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刻书始于中唐；宋元时期，徽州的官刻、私刻和坊刻图书也出过一些精晶，但在全国刻书业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徽州商人介入刻书出版行业，遂使徽州刻书业突飞猛进，明万历至崇祯年间跃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徽商一进入刻书出版业，立刻显示出其固有的精明干练。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版印刷技术上都大胆革新。首先，他们大量编辑出版丛书。丛书最便于学习，一部丛书可概括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书，非买丛书不可。其次，大量刊刻插图，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理解，引诱读者购买。其三，采取联合作战，缩短出版周期，快出快售。其四，改革印刷和雕版技术，创用四色或五色赋彩印刷技法，图版的精丽动人程度大大超过一般雕版插图。又创制“短版”和“拱花”印刷技法，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高峰。

当时，徽州私家坊刻众若繁星，刻铺比比皆是。徽州刻书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世称“徽版”。徽版图书以坊刻最为有名，以校勘精湛、刊刻精良著称，以插图为特征。清初大兴文字狱，禁止私人刻书，坊刻骤降。康熙时期书禁稍缓，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崇祯时期的繁荣。可是从清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仍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书院刻书的发展，家刻的兴旺，志书宗谱编纂刻印的发达。

我是浙江兰溪金湖的，民国以后取名都已不安辈份，所以不从考据用哪些辈份字，同村分为四大家，分别是东西前后头，据说是第二代人兄弟四个，小时候长房有明字辈老人，他们儿子又是文字辈。听老人讲我们是清朝由安徽迁入，应该以前算人丁兴旺，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大厅小厅，但是太平天国战乱人口损失严重，各房头几乎只剩下各一家两家人的样子，对了我们村原来叫上塘坞是一个超级大村，据说有王张周方吴曹何等很多个姓氏，长毛后就剩下一王2张，

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

明中叶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到清前期，则达到其鼎盛时期。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顺治十三年，祁门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打算重修窦山公寝庙，由于经费缺乏，欲从众存族产的一千五百秤租中提出十分之二“众贮公支”，递年积攒，即可弥补修祠之不足。于是订立了《众立提轮谷重造窦山公寝庙并祠旁庄屋合文》。虽云“众立”，但押约者并不是众多族人，而是两位家长，可见提取众存产业租谷补作修祠费用一事，主要出自两位家长的意志。合文中有“有敢徇私破公强梗拗众者，即准不孝论，声罪鸣官，仍依此文为准”的字句，可以看出，由于众存族产族众拥有分籍，即可分到经济实惠〔（4）〕，提走一部分，族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一些族众会有不满情绪，但如果不服从家长的意志，“强梗拗众”，则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受到声罪鸣官的惩罚〔（5）〕。可见清前期，宗族中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宗族中的大小事务，无人敢违拗反抗。嘉庆二年，休宁县官府指令一都八图王姓族长王敦裕等写立甘结文书，证明本族人捐职从九品的王荣锡“身家清白，以及三代出身并无违碍等情。”〔（6）〕官府需证明乡民的身家是否清白，三代出身是否有违碍，不委托里甲出面调查办理，而是指令族长和邻居写立证明文书，说明清代徽州的乡村，很多事务主要是由宗族在把持，里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也得到官府的认可。乾隆年间，休宁县宰靳宗著，初到休宁时询问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仓的弊端，“胥役因得渔猎其间，甲户贿脱，又及乙户，流毒蔓延，四乡为之不安。”靳宗著洞察其弊，周咨士民，决定采取借用宗祠的力量管理社仓的措施：将管区内的族姓祠堂列名，设立名，凡祠堂充管三年，再轮别族宗祠充管，按名的排列顺序轮流管理。他并将此一措施“详明上官，永为定例”。据说此方法实施的结果，“邑民便之”〔（7）〕。政府官员和当地士民对宗祠管理乡间事务的信任，远远超过对胥役等人的信任。宗族不仅控制了本族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插手如社仓之类的地方政府赈济机构的管理，深刻地反映了徽州宗族在清代对乡村统治的有力有效。

一、宗族的统治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徽州的宗族提倡“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宗祠往往置有义仓义宅、使贫乏的族人不至饿死沟壑，也使族众能安然渡过灾荒。如歙县潭渡黄天寿，晚年“割田百余亩以赡族之贫者，故建义仓以为出入之所。且请于官，别立户收税，以为永久之计。有司上其事，抚台锡扁嘉奖，鼓乐导送，以为里俗之劝。”以后族人塑其像于义仓内，岁时祭祀〔（8）〕。嘉靖十年，歙县郑贵孙在郑家埠头上郑氏宗祠之左建郑氏义宅，使族之贫者有了安身之处〔（9）〕。这样的事例在徽州可以说不胜枚举，宗族将他们作为族人的榜样，在族谱上大书特书，地方官和缙绅士大夫在修地方志时，也对此大加褒奖，一些动人的事例在当地世代流传着。明初，婺源理田李氏宗族有三兄弟，欧鹄溪驿卒死亡，长兄被怀疑是凶手，官府要捉拿他，长兄逃走了。两个弟弟挺身而出，赴官衙为哥哥洗清罪名，官府对他们施以酷刑，二人百刑备尝，被关押了四年。幸亏新上任的县宰李公成，疑心此案有误，重新提审他们，老二李士昌说：“兄逃我长，我当其辜。”老三李士昭说：“帮助长兄逃走的是我，我愿以身代。”弄得县官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平反冤案时，恰遇大赦，县官放他们出狱，并赐与孝友的匾额使其荣归，以褒奖他们的崇高品德〔（10）〕。不仅一家之中互相友爱关心，一族之中，一人有难，众亲援手。潘氏篁洲公任仙居令时，因逋赋被罢官，上司仍严令追缴。潘氏兄弟纷纷典衣质产，并力集资，代为完缴，使篁洲公免于追呼〔（11）〕，体现了族人之间忧乐相共、有无相济、相扶相顾、相恤相助的融融亲情。康熙年间，徽州张姓户丁张得育离开家乡到外地买地造屋，二十年后，因在外地生活艰难，又回到家乡。张姓宗族为此商议，认为“当思一脉流传，各全孝义，和睦为上”，因此订立了《孝义合同》，张得育可以住进原先的房子，管理旧时的产业〔（12）〕。人们在外经营失败后，回到家乡仍受到宗族的欢迎，得到原先的财产和权力，确实体现了宗族社会中族谊的温暖。这种族谊，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族人自觉自愿拥护宗族，这恐怕也是宗族能长期存在的魅力之所在。这种传统，使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然而，当族人之间的互助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时，也不能不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明清徽商崛起，当某人在外经商成功时，亲族人等蜂拥而至，或到他那里找点事做，或依赖他养活，史籍中不乏“赖以全活者数千指”、“赖以举火者何啻数十上百”的记载。如明代徽商方大经，经商致富后，他的三叔父经商破产，方大经解囊资助。二叔父落魄，他资助以本钱，二叔父又再次破产，他再次资给，多次资助毫无怨言倦色。亲族之中，很多人依靠向他借贷本钱去经商，有些人根本不还本钱，甚至有累借数百金而不还者，他毫不放在心上。依赖他而生活的亲戚，仅母族方面就有数十上百人〔（13）〕。他的友爱互助行为，固然被作为“义举”、“善行”而载录于族谱等史籍中，但也不能不令人产生忧思，一个商人刚刚发财，马上有上百的亲族人奔来依赖他生活，无形中使某些族人产生依赖他人的思想，不肯自立，丧失了进取心，也势必造成商人的沉重负担。如果形成风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了团结控制族人，宗族还插足民间的宗教活动。雍正年间，徽州胡氏宗族在修葺家庙之事告竣后，又认为“祠右古刹为一村香火，如雄殿山门将岌岌乎不可支，”修葺古刹之事刻不容缓。于是鸠工庀材，用两年的时间将古刹修葺一新。又感到应在其中供一长明灯，使香烟不绝于宝殿，钟鼓嘹亮于梵宇。为能留住僧人，使佛灯长明，胡氏宗族建立了佛会，佛会会员“每名输租二秤，递年照时交银，积贩置田”。三年后，就置买了田租达十余〔石〕的田地，每年轮派二人管理田租收支等事〔（14）〕。反映了宗族积极掌握民间宗教活动的情况。宋元以来，徽州一些世家巨族流行修建寺庵道观，委托僧道人等代为祭祀祖先的风气。如唐宗室后裔、婺源严田李氏宋元时建立九观十三寺祭祀祖先，世承香火，奉祀不懈。其中仅“思显庵”就设置庙产三百余亩，两房火佃供僧管解〔（15）〕。祁门十一都盘溪吴氏，于宋代修建“永禧庵”，设置庙产百亩，以供僧人梵修日用。僧人刻吴氏五二公像，设神主牌位，岁时有祭祀之仪，朝暮有香灯之敬〔（16）〕。这些寺庵道观实质上成了变相的宗族家庙。徽州明清时关于大族之间争夺寺庵的案例记载，说明某些寺庵确实是由宗族掌握的。大族之所以要争夺寺庙，一方面，它是宗族地位和权势显赫的标记，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庙产的丰厚。

