扁担绕一圈,四边都碰不到边。”

  然而,王剑英所发现的於皇寺遗址是否为元初“宣”“于瓦砾中建茅宇”、后来成为朱元璋出家礼佛的那座后期的於皇寺,则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宣”在原寺瓦砾上重建的寺院为“茅宇”,很难像王剑英先生所说的如此规模的寺院,有可能是北宋或北宋以前的於皇寺遗址。至于吴晗《朱元璋传》中描述的“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应为吴晗先生的个人想象。这一问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科学发掘加以证实。

  於皇寺位于皇陵北部2公里处,紧贴着皇陵外城。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下诏复建於皇寺。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里偏僻狭小,方位不合,决定在中都城内另选新址。即朱元璋《龙兴寺碑》所云:“旧寺之基,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于是择地是方。”龙兴寺于这年四月初一开始营建,至九月甲子(二十四日)建成,位于於皇寺旧址东北处,“去於皇旧址十五里”,朱元璋赐名曰“大龙兴寺”。“上(朱元璋)自为文记之。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计工二万五千,赏工匠士卒钞二十五万三百有奇”。 [1]龙兴寺规制远高于於皇寺,是明初全国著名的皇家寺院。

  明清两代,龙兴寺历尽沧桑。明正统五年(1440)、正德五年(1510)、崇祯八年(1635)、清咸丰三年(1853)四场大火,尤其是后两场来自农民军毁灭性的破坏,使龙兴寺几为平地。自1993年起,九华山主持慧庆法师重建龙兴寺,如今虽已面貌一新,但与明初龙兴寺相比,面积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当今有不少人们把龙兴寺当作朱元璋寒微时出家的於皇寺,其实是一大误会。

六、於皇寺的八年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也是朱元璋过完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汪氏老母次子汪文的陪同下,前往於皇寺,拜高彬为师,从此成了於皇寺的小行童。

  所谓行童,即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成为朱元璋每日的“必修课”。围绕朱元璋每天的杂活,出现了数个神道之说:

  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

  扫梵宇,以帚击伽蓝像,令缩足起,待我扫即缩起。佛前烛鼠伤,责伽蓝不管,书其背曰:“发去三千里。”其晚,僧梦伽蓝辞行,曰:“何也?”曰:“当世主遣发三千里矣。”明早,僧视伽蓝背有字,追问之。圣祖曰:“戏耳!今释之。”晚,又梦伽蓝来谢。

  上(朱元璋)幼时,见群鹅游于池中,上戏为青白二旗,竖左右。命之曰:青者集于青旗之下,白者集于白旗之下,如违者死。群鹅皆如命而往,独一花鹅不知所适,往来于青白之间,上杀而食之。

  从朱元璋扫地、戏耍伽蓝神、养鹅等传说,说明他进庙之初是一位为寺院役使的小行童。

  靠收租维持生活的於皇寺僧人们,无法躲避大灾的袭击,只能紧闭庙门,遣散众僧,小行童朱元璋当然是被遣散的对象。至正四年十一月,在寺内仅做了50天行童、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朱元璋,只得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南下定远、合肥,踏上人生的征途。此时,和他相伴的只能是孤独、寒冷、饥饿与病疾,死神不时地在他身边徘徊,神道之说再次记载这段艰难的经历:

  上(朱元璋)遂西游至合淝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图下,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

  夜陷湖麻中,有群童向之而拜,称迎圣驾。上叱之不见。

  高皇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1355)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以赤袍加之,曰:封尔为凌霜。长者或曰凌霜侯。

  及行至六安(今属安徽),逢一老儒,负书箧,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名,皆不答。

  上述之说,一为朱元璋途中得重病,被两位穿紫衣(过去穿紫衣者为地位很高的人)的仙人相救;一为迷路,被众仙童相救;一为饥饿,被“凌霜侯”相救。可见朱元璋云游时贫病交迫、含辛茹苦的情景。最后一个传说,则是一位看似老儒,实为上天精心安排而来的江湖术士对朱元璋的指点,要朱元璋往西北而去,进一步在苦风难雨中得以磨炼,感受一下淮西一带的白莲教即将起义前的政治气息。

  在这位老儒的指点下,重八转向西北,向河南方向走去。他先后到过固始、光山、息县、信阳、罗山、确山、汝州、陈州、鹿汝、亳州、颍州一带。这里为大别山、桐柏山余脉涟漪之地。他曾爬上固始县南部的金刚台,登上灵山,攀援桐柏之间的栲栳山,栖身于陈州太昊陵的破庙。这些山脉自古号称兵戎之地,被官府称为盗贼萑苻藏身之所。在群峰奔凑、万壑争趋的崇山峻岭中,他如蓬逐风、顾影自怜;在剑拔弩张、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的前夜里,他孑然一身,在异乡中茫茫不知所措。这是朱元璋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一二年前父母突然病故、家庭顷刻瓦解、生计已断、衣食无着相比,当时还有二哥在身旁、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他独自一身,形单影只,饥寒、病疾、草野强人均能随时夺走他的性命。仅有1105字的御制《皇陵碑》文,竟用68字记录这次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荣为万民之首的朱元璋,多年后对这段乞丐遭遇仍历历在目。在这段颇有气势的文笔中所表达的内心孤寂,乞讨途中的劳顿,对亲人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部低沉而坚定、悲怆而激昂的交响乐,在这位已是半百年寿的老皇帝胸腔中奏响。

