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血友病

早期欧洲，血友病被称做“出血病”，后来又得到了“皇家病”这一颇尊贵的称号。这是由于它曾在欧洲好些国家的皇族中长期流行之故。皇室有完整而精详的家谱，给医学遗传学家留下了珍贵资料。。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家族就是一个著名的“出血病”家族。维多利亚一世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本人无病)，也是这个大家族内血友病流行的肇端者。皇族间联姻使致病基因从英国皇族传到了俄国、西班牙等欧洲皇室，使这些皇室产生了一连串患者和携带者，家族中的所有患者都为男性。

家谱可以记录家族的正面历史、经验、技术和文化的史实资料，是给后人留下的一部优秀教科书，后人可从中得到经验借鉴、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迪。

一个家族缺了家谱，就不完整。 通过修家谱，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凝聚力，维护团结，增进各个家庭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加强沟通，促进家庭间的互帮互助；了解家族的历史和迁徙情况；知道同一家族中家庭间血缘的亲疏远近。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家谱。

扩展资料：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

其实，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虽是史类文献，事实上，家谱的要旨和核心就是在于要隐恶扬善，蒙蔽真相。

古代的家谱纂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必然要上溯到一个名人或皇帝方才罢休。

—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家谱一般分两部分，悬挂中堂的谱幕，谱幕只记录去世的族人，按家族大小可分三年、五年、十年一续不等。

第二部分是谱书：

谱书同谱幕不同，所有家族成员，无论是生是死、尽具所知，当祥细入册，包括先人照片、先进业绩、妻子姓名，娘家住址、姑太太出嫁哪里，姑爷姓名、外甥姓名以及在世族人的祥细情况当全部入册！

扩展资料：

家谱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相传它是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

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

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

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

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

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

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民族史资料。

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地方史志资料。

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教育史资料。

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民俗学资料。

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宗教史资料。

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华侨史资料。

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重大历史事件资料。

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家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有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

-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等，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一、概述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定义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psychiatric epidemiology）是在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学领域里，引入现代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的方法，从患者个体的诊治，扩大为对精神障碍及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状态在人群中发生、发展的原因和分布规律的研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临床规律，并着重对群体的特性进行研究；从而制定预防、控制和消灭这些精神疾病及促进健康的对策和措施，并通过科学的设计、测量和评价方法评价其效果的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体系。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简史

　　流行病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迅速,其研究内容已经从传染病和急性病扩大到非传染性和慢性病，以及人群的健康问题。而精神病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临床精神疾病患病个体的诊治。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的本质，就需要将研究范围由患病的个体扩大到患病的群体，并且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因此，精神病学的研究自然要应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这就形成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这一门交叉学科。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端倪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欧洲一些国家为了估计建造精神病院的数量而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人口学调查。至19世纪末，由于多种契机，如一些欧洲国家为社区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顾进行立法而需要了解精神病人的数量、病情及其需求，一些精神科医生应用医学遗传学的理论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家谱而需要对社区人群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以及方法学的改进使研究结果更为真实可靠，促使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得以发展。美国的社会精神病学家Dohrenwend等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期间的研究方法仅是利用病历资料和主要知情人来确诊精神病患者。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末，此期间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社区样本的全部对象直接交谈来确诊病例。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初开始至今，在遗传学、精神药理学、精神生物学，特别是精神病理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下，随着方法学的日趋完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一阶段对精神疾病的研究，由于改进了抽样方法，发展了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精神疾病的筛查工具，使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采用标准化的精神现状检查工具等，因而达到了满意的一致性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地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精神疾病的分布特点，对精神病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推动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

