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这几年看了很多家谱，时不时会碰到“迪功郎”这个称呼。这次看《暨阳安俗赵氏家谱》，又出来一个“迪功郎”。为让赵氏后裔知晓祖上的历史，这里说说什么叫“迪功郎”。

百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迪功郎，是古代的官名，始于宋。《宋史·职官志八》：“迪功郎……为从九品。”《明史·忠义传四·吴畅春》：“（吴畅春）手刃数贼，被执不屈死。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清俞正燮《癸巳存稿·碧云岩题名跋》：“（宋）诸州上中下县簿、尉，俱从九品迪功郎。”亦简称“迪功”。《宋史·职官志九》：“《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明代方孝孺《王处士墓志铭》：“谷城之王，世以善闻，迪功肇台，寔蕃子孙。”

由此可知，迪功郎在宋、元、明三朝确实是官职，其官阶在37阶，属于最低级别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务员体系中的科长。但是到了清朝，迪功郎已经不再在官阶里，迪功郎不再是官了。据查，清朝时，以改革著称的雍正皇帝，在其登位后，就颁布了垦荒造田、兴修水利等多项重农务本的新举措。为了在农民中树立楷模，雍正皇帝要求各州县每年必须在各乡中举荐一两个德高望重的老农，由皇帝钦加特授他们八品顶戴，即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劳模”。

所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迪功郎已经不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荣誉。

前几年我在看山下湖长乐老家谱，就看到过一个乾隆年间[传记时间为乾隆三十三年（1767）]的迪功郎。家谱行传这样记录：“新五十六公，讳其英，字杰凡，迪功郎。”然后看他的传记，却只字不提迪功郎，叙述的是以下内容：

这个姓何的迪功郎，我们尊称他为“何迪功”。从何迪功的传记里，我们能找到他之所以能成为迪功郎的原因所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一方柱石”，即某个区域范围内的人中豪杰、中流砥柱，绝对是村里“德高望重”之人。从文字记载看，何迪功之所以德高望重，之所以名声在外，之所广结朋友，是因为他平时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是非分明、公正公平、孝顺睦族、爱国爱民。所以，当时诸暨县衙里的童县官，刚走马上任，就听说了长山有个何其英，于是他“锡以衣顶”。童县长“锡以衣顶”，正是授予何其英“迪功郎”的荣誉称号。

暨阳安俗赵村，即今暨阳街道赵四小区，在光绪年间也出了一个迪功郎，我们尊称他为“赵迪功”。家谱收录了一篇他的传记，记录时间为光绪癸卯年（1903）。写记传的叫吴忠怀，一定是赵迪功的朋友。因为吴不是赵村人，所以写的内容不是很详细，但对赵迪功的人品、功德的概括却是言简意赅。好在传记之后还附了一篇赵迪功六十大寿时，同宗赵怀恩为他写的一篇祝寿文（寿序）。两篇文章合起来，赵迪功之所以能成为迪功郎的原因，也就大致清晰了。

赵光升，字庆才，号祥夫。是清末农民百姓的杰出代表。他“自食其力，克勤克俭，朝出暮入”。他待人宽厚，诚实朴素，不贰不叁（中正平和，自立自律）、无诈无虞（我不欺骗你，你不欺骗我）。他一介不与，一介不取（廉洁守法，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一点都不要）。赵光升虽是农民，但他通过勤劳付出，实现了“家私颇丰”的物质条件。这颇丰的家私，全靠他平时的“布衣蔬食，淡泊自甘”。但是，他并非物质至上，在宗族修辑宗谱之际，他慷慨解囊，捐出自家多亩良田。他脚踏实地做人，自己这辈子甘为“田舍郎”，对儿子的教育并不是让他们去登“天子堂”，所以传记里说他“生有五子，优于农业，故教子之道贵以专”。这句话现在看来，怕是少有人能懂其中的意味，那其实是农耕社会最典型的“耕读传家”的精华。赵光升并不是想把自己搞成什么种粮大户，他只是想让五个儿子“优于农业”，懂得什么叫勤业，什么叫俭奉，什么叫持己，什么叫待人，什么叫持家。读书贵以专，种田也贵以专。赵光升的家教很成功，赵光升的福报也很成功。人在做，天在看，所以老天对赵光升一家也格外开恩，让他得到了连达官贵人都得不到的“过人之遇”（即超过别人的待遇），这个待遇就是长寿幸福、儿孙绕膝、父慈子孝、家庭和睦。

赵村历史上并没有出什么高官，劳动模范赵光升，却以一个种田人的身份，获得了一个“迪功郎”的荣誉称号，并从此在安俗赵氏家谱上熠熠生辉。现在，对于寸土不剩的赵氏后裔来说，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依然珍藏在赵光升传记的字里行间。

谱牒引文：

赵光升世大兄行述 （名一百十六）

迪功郎光升翁六十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