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如果《聊斋志异》被豆油打分，常用标签肯定是道士、狐狸、女鬼和总是走桃花运的书生。

聊斋里出演主角、配角或路人甲的大约有29个道士，崂山道士一出场，就抢去了所有风头。会画皮的女鬼和能穿墙的道士是人们对《聊斋》记忆最深的两个形象了。

顺便说一下，有3篇故事的主角向道士请求传授法术，包括《崂山道士》、《单道士》和《济南道人》，结果都比较惨。

崂山道教盛行，道士众多，究竟哪个被蒲松龄写进小说里呢？

假设蒲松龄的崂山道士有个原型，那么我们从蒲松龄崂山行的行程中可以找到些蛛丝马迹。

1672年，即康熙十一年四月，蒲松龄随高珩、唐梦赉、张绂以及另外无法考证的四个人一起游览崂山。

高珩，崇祯进士，顺治吏部侍郎。我在《王六郎断背河传说》里提到过他和他的祖母，这个人好道，估计崂山之行是他发起的。他是蒲松龄的忘年交，还是拐弯抹角的亲戚，给《聊斋志异》写了序。

唐梦赉，《王六郎断背河》中我简单介绍过，当时推测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一般，细究结论有些贸然。他对蒲松龄的文学才华比较欣赏，也给《聊斋志异》作序，评价中肯准确。只是在唐看来，蒲松龄的经史学问要比李尧臣差了许多。从蒲松龄科举之路的坎坷艰辛来看，唐梦赉的看法似乎是准确的。

抛开这一层，两个人的交往还算密切。

张绂，蒲松龄好友张笃庆的父亲，和蒲松龄一样，他在颜神镇当过塾师。

张笃庆肯定没有同行，因为其妻病中，次年离世，应该是病不轻。

唐梦赉喜欢写旅行攻略，《志壑堂文集·杂记》记载：“壬子夏，游崂山，见海市。时同行者八人。初宿修真观，历上清、下清庵，登八仙墩，水尽山穷，连天一碧。再宿青石涧，观日出。”

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蒲松龄一共在崂山去过三个道观。

蒲松龄另外一篇《成仙》里也多少记录了去上清宫的行程。“而怪险不复可骑，遂以马付仆归，迤逦自往。星饭露宿，逴行殊远 。三日始至，时十月中，山花满路，不类初冬。”

上清宫的道士“置酒谚语，见异彩之禽，驯人不惊，声如笙簧，时来鸣于座上。地下有蒲团二，曳与井坐。至二更后，万虑俱寂”，也就是说稍微喝两杯叙旧之后即刻开始灵修。

我们再来看崂山道士的做派：二人与师共酌。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赉诸徒，且嘱尽醉。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一美人自光中出，至地，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渐暗，门人然烛来

明清时崂山交通不便。因而蒲松龄等崂山之旅始自修真观，为必然之择。民国前，去上清、下清，只有二路为捷，即东走窑货堤，西走梯子石。

西线，上世纪60年代才拓为公路，今为去往太清景区主要通道，此前为经行悬崖羊肠之路，稍不慎即失足海中，险绝难行，樵夫出入之径，游者不取。

东走窑货堤即蒲松龄游崂选路，即从王哥庄南去，经太平宫，走翻燕岭、窑货堤，过青山、黄山，去往上清、下清二宫。虽然依旧不便，却没有西线的惊险。

宫中所需物资全靠人力运输，上清宫的道士能“置酒”已然高规格招待，何况登临之意不在酒。

下清上清相距不远，要先经上清而下清，上清尚且如此清淡，下清宫的伙食条件估计只比上清宫还要等而下之，故称下清，等后来条件好了，就改名太清宫了。

我们来看看下清宫的宫规旃斋一条：“道众无分上下，及挂旃道友，与行行雇工，早午晚三时一概赴斋堂，列次默坐用斋。不许喧哗，不许私立锅灶自作饮食，致淆清规。”

宫规第三条：“烟酒腥荤不许入庙，违者罚。”