宗族对传宗接代、继承宗祀十分重视，为保证宗族源流清白，决不允许非本宗族之人承继族人为后。规定早殇之子或无子之族人，应在侄辈中立嗣过继一人以接奉香烟，只有已立有嗣子，才能保持应继承的祖产份额。在立嗣过继时，往往事先要与宗族商议。写立的承继文约，一般也有宗族人等押约。在有可能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宗族要出面加以干涉。明代，黄氏宗族黄琼显老人育有五子，他在生前亲自将家产裁搭阄分给五个儿子。他去世后，五个儿子各管各业。万历年间，第五子去世，没有孙子继宗，“理合议立继祀”。长房的孙子嘉瓒、次房的孙子嘉瑞均年长于他们的五叔，“理不该继”，但由于当时五儿媳的坚持，因而以长房孙辈嘉瓒过继给五房。不久，五房孀媳改嫁，长房大孙子又去世，长房仅剩嘉瓒一个孙子，已过继给五房，因此长房又成为“故绝户”，“嘉瓒不能绝亲父祭祀而续五房香烟，而五房也不能因嘉瓒归宗而乏祀无依”，出现承继矛盾后，正当亲族内还未商议出个结果时，二房之子嘉瑞突然递呈到县，县主祝爷公断说：“嘉瓒继（五房），不独年长于继父，而自绝以他人之绝，天理人心何在？”批示族长、保约黄燮、黄潭等商议个合适的解决办法立即回报县主。族长等人商议结果，让嘉瓒归宗，“以三房以恩次子嘉璘承祀（五房）”。县主予以批准。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因而“继义而不继利”。也就是名义上过继，奉祀五房香火，但并不继承五房财产，将五房财产“义与四房均分”。于是在族长等人的主持下，将五房的田土、山塘、房屋、佃仆等作四股均分〔（19）〕。当继承出现矛盾争执时，是二房的嘉瑞挑起讼端。族长等人在息讼劝谕过程中，主要是在做财产的重新划分工作。从订立的《义祀合同分单》看，五房被其他四房瓜分的产业颇丰，有六十八号田地、山、园、塘、伙佃庄屋等，还有三房仆人。可见，嘉瑞明里提出过继不适当的问题，挑起讼端，实际上是对五房丰厚的财产虎视眈眈。在众亲族如狼似虎的环视下，被推举出的过继人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说明隐伏着“相残”的危机，他自动放弃五房的财产，实在是不如此就不得安生的无奈。这里，因为立嗣分产是宗族内的事务，因而县主批示族长等人去商议解决。可知万历时，当立嗣过继发生争执时，不经宗族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道光二年，黄浩科夫妇六旬无子，族中房侄黄可灌愿过继给老人做儿子。于是向宗族提出申请，并与母亲、伯叔、兄弟等亲属商议，最后订立《承绍继文约》，可灌过继并承接黄浩科夫妇的各项产业财物，同时为老夫妇养老送终，承担百年后的拜扫祭祀等事，也要承担老人各项门户差役钱粮等事。所立文约中说，黄可灌将过继之事“向族并身亲母、伯叔、兄弟、又兼友邻亲眷”商议，把宗族摆在第一位。文约后有几位族老作中的押约签名〔（20）〕。道光五年，黄泰晨因年老无子，托凭亲族商议，将弟弟的二儿子过继过来为嗣子。在写立的《承继文书》上，也有宗族中的四人押约签名〔（21）〕。可见在过继立嗣问题上，宗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徽州风习，父亲在世时分析家产，一般由父亲主持阄分即可。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不是按照传统均分惯例的话，有时不经宗族认可，分产合同就难以成立和持续有效，因而当出现不均分产业时，往往要请族长、房长等出面押约签字，才能使分产合同真正有效。万历四十六年，祁门十五都奇峰郑氏宗族郑三元老人，生有四子，前三子均已为他们婚配多年，只有四子年幼尚未成婚。老人已六十七岁，患有重病，身无余积，担忧四儿子将来娶妇艰难，因此托凭族长郑懋官等为中见证人，写立分产合同，将“住后山场并在山杉松各样杂木花利及山骨，尽数津贴”小儿子，“以为娶亲之资”。又将另一处山场阄分与其他三个儿子，要他们“各凭埋石疆界管业，无许侵犯混争”。如不听，则按“不孝论罪”〔（22）〕。因为不是平均分产，所以特请族长出面作中，押约签字，使分产能被承认有效。可见在分析家产的事情上，宗族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徽州各大宗族对教育都十分重视，希望族中不断培养出举人、进士。徽州明清古建住宅的马头墙上，大多筑一个形似方印的东西，据说是因为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仍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最高理想，只有走科名之路才能光大本族，保持家族的声望财势经久不衰。黟县宏村的古楹联有：“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许多宗规家训鞭策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大吾门，亢吾族”，维护张大本族的社会地位。各宗族都拿出部分族产为子弟读书赶考提供学费盘缠。休宁茗洲吴氏的《家规》中说：“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之膏火。”〔（23）〕后岸柯氏《族训》中有：“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24）〕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还说：“广储书籍于济美祠中黄山楼上以惠宗族。”〔（25）〕潭渡黄氏德庵府君祠的祠规还规定：“俟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赀；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赀。倘再有余，应于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6）〕婺源芳溪潘氏在修建宗祠后，“诸废并兴，聚书千家，择善而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27）〕徽州地区在明嘉靖万历时，“十户之村，无废诵读”〔（28）〕。到清代，“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29）〕明清徽州文化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曾居全国之冠。康熙时，全府有社学562所，书院54所，至于义塾、家塾、蒙馆不可胜计〔（30）〕。据《紫阳书院志》的统计，从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三十年，歙县籍士人乡试中举人者计1552人；春闱中进士者计525人〔（31）〕。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传为一时美谈。徽州一些宗族还建立了文会，一方面祭祀文昌帝君，祈求他保佑族中子弟科举中式者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借文会的形式聚集一笔资金，以提供族中子弟的学费和赴考盘缠。康熙年间，歙县张姓宗族认为，本族“自大三公以来沿及昭代，人文蒸蒸蔚起，瓜瓞绵绵不替。虽曰祖宗之功德使然，但也有文昌帝君的施恩与佑荫。今叔侄兄弟推诚输资共成胜会，逢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共祭文昌帝君。”会费除建会始初的乐输之外，以后会友得子、入泮、补廪、岁科考、乡试会试中式者、出仕者均需交纳不等喜银或俸金。会费除用于祭祀文昌帝君外，会友的会文活动可以支取，会友应试盘缠也由此支出，“以为鼓舞人才之意。”〔（32）〕雍正十三年，徽州汪姓汪本立公秩下汪士礼等人商议，将承祖田租碓业，共计租七十余秤，用于建立文会之资，“以启秩下有志读书者。”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田租按照进院考人均收，以为灯油之资。未进院者不得混争，否则，准不孝论罪。此外，“入泮者公出费用。”〔（33）〕有些宗族在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旁，设一龛，供奉族中大力捐资文会者的神位〔（34）〕。