  朱元璋归天后,文人们记录这段史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说朱元璋游食四方,露宿野中,信口吟诗两首,一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又曰:“东头日出光始出,逐尽残星与残月。骞然一转丽中天,万国山河皆照着。”显然是文人替朱元璋编造“王气”冲霄的帝王诗。

  至正六年(1346),重八曾返乡祭扫父母坟茔,见家乡灾情不减,住持仍不让他回去,只好继续云游。至正七年,朱元璋云游4年后,终于返回了於皇寺。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重八在於皇寺又生活了4 年。4 年中,史书仅有如下寥寥数言:

  1、《皇明本纪》:“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泛泛而言。其学习内容,大约是佛教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於皇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於皇寺只是藏身、混饭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重八学习。有的学者认为朱元璋的学识就是在此时获得,仅为猜度。

  2、解缙《天潢玉牒》:“还旧里,修葺淳皇、太后坟墓,经理穴圹。”《天潢玉牒》的作者解缙大概不知道明皇陵(即淳皇朱五四、太后陈氏的坟墓)与於皇寺的位置。孤庄村、於皇寺、明皇陵几乎在南北同一线上:孤庄村在最北端,正南约05公里处就是於皇寺,再往南约1.5公里处,就是明皇陵。可见朱元璋返旧里为父母上坟,是件很容易的事。

  3、解缙《天潢玉牒》:“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濠城,即濠州城,也是钟离县治的所在地。於皇寺距濠州城仅有约12公里,“往来濠城”,并非难事。另外,朱元璋还在钟离县境内出游,《在田录》云:“高皇(朱元璋)谋身无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桥。相者仪甚伟,高皇异之。因陈己处世变故身历艰危,求其后来之否泰。相者曰:‘汝今当大通矣!’言讫别去。及即位,改桥名为‘大通桥’,今在濠梁府(即凤阳府)城东南十里。”如今,大通桥仍在,当代已多次重建。

七、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

  就在朱重八在於皇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所占领。就在攻占濠州城的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彻底焚毁了於皇寺,至今没有恢复。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彻里不花领三千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30里的地方,声称攻城。平日沉迷酒色、贪恋钱财的元军贪生怕死,不敢与红巾军交战,只在四乡抢掠妇女财物,供自己享受;又抓一些壮年男子,在他们的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在战场上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呼亲唤旧,成群结队进入濠州城。

  於皇寺被焚、濠州城内外两军对峙,这两件突然降临的灾难,把朱重八搅得昼夜不安。他想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安身之处?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钟离西乡少年好友汤和,此时已在濠州城内当了红军,托人给重八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说,现今兵荒马乱,人无宁居,乡下亦不安全,何不前来入伍,朋友生死在一起。重八看完信后,将信焚烧,想了很长时间,一直决断不下。数日后,同房的师兄告诉他,有人欲将来信一事告之于官,劝他赶快逃走。重八向友人问计,何去何从?友人说,还是向神灵讨个卦,再作去留决定。

  朱重八所采用的占卜称“杯珓卜”。用蚌壳或用竹木砍削成蚌壳形为之。有两具,外突内平。外称阳,内称阴。亦可以鞋代之。卜时先将杯珓合拢,捧至胸前,诉说卜问何事后掷于地上,观其俯仰以决休咎:两片皆俯为阴,称“怒珓”,表示神明怒斥,凶多吉少;两片皆仰为阳,称“笑珓”,表示神明冷笑,吉凶未明;一俯一仰为“圣(胜)珓”,表示神明许诺之意。

  重八跪在伽蓝神前,为自己的前程去留作一次人生重大占卜。他亲自记录了这次占卜的过程:

  于是祷于伽蓝,祝曰:“岁在壬辰,纪年至正十二,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

  祝毕,以珓投之于地,其珓双阴之。前所祷者两不许。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聪明不佞,余笃然而祈之。神不为我决,既不出而不守旧,果何报耶?请报我阳珓,予备糗以往。”以珓掷于地,其珓仍阴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再祝曰:“倡义必凶,予心甚恐。愿求阳珓以逃之。”珓落,仍阴之。更祝神必逃,神当决我以阳。以珓投于地,神既不许,以珓不阴不阳,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珓阴之。”以珓投于地,果阴之。予遂决。

  这就是朱元璋的千古一卜,从和尚到皇帝的命运大转折之卜。

  从上文中可知,朱重八面对乱世有两种选择:一是远离家乡,二是在於皇寺内守旧。在6次投珓中,神否定他的两种选择,坚决要他投奔红巾军。这段神乎其神的记载,出自于朱元璋的亲笔下,并刻在《皇陵碑》上,无非是向世人说明,他并非愿意参加红巾军,并非想造反,而是愿继续当好大元王朝的顺民。但是他无法抗拒神灵的安排,因为神向他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参加红巾军即可踏上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

