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有多大？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一进门就找红灯笼，缠问解说人员，这个宅子里的老爷到底娶了多少个老婆。 自从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这是经常发生在今天的乔家大院博物馆的场景。 乔家大院，像一个城堡一样，墙厚窗户小。今天虽然统称“乔家大院”，但它并不只一个院落，实际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胡玫说，很长时间以来，乔家大院就是“有点神秘、有点恐怖”的一个景点，“但当年，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院子”。 “乔家大院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院，这个大院是在村子里，它实际上就是村庄里的一家农户。”胡玫说，“我们不要忘了晋商的根是农民。” “那时候，山西这地方属于中原地带，儒教的影响和封建教养是很深厚的。”胡玫说。平遥城外7公里的小村庄金庄，有一座不小的孔庙，从元代开始就一直供奉着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 儒家的影响，令这些根在农村的富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信”列入家规。当时富商樊现曾得意地对后人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 在今天保留比较完好的乔家大院中，这样的痕迹比比皆是。 乔家屏门扇上刻着《朱子家训》，这是乔致庸规定子孙的必读课；乔家门前，常年拴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祁县当地传说，每年将近除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上面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 乔家大院的修建经历了很多代人，一直到1938年全家迁离这里。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买下了乔家堡村惟一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硬山顶的砖瓦房，砖木结构。墙壁厚，窗户小，可以抵抗十冬腊月晋中刺骨的风雪。建成后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正好位于老宅子的西面，老宅做了偏院，改为书塾。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乔家大院的北院的一部分。 电视剧《乔家大院》拍到乔致庸的晚年戛然而止，然而乔家的辉煌不止于此。拿作为晋商宅第的乔家大院来说，这个时候也才是刚刚进入修建的高潮期而已。 “乔致庸修这个院子，跟他做生意一样豪爽不羁。”朱秀海介绍，“他很伤心，因为国家快完了，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这么多银子，买了军舰还是要给人家打沉，这个国家眼看就快完了。”他让孙子乔映霞去买地，买木料，都是最好的木料。“挖一个大坑，里面灌满猪血，把木头往猪血里面泡，泡它一个月，然后再捞出来，这木头两百年都不坏。最后虽然他赌气建这个宅子，但他心里头也明白，国家都完了，建这个宅子有什么用呢？后来因为乔家要参与山西商人买阳泉矿山的集资，资金紧张，后面有一角没盖起来，没银子了，大概有2亩地那么一块。山西因为在北方，冬天冷，房子都盖的很矮、很小，为了取暖。说是后花园，其实是块空地，稍微把它修一修，修两条路，种几棵树，弄一点花儿，所谓花园就是这么来的。” 乔家大院的修葺一直到“七七事变”才停止。在山西，保存如此完好的大型民宅，也是屈指可数。“皇家有故宫，民间看乔家”的说法，也是基于它保存完好，几百年下来，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毁灭性打击，看起来没有受过硬伤。 1900年，也就是乔致庸捐给慈禧太后银子的那一年，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剿灭洋人。从山西太原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跑出来7个意大利修女，她们一路逃到了祁县的乔家堡。乔致庸搭救了这7个修女，将她们藏在一辆柴火车里面，躲过了暴民的疯狂围剿，也躲过了官兵的追杀，送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处。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日军侵占时期，乔家举家外逃，只留下部分家人看护院落。日本军队从太原打来，一路烧杀抢掠，来到祁县。留守的乔家人仓皇之中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叫孟择喜。神父给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又用神父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告诉日本军队，乔家是主的子民。日军见是盟友的旗帜，就没有进去大肆地破坏。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乔家大院都没有遭到怎样的破坏，而其他晋商的深宅大院，在这个时期几乎被摧毁殆尽。 1949年后，整个山西保存下来的大院已经很少了。乔家大院被选中成为刚刚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一直到1960年前后变成了晋中地委党校的办公场所。“大炼钢铁”期间，这个保存完整的院落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拆下来烧的。1986年，在乔家大院里，设立了民俗博物馆。[img] http://wwwrcmolicom/UpFile/UpAttachment/2007-12/20071216145933jpg[/img]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