明隆庆前后，在全国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区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立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为一，从而使宗族控制了乡里教化机构〔（35）〕。

徽人生活中的娶妇、嫁女、诞子、做寿、盖房、乔迁、丧葬等等大事，可以说都离不开宗族。宗族要求族人婚配看门第、辨良贱。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婚姻乃人道之本，必须良贱有辨，慎选礼仪不愆温良醇厚有家法者。不可贪财慕色，妄偶滥配，聘娶优伶臧获之女为妻。违者，不许庙见。”〔（36）〕婺源严田李氏宗族也规定：“婚女不计良贱者，”在宗族修订族谱时，要“泯其名号、行等、卒葬，示黜之以垂戒也。”〔（37）〕举行婚礼三天后，新人要到宗祠拜宗认祖，行所谓妇人“庙见礼”。新娘要给亲族中的长辈叩拜请安，明确尊称，须合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礼教清规。亲族长辈则对新人“各授以家庭规矩，嘱其谨守勿失。”〔（38）〕娶妇嫁女往往要使用宽敞的宗祠大厅以行礼宴客，须给宗祠交纳公堂银〔（39）〕。此外新娶者还要向宗祠交银若干作为新娶输赀银。诞子者也要交纳输赀银〔（40）〕。一些宗祠还备有娶亲用的轿、灯、团衫等等，供娶亲者使用，只须交纳少许税金。族人娶亲行嫁，可使用宗祠的佃仆充作乐人和轿夫〔（41）〕。徽州的一些宗族还规定：“族人大寿，身五十岁起，宗祠首人要备果酒恭贺。族人监造大厦、乔迁、葬祖等，首人亦要备果酒恭贺。”〔（42）〕徽州地区，嫡庶之分极严，很多族规中都规定，决不允许“尊庶为嫡、跻妾为妻。”明代汪子木“以母贱不得附其祖父墓，悲愤莫知所为。”〔（43）〕庶母死后不仅不能附葬祖父墓旁，而且“神主均不得入祠享祀。”〔（44）〕宗族通过插手族人娶妇、嫁女、诞子、盖房、乔迁、丧葬等事务，来增强族人的宗族观念、贯彻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清规。

中国的农村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在乡村修桥、修路、修筑水利设施等项工程上，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组织动员全村甚至数村人的力量。明清徽州地区的宗族，正是承担起了这种组织者的责任。歙县潭渡黄氏宗族的《家训》中说：“村前村后桥圯路倾急当倡众捐修，以便行旅。”〔（45）〕嘉庆年间，歙县十六都丰乐水芝河一段的雷[原字土加曷]，附近有三个村庄。由于雷[原字土加曷]与胡姓一块地内的旧围墙相邻，每逢三个村庄的人“挑[原字土加曷]做工”，对雷[原字土加曷]进行修整，难免有“损动畔脚”的事，“胡姓虑墙颓卸”，每每引起口舌。为免“村邻结怨”，临河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程景贤“邀同三村管[原字土加曷]商议”，认为“息事为贵”。于是凭各村族长、保长等作中，出面清理公查。结果看明旧围墙离雷[原字土加曷]中间尚隔有路。遂订立合同，规定以后“不论何分何祠支裔，值司开挑，不复再生事端。”合同的签押，除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员排名在前外，每一村均是族长排名在前，保长排名在后〔（46）〕。中国人在合同文约上的签押排名是有严格顺序的，列前者表示身份地位尊贵，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解决水利设施的纠纷等事务中，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养护，也主要由宗族来负责组织协调等工作。