如此，爱热闹的崂山道士肯定受不了。

蒲松龄等宿驻的修真庵，位于崂山东北今王哥庄镇，为明天启二年（1622）道人李真立创建。明乙卯年（1639）工部右侍郎高弘图游崂时亦曾借宿其中，其《劳山九游记》言“村有中贵人”（内廷官）李姓者“作道院于其中央”，即指此庵。村中人家不多，“四五家烟景也”

修真庵比较符合太监的脾胃，明亡后太监边永清等出家其间，规模扩大，蒲松龄游崂前一年，修真庵重修，康熙十年（1671）《重修修真庵碑记》有记：“重行修葺玉帝殿、三清殿，以及东庑之文昌、迤西之王母殿并山门，黝之，垩之，丹之，青之，神像俨然，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可见修真庵规模大且富，蒲等八人借宿其中，食宿应为充裕。

边永清不是一般的太监，而是御马监任职太监。

御马监在十二个太监机构里权势仅次于司礼监，对应外庭兵部。所以，《明实录》里有记载“御马太监边永清分守蓟镇西协”。御马监的CEO是掌印太监，其次是监督太监、提督太监，以下称为监员，就不是太监级别了。在崇祯十一年，能被派出蓟镇拱卫京师的，级别低不了。

从蒲松龄描述的文字来看，你个道士，还弄了一个绝色歌女来演唱，显然是个歪门邪道。

边永清逃离北京时，除了宫中文物，还带了养艳姬、蔺婉玉两个宫女，等蒲松龄到崂山之际，宫女年龄不是大妈就是奶奶，所以，这个歌女必然是刚刚聘请的。

比较两段文字，上清宫家具就蒲团，置酒就置酒，花生米都没有，没多喝，还要谚语；修真庵则像开了一个大趴体，有桌案和茶几，而不是蒲团。七八徒加道士和二客一屋子十余人，尽醉。喝嗨了，歌女还跃登几上来了一段艳舞。这哪里像歌女，像KTV三陪更多些。

边永清死于康熙十年，所以，蒲松龄在修真庵见到的道长估计是和边一起逃离北京的太监杨绍慎。

我们来说说与道士演对手戏的王七。

开头：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

首先，王生是淄川邑人，老乡。称其王生，不是秀才，而是童生。故家子，隐指从前是大户，故去了，现在有些衰落了。这个下面要详细展开说。少慕道，估计在学校没读啥正经书，看了不少修仙文，听说崂山有很多仙人，就背着包去了。

这位啊，脑子有病还不轻。

想要知道王七是谁，得先定义一下故家和故家子。

在《王六郎断背河传说之三》里，我把淄川四个王氏家族梳理了一遍。这其中，蒲松龄好基友王鹿瞻的王家，因为遭受过兵灾和谢迁之乱，最为接近故家。

蒲松龄的年代也流行自组乐队诗社，蒲松龄和李尧臣、张笃庆、王牲（号鹿瞻）组了“郢中诗社”，四个人年龄相仿，在1657-1758年前后中了秀才，水平接近。王鹿瞻稍逊风骚，鼓手；李尧臣比较务实，贝斯；主唱和主音吉他自然是蒲列侬；张卡尼特不服，节奏吉他。

不过，这支乐队几乎成名，却始终没能红起来，四个人都没考上举人。

其中，李尧臣父亲担任过知县，家境最好。

张笃庆的曾祖官至大明首辅，终究改朝换代且时间久远了，张笃庆的父亲张绂开始在外打工，到颜神镇担任塾师；

王鹿瞻的曾祖在大明隆庆年间中过进士，也是陈年往事了。

张笃庆、王鹿瞻和蒲松龄三个人人生轨迹相似，都担任过塾师和幕僚，考虑到蒲家只是商人之家，所以，张笃庆和王鹿瞻可以算是故家子，蒲松龄虽然也穷，却属于阶层上升人士。

据王鹿瞻家族谱，其父兄弟四个，伯父王澜，字文海，配蒲氏，失传。叔父王泮，字昆池，配殷氏、毕氏，生子一：集。叔父王渥，字仲素，配韩氏、侧室吕氏，生子三：棻、荃、蕙。，父亲王灏，字深源，号印素。邑庠生。配毕氏，侧王氏，生子三：甡、朋、兢。甡即王鹿瞻。王灏晚景凄惨，被子媳逐出家门，客死旅邸，蒲松龄有《挽王印老》一文悼之，穷应该是其晚景凄凉的决定因素。