　　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开始于40年代末，虽然在50至70年代国内一些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神疾病普查，如林宗义1953年和1973年应用美国的诊断标准在台湾进行过大规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但上述一些调查因方法学的局限使所得结果可比性较差，缺乏在国内外的交流。为了与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接轨，能够更加客观地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精神疾病的分布特点和发病危险因素，我国于1982年引进了国际先进的调查方法，组织了第一次全国12个地区协作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现况调查，获得了有史以来的大样本人群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因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水平。1993年在上述12个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第二次现况调查，了解了精神疾病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动态变化规律。这些研究为制定我国长期精神卫生规划和进一步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特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特点，首先是精神病学的特点。本学科的学科基础是精神病学，其任务是采用现代精神病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因、危险因素、诊断、治疗和预后等规律。因此，本学科应以精神科临床实践为基础，为临床研究和诊治提供有创新性的方法学。同时，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是患病个体及患病群体，这就需要突破传统的精神科临床医学以医院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局限，扩大为以人群为基础的社区研究，突出流行病学的宏观研究特点。将流行病学的方法学应用到精神病学的研究，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的防治，以及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本质及规律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首先是描述精神疾病在不同时间、地区、人群中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精神状况、社会功能缺陷等情况；通过比较疾病在不同时间、地区和人群的分布，寻找影响分布的原因，探讨疾病的危险因素、流行因素和病因；根据人群研究的结果估计某因素使个体罹患某病的危险性；通过对精神疾病自然史的研究评价涉及精神病的易感因素、保护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预后因素和生活事件等问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制订对精神疾病的预防对策和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五）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根据当前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分为观察法、实验法和理论及方法的研究三大类。观察法包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和分析性研究（analytic study），实验法包括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和社区试验（community trial），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将流行病学调查所得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阐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规律。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还广泛应用心理学理论和测量方法研究人群的精神疾病和精神卫生状况，这是本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六）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是交叉学科，与多门学科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首先，本学科既作为精神病学是临床医学的一门专科，又作为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临床医学的任务是对患病个体进行诊治，而流行病学不仅要研究患病个体和群体，还要研究未患病的人群及环境因素，分析疾病与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从而制订防治对策并评价其效果。因此，应具备精神疾病的临床知识，并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诊断疾病、探讨病因时，应用流行病学的知识，结合临床经验，探讨精神疾病的人群现象和病因。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基础医学有着密切关系。本学科在寻找并证实病因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基础医学中的生物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病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多门基础学科，各学科相互补充知识、相互提供线索、相互促进发展。

　　此外，由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在进行调查、分析流行过程和疾病分布规律时，必然要与环境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种学科和技术方法发生联系。众所周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社会因素、人群的心理因素和行为对精神疾病的影响越来越重视，从而促使行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相互渗透，使人类对精神疾病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因此，当前学术界亦采用社会精神病学这一术语。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在国外的发展

　　（一）国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围内，对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精神病学理论的深化和方法学的改善，获得越来越多的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资料。近年来各国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各种社区人群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但获得的各类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不尽相同。美国Kessler等人（1994）报告一项社区调查结果，有8098名15-54岁的应答者的分层样本经国际诊断审查组织用一种经过修改的描述方式进行审查，得出一年的非情感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样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碍、妄想症及不典型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估计为5‰。美国Kendler等人（1996）报告以计算机分析定式访谈方式检查的5877名社区人群样本，得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样精神病的终生患病率为13%，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22%；而以临床医生诊断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样精神病的终生患病率为02%，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7%。调查还发现临床医生诊断的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与低收入、失业、单身、离婚、分居和城市居住地显著相关。以此说明对社区人群样本估计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受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的影响相当大，结论是在流行病学样本中正确检查精神疾病要依靠临床医生的判断。英国Welch等人（1998）对居住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9064名16-75岁居民的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低、物质生活标准低和社会阶层低与精神障碍显著相关，而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性别差异不能用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加以解释。荷兰Bijl等人（1998）报告了7076名18-64岁社区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发现412%的65岁以下人群一生经历过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Ⅲ-R）诊断标准中情感障碍、焦虑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它非情感性精神障碍，以及物质滥用障碍等各类精神障碍中的至少一种精神障碍，可见人群中精神障碍是相当普遍的。

　　对于各类精神障碍，近年来各国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时间最长久、研究范围最广泛和深入的精神疾病。澳大利亚Jablensky（1997）论述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时指出，该病是一种低发病率但相对高患病率且危害终生的疾病。自从Kraepelin（1896）首先描绘精神分裂症作为一个疾病实体，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之后，自本世纪初开始的流行病学研究在不同人群和地区均获得了对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发病率和终生危害的显著一致的估计值。美国国立精神卫生院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al Catchment Area, ECA）1988年调查资料显示，经培训以统一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的精神检查调查获得精神分裂症一个月患病率为6‰，6个月为13‰。长期的研究证实环境和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均有病因作用。英国Jones（1998）提出分子遗传学的进展揭示了第6、8、32号染色体上的连锁，提供了在染色体上寻找遗传基因的证据。美国Myles等人（1999）发表了在相对与世隔绝的岛国Palau共和国调查的结果，在13750名15岁以上的成人中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99%，其中男性终生患病率为277%，女性终生患病率为124%。德国Hafner等人对精神科文献进行综述后指出，12-60岁的成人中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其主要发病年龄是20-35岁，且女性晚发精神分裂症的频率和严重性大于男性。Brewin（1997）报告了英国Nottingham地区1978-80年和1992-94年两个队列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由249‰略微提高到287‰。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对全球10个中心的协作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指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都是近似的。总之，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时间和地区分布无明显差异；年龄分布以青壮年首次发病为主，且有性别差异；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负相关。