二、家法大于国法

明代中叶，徽州婺源县有个居乡的富人，将其从兄殴打致死。他用重金贿赂官府，从而逃脱了刑法的惩治。当时居住朴溪有一位做过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潘公，正好致仕乡居，闻听此事，义愤填膺，毅然率众向官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杀人者抵命〔（47）〕。殴打从兄致死，严重践踏了宗族倡导的“孝悌”、“骨肉亲亲”的精神，如果发生在明末清代，则先由宗族内给予严厉惩罚，甚至可能沉塘或令其自尽。但这里没有看出宗族有何反应，只是致仕居乡的官僚率乡人请愿，要求官府惩办。说明明中叶时，牵涉乡村司法事务，主要由官府主持审判仲裁。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歙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中规定：“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说：“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48）〕祁门县二十都文堂陈氏“家法”中也有：“各户或有争竞事故，先须投明本户约正付理论。如不听，然后具投众约正副秉公和释。不得辄讼公庭，伤和破家。若有恃其才力，强梗不遵理处者，本户长转呈究治。”〔（49）〕文堂陈氏建立的乡约，属宗族性的乡约，因而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而一。如果宗族内有人发生纠纷争执，先要向本户所属门、房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约正、约付报告，由他们仲裁处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投诉到全族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众约正、众约付那里，由他们作出仲裁。可见牵涉到乡里族人间的纠纷争执，主要由宗族加以处理解决。当出现“强梗不遵理处者”，宗族无法解决时，才允许投官，而且要由户长（家长）出面，一般情况下不许自行投官。巨族大家以“无字纸入官府”、“无一人入公门”而自豪。这种不劳官府而自治的作法，有防止族人打官司而破家的隐忧。徽州有句俗语：“气死不打官司。”历来官府视百姓诉讼为“金穴”，趁机大捞昧心钱。清初休宁县令廖滕煃⑦在谈到他之前的县令时说：“皆以词讼为生涯，计词讼一年可得暮金（贿金）万有余两。”休宁“大约民风尚气好讼，讼必求胜，必不惜钱由来。宦于其地者类，取资词讼以自肥，”视词讼为“金穴，任意干没。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多少，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手，受其害者愤气填膺，无从控诉。”经常是因为打官司，富家巨室的资产“顷刻销落殆尽”。致使“百姓视县堂如虎口”〔（50）〕。另一方面，也有宗族权势扩大后，力图控制垄断乡间诉讼的意图。凡涉及到宗法伦理、尊卑名分和破坏宗族内部秩序的“不法行为”，族规之罚往往超出国法之罚。崇祯年间，徽州胡姓宗族族丁胡五元、胡连生，一贯从事小本走贩，踪迹不定。后因詹三阳被人偷去财物，怀疑是他二人所为，官府差捕快捉拿他们，他们在被递解的路上，用小利贿赂公差脱放逃回。清明时节，族人齐集拜扫祖茔，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大家，宗族要将他二人捉拿送官，他俩连夜逃走。于是宗族连名歃血，众立文书，约定：“如有见者并知信者，即报众捕捉送理，家口遵祖旧规赶逐出村，庶免败坏门风，枉法连累。如有知信见者不报，亦赶逐出村，不许在族坏法。”〔（51）〕小偷小摸之事，在官府看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案，因而公差才胆敢卖放。但在宗族看来，则认为“败坏门风，”“枉法连累”，不可容忍。不仅动员全族人捉拿违法族人，而且还要株连他们的家属，将他们赶逐出村。宗族的惩罚确实远超过国法的惩治。清代徽州柯氏“族训”中规定：族内若有忤逆父母长辈、奸*、盗窃等，“往往勒令自尽”〔（52）〕。明末祁门文堂陈氏“家法”中也说，族中若有盗贼或素行不端，可令其“即时自尽，免玷宗声”〔（53）〕。小偷小摸等便要处死，家法惩治的严厉确实达到了极点，宗族对违法族人不仅拥有审判仲裁权，而且也拥有生杀大权。歙县潭渡黄氏，明隆庆年间，族人黄德涣持刀杀父，被族长及诸门长知道，将其“缒之将军潭”，然后将其罪行呈报县里。到清初，又有族人“以**故为族从缚而沉之于水”。清初歙县稠墅汪氏宗族族人某“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此事被官府闻知，追究主谋者的刑事责任，也仅仅是使其“破家乃己”〔（54）〕。国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准许宗族绕过国法，自行惩治和处死族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族的处罚是秘密执行的，族人守口如瓶，官府难以察觉。即使闻知一二，但面对的是整个宗族，审理追究起来都极为棘手。因而在国家需利用宗族加强地方管理时期，官府对宗族的一些无视国法的家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国家与宗族有矛盾，政府采取打击削弱宗族势力政策时期，对于宗族的一些法外之法的举动，则采取坚决追究、毫不留情的态度。笔者在徽州祁门六都考察时，当地农民告诉我，村后有座山，五个小山包联在一起，形状象老虎的爪子，当地称为“五爪山”，此山象征明初程氏窦山公的五个做了大官的儿子，因而是风水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清末有人在山上砍了一棵小树，被族长知道，命人将他捆起来，鞭打致死。当问到历史上宗族内有没有沉塘之事时，当地人说：“沉塘的事是有的，不过不会写在族谱或其他什么书上。”我问徽州一些老人：“从前人们怕不怕族老（族长）？”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怕啦！族老权力很大，他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他要你活，你也不能死。在我们这里是家法大于国法。”封建时代的乡村，普通农民离官府很远，而宗族则时时刻刻都在眼前，因此农民只知有族规家法，不知有国法。此外，在族人的心目中，族长除了是宗族领袖外，也是祖宗的代言人，在族人看来，遵守祖宗遗规、服从族长的管教，听命于家法的惩处，乃天经地义之事，从情理上就不容违抗。因此，不管官府怎样追究，在徽州的乡村依然是家法大于国法。

瀹坑派干曾孙述，述生三子景瑄、景珍、景珣。景瑄生三子彦超、彦安、彦成（又名承威）。宋景德元年（1004），彦成自浙江桐庐白云村避仇家徙居歙南瀹坑井坞开派，以姓名所居方巷。（瀹潭方毅中存手抄复印本《瀹潭方氏宗谱》则载彦安唐末避乱迁此）。彦成传4世怀绪，族始衍盛。只有这个线索，后面我也查不到了

徽臫头樤州民居，指徽州地区的具有徽州传统风格的民居，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流派，也称徽派民居，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在古徽州大地上，明、清古民居建筑总计有7000栋，明清古村落100多处。徽州古民居建筑，形式多样，五花八门，总计约十五种之多。如古城、古村镇、祠宇、寺庙、书院、园圃、戏台、牌坊、关隘、桥梁、塔、亭、堤坝、井泉、村落。

建筑风格

建筑之所以称得上是艺术，就必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造型，独特的风格。徽州古民居建筑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成为徽派，一方面是他保留的完整性，风格的统一性，造型的多样性，形式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在于他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徽州人崇尚自然美，追求人与自然高度的和谐和统一。

这就集中体现在徽州建筑的风水美。

明代与清代的徽州建筑在风格和技术上存在一些区别。

在建筑风格方面，明代的徽州建筑追求古朴和自然，强调对称和装饰趣味性。山墙会呈现折线形变化，屋脊上也会有些许装饰。另一方面，清代的徽州建筑更加注重细节和复杂性，采用了更多的雕刻和装饰元素，包括砖、木、石雕等，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都精心设计，使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等石材，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

在建筑技术方面，明代徽州建筑普遍采用硬山做法，采用高大外墙，封闭性较好，防御性较强。而清代徽州建筑在结构上则更注重灵活性和装饰性，如采用双坡屋脊，山墙呈折线形变化。

总的来说，明代和清代的徽州建筑各有其特点和价值，都是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徽州方言又称徽语， 是《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新划分出的一种汉语方言，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徽语划归到吴语里去。徽州方言是广义上的吴语，可属吴语徽严片。

它是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安徽省南部的旧徽州府（包括今黄山市的屯溪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歙县、徽州区、黄山区（仅限南部汤口镇、谭家桥镇）和绩溪县、以及婺源县），浙江省西北部的旧严州府（包括今淳安、遂安、建德，但不包括乾潭镇、钦堂乡、大慈岩镇吴语区）和江西省北部的旧饶州府（德兴县、浮梁县）等地的方言。徽语是通行于徽州歙县、绩溪、旌德、屯溪、休宁、黟县、祁门、宁国（限于南部洪门乡等地）、东至（限于东南郎木塔一带）、石台（限于占大区）等市县的话。