  既然朱重八是未来的皇帝,天帝的元子,故每当他与天交流时,只能通过唯一的方法——梦。即《列子周穆公》所云:“神遇为梦。”朱元璋在《纪梦》一文中详叙占卜一事,是想告诉人们,此占卜是神赐予的梦,似梦而非梦,是得以实现和证实的梦,是他在人生十字路口上所面临重大选择的梦。朱元璋从布衣和尚变成拿起刀枪的军人,与佛家所说的“诸恶不做,诸善奉行”,以及彻底脱离三界内的生死苦恼、七情六欲,以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是背道而驰的,是佛教中的大忌。朱元璋只有通过“梦”,来向世人传达神对他的旨意,以达到人们原谅他不做和尚做军人的违背佛家教义的行为。朱元璋於皇寺占卜一事,并非是他的独创。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遭危难,走投无路,在高辛庙中亦占卜过自己的命运。起初,他只想当一名小校,神未同意;又祈祷当个节度使,又未得答复;最后斗胆求神保佑当个皇帝,结果卜中吉星高照。朱元璋撰写《纪梦》一文时,已当上了皇帝,估计是在文臣的暗示下,模仿宋太祖赵匡胤高辛庙占卜的经历,撰写了此文,为他从和尚到军人这段与礼教相违背的历史进行修饰,证明他之所以能作上龙椅,是上天的安排。因此,从放牛娃、游方僧到开国皇帝这一天地之变的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坐稳龙椅,蒙蔽全国民众,精心编造了这篇《纪梦》。

  按理说,这位当了七八年和尚、有十分之一以上人生是在佛的教诲下生活的朱元璋,应处处信奉佛的教义,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然而,综观朱元璋出生前后至离开於皇寺的20多年中,我们不禁发现,发生在他身上十多个神奇故事(尽管是后人所编),却大多与道家或道教有关。传说中出现的人物,或是穿紫衣的贵人,或是道士,尤其是发生在於皇寺伽蓝神前的“占卜”,更是表现出道家的“贵生”思想。这说明朱元璋虽当了七八年的和尚,仅为保全性命,在寺中混饭而已,根本没有认真诵经读佛,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佛家思想、教义对他思想的影响并不大。

  与此相反,凤阳文化对朱元璋的影响却很深。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当朱初一带领两个幼子朱五一、朱五四离开长江南岸的句容,踏上淮河岸畔的泗州,一直到朱元璋从戎入伍,前后60多年中,朱家从未离开过淮河。然而,朱元璋所依附的淮河,却化作滚滚而来的苦难,不断地向他扑来,形成他青少年时代的艰辛历程:放牛娃、小行童、游方僧。淮河一面给他带来苦难,一面却以自身的区域文化教他抵御苦难的处世之道:那就是忍耐。他忍耐住放牛娃的饥寒,忍耐住瘟疫、饥荒夺走全家十几口生命的痛苦,忍耐住求地一方的屈辱,忍耐住跨入人生另一世界——佛家大门的无奈。在“穹崖崔嵬”、“猿啼夜月”的三年游方生涯中,他风餐露宿,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辛酸而安然;在残壁断垣、火烬余灰被焚毁的於皇寺内,他孑然一身,昼夜与神灵相伴而镇定。朱元璋相信,再难的事,再大的苦,用“逆来顺受、饮恨吞声”这八个大字,均可化险为夷,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只身。凤阳人那种“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乾隆《凤阳县志》卷四。)的顽强抗御苦难的性格,在朱元璋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求安”是在保全生命的最低目标内的处世之法。当汤和约他从戎入伍之事被官府所知,面临杀身之祸时,当弘畅生命为最高目标受到侵犯时,朱元璋只能“求变”——投奔红巾军,重新变出一番新天地。

  这一变,那贫穷磨练出的毅力,艰难哺育出的智慧,屈辱迸发出的决心,动乱锻打出的胆略,像喷吐的火山,一飞千里;这一变,变出个“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的大明王朝开国之君。

(清)徐景京 徐裎等纂修 清乾隆二年(1737)

(清)徐奉直 徐裎等重修 清乾隆五年(1740)木活字本 八册 苏州大学(存三册) 美国 注:该族散居歙县、休宁、青阳等地

(清)徐景京 徐裎等纂辑 清乾隆三年(1738)刻本 四册 书名据版心题 上图: 长267358—61

(清)徐作舟等纂修 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三十册 国图 河北大学 四川图安徽泾县·徐氏宗谱一卷木刻本 安徽泾县档

(清)徐禧编辑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活字本 二册

安徽·徐氏族谱□□卷 民国刻本安徽徽州地区博(存五卷)

安徽·休宁徐氏族谱不分卷

(清)徐天枢纂修 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历史所 日本 注:是谱为始修

安徽·休宁徐氏族谱十二卷

(清)徐天枢等纂辑 清乾隆五年(1740)活字本

安徽·休宁徐氏族谱八卷

(清)徐天枢等修 清乾隆间刻本 四册 人民大学 注:记事止乾隆七年

安徽休宁·古楼徐氏族谱二卷

(清)徐天枢纂辑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木刻本河北大学 上海图 安徽博 注:与《罗昆芳村徐氏族谱》合册

(清)徐天枢 徐化寅等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 一册 上海图 安徽博

(清)徐天枢纂修 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一册 上图:915015;又一部9174851册