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

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当时乔家有三门。

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

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

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

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

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

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

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

“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

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

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

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

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

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

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

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朱秀海说。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

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

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

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

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

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

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

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

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

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

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

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

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

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

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

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

“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

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

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

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

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

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

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

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

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

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

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

’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

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

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

“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

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

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

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

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

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

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

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

“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

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

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

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

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

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

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

当时太后很高兴。

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

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

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

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

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

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

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

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

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

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

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

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

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

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

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

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

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

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

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

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

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

后来意大利 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

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

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

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

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 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

“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

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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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靡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堞墙相连。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院内砖雕，俯仰可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为题材，各具风采。

1986年，祁县将乔家大院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是清代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初年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风格。

1985年，当地政府在古宅的基础上建成了祁县民俗博物馆，1986年11月1日开馆，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乔家大院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旅游景区。

乔致庸是我国清朝时期山西祁县人，乔家大院第四代人。他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并且善于用人，通过自己的用心经营，乔家事业突飞猛进。

起初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乔家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乔致庸从一介儒生至晋商翘楚，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他的人生可谓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乔致庸是乔家第四代人。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乔致庸讲究诚信，待人随和，大胆开拓。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首先是和乔致庸以“义、信、利”求生存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昀后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这是乔致庸作为一介儒商的根本。

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曾出现过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复字号”的声誉。乔致庸从接手之初，便扼住店大欺客的歪风，不仅销毁了全部劣质油，而且还对曾经购过劣质油的顾客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虽说赔上了一大笔银子，却是力挽狂澜大厦于将倾，铸就了乔家诚信的金字招牌。

不仅对顾客如此，对待掌柜和伙计们，乔东家也投之以诚信，换来的是对方的报之以忠，更为可贵的却是劫难中伙计们仍能不离不弃。不难看出，我国的许多百年老店之所以成其久，法宝不是别的，正是“诚信”两字。

挣了一辈子银子，无论得意抑或落魄，这位乔东家却从没成为过银子的奴隶。朝廷的海防捐款派发至祁县，他带头捐以重金响应号召；朝廷出兵北伐，他解囊借银助军；天下闹饥荒时，他几度甘愿倾家荡产为10万饥民开设粥场。

尽管这都是朝廷的事情，而他却不吝将大把的银子散出去，只求物有所值，一个“忠”字放大了写。然而朝廷希望他花银买官时，他却“吝啬”了起来，死也不肯捐官。

尽管曾经10年寒窗苦，曾为争得功名累，但如果这个官是用银子买来的，则一文不值，则实属不“义”。由此可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疏财常有时，只为仗义事。

后人对乔致庸的评价：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皇家有紫禁城，民间有乔家。山西乔家在乔致庸时达到鼎盛，光建造乔家大院就花费200万两白银，据说乔家大院的每块地砖下都埋有一个铜钱。那么乔家在乔致庸时期，到底多有钱呢？乔致庸1818年出生于山西乔家，幼年就失去了父母，由兄长乔致广养育长大，是乔家的第四代当家人。刚中秀才的乔致庸还没来得及走入仕途，就因为乔致广离世不得不弃文从商，接管家族生意。

乔家作为山西的商贾世家，是晋商中最出类拔萃的晋商。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乾隆年间走西口做生意时在包头开办了第一家小字号广盛公，差点破产倒闭，乔贵发的生意伙伴很看中他的诚信为人，约定三年后再来收账，三年期满时，乔贵发清还了欠款，生意也越来越兴隆，到嘉庆时，改为复盛公，从此打下了乔家的根据地，也奠定下了乔家诚信经营的作风，开启了乔家的商业帝国。