徽语分类

绩歙片徽语（歙县话、绩溪话等）

旌占片徽语（旌德西乡话、占大话等）

休黟片徽语（屯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等）

祁婺片徽语（祁门话、婺源话等；以及含浮梁、德兴）

严州片徽语（浙江省内原严州府辖地之徽语，含建德话、淳安话、遂安话等）

徽语特点

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许多语法规则和发音。其特点是轻柔舒缓、抑扬顿挫。自古以来，由于徽州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各个区县的人交流有限，发音无法统一。皖南徽语的发音可谓千差万别。即使是在一个县内，人们往往都无法用各自的徽语正常沟通。

徽州方言跟吴语方言有一些联系，而徽州区域内各县的方言又互有差异。明嘉靖《徽州府志》载：“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吴人，其方言大抵相类也。”徽州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这是造成“隔山”土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加上徽州处于皖、浙、赣三省边境，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徽州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但毕竟徽州方言是单一体系的方言整体，无论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共同的特点。语音上，大多数具有尖音；鼻音声母g，跟k、x为伍，同是标准的舌根音；没有“日[z]”母而有“[n]”母；n化韵严重，如休宁话“猫”读成“民”；祁门话“猫”读成“棉”；黟县话“猫”读成“命”，这种带n尾的词，在性质功能方面类似普通话的儿化词，所不同的是非卷舌音；徽州方言有入声，除休宁话外，不分阴入和阳入，入声近似吴语的喉塞声，但又不是真喉塞声。徽州方言有不少独特的方言词，但各县有异，来源不一。一些词语至今仍沿用古义，如“先”即“先生”义；“种种”为“短而乱的胡须”；“造化”为“幸运”之义等。徽州方言有某些独特的具有语法作用的语素，其中表示复数的有“人”、“大家”。有的具有结构上的组合作用，表示某方面的人，如“仂”。有的表示领属关系，如“个”。有些独特的介（动）词，义项多，但在句中不模糊。如“帝”有“到”、“在”、“被”、“把”等义，在句中如何用一目了然。表示动作重复，除了在谓语前面加副词“再”作状语，有时还在句尾附加“添”来表示，如：“再吃一碗添”。

历史上的徽州辖属六县，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也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一定程度上屯溪话亦可是徽州方言的代表。 傩戏（拼音：nuó xì），也称为傩舞，是我国长江流域流行的一种传统舞蹈，舞者戴着各种质朴而夸张的面具，带有鲜明的巫术色彩，最早是一种祈福和祷告的仪式。在《论语》、《古今事类全书》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籍中均有记载。2006年5月20日，傩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徽州是傩文化非常丰富的地区之一，汉代就开始有“方相舞”和“十二神舞”的名称，尤以婺源傩舞、祁门傩舞最为著名。

婺源傩舞俗称“鬼舞”或“舞鬼”，历史悠久，节目众多，风格独特，是中国古代舞蹈艺术史研究的活化石，深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注目。傩舞在婺源段莘乡庆源村、秋口乡长径村和李坑村一带颇为盛行。

傩舞的面具有四五十种，一般为木雕，脸谱生动，忠奸贤愚、喜怒哀乐都是表现的主题。傩舞的传统节目有《开天辟地》、《刘海戏金蟾》、《双猴捉虱》、《后羿射日》、《张飞祭枪》、《判官醉酒》、《猴王降耗子精》等数十个，舞蹈动作粗犷而朴实。婺源傩舞节目有一百多个、傩面两百多个。现存秋口镇长径村驱傩神班有演员19人，面具三十余个，其中有4个原始木雕面具，可演节目24个。表演非常古朴、粗犷、夸张、简练。如《开天辟地》，舞者头挂盘古氏面具，手持大斧，四面砍劈，表现出开创乾坤的盘古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判官醉洒》表现判官与小鬼嬉耍斗酒的酩酊醉态，人物性格鲜明，饶有生活情趣。《舞花》则是一组大型舞剧，表现秦二世胡亥篡夺皇位的历史故事，气势磅礴。　 明末清初之际，在徽州区域的画家群和当时寓居外地的主要徽籍画家，善用笔墨，貌写家山，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灵的逸气，画论上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独放异彩。因为这群画家的地缘关系、人生信念与画风都具有同一性质，所以时人称他们为“新安画派”。

新安画派成员众多，力量雄厚。画艺可观者近80人，其中卓然自成一家者约有20人，分为四个层面：先驱程嘉燧、李永昌、李流芳；画派领袖僧渐江；鼎盛期主要成员方式玉、王瘭素、吴山涛、程邃、汪家珍、戴本孝、吴龙、顺田生、程正揆、郑旼、汪之瑞、孙逸、查士标、汪洪度、雪庄；现代后继者黄宾虹。 是明代中叶兴起于徽州的一个版画流派。徽派版画源于刻书，起于南宋，盛于明中叶，至清初渐衰微。明万历年间徽州版画最盛，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为徽派版画鼎盛时期。它由兴起、鼎盛、创新、传播，逐渐形成完整的徽派版画体系。

上世纪3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是“新徽派版画”诞生、发展的准备期。这批****当属赖少其、郑震、师松龄先生，到80年代中期以后，安徽新徽派版画的创作进入到多元期，一批年轻的版画家脱颖而出，其中以张国琳为代表的新一代版画家沿着老一辈版画家开创的“新徽派”的道路勇往直前。 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因农历十二月称“腊月”，故名。“腊八”一过，春节临近，家家户户要从腊八这天起，清扫屋宇灰尘。当天要吃腊八粥，腊八过后，家家开始宰年猪，互相请吃杀猪酒，裹糯米粽，做米馃，煎油豆腐，炒花生、蚕豆，做芝麻糖、冻米糖等。还要人家将婚嫁活动安排在这一天举行，故有民谣曰：“腊八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改大嫂”。

小年夜：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俗称“小年夜”。前一天深夜，家家户户祭灶，供送“九田东厨司命灶君”上天奏事，俗称“送灶”。祈求灶君在玉皇大帝跟前多说好话，保佑一家人畜平安。小年这一天，家家堂前挂祖宗画，画上记载历代祖先名讳，或绘制祖先遗像。设烛台香案，置贡品，接祖宗来家过年。从这天起，家家户户清洗家具，拆洗被褥，扫除尘埃，干干净净迎接新年。

二月二：农历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日，古徽州称为“龙抬头”。大约是因进入仲夏时节，雨水渐多，可以听到雷声了，所以有这种说法。在农村，这一天农民忌下地，妇女忌拿针线清闲过一天。绩溪县的规矩，这一天还有包扎一升糯米一个的粽子煮熟，祭拜土地神。二月二又为百花生日，故又称“花朝节”，这一天，文人陈设百花，举行文昌会，比赛诗文。