　　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中出现了“忧郁”（melancholy）一词。历史上对情感性障碍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是法国Falreth、德国Kahlbaum（1882）和Kraepelin（1896）。本世纪中叶德国Leonhard（1957）提出双相情感性障碍和单相情感性障碍的学说，并认为遗传是情感性障碍单、双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早期情感性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归在躁抑症中，而未分为单、双相情感性障碍，且无一致的诊断标准，但获得的结果却比较接近。80年代西方各国逐渐采用了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精神检查，以美国为例，美国国立精神卫生院ECA的调查，经培训以统一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的精神检查，得到各类情感性障碍的6个月男性患病率为04%-46%，女性患病率为04%-82%。Eaton（1997）报告了美国Baltimore的ECA随访结果，将1981年3481人的队列中1920人于1993年至1996年再次检查，重度抑郁的估计发病率为3‰，30-40岁是发病高峰，50-60岁是发病的第二个高峰。Ohayon（1999）报告了联合王国1994年在一般人群中有代表性的4972人的调查结果，抑郁症的检查时点患病率为5%，女性为59%，明显高于男性的42%。Kitamura（1998）报告了日本重度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为19%，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Cho（1998）报告了韩国3711人的调查结果，男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68%，女性为104%。 Szadoczky（1998）报告了匈牙利18-64岁人群样本的调查结果，重度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为151%，男女比例为1:037，双相情感障碍为51%，男女比例接近。重度抑郁的1年和1月期间患病率分别为71%和26%，躁狂发作的1年和1月期间患病率分别为09%和05%。两者的发病高峰在15-19岁，而重度抑郁的第二个高峰在45-50岁。加拿大Bland（1997）综述了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认为近15年来许多研究者应用标准化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种族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重度抑郁的比例有所增加，与双相情感性障碍一样，发病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世界范围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由于认识、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困难，情感性精神障碍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发达国家老龄化的趋势，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它老年痴呆患者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以构成许多发达国家主要的社会问题和保健内容。多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65岁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为4-6%，80岁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高达20%。美国Hendrie（1998）报告北美65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为6-10%，其中AD占三分之二。因此，美国和英国已将AD列为老年疾病重点研究项目，使AD在老年医学和老年精神病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除此之外，对于神经症、尤其是其中比例较大的强迫性神经症、惊恐障碍、人格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非重性精神障碍亦有许多研究，但由于方法学的局限，一些流行病学资料缺乏可比性。

　　（二）国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上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是“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version, ICD-10）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th version, DSM-Ⅳ)。ICD-10是WHO推荐使用的国际性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和分类体系，专家们不遗余力试图其适用于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各类人群。通过近十余年的辛勤努力，很多国家已采用了ICD-10进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DSM-Ⅳ是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和分类体系，除美国、加拿大使用外，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亦普遍采用，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随着国际精神疾病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认识到国际通用的诊断和分类系统、标准化精神状况检查工具、以及统一的精神病学词汇的使用，对于促进国际间精神病学研究信息的交流和对精神疾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WHO负责ICD-10的专家，还是美国DSM-Ⅳ的编制者，均致力于两种诊断和分类体系的趋同化，并设立了负责跨文化研究的专家组。此外，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许多ICD-10和DSM-Ⅳ之间效度和信度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大诊断和分类体系对于多数精神疾病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这些成果为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方法学基础。目前，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体系日趋成熟，但存在的问题是适用于社区人群研究的筛查工具不尽如人意，有待于研究发展可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标准化筛查方法。近年来，WHO不断组织各国精神疾病的多中心协作研究，目的是既可以推广使用标准化的诊断和分类标准，又可以获得世界各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资料，同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危险因素，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社会环境及社会心理因素等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应用流行病学的方法学推动精神病学研究的深化。

　　目前，世界各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除大量描述性研究之外，还包括各种精神疾病病因的分析性研究、自然史研究、治疗和康复的干预性研究、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特殊方法的研究。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精神药理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最新统计学及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相结合，促进精神疾病的研究不断发展。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起步于1958年全国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70年代开始在城乡建立精神病三级防治网。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进一步促进了精神卫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虽然在50-70年代一些地区进行了精神疾病的大规模普查，但因存在筛查和诊断的方法学问题，所得结果缺乏可比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的对外交流，我国的精神病学家将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先进调查方法介绍到国内。1982年在卫生部领导下，组织了全国第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12个地区的协作调查。 调查参照ICD和DSM两大诊断和分类标准，制订了统一的抽样方法、调查程序，以及效度和信度均达到要求的精神疾病筛查工具、标准化的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现场调查实施阶段，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样本抽取采用了整群、分层、随机三阶段的多级抽样方法。通过较大规模的现况调查，获得了各类精神疾病的时点患病率为1054‰，终生患病率为1269‰；其中精神分裂症时点患病率为475‰，终生患病率为569‰，城市时点患病率为606‰，明显高于农村342‰；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37‰，终生患病率为076‰。此外，调查还发现了一些相关因素，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与经济水平呈负相关等。本次调查提供了我国精神疾病的一些基础资料，也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水平。