乔家很重视修身，严格规范子孙后代的行为，不准纳妾，不设戏台听戏，重视子女的教育，子孙都尊祖训。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生意已经很有规模了，乔家也出了5个举人了。乔致庸喜欢读书，他大哥也希望他能中举，再中进士，就算光耀乔家门楣了。

乔致庸接管乔家生意后，将儒术学以致用，运用到商业经营当中，坚持诚信守则、人弃我取、薄利多销、以德经商等原则，以包头祖传的“复盛公”商号为根据地，复兴祖业扩大规模，建立起庞大的“复字号”商业体系，称雄包头，在民间更是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在老家祁县，乔致庸打通南方的丝路，茶路，将丝茶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他除了将家族原有商业生意复兴，还扩大经营领域。兵荒马乱、土匪纵横的时代，乔致庸看到商人带着大量银两外出做生意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认为票号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有乔家雄厚资本实力做后盾，乔致庸大手笔一次就开了大德通、大德丰两大票号，成了最早的大银行家。他的大德通票号、大德恒票号遍布全国各地。

就连清政府也得来他这里办业务，清朝廷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军务费用的一部分也是在乔家票号汇兑存取。在乔致庸经营下，乔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商铺就达200多家，乔家资产至少扩大了200倍。我们也可以从乔致庸的捐款来想下他到底多有钱。光绪二年1876开始，左宗棠西征新疆督办军务，大战即将开始，而军费所欠高达2000万两。

乔家慷慨解囊赞助了几百万两银子做为军费，左宗棠的军费开支大部分在乔家票号存取汇兑，而且乔家还专门派出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办理左宗棠的后勤，粮草等。西北安定，左宗棠在回来的路上还专门登门感谢乔致庸的大义，一见面就喊乔致庸“亮大哥”，再三感谢“亮大哥”，一再表示“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的票号支持”。

1888年李鸿章开始组建北洋舰队，乔致庸捐款10万两白银，10万两白银对乔家来说不过是零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佛爷逃到一路西逃到山西，号召山西晋商“借钱”给她，各家都还没敢答应，乔家大德丰的一个小业务员当即答应借10万两白银给朝廷。仅仅一个小业务员，也不用通过经理同意就能敢自借出10万两白银。

只能借10万两白银在他们的日常流水中是很小的一个业务，也说明了大德丰票号很有钱。最后乔致庸直接借了40万两给朝廷。老佛爷为了感谢山西晋商大力相助，决定将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和庚子赔款本息合计9亿8千万两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而乔家也是分得最大一杯羹的晋商之一。

建国时有研究表明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两白银到1000万两白银，按照一个健康企业现金流一般占企业资产的30%到40%，那么当时乔家企业资产至少有两千万两白银以上。乔致庸晚年光修建乔家大院就花费了200万两白银，乔家的地产，田产等祖辈固定不动房地产加在一起至少是1000万白银以上。

1888年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是850两白银，而到1908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大德票号资本至少有800万两白银。这乔致庸去世前的1906年左右，乔家的生意进入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乔家的全部票号到底值多少钱呢？战乱时期，朝廷开放民间公款汇兑，朝廷有近三分之一的银两存放在乔家这样的山西票号里。

这也是为什么乔致庸时期乔家的资产到达鼎盛，虽然之后辛亥革命，失去了清朝廷的依靠，山西票号率崩溃瓦解。与他同期的大资本家盛宣怀1916年离世的时候，丧葬费用就花了白银30万两，留下白银1200万两，专业会计们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最后才清点完他的资产，高达3000万两白银以上。乔致庸从1818出生到1907年去世，乔家在乔致庸去世前1906年全盛时期算的话，乔家的总资产至少有4000万两白银以上。

清朝1两库平银约相当于3726克纹银，现在银大概6元/g，1g纹银按5元折算的话，那么4000万两白银至少相当于60亿人民币，有可能当时没有这么多也可能比这个还多。随着票号迅速崩溃，资产迅速减少，后面随着日军的侵略，乔家也失去了垄断包头的复字号，其他的生意也大受影响，资产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