重阳庙会：绩溪近郊的临溪镇传统庙会。前后举办3天，农历九月初九日为正日。四乡八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赶来朝拜周王菩萨，搭台唱戏，从日落到日出，通宵达旦，煞是热闹。建国后，庙会成为地道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会。 徽州旧时各生产行业，如做农、从意、经商等都有各自的行规习俗。农村要祭“五谷神”，祈求庄稼兴旺；天旱常兴“求雨”，素食斋戒，做道场祭拜龙女菩萨；耕牛转让时，买主要带牛绳将旧牛绳换下，叫做“断索”，表示买卖双方均不得反悔。砖工建房上门枋时，要宰杀公鸡，将鸡血淋门口，叫做“祭门神”，并口念祭词“鸡血淋到东，恭贺东家添儿孙；鸡血淋到西，恭贺东家多添丁。”众人互相呼应，以求吉利。木工供奉“鲁班师傅”，最忌讳清晨有人坐其工具凳，意为坐冷板凳，即无生意可做。商店家设“财神座”，常年供奉“大元帅”，以求生意兴隆、赚钱发财等等。

接财神：徽州以农历五月五为财神日，工商业者多在这天接财神。

开张礼：徽州新店开张这天，要在店门口披红结彩，挂金字招牌，燃放爆竹，有的还奏乐，以示庆祝。 徽州婚嫁：旧时，徽州婚嫁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有九道程序：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回门。说媒者一般为年长女性，称“媒婆”。行聘俗称“送担”，女方接礼后当天回礼，婚事即定。定亲后，由男方选定结緍日期通知女方，称“请期”。请期后搬行嫁。迎亲当天，由姑妈或舅妈用两根丝线把新娘额头的汗毛绞去，谓之“开脸”，亦称“拉面”。接着便是迎亲、拜堂、闹洞房。婚后第三天，新郞陪同新娘回拜父母，谓之“回门”。此为“明媒正娶”。另有童婚、纳妾、抢亲、入赘、冲喜、灵前婚等特殊婚姻形式。20世纪50年代后，父母包办婚姻逐渐被自由恋爱代替，婚事简办。80年代后，有采取旅游结緍和集体婚礼形式的 。

上九庙会：农历正月初九日为唐朝忠烈张巡和许远殉难日，徽州区岩寺镇每年于此日举行庙会纪念，俗称“上九会”。会期三天，初八日开始，初十日结束。庙会期间，举行游神、祭神活动，搭台唱戏，各地商贩亦前来赶会，摆设摊点，各种农副土特产品和农具、日用百货应有尽有。现“上九会”已失去原来纪念张巡、许远的意义，取消了游神活动，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

抛绣球：黟县西递村举办的一项民俗旅游活动。该村的清代民居“大夫第” ，在临街的一面，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古朴典雅的“绣楼”。这本是原房主、朝列大夫胡文照给夫人、**们歇凉观景用的。如今人们把它作为抛彩球的绣楼，则别有一番情趣 。

目莲戏： 徽州一古老剧种，流传于黄山市各地及邻县，尤其盛行于祁门、石台一带。该戏剧本<目莲救母劝善戏文>，为明代祁门人郑之珍编撰而成，分上、中、下三卷(100折)，故事主要写傅相之妻刘青提，亵渎神明，被打入地狱，其子傅罗卜救母心切，遍历地狱十殿，终于母子团圆。旧时每逢夏历闰月之年，徽州民间多演此戏，以求驱邪避灾。 抬阁是流行于休宁、屯溪的一种民间游艺，又称“抬角”。抬阁共分上、中、下三层，将俊俏儿童装扮成一出出戏剧故事造型，安置在三层抬阁上，底盘由四至八名彪形大汉抬着。抬阁的四周用纸扎成龙、凤、鹤、祥云、水花等彩灯，巡游时彩灯内点燃蜡烛，映照着服装鲜艳的儿童，远远望去，酷似天仙下凡。

叠罗汉：流行于歙县叶村的一种民间游艺。表演时演员下穿红彩裤，上身赤膊光膀，面部绘有脸谱。演员均为男性，表演浑朴粗犷。演出前要举行祭台仪式，焚纸烧香、罗汉扫堂，然后众演员相继登台或在广场上表演。演员不说不唱，在大鼓敲击的简单节奏下，分别表演童子拜观音、斜角旗、仙人桥、石猴出山、六柱牌坊、凉心水阁、水帘洞、刘海戏金蟾等造型 。

仗鼓舞：流行于休宁五城、榆村和屯溪黎阳一带的一种民间舞蹈，又名“得胜鼓”。传说是为了纪念唐代大将张巡、许远抗击安禄崇山叛军得胜，而击鼓欢庆。此舞由数十人表演，击鼓者打扮成武士，短打紧身，十字披红，颈挎仗鼓(扁圆形皮鼓)，右手紧握短而粗的鼓槌，左手持健铃，随着行进步伐击发出清脆的响声。队列前面有一对大红灯笼，一人持纛，上书“得胜鼓”三字，后随一队蜈蚣旗幡 。

跳钟馗：一种民间舞蹈，又称“嬉钟馗”，流行于徽州区岩寺镇、歙县朱家村一带。据说明万历年间就有此习俗。每年端午节，这些地区都要“嬉钟馗”是以木偶架在肩上嬉耍，后来发展到由人扮演钟馗，在村中巡游嬉耍。歙县郑村镇的堨田村，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这项活动，煞是热闹。

2011年安徽高考最后一卷

语文参考答案

1．C （“还会导致文学创作步入歧途”这种说法太绝对，原文说的是“却很有可能导致文学创作步人歧途。”）

2．D （A项“都不容乐观，出现了板块分割式的创作模式”表述错误，B项见第五段后四行，假设关系表述颠倒，C项“文学本没有行市”表述有误，整个句子因果关系也有误）

3．B （颠倒因果，见原文第二段）

4．A （这里的“岁”是好年景的意思。）

5．C （A“以”分别是连词／表目的关系，连词／表修饰关系；B“所”分别是助词／“所”字结构，名词／地方；C“而”都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D“者”分别是助词／……的人，语气助词／表示疑问语气。）

6．A （“能忘却自己的肝胆，又遗弃自己的耳目，无心地纵放于世俗尘垢之外，”只是那些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所能做到的，并非孙休。）

7．（1）刚才孙休进来，我把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德行告诉给他，我真担心他会吃惊以至迷惑更深。（向、至人、惑及介词结构后置各1分，句意通顺1分。）

（2）不对哩。孙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吗？先生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吗？错误的本来就不可能迷惑正确的。（然、是、固、惑各1分，句意通顺1分。）

8．借景抒情。借“驿路”、“斜月”、“溪桥”、“晓霜”、“残菊”等景物，显行旅之苦，抒凄凉之情，为下片做好了情感铺垫。（4分）

9．“元”字，“本来”之意，凸显词人旅途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每”字，突出因夜不能寐而倍感秋夜漫长的情形已非一日。凄然之中更显羁旅之愁和中原归思之切！（4分）

