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戈直说：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治理下的大唐王朝,如日中天般照耀着整个世界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交接建立之初,身处弱势地位的秦王李世民,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装,通过政变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软禁了皇帝,成功地对皇位交接的规则进行了改变,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和规则制定者

被美化的权力争夺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历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手段,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另一件事是在击败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李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徵、王等人；作为太子,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武德九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口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就在李氏兄弟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事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正史都是皇帝身边的史官写的,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光环套在自己头上,将对手抹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实力自始至终都比李世民要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两人,东宫闻此凶讯,卫队首领带领东宫卫队联合齐王府亲兵就来攻打玄武门,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挡不住,最后靠抛出建成兄弟的头颅,要尉迟敬德逼迫李渊宣布太子谋反才渡过这一难关

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对李世民采取谋杀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谋杀与不杀之间进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帝位,建成的实力强,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谋杀,而李世民不采取谋杀,建成的胜算几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谋杀而李世民采取谋杀手段,世民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谋杀手段,建成的胜算则明显大于世民。所以对李世民来说,采用谋杀是他唯一成功的手段。李建成正因为胜券在握,所以他根本没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至于建成贿赂李世民的部下,将李世民的谋臣武将调离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与他争夺帝位的想法

李建成在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败就败在他既想获得帝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手足相残的骂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不仅使他失去了帝位,还丧失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线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础上,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斗；而李世民各方面的实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线就是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从玄武门事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

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这句点评的话在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时在写上去了。

至于鲁迅先生，他是极为赞同这个观点的，不过鲁迅先生在什么文章里赞同，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如果百度的话，可以百度出一篇课后作业，叫《鲁迅的后园》，作者不是鲁迅，这篇文章是否是课文就不得而知了（毕业很多年了），里面倒是有一句话”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其给出的逻辑和时代背景来看，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在探究这种问题，尤其是名人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不能以现代思维去简单的否定。

譬如说，日心说的提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说法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错的不能太离谱，谁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第一次反思了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当时就是有正当意义的。

回到正题上，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封建统治正值结束，列国侵略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才有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时候，又如下解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简单来说，就是我国的历史基本上呈现四种形态或者趋势：

第一，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对朝廷的编写，而不注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以历朝历代为维度，从来没有大中华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纵观历史，有周朝、战国、汉朝、五代十国、隋朝、唐宋元明清以及后来的民国历史，看出什么了吗？

我国的历史是以朝代为标准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甚至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全部被朝代所垄断，而朝代意味着什么？没错，就是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对应的就是家庭史，而非国家史或民族史。

第二，我国的历史编写，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等等，什么人会上历史？王侯将相以及良帅贤臣，你见过草莽英雄上过历史封面吗？很少，譬如水浒传108将会被写入正史吗？并不会，否则也不会有水浒传这种历史小说的诞生。

简单来说，我国的历史，都是为王侯将相所准备的，历史留下的也大都是良将贤臣及皇家历史，民众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或一个统称，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言的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关注普罗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区别，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人民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有合法的保证和保护，这就是区别，这才是人民的历史。

第三。我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过去史，什么叫过去史，就是只写过去，不写现在，通俗的讲，宋朝人编唐史，元朝人编宋史，清朝人编明史以及现在人编纂令人唾弃的清史等等。

这种历史的塑造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客观性得不到保证，历史从来都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长得跟猴子似的朱元璋以及永远是光头的蒋介石等等，这就是区别。

事实上，历史不但有过去，更要有现在，而我们缺的正是对现在的合理编写和批判，很多条条框框都会对现实情况进行限制导致你没法客观的去对今务进行表述，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文字狱，都是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我国的历史都是写实的，什么是写实，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评价，乍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的表述，

但其实历史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梁先生的时代，文人，尤其是历史人员，更应该体现救国救民的思想救赎，而不是简单的记录历史。

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潮入侵的时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史观和历史却从来只有记录没有思想，不能指导民众思想，那这样的历史就不属于民族的历史，是家历史。

综合来看，梁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正确的，没有异议的，在国难当头时期，梁先生的这些话，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话，或许是梁先生的气话，但却又是那么回事。

五年（1916）至德堂木活字本

历史所 江苏苏州市图 日本 美国

2773江苏无锡闾江吴氏续修宗谱十八卷

（清）吴超然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远堂木活字本

复旦大学

注：吴明轩首修於明代。

2774江苏江阴严 吴氏宗谱四十卷

（清）任震初纂修

清同治八年（1869）恩敬堂活字本 二十八册

历史所

注：吴日宣始修於明万历三十七年，此为六修。

2775江苏江阴后底泾吴氏宗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吴翔九等九修

清光绪十三年（1887）活字本 二十册

美国

2776江苏江阴后底泾吴氏宗谱二十五卷

（民国）吴增甲纂修

民国三十八年（1949）源德堂铅印本 二十五册

江苏苏州市图

2777江苏江阴澄江横邨吴氏宗谱十卷

（民国）吴顺根 吴秉灿等纂

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德堂木刻本

江苏苏州市图 江苏江阴县档

注：谱首修於明烘武七年。

2778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七卷

（清）吴光焯等重修

清光绪五年（1879）活字本 八册

吉林大学

2779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八卷首一卷

（清）吴德庸修

清光绪五年（1879）木活字本 十二册

上海图

2780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六卷首一卷

（清）吴一清等修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活字本

北图 科图 历史所 河北大学 吉林

大学 江苏常州市图

注：吴性始修於明嘉靖三十一年。

2781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八卷

（清）吴润徵编修

清宣统间活字本 十二册

吉林大学

2782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不分卷

清钞本

科图

2783江苏宜兴北渠吴民族谱八卷首一卷

（民国）吴一清等纂修

民国十九年（1930）活字本

北图（二部） 南开大学 辽宁图 吉林大学

日本 美国

2784江苏宜兴城塘吴氏宗谱十五卷

（民国）吴国瑾 吴正美主修

民国三年（1914）崇礼堂铅印本 二十二册

历史所

注：吴子道始修於明洪武二十年。

2785江苏宜兴宜荆吴氏宗谱十卷首四卷

（民国）吴诚一等八修

民国十五年（1926）齐美堂活字本 三十六册

北图

2786江苏宜兴吴氏宗谱二十一卷

（民国）吴唱续修

民国十八年（1929）继述堂木刻本 二十四册

河北大学

z787江苏宜兴钟离吴氏重修忠义分谱八卷。

（民国）吴莲溪续纂

民国三十六年（1947）恩敬堂铅印本 八册

历史所

注：一名《钟离吴氏宗谱》。谱始修於清嘉庆十五

年。

2788江苏苏州吴氏家乘三卷

（清）吴潮 吴文垲修

清据嘉庆六年（1801）源远堂本钞本 二册

江苏苏州市图

2789江苏常熟新修丹阳分常熟吴氏支谱六卷

（清）吴焕文 吴焯等修

清光绪十四年（1888）修 稿本 五册

江苏常熟市图

注：封面作《吴氏支谱草稿》。

▲《义乌吴氏家谱》序

作者：梁启超来源：

谱牒之学,起于周汉,而极盛于南北朝。

旧史学的“四蔽”：第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导致二十四史成为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梁启超批判了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正统论与修史、纪年方法；第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导致旧史“以历史为人物之画象”，“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最终成为现象的罗列和墓志铭的汇编；第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旧史作于易代鼎革之后，丝毫不涉及当代历史与社会现实，因此毫无现实作用；第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只有呆板的客观事实的叙述，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