安徽·休宁古楼徐氏族谱二卷

(清)徐天枢纂修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一册

安徽·休西大塘徐氏中村族

(清)徐绍合 徐必祁修纂 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 一册

(清)徐檀修纂 书名据书名页题 上图:911941

安徽当涂·徐氏家乘四卷徐国安纂修 民国九年(1920)中山堂木活字本四册 上图:JP49¨又一部JP491—

安徽绩溪·罗昆芳村徐氏族谱三卷

(清)徐光文修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木刻本河北大学 安徽博

(清)徐景京 徐景庆编辑 清乾隆二年(1737)木刻本

安徽歙县·歙西朱方徐氏族谱十二卷(清)徐亦政纂 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 二册 安徽博 山东平邑县文物站 注:与《淳西剑溪徐氏族谱》合刻

安徽歙县·淳西剑溪徐氏族谱十二卷

(清)徐裎纂修 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国图 历史所 人民大学 河北大学

安徽歙县·东海徐氏世系家谱不分卷 (清)徐震

安徽·桐城徐氏宗谱 (清)徐闲等纂修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谊堂刊本四十六册 安徽图

(清)徐熙采 徐有绅等编 清乾二十四年(1759)刻本 一册 安徽图(存卷1)

安徽潜山·东海徐氏宗谱二十卷末一卷

(清)徐缘凤 徐永 清纂修 清嘉庆五年(1800)敦睦堂木刻本二十册

河北大学

(清)徐吉谋五修 清同治四年(1865)立德堂木活字本安徽安庆市图(存五卷)

(清)徐(火立英)荣六修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活字本 安徽安庆市图(存卷1—22、首) 注:谱首修于 清康熙八年徐道

(清)徐子桢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本 安徽

安徽潜山·徐氏族谱三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徐学英七修 民国十四年(1925)活字本

安徽安庆市图(存十七卷) 注:明嘉靖二十六年徐秋亭首修

安徽潜山·徐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徐柄衡八修 民国三十六年(1947)敦睦堂木活字本安徽安庆市图(缺二卷) 注:明嘉靖二十六年徐秋亭首修

安徽潜山·重修徐氏宗谱□□卷 民国间木活字本 安徽安庆市图(存七卷) 注:记事至 民国十三年

安徽东至·何村徐氏宗谱三卷

(清)徐治歧等修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刊本 三册 上海图

合肥徐氏宗谱四卷首一卷徐光瑚等纂修 民国二年(1913)木活字本 三册 存卷1、3卷首

祁门黟县祁门·塘头黟南赤岭徐氏族谱:一卷附新安徐氏宗谱首一卷

(清)徐宁馨 徐原尔纂修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一册 附卷 清徐裎修纂 书名据书

南陵工山徐氏宗谱十四卷

(清)徐作霖等纂修 清同治十二年(1873)敬爱堂何汉阳刻本十六册 版心题工峰徐氏宗谱

宣州寺冈徐氏宗谱四卷

(清)徐显南等纂修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宣州寺冈徐氏宗谱四卷

(清)徐怀琮等纂修 清乾隆十五年(1750)

宣州寺冈徐氏宗谱

(清)徐发华等纂修 清刻本 二册 存卷5、6 书名据版心题 记事至 清道光间

桐城皖桐徐氏宗谱

(清)徐闲等纂修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谊堂木活字本 四十六册 九修本

徐氏出自赢姓,周朝时为诸侯,封于徐(今江苏徐州),便以国为姓,居住在江南凤阳。徐氏名人辈出,汉时有徐摨,吴时有徐顺,宋时有徐元党,元时有徐昭文。元顺帝时徐达辅佐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功成后被封为中山王。徐达生四子,后裔繁多,分支难以查考,只有次子添福的支派谱牒得以留存。添福六世孙徐飞,家资富厚,为人慷慨,于1511年(明正德六年)从句容迁居崇明,居住在本县平洋沙东北姚家桥。徐飞四世孙徐浦居响沙郁维和状南新镇西南。六世孙含亭居一号吴家沙东北区殷杨镇南。九世孙宏谟居殷杨镇东四 。十世孙汝霖居沈阜沙鳌镇竖头街。十一世孙学洙居响沙侯家镇东南,学渠居吴家沙老岸龙王庙东;瑞征居县城内,价增居丰海沙惠隆镇西。十二世孙景良居沈阜沙鳌镇北,绥斋居学洙宅西 ;衢洲居候家镇南,竹林居浜镇北数十步。十四世孙月桥居吴家沙三贞桥东二 。十五世孙福元居吴家沙倪家庙西南;嘉猷居倪家庙西北,甘霖居209号惠安沙朱伦元圩内东老脚洪向东第十三 。

《崇邑徐氏宗系谱》采用宋氏谱法,谱中只记徐达七世孙徐飞一脉,载一世至二十世。十四世孙云璈,字韵伯,号月桥,优廪生,道光时进土。十五世孙徐成祺,字引恬,号不更,历任本县参议会会长、县教育会会长、县通俗教育馆馆长、尚志女校校长;徐甘霖,字无极,号冶甫,日本关西大学法律科毕业。

《崇邑徐氏宗系谱》最初成书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由月桥修纂。1831年(清光绪七年)念祖、云倬续修,1920年第十五世孙树霖再次续修,分上、中、下三册。

徐氏今居住本县有数处。一部分后裔已移居外地,收藏载本的徐运泉,系十七世孙,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长期居住在上海,1984年传至十九世。