10．①士不可以不弘毅 ②制芰荷以为衣兮 ③亲贤臣，远小人 ④潦水尽而寒潭清 ⑤渔梁渡头争渡喧 ⑥冰泉冷涩弦凝绝 ⑦奈何取之尽锱铢 ⑧赢得仓皇北顾

11．①栽花成“痴”，“不管什么天气，都从野外带回一株株花草，栽得房前屋后院里墙头满足一丛一丛的花”；

②护花成“痴”，谁要是摘了他的花，“弄急了说不定他真会拼命”；

③赏花成“痴”，“坐在暖暖的阳光下，痴情地望着面前这些花草，脸上时常露出一种很满意的神情”；

④养花成“痴”，“家里养的花已经有九十多种了，离一百种已经不远”；

⑤寻花成“痴”，“在一片悬崖下面看见郑似水侧躺在肥嫩的青草上，满脸是血，手里还紧紧捏着株被扯断的小花”。（5分。每点1分，写足4点得满分）

12．①开头的环境描写，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人去弄一两朵来点缀单调的生活”，为情节发展做好了铺垫。（3分）

②结尾的环境描写与开篇呼应，突出了相思湾的变化，表现了主人公精神的影响力，深化了主题。（3分）

13．（1）通过“真好”、“真帮了大忙”、“朋友也想要”，侧面表现了郑似水花的美丽，突出了“痴”力；同时用“没提”、“真帮了大忙”也暗示出“教师”的世俗心态。（3分）

（2）这里用“特地”和“赶”两词很好地表现了“教师”在郑似水精神的感染下精神的改变，深化了主旨。（3分）

14．①从郑似水身上，看到了对精神生活的执著与痴迷，对理想的不懈追求；②从“村里人”身上，看到了他们精神的贫乏以及不觉解，对美的淡漠，需要引领和改变；③从“教师”身上，看到的是世俗之气，需要美来感化和沐浴；④从“花”这个意象中，感受到精神文明之花、理想之花的魅力，结尾得到了彰显。（8分。答对①④两点各3分，答对②③两点各2分。言之有理即可）

15．C （A项sè—shǎi；B项，汽一气；D项yìng—yīng，易一宜）

16．A．“目无全牛”用来形容技艺已经达到纯熟的地步，用在这里不合语境。

17 B

18．看见 想到 决定 解决（4分）

19．（5分）

序 号

修改方法

②

在“建设”后加“作贡献”

③

删去“争着”

④

改为“说话做事前”

⑤

改“提高”为“加强”

⑥

删去“才能做好”

20．（6分）示例：

（1）有一位大腹便便，双手后背，显得一副满腹经纶模样的老者，但他的头上只有一棵小苗，在他右边的是一位手拿着书，头上有沉沉麦穗的青年人，一副谦虚的样子。

（2）可以理解为批评某些不学兀术却喜欢摆架子的人，又可以理解为赞扬具有真才实学却谦虚谨慎的人，还可以理解为批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学无术之徒反倒对饱学之士颐指气使。

21．参照2010年安徽卷作文标准。

附：文言文译文

有个名叫孙休的人，走到门前就惊叹不已地询问他的老师扁庆子，说：“我安居乡里不曾受人说过道德修养差，面临危难也没有人说过不勇敢；然而我的田地里却从未遇上过好年成，为国家出力也未遇上圣明的国君，被乡里所摈弃，受地方官放逐，而我对于上天有什么罪过呢？我怎么会遇上如此的命运？”

扁子说：“你不曾听说过那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身体力行吗？忘却自己的肝胆，也遗弃了自己的耳目，无心地纵放于世俗尘垢之外，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不求建树的环境中，这就叫做有所作为而不自恃，有所建树而不自得。如今你把自己打扮得很有才干用以惊吓众人，用修养自己的办法来突出他人的污秽，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就像在举着太阳和月亮走路。你得以保全形体和身躯，具备了九窍，没有中道上夭折于聋、瞎、跛、瘸而处于寻常人的行列，也真是万幸了，又有什么闲暇抱怨上天呢！你还是走吧！”

孙休走出屋子，扁子回到房里。不多一会儿，扁子仰天长叹，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长叹呢？”扁子说：“刚才孙休进来，我把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德行告诉给他，我真担心他会吃惊以至迷惑更深。”弟子说：“不对哩。孙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吗？先生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吗？错误的本来就不可能迷惑正确的。孙休所说的话是不对的吗？先生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吗？他本来就因迷惑而来请教，又有什么过错呀！”

扁子说：“不是这样的。从前有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鲁国国君很喜欢它，用‘太牢’来宴请它，奏‘九韶’乐来让它快乐，海鸟竞忧愁悲伤，眼花缭乱，不敢吃喝。这叫做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来养乌。假若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就应当让它栖息于幽深的树林，浮游于大江大湖，让它吃泥鳅和小鱼，这本是极为普通的道理而已。如今的孙休，乃是管窥之见、孤陋寡闻的人，我告诉给他道德修养极高的人的德行，就好像用马车来托载小老鼠，用钟鼓的乐声来取悦小端雀一样。他叉怎么会不感到吃惊啊！”

通晓生命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对于生命没有什幺好处的东西；通晓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命运无可奈何的事情。养育身形必定先得备足各种物品，可是物资充裕有余而身体却不能很好保养的情况是有的；保全生命必定先得使生命不脱离形体，可是形体没有死去而生命却已死亡的情况也是有的。生命的到来不能推却，生命的离去不能留止。可悲啊！世俗的人认为养育身形便足以保存生命；然而养育身形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那么，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呢！虽然不值得去做却不得不去做，内中的操劳或勤苦也就不可避免。

安徽第一卷·2012年安徽高考信息交流试卷(三)语文参考答案

1．D(D项的对应段是第⑧段，原文为：“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可见徽州家谱不是徽商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同属地方文化，只是关系密切而已。A项可在第③段中找到对应信息；B项可在第④段中找到对应信息；C项可在第⑦段中找到相关信息。)

2．A(A项在阐述观点时将“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阐述为因果关系，这属于强加因果，设误较为隐蔽。B项整合了②③两段里的部分内容，表述正确。C项对“为女性商人立传”做出了推断，结合当时徽州地区对商人的态度和整个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表述有分寸，较为合理。D项是对徽州文化的理解，在第⑤段中有体现。)

3．c(C项的判断需要整合最后四段的主要内容，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有很多原因，如“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对宗族血缘的看重等，与“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没有因果关系。A项的表述把握住了“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B项结合了封建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时代背景，突出了明清徽州家谱对商业的重视的意义。D项是对第⑥段内容的理解，准确表达了徽州家谱和徽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区域社会观念的新变化。)

4．A(疾：急速，快速)

5．D(A．在／从；B，句末，表判断／句中，起停顿作用；c．助词，的/宾语前置的标志；D．来)

6．D(“把活着”人的毁誉看作要务是违背了葬礼的初衷”而非“把死去的人的毁誉看作要务是违背了葬礼的初衷”)