这部家谱由王鹿瞻族弟和族侄共同创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修于咸丰八年（1858年），从年代看，王鹿瞻大伯健在的可能性极大，失传也许是指没有后代。家谱中记载“吾兄麓瞻公曾加意编辑”，他总不会把自己的大伯都忘记了吧。

如此说来，王蕙则最有可能排名第七，成为《崂山道士》王七的嫌疑人。

确定了故家子，我们再来看看故家子是怎样生活的。

《聊斋志异》提到故家子的地方大概如下：

《青凤》：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阔。

《僧术》：黄生，故家子。才情颇赡，夙志高骞。

《王成》：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懒。

《嘉平公子》：有故家子，既贫，榜于门曰：“卖古*器。”讹磘为*云，“有要宜*、定*者，大小皆有，入内看物论价。”

《丐仙》：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广里。善针灸，不择贫富辄医之。

有些故家子不是那么穷，有些则穷得叮当响。

以王七的远足以及后来在崂山的表现，属于不那么穷爱胡思乱想的无为故家青年。

　　蒲松龄故居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1938年遭日军焚毁，1954年人民政府修复。1958年政府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妥善保护。“文化大革命”时期，故居一度被占，但文物遗失不严重。1973年故居被重新收回，1977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建蒲松龄纪念馆，对故居、柳泉、墓园进行了修葺、扩建，征用民宅，改建了著作版本、书画题咏展室，资料室，接待室，办公室，增设了南大门，使故居的管理日趋完善。现在，故居已成为一处初具规模的蒲学研究阵地和驰名中外的旅游点。�

　　今日的故居，是一座恬静的院落。故居门前是几株古槐，荫翳天日。郭沫若1962年题写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于故居大门。

　　穿门北折是一正两厢的庭院。其中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2间，为1954年修建。正房两侧的桧柏、石榴，以及厢房前面的迎春花，百日红等，均系后人所栽，院内太湖石也是故居修复后增添。故居正房为砖石、土坯结构的普通民房，木棂门窗，房内路大荒手书的“聊斋”匾额迎门高悬，匾下悬挂着蒲松龄

　　74岁时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鳞为其画的肖像，两旁是郭沫若手书的楹联，房内还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端砚1方、在毕家教书时用过的床1张、手炉1个；还陈列着与蒲松龄有直接关系的绰然堂匾、灵璧石、三星石、蛙鸣石各1块，此外，室内摆放的桌、椅、几、架、橱和木影炉均是蒲松龄曾设馆30余年的西铺毕家旧物。�

　　故居东西两厢，茅檐低小，狭窄简陋，近年又作重修。院内之东北隅，尚有一隙之地，蒲松龄撰文和与其有关系}的3块碑记置于此。蒲家庄外，还有著名的柳泉和墓园。柳泉在蒲家庄东门外的“满井沟”底。泉口青石砌就，约06米见方，旁立沈雁冰书的“柳泉碑”。柳泉本是一眼地下泉井，传说他曾在此设茶待客，搜集创作素材。�

　　墓园在蒲家庄东，长40米、宽38米，内有古柏37株。蒲松龄及其父亲、长孙的墓均葬于此。1980年，蒲氏始族蒲璋之墓碑也移存墓园中。�

　　此外，故居中还收藏有当代名人题咏蒲松龄及其故居的墨宝，共计200余件，其中郭沫若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蒲松龄及其作品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蒲松龄性颖慧，文冠一时，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第子员”。但自此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的古稀之年，授例成为“岁贡生”。他一生秉性耿直，愤世疾俗，常借狐鬼故事对当时腐败现象进行谐谑，其文章诡诙块垒，自成一家。主要著作，除誉满中外的《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13卷400多篇，诗集8卷900多篇，词1卷100多阕，以及俚曲14种。戏三部、杂著5种。