第一世(始迁)文友 相传为旺公之子雅好孔子春秋元末避乱隐于巢湖之滨诗书教子不求闻达实高尚之流也因子永安永忠功赐封侯爵妣□氏子五人长永清次永坚三永宁四永安五永忠

第二世永清 文友公长子元至正年间举人明洪武初以本生子升贵赠明威将军公笃嗜诗书隐居不仕妣邵氏封大德人相传其后嗣多半徙居苏州枫桥及湖北武昌府

第二世永坚 文友公次子巢湖水军主要指挥者之一后投奔陈友谅仕汉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前四子迁回湖北其余子尚居湘阴

第二世永宁 文友公三子元至正进士候补县丞明初后裔迁回湖北

第二世永安 生于1320年卒于1366年字彦敬文友公四子洪武初封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妣林氏龚氏无子以长兄永清公子升承嗣祥

第二世永忠 文友公五子生于1323年卒于1375年妣王氏一子权又妣何氏一子志广(见广东南雄廖氏族谱)明初封德庆侯后裔散布湖北、湖南长沙、广东南雄、广西等地据传江西、四川临水县也有其裔

第三世升 永安公继子生于1335年卒于1426年荫封指挥使妣夏氏子四人长基次垕三矶四垣建文四年受侄儿镛,铭案牵连发配广西戍边公元1225年获赦还乡湖北

第三世权 永忠公子生于1347年卒于1385年妣徐氏花氏王氏明初以功臣子为散骑舍人洪武九年从冯胜练兵西安十一年从御史大夫丁玉征松叠等州克之十三年袭封德庆侯十四年从颖州侯傅友德征云南十五年领兵守毕郡寻守泸州十六年夏五月召还十七年夏四月癸已以疾卒子四人长镛次铭三钺四钟

第四世基 升公长子妣□氏子三人长子承庆次子善庆三子余庆

第四世垕 升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矶 升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垣 升公四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镛 权公长子生于1367年卒于1402年袭封德庆侯官至都督妣方氏据《廖姓史话》载其孙廖垂远从江西迁湖南长沙按公与弟铭同受学于方正学先生先生被难二公笃师弟谊收其尸瘗于聚宝门外山上遂同坐死并追去所赐铁卷金章母女谪发浣衣局子侄俱发充奉义金山两卫军史称被逮时母王夫人泣送之曰今日之事皆好读书所致此后家人切勿读书二子泣顾曰此事非读书人不能作传语后代儿孙益当读书云厥后金陵建方正学先生祠二公皆配享焉

第四世铭 权公次子事略同镛公妣李氏后世迁湖北潜邑黄中垸

第四世钺 权公三子袭封指挥使死于广西戍所妣□氏子嗣无考

第四世钟 权公四子隐居湖南华容

第五世承庆 基公长子袭封指挥使妣□氏子三人长奉次春三泰按公以方正学先生案株连发充广西奉义卫军田宅金章铁卷尽被追去宣德时观察某奏请清勾靖难罪名旋赦还复官职公在戍日夜哭泣竟以瞽废辞不仕复触朝廷怒发守凤阳陵寻卒

第五世善庆 基公次子卒于广西奉义卫军戍所子嗣失考

第五世余庆 基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奉 承庆公长子妣□氏一子赞

第六世春 承庆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泰 承庆公三子正统举人官山东钜野县教谕升河南河间府教授妣□氏子三人长许次谊三让按廖氏自元末迁巢湖户族流离谱牒失传公始搜订之承先启后实有大功焉

第七世赞 奉公子子嗣失考

第七世许 泰公长子妣□氏子二人长世兴次世华

第七世谊 泰公次子明廪膳生妣向氏子一人世昌

第七世让 泰公三子后裔徙居寿县安丰圹廖家老圩(详见寿春廖氏宗谱)

第八世世兴 许公长子妣□氏一子伏亨

第八世世华 许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八世世昌 谊公子明庠生妣韩氏子三人长伏初次伏元三伏思