7．(1)如今社会风气混乱不堪，君主治葬越来越奢侈，他们心中不是为死者考虑，而是

活着的人以奢侈互相夸耀。(“世俗”“愈”“矜”各1分，语句通顺2分)

(2)如果这样做真有利于死者，那么即便使国家贫穷、人民劳苦，作为慈亲孝子也在

所不惜去做。(“苟”“虽”各1分，“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省略句1分，语句通顺2分)

(3)陛下您看祖宗时代，科举举荐的规章制度，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为精确(法、与……孰，各2分，语句通顺1分。)

首联有“衰草”、“离宫”、“夕晖”、“孤云”等意象。(2分)描绘了一片惨淡的夕阳斜照着长满衰草，孤云飘荡的离宫景色，暗喻南宋王朝覆灭，满目疮痍，一片凄凉，诗人无所依托的残酷现实。(2分)

9．这首诗触景生情，景中寓情，巧妙地化用典故，将自己的亲身感受、金陵的历代兴亡以及前人的咏叹等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自己深沉而复杂的内心情感，柔婉含蓄但又淋漓尽致，外柔内刚，深挚悲壮。(2分)特别是“杜鹃啼血”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诗篇。(2分)‘

10．(1)浊酒一杯家万里(2)人不知而不愠(3)哀民生之多艰(4)其闻道也固先乎吾(5)沧海月明珠有泪(6)放浪形骸之外(7)岩扉松径长寂寥(8)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11．①从侧面突出太行山奇绝的景色，突出太行山景色给游客的震撼作用。②进一步表明了人们以前对太行山的认识是一种认知上的斜视。(意思对即可)

12．①增强了大峡谷的神秘性；②为自然景观增添了人文历史色彩；③使文章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意思对即可)

13．④山的色彩绚丽多变，富有层次感。②山峰雄奇峻峭，富有阳刚之魂魄。③山中景色绮丽，具有阴柔之灵秀。④山谷狭长险峻，充满了神秘色彩。(意思对即可。至少答出三点)

14．示例：①人们认为太行山是秃山，秃岭，有雄无秀，却不知太行山还有江南山脉那样的秀美。②认为太行山只是“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③人么可能知道太行山的雄壮险峻，却不知道太行山极富神秘气息。④人们认为太行山的色彩单一，却不知它的色彩丰富而多变。

15．C(“安生之处”的正确写法是“安身之处”；“量体裁衣”中的“量”正确读音为“liàng”)

16．B(不合语境。“习以为常”意思为“指某种事情经常去做，或某种现象经常看到，也就觉得很平常了。”此处可改为“屡见不鲜”，“屡见不鲜”意思为“常常见到，并不新奇”。)

17．D(语序不当。应将“首次”调到“我军”之后。)

18．示例：抽烟是有瘾的，跟吸毒一样。意志薄弱的人是根本无法戒掉的，那我们等着瞧。

19．示例：①重叠的音节，能增强人们对语音的感受，使听觉能得到一种回环往复的语音美感，容易识记，切合幼儿心理；

②叠音的名字既富有音乐性，悦耳动听，又富有亲昵的情味，寄托着父母对孩予的爱怜之情。

20。示例l：中小学生热衷如此竞选班干部，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功利思想难辞其咎。班干部这服务同学的岗位，如今成了功利的代名词，拥有班干部身份后，可以争取更大的“官职”，还可获得更多教育资源，老师也会更重视。来自社会的官本位等功利思想，让原本清净的中小学校也沾染上了尘俗的习气。通过班干部竞选花样频出，我们不难看出，中小学生教育已经暴露出功利端倪，让人忧心。我们应该反躬自省，检讨我们的社会现状，检讨为人父母、师长者的责任。

示例2：抵制中小学校园里出现的权力崇拜和贿选风潮，学校、家长和社会应各负其责。学校要明确态度，帮助学生们端正思想，同时不要赋予班干部太多的“政治内涵”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班干部就开小灶，倾斜教学资源。家长与社会也要承担起责任，不能事事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为孩子竞选出谋划策或者请客送礼。而是要教会孩子为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们有一个决乐而简单的童年。

写作提示

立意一：做人，应该懂得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已之心恕人。耶稣对人们的说辞也正是对我们心灵的拷问——我们在对别人的错误横加指责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过：我是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呢

立意二：没有改正不了的错误，只有改正不了方法。在帮助别人改正错误之时，严厉的惩罚只会加重他们对世界的仇恨，而只有多加包容和关爱，才能帮助人走出犯错的阴霾。立意三：活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了宽容，对我们的莽撞给予了善意。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看到，应该懂得，应该感恩——更应该用实际行动去回报他人。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凡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事物，它们必然要死亡，死亡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孝子尊重他们的父母，慈祥的父母疼爱他们的儿子，这种感情深入肌骨，是人的天性啊。自己所尊重所疼爱的人，死亡之后把他们抛在沟壑之中，人之常情是不忍心这样做的，因而产生了葬送死者的风尚。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这是慈祥的父母和孝顺的儿子应当慎重的问题，所谓慎重，就是说活着的人要为死者考虑。从活人的心里为死者考虑，没有什么比让死者入土后不动，让死者的坟墓不被发掘再重要的了。既要不移动死者又不使人发掘死者的坟墓，最好是让发掘者无利可图。这就叫做大闭。

古代的人有葬于深山旷野之中而得到平安的，这不是说有珠宝国宝在起作用。而是藏的作用，所以说葬不可不深藏。葬浅了狐狸就会发掘尸体，葬深了就会碰到地下泉水。因此凡是葬地一定选在高丘之上，以避免狐狸的发掘之害和水泉的潮湿。这样虽好，但却忘记了歹徒、盗贼、匪寇的祸害，难道不是糊涂吗这如同盲乐师怕碰到柱子，躲开了柱子却用力撞到了木撅子上。狐狸、水泉、歹徒、盗贼、匪寇的祸害，就如同撞上了又尖又大的木橛子啊!慈祥的父母、孝顺的儿子能够避开这些祸害，这算懂得葬的本义了。

修棺苴椁，是用来避免蝼蚁蛇虫之害的。如今社会风气混乱不堪，君主治葬越来越奢侈，他们心中不是为死者考虑，而是活着的人以奢侈互相夸耀。他们以奢侈浪费为荣，把俭省节约的人视为鄙薄，不把方便死者当成一回事，而只是把活着的人的毁誉看作要要务。这就不是慈亲孝子的心了。父亲虽然死了，孝子对父亲的尊重不会衰减；儿子虽然死了，慈亲对儿子的疼爱不会消失。埋葬所尊重所疼爱的人，却用活着的人很想得到的东西陪葬，他们想用这些东西使死者安宁，像这种做法将会怎样呢

百姓对于利，哪怕冒着飞箭、踩着利刃、拼命流血也要追求它，不知礼义的野人，宁可忍心不顾父母、兄弟、朋友的情分而去追求利。如今偷坟劫墓不用冒拼命流血的危险，也没有忍心不顾父母、兄弟、朋友的耻辱，他们得到的实利很丰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