　　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坐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 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蒲松龄墓 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聊斋园 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有各种狐狸1400余只，具有极高的观赏及经济价值。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 1640 年，卒于 1715 年，终年 76 岁。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 8 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教书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 18 岁完婚，应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 19 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一时名声大振。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 20 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 25 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于康熙九年应同邑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

　　归来后的蒲松没有考取功名，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其中约三十年的时光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人如王士祯、高珩、朱缃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他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今人搜集将其编定为《蒲松龄集》。

　　蒲松龄 74 岁时妻子刘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倍感人生苦短，就这样过了两年，蒲翁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 年正月 22 日，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蒲翁墓中出土的东西，有锡酒壶、锡酒杯、旱烟袋、念珠、宣德炉、四枚寿山石印章，还有其夫人用的铜镜、耳勺。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永不磨灭的 !

　　蒲 松 龄 书 馆

　　蒲松龄书馆坐落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西南昆仑路旁、王村镇西铺村西铺大街。原系明末户都尚书毕自严故居的一部分。先生一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其三十二岁时，应好友毕际友[公元一六七九(康熙八年)至一七0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之聘离开家乡淄川区蒲家庄，在此设馆教塾三十余载。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一年），先生在度过了近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七十一岁高龄时，才撤帐归里田园，连续教了三十八年的书。在漫长的三十八年中，先生凭着自己的才能，栖身于王村西铺的高墙内，寓居于毕家的松龄书院，领衔伴读在绰然堂，可以说，西铺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弹指三百余载，当年先生执教著《聊斋》的书院——“ 毕尚书府”，几经蹉跎岁月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到文革时期一度破败不堪、面目全非。

　　春风又绿“江南”岸。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淄博市人民政府暨周村区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加强蒲学研究，纪念一代文化伟人，相继拨款四十九万元，分两期工程对蒲松龄书馆进行了彻底修复，并作为淄博市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对外开放。

　　来到蒲松龄书馆，踏上西铺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一条名曰：“松龄路”的新拓宽的长三百米，宽六米的高标准水泥路引我走向蒲松龄书馆。

　　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明清朝代风貌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 千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765平方米。馆内共有大小建筑22间。抬眼望， 前门上横挂着一块漆黑乌亮的牌匾，上书“蒲松龄塾馆”五个姿媚酋劲、超逸入神的镏金大字、熠熠放光，夺人耳目。旁边则有社会各界损资碑记。(左图为前门）

　　拾级而上，进门向里走，迎面便是古朴宏丽的绰然堂。原有牌额上题“绰然堂”三个隶书大字，落款崇祯甲戊白阳老人题（白阳老人即毕自严，该匾原件现存蒲松龄故居）。它是幢三间高大的大厅房。先生来到毕府，便选定了绰然堂设馆住教。但见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端庄俏拔，气势壮观。北房二间，东边暗间，作先生的写作和住宿的地方，著名《聊斋志异》及大量诗词皆出于此，中外间作为学生们肄业的课堂。现有塑像来体现当时的情景。身临其境，可以看到几个毕氏子弟正伏案忙于学业。有的诵书、有的习字，还有的在沉思。先生则侧耳倾耳，神态怡然。

　　绰然堂（董建生/摄）

　　先生一生从教。他经常结合幼年学生的接受能力，专意编写与教学有关的通俗读物。如他在58岁时，编写了两部这样的书。一是著《小学节要》，对当时塾馆所用的道德教材删繁就简，取其中精要缩编而成。二是选编了《宋七律诗选》，对其教学所用的宋诗去粗取精，择选佳句，选择了22首作为学习宋诗用。先生教书，有别于其他人多数的塾馆教书先生。他厌恶旧式教学那种墨守成规的死记硬背，不满故弄玄虚的“师尊”，毅然与学生平等相处，诚心以待，既悉心教育引导学生刻苦攻读学业，又不压抑孩子们天真活泼的纯洁童心。正是这种实际感受，使他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绰然堂会食赋》。赋文幽默，风趣，生动描述了孩子们每当吃饭时《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的场面。