第九世伏亨 世兴公子妣□氏子嗣失考

第九世伏初 世昌公长子妣□氏一子自勉

第九世伏元 世昌公次子字柳溪明庠生著有柳溪集公自凤阳陵戍所迁居寿县东乡王叶巷坊因以廖家湾名葬于本村前卯乙过峡转巽卯山酉向妣宋氏合墓一子自新

第九世伏思 世昌公三子妣□氏子二人长自成次自功

第十世自勉 伏初公子妣□氏二子长必登次必选

第十世自新 伏元公子字守畦明庠生附葬伏元公墓左侧妣刘氏合墓子三人长严次秀三实

第十世自成 伏思公长子妣□氏一子必春移居怀远廖家巷

第十世自功 伏思公次子子嗣失考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社会地位最高;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社会地位次之;第三等是汉人,即原属金国统治下的中原人;第四等是宋王朝的遗民,蒙古贵族称之为“南人”,地位最低。铁木真曾规定:凡杀死豪古人的,须偿命;杀死色目人的,罚80两白银;杀死一个汉人或南人的,只要交一头毛驴就可以了。蒙古贵族统治者将“汉人”和“南人”每20户编为一“甲”,首长叫“甲主”,由元“政府”派蒙古人担任,这20户人就是“甲主”的奴隶,财产和妇女任由“甲主”享用。蒙古统治者还禁止“汉人”和“南人”打猎,不准“汉人”和“南人”练武术和持有兵器,连赶集做买卖、拜佛集会、夜间出门行走也被禁止。蒙古贵族又特别崇拜喇嘛,任他们为所欲为,于是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活佛”,却是“汉人”和“南人”的灾难。他们所到之处,随从如云,或强占民宅,或强占民女,或勒索财物,或挖掘坟墓**金银珠宝……。为避乱,文友公举家辗转来到巢湖水边。适值江淮大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反抗元鞑的暴虐统治,也为保一方平安,文友公五子永清、永坚、永宁、永安、永忠在巢湖建立水寨,训练水兵,扯起义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5月,朱元璋义军驻和阳,欲渡江发展而苦无舟楫。永安兄弟和俞廷玉父子相约投奔朱元璋,元璋大喜,曰“天助我也!”亲自迎接永安等于巢湖水寨。得到这千余艘战船,万余名水兵,特别是永安兄弟和俞通海兄弟皆才勇之将,长于水战(明史称永安为水杰),朱元璋的起义军如虎添翼,声威大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终于摆脱“高筑墙、广积粮”的被动防守局面,转入积极进攻阶段。

从1355年到1368年的十三年中,永安、永忠任正、副水军统帅(永安陷吴后,永忠任水军统帅),协同徐达、常遇春、汤和等陆军将领先后打败元中丞蛮子海牙,灭掉汉陈友琼、吴张士诚,又讨降方国珍、陈友定进克福州。使得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朱元璋的势力范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洪武元年(1368年)永忠拜征南大将军,由海路取广东。东莞伯何真归降,至广州又降元将卢左丞,擒海寇邵宗愚而杀之,广人大悦,广东悉平。接着进军广西,在梧州降元达鲁花赤拜住,继而攻克南宁、象州,广西悉平。洪武三年,永忠从徐达北征,攻克察汗脑儿。洪武四年,从汤和帅舟师伐蜀,败夔府守将郭兴,智取瞿塘关,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继而帅舟师直捣重庆、铜锣峡,蜀主明升投降,又招谕成都守将戴寿、向大亨等归降,蜀地悉平。洪武五年,从徐达北征,收复和林。洪武六年帅舟师扫荡盘据在沿海岛屿上的倭寇(日本海盗)大胜而归。

由是可见,永安、永忠兄弟的战迹几乎遍中国,尤其在长江流域,华南、西南诸省战功最为显著,堪为开国元勋。朱元璋曾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悬于门上。又在“平蜀文”中褒其功,有“一傅二廖”之语(傅是傅友德、廖即廖永忠)。洪武初封永安为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封永忠为德庆侯。一时廖家成为应天(南京)的名门豪族。

事态有变。永安攻打张士诚部和徐达攻克宜兴,乘胜深入太湖与吴将吕珍战时,战船搁浅,后续部队迟来一步,永安被俘。张士诚爱永安文武全才,欲招降之,不从而被囚,八年后死于吴,吴平后,灵柩运回南京,太祖迎祭于郊。葬于钟山,因功配享太庙。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永忠“功超群臣”,为何不封公爵而只封了次一级的侯爵呢?

先前,朱元璋起义初期,因羽翼未丰,多次得到明王救援与庇护,朱元璋便拜明王为主而称臣,后来明王日渐式微,无奈之下,遣使谕元璋欲移驾应天,到元璋的地盘上来。元璋一面“恭迎”来臣,一面派永忠驾舟迎驾。至瓜步,船翻,小明王韩林儿淹死。这件事有些蹊跷。永忠舟可渡海作战,怎么会在太平水域翻船?永忠加害小明王自己又能落得什么?无论将来是明王称帝还是元璋称帝,永忠都只能是一个臣子。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究竟。由于只有永忠最了解内情,恐怕也就埋下了隐患。果然不出所料,如果“故止封侯而不公”也就罢了,洪武八年(1375年),终以“坐僭龙凤”被赐死,年仅五十三岁。当然,当年的功臣名将在朱皇帝坐稳天下后都没有好下场。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是也,火烧庆功楼在所难免了。

永忠死后,子廖权于洪武十三年嗣侯,十七年卒。权公子廖镛以嫡子为散骑舍人,累官都督。建文时惠帝常与议兵事,宿卫殿庭。可见廖镛在朝廷中的地位。不久,燕王朱棣兵变,攻克南京,建文逊国。忠于先皇惠帝的一班臣子一个个被杀。大学士方孝儒首当其冲,灭九族。廖镛与弟廖铭曾就学于方孝儒门下,见方横尸暴野,便收其遗骸而葬之,也被论死。灭九族,又加上学生一族,成为历史上“祸灭十族”的先例。这一次灾难非同小可,不仅田产宅第均被没收,还追回皇家先前赐予的铁卷、金章、第钺,所有男丁如三弟廖钺等一律充军边陲,妻女谪发浣衣局,沦为皇家奴。从此金陵廖家再无踪影。