　　据记载，绰然堂曾于”清光绪三十年倾圮“，今在原址重建是以纪念蒲松龄创作写书育人三十年之业绩。

　　转过“绰然堂”向北，正对的是省书法家朱学达题“振衣阁”门前楹联上书：万卷书当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这是在绰然堂后修建的一幢与之对称的砖木结构双层楼阁建筑，阁上花窗雕棂，舒朗明快；阁下朱红漆柱承托重荷。整个阁的外壁饰有飞檐、禅兽、雕栏、花棂。“振衣阁”是“毕尚书府”藏书之地，有万卷诗书”，可供先生任意博览，成了先生的文库。它为先生搜挟奇闻异事、著书立说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因此，素日里的软事传闻便很快在天才的笔下“遂以成篇”。

　　振衣阁（董建生/摄）

　　走进下层阁楼里，墙上挂有先生的画像。他身着岁贡生服（生前没坐官，71岁官府授贡生）。正襟端坐，室内设有古玩架、先生曾用过的双耳瓶、暖手炉、笔筒架等陈列其上，给室内增添了一份古色古香的典雅。

　　万卷楼（袁鹰/摄）

　　登上阁楼上层，园内别致的圆心亭、绚丽的霞绮轩、奇特的卧龙石等大小各异、二十余景历历如画，尽收眼底，教人心旷神怡，难怪多次被先生写进其作品中呢。

　　这振衣阁是先生写作的地方，先生知识渊博，却屡试不第，一生怀才不遇，从而激起了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决心以志怪的艺术，假笔于花妖狐魅、精灵怪异以超尘绝俗的笔，游刃于鬼狐世间，抒发自己内心愤郁的情感，并暴露和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抚慰善良人受创的心灵。他在一道题为《感愤》的诗中曾这样写：“漫问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怜恨不休”。道出了先生发愤著书，妙笔写尽人间不平事，“生花”绘出月下女儿情，不成书誓不罢休的志向和决心。

　　先生白天舌耕育桃李，夜晚在此挥毫泼墨、洒洒点点笔耕著文章，他聚平生之力完稿并日臻完善了《聊斋志异》一书。于是灯下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此外，先生还在余暇，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文、铭、、书启、引、序、疏等。如今振衣阁里有蒲松龄伏案写书的塑像和有几面本书的书架。桌子上则摆有先生生前的若干手稿、著作等。

　　见情思景，可以想见，先生每每写得倦了，就走出来在这“万卷书档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的振衣阁上调理一下文思。

　　驻阁凭栏，会看到楼下有一株冠径85米的“蝴蝶松”（五针松）形态奇特，别具风韵，它那虬曲的枝丫，树冠如伞，虽不见当年色凝翠碧的繁茂风姿，但仍似超然挺拔，挥身欲跃。宛若一只振须展翅、翩翩欲舞的巨蝶，又犹如先生那“愤世疾俗”的风骨和顽强性格。全让它再现出来！给人以跃跃欲试、奋飞搏击之感而顿然精神抖擞。据传，先生下课、写作之后，常来这蝴蝶松下，观赏解闷、寄托情思。

　　下的楼来，阁旁东西两侧各有一间青砖白缝的厢房。东厢房内有根据聊斋故事制作的工艺人物造型。可以看到红玉、冯相如、郎玉柱、颜如玉同登一堂，人物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西厢房内，陈列着全国各地书画名家之精品、荟萃四壁。这些作品匠心独运，情溢笔端，其中一幅“诗书传世醒人志，画幅纵留天地久”，倾吐了对先生之敬仰，抒发了对《聊斋》之厚爱。

　　蒲松龄故居百科名片

　　蒲松龄故居蒲松龄故居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1938年遭日军焚毁，1954年人民政府修复。1958年政府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妥善保护。“文化大革命”时期，故居一度被占，但文物遗失不严重。1973年故居被重新收回，1977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录