廖家经过两次杀身之祸,死的死,充军的充军,能逃的则逃,又加上不断迁徙和军旅生涯居无定所,便形成后来支脉数省的罕见局面。

(一)廖承庆迁居凤阳,安徽廖氏家族

永安公无子,兄永清公子廖升过继而嗣之。升随永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永安死后,升嗣公爵,授予指挥佥事。侄儿镛、铭惨案后,升公也受牵连,虽年事已高,仍被发配广西戍边。1425年,仁宗继位(年号洪熙),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边,余放还。”这该是建文时殉难诸臣家庭命运的一次转机。这时廖钺已死于边塞。升公除留下长孙廖承庆继续戍边,其余子孙皆获释为民,得以返回故里。宣德年间(1426—1435),宣宗为安抚死难诸臣的后裔,颁诏赦免诸臣,承庆公感慨先祖们的悲惨遭遇,终日恸哭,对恢复官职已心灰意冷,婉言拒绝了皇家的任命,这下又触怒朝廷,以其积怨未消,再贬凤阳守皇陵,从此便在这里扎下根。

经过数世繁衍生息,九世祖廖伏元(字柳溪)深感生口日繁居所紧缺,便将自己这一支及弟伏思一支迁到当时寿州东乡,现在的淮南市廖家湾,聚族而居,成为当今的淮南廖氏家族。大概与此同时,七世祖廖让公的后裔迁到寿州南乡,今寿县廖家圩定居,形成寿县廖氏家族。十世祖廖自功又自廖家湾迁到怀远县廖家巷成为淮南廖氏的一个支脉。十三世祖廖应桢迁到今日长丰县水家湖,后裔成为淮南廖氏又一支脉。自一世祖文友公起,在安徽的后裔到目前已传至二十二世到二十八世,其中人口最多的当属二十五世。

(二)湖北永清公永坚公永宁公永忠公后裔

据我谱载,永忠“其裔半在庐州府,龙池支谱载其子迁居湖广武昌府及四川顺庆府临水县或亦有所据也。”近查“湖北仙桃市廖氏谱(光辉和利和于2007年元月4日去湖北调查,复印仙桃市廖氏宗谱首卷一册),使我们对这一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世祖廖永清(派名道清号永德字子芳)元至正举人,分发湖北侯补粮捕府,二世祖廖永宁(派名道恒号永定字竹斋),进士,侯选县丞。见江汉之间田肥美,民殷富,便在梅子山前(今武汉市境)建立家园。我谱载文友公“雅好孔子春秋,诗书教子,实高尚之流也”。可见当时廖家是书香门第、功名之家。时值元末大乱,地方上的土匪盗贼乘隙横行乡里,生灵涂炭。为避乱,“乃至父母兄弟各异”。我们知道便有了文友公举家迁徙巢湖之举。明初大定,社会秩序大大好转,洪武二年,永清、永宁年事已高(1355年永安兄弟投奔朱元璋时,最小的永忠已三十二岁,到明朝建立时已四十五岁,可想永清、永宁这时都很大了。)便又回到湖北的家园隐居起来。永坚公曾在陈友谅部下做过事,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永坚公前四子后来也迁回湖北。仁宗大赦时,廖升率子孙(廖钺已死于边塞)也是回到湖北,当今湖北廖氏人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后裔。

据湖北八县廖氏联谱记载,后裔分布如下:

廖永清(湖北谱记为兰山,派名道清,号永德)生子六:瑾、瑜、瓒、瑨、瓘、琛。瑾、瑜不知去向。瓒(即廖升,永安嗣子)生子六:辅显、辅谟、辅翰、辅贤、辅明、辅仁,后裔散居汉川、沔阳(仙桃)、天门、潜江、监利、应城、荆门、嘉鱼、蒲坼、钟祥、孝感、汉阳等地。总人口最多的为仙桃市,人口最集中的是天门市。瑨公的后代聚居于潜江渔洋镇。瓘公的后裔居于潜江的袁硚和周矶。琛公后裔居于监利新沟镇。

廖永坚生子六:远、逵、通、达、遂、运。前四子后来由湖南湘阴迁回湖北。远、逵、通的后裔分别聚居京山、潜江、当阳。达后裔居荆门、钟祥等地。

廖永宁(湖北谱记为旭山,派名道恒,号永定)生子三:玮、璜、玺,后裔分别居于天门市的渔薪镇北千弓、石河镇海湾村、汪场之廖家河岭,还有一支迁襄阳。

(三)湖南永忠公和永坚公后裔

永忠公和永坚公在湖南的后裔,现已清楚的有六支:

一是永坚公的第五、第六两子遂和运没有回到湖北,其后裔居于湘阴。

二是永忠孙镛、铭、钺、钟的后裔,聚居于华容东山乡及湘阴等地。

三是永忠的六世孙,廖镛曾孙廖垂远,明正统年间由江西吉水县迁居湖南长沙市湘春门北门正街,形成一个廖永忠世系。其中第十世廖国遴,明朝末年官户部给事中,国遴的侄子廖远度是文学家。

四是郴州市宜章县栗源镇廖氏。据该地谱载:廖永忠有子三:邦佐、枚佐、从佐。邦佐始封御营指挥。洪武九年随黔国公平云南,公出力建功,奉召镇守长沙兼摄茶陵卫,殁于王事。妣符氏、马氏、许氏、阳氏,生子六:则斌、则善、则卫、则和、则忠、则华。后裔聚居于栗源镇石波潭村等地。历代功名鼎盛。早年建有永忠公祠,2008年重建。

五是永安公后裔,明洪武时迁长沙城,随迁长县白箬乡长冲及城南外烂泥冲。至1949年族人已有12000余人。宗祠设河西长冲。

六是永忠公后裔,明洪武年间由江西南昌徙居湘阴黄谷县,至1948年已传23代,共有4000余人。分布于归义乡丝塘、河市乡。宗祠在黄谷乡。

(四)广东永忠公后裔

广东廖氏这一脉主要有三个支系:

一是南雄支系。1368年(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帅舟师抵达广东,东莞伯何真率众官出迎,见永忠真英雄豪杰之士,便将女儿嫁给永忠。广东平后,奉太祖令进军广西,按当时制度,妻女不准随军,便将何氏寄在东莞,此时何氏已怀孕,后生子名志广。1375年,永忠死时,志广才七岁,何氏贞节不再嫁,携幼子定居南雄,志广成年后修祠于南雄珠玑巷,到1988年已传至23世,成为一个典型的廖永忠世系。

二是清远支系。据清远市《永忠廖公宗支族谱考》记载,广东清远市即今清新县珠坑坪杉树嘴又名雷公潭有永忠墓,清远滨江池水岭背村有永忠祠。公有夫人康氏、何氏、吴氏等。其中康氏生三子:尚英、尚俊、尚奉,后裔聚居清远。传到四世祖国谅后,陆续有部分后裔播迁广州市、韶关、黄埔、乐昌、越南等地。

三是怀集支系。明朝成化年间,永安、永忠后裔登宝等人由湖南邵阳迁来,至今已传二十五世,聚居于怀集县西北的兰钟镇。在后岗村曾建有宗祠一座。

(五)广西永忠公后裔

明初,南方岑伯颜不服明朝统治,仍坚持元朝体制,待广东平定后,征南将军廖永忠奉命进军广西,降服岑伯颜。至此,明朝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洪武三年(1370年)永忠班师回朝,这次征南共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广西期间,永忠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安民兴业,民感其惠,为之立祠。永忠的部分后裔也便在广西安家落户。子孙昌盛,遍布南宁、武鸣、隆安、平果、田阳、上林、天等各地。先祖廖以庄官云南大理寺少卿,廖受珍官监察御史,廖应先官至中宪大夫。

另外在广西平南县东华乡也聚居有廖永忠后裔,据史料记载其始迁祖是日正。日正的祖辈是廖广,号君门,封千总军门提督。日正四兄弟:日正、日照、日闪、日升。日正生于明末清初乱世之中,为避战乱,随祖母来到阆口三甲落籍。日照后裔分布于安怀镇、官成镇、怀城镇、思旺镇以及柳州、象州等地。日闪嗣子其昌的后裔除居住平南县东华乡外,大部分分布在藤县大黎镇、东荣乡以及蒙山县陈塘镇等地。

又据广西平乐县廖氏族谱载:廖源广(1450~1528),字泰弦,号绍堂,明代人,永忠曾孙,奉旨率师统兵进伐九洲楠木洞(今广西东部一带),镇剿苗民叛乱。平定叛乱后,被皇上封为廖太尉征南将军昭灵太师金毗六殿显惠侯王,受命镇守九洲楠木洞。因爱此地山水秀丽,遂于弘治五年(1492)带领兄弟子侄从湖南衡州府清泉县珠玑巷(原名猪鸡巷)迁居昭州(今广西平乐县)东乡里榕津仙宫寨立寨创业。至今已生殖繁衍了22代后裔,分支遍布平乐、钟山、荔浦、恭城、贺县、昭平等六县的五十多个村庄,人口约有三万余。

(六)云南廖永忠后裔

云南板桥廖氏是廖永忠后裔,开基祖是应寿,由四川泸州迁至云南镇雄不受县平坝立业。应寿一子尚珍,尚珍生七子:明忠、明时、明政、明义、明和、明孺、明智。从应寿至今已传13代。字辈是:应、尚、明、君、联、启、发、仁、正、万、天、国、元、延、绵、永、世、洪、忠、怀、文、凤、登、朝、彩、兴、德、顺、祯、祥。

700年间,文友公的裔孙遍布大江南北,纵贯数省,播迁全国各地。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永安等兄弟的不平凡经历形成的。据我谱记载,永清公尚有一支后裔迁苏州枫桥,承庆公尚有留在凤阳的后裔,据传江西龙南和四川境内也各有永忠的一脉。这些都还未证实,或许今后得力于信息技术的发达,更由于廖氏子孙的努力,会很快水落石出。

二。谱牒

自文友公迁居巢湖传四世至镛、铭二公,因受其师方孝儒案株连,家破人亡,宗牒散遗,传六世至泰公(官河南河间府教授)搜集史料始修宗谱,承前启后,功莫大焉。传至乾隆年间,旧谱存于十九世蘧风公(廪生)处,可惜毁于东邻一炬。所幸二十二世所称公(岁贡生)手录之谱稿犹存,复订而修之,公挽我谱厄运于一旦,功亦大焉。清宣统年间,二十一世绍董公偕众叔伯、兄弟、子侄采访手录而藏之,为以后续修家谱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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