　　简介

　　现状

　　详细介绍综述

　　故居东西两厢

　　墓园

　　个人简介

　　柳泉

　　蒲松龄墓

　　聊斋园

　　个人生平

　　蒲松龄书馆

　　绰然堂

　　振衣阁

　　万卷楼

　　聊斋志异

　　写作之余

　　阁旁

　　启示

　　其他信息简介

　　现状

　　详细介绍 综述

　　故居东西两厢

　　墓园

　　个人简介

　　柳泉

　　蒲松龄墓

　　聊斋园

　　个人生平

　　蒲松龄书馆绰然堂振衣阁万卷楼聊斋志异写作之余阁旁启示其他信息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1980年建蒲松龄纪念馆，对故居、柳泉、墓园进行了修葺、扩建，征用民 蒲松龄故居

　　宅，改建了著作版本、书画题咏展室，资料室，接待室，办公室，增设了南大门，使故居的管理日趋完善。现在，故居已成为一处初具规模的蒲学研究阵地和驰名中外的旅游点。

　　编辑本段现状

　　今日的故居，是一座恬静的院落。故居门前是几株古槐，荫翳天日。郭沫若1962年题写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于故居大门。 穿门北折是一正两厢的庭院。其中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2间，为1954年修建。正房两侧的桧柏、石榴，以及厢房前面的迎春花，百日红等，均系后人所栽，院内太湖石也是故居修复后增添。故居正房为砖石、土坯结构的普通民房，木棂门窗，房内路大荒手书的“聊斋”匾额迎门高悬，匾下悬挂着蒲松龄。

　　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综述

　　74岁时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鳞为其画的肖像，两旁是郭沫若手书的楹联，房内还陈列 蒲松龄故居

　　着他生前用过的端砚1方、在毕家教书时用过的床1张、手炉1个；还陈列着与蒲松龄有直接关系的绰然堂匾、灵璧石、三星石、蛙鸣石各1块，此外，室内摆放的桌、椅、几、架、橱和木影炉均是蒲松龄曾设馆30余年的西铺毕家旧物。

　　故居东西两厢

　　茅檐低小，狭窄简陋，近年又作重修。院内之东北隅，尚有一隙之地，蒲松龄撰文和与其有关系}的3块碑记置于此。蒲家庄外，还有著名的柳泉和墓园。柳泉在蒲家庄东门外的“满井沟”底。泉口青石砌就，约06米见方，旁立沈雁冰书的“柳泉碑”。柳泉本是一眼地下泉井，传说他曾在此设茶待客，搜集创作素材。

　　墓园

　　墓园在蒲家庄东长40米、宽38米，内有古柏37株。蒲松龄及其父亲、长孙的墓均葬于此。1980年，蒲氏始族蒲璋之墓碑也移存墓园中。 此外，故居中还收藏有当代名人题咏蒲松龄及其故居的墨宝，共计200余件，其中郭沫若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蒲松龄及其作品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蒲松龄性颖慧，文冠一时，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第子员”。但自此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的古稀之年，授例成为“岁贡生”。他一生秉性耿直，愤世疾俗，常借狐鬼故事对当时腐败现 蒲松龄故居园内景色

　　象进行谐谑，其文章诡诙块垒，自成一家。主要著作，除誉满中外的《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13卷400多篇，诗集8卷900多篇，词1卷100多阕，以及俚曲14种。戏三部、杂著5种。 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坐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本段柳泉

　　柳泉 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 柳泉

　　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编辑本段蒲松龄墓

　　蒲松龄墓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 蒲松龄墓

　　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编辑本段聊斋园

　　聊斋园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 聊斋园

　　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有各种狐狸1400余只，具有极高的观赏及经济价值。

　　编辑本段个人生平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 1640 年，卒于 1715 年，终年 76 岁。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 8 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教书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 18 岁完婚，应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 19 岁初应童 蒲松龄像

　　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一时名声大振。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 20 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 25 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于康熙九年应同邑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 归来后的蒲松没有考取功名，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其中约三十年的时光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人如王士祯、高珩、朱缃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