　　1993年在上述12个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第二次大样本的现况调查，结果显示7个地区1993年各类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的时点患病率为1118‰，终生患病率1347‰，在各种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中仍以精神分裂症最高，时点患病率为531‰，终生患病率为655‰；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患病率为270‰；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52‰，终生患病率为083‰；而酒依赖的患病率上升幅度最大，患病率为068‰。此外，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为036‰。我国这两次大样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7个地区1993年各类精神障碍（除神经症）的终生患病率与1982年终生患病率经标准化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而其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经济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结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是我国防治与科研的重点疾病，精神发育迟滞在目前我国城乡患病率居第二位，亦为防治与康复的重点疾病，而酒依赖、情感性精神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均需加强防治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调查资料中一些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如情感性精神障碍、人格障碍等，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原因可能与这些精神疾病的认识程度和诊断分类标准、以及文化差异有关。

　　此外，我国还开展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如台湾林宗义1953年和1973年进行的大规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与社会经济和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关系(1)。1988年全国8省市0-14岁儿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患病率为120‰，城市为070‰，农村为141‰，男童患病率为124‰，女童患病率为116‰，且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同时，还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儿童多动症和儿童行为问题的各种危险因素。我国近10年来引进国外的检查方法调查了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发病率，并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级亲属痴呆家族史和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是该痴呆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遗传学说寻找到证据。此外，实验性流行病学研究成功的实例是食盐加碘对预防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区精神发育迟滞的干预性研究，调查表明，在缺碘地区普遍和长年服用碘盐能使地方性克订病所致的儿童精神发育迟滞明显减少。总之，我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随着相关学科的进步而快速发展。

　　（二）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国际上该学科的进展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将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要从患者个体的诊治，扩大到对精神障碍及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状态在人群中发生、发展的原因和分布规律的研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临床规律，就必须对群体特性进行研究，这必然需要引入现代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的方法学，采用正规的设计、测量和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将经典的流行病学方法应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常由于精神疾病病因的多重性、症状的不确定性、诊断的多轴性和治疗的复杂性而受到限制。流行病学研究要求调查资料有代表性、随机性和可比性，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时由于研究对象不合作而难以实现这些原则。此外，许多精神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而来的，将其引入我国无疑会发生文化差异的冲突，亦存在不同种族生物学的影响。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应用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国际精神疾病研究的方法学中国化，以利于我国精神疾病的临床和社区研究。因此，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要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接轨，提高学科的整体水平。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展望

　　WHO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这包括躯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健康。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科研人员和政府机构对精神疾病的防治予以了高度重视，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加强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的研究，提高防治和康复的水平。根据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主席Sartorius 1997年在北京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地区会议上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精神卫生工作的优先领域是促进精神健康，预防和治疗精神及神经障碍，精神疾病和精神残疾的康复，促进心理社会发育。这一发展趋势明确表明了精神疾病的研究对象必然要从临床的个体扩大到社区的群体，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探讨病因和发病规律，从而制定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及健康促进的对策和措施，并通过科学的方法学评价其效果。医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相结合是当代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精神病学专家普遍认为，20世纪末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给个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危害最深的精神障碍是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对于这三种重要的精神疾病，需要在精神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基础上，将经典的流行病学观察法中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法和理论及方法学研究，应用到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病因和危险因素、以及治疗和预防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加强国际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水平不断提高，发展社会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

现代人中，仍然有家谱的说法，家谱的作用有：可以让人们更加团结、传承民族文化、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脉络、可以有助于人们分别亲属远近、可以解答一些历史难题。

一个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文化脉络，研究家谱可以发现祖先运行轨迹，更可以反衬出时代变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姓氏文化尤其家族谱牒文化历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究家国天下的理念，把家放在国之前，不能认识自己怎么来的，又如何更好的爱国呢？尤其封建时代，家谱成为家族维系团结、社会得以安宁的重要纽带，它对人们有着教化功能，让人们知道孝道、重情义、感恩祖德等，这对封建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当代，我们研究家谱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熟悉自己。通过家谱分析，可以很快得出自己姓氏中的远亲旁支之间的关系，起到追根溯源的目的，让后人知道先辈的艰辛，从而激发一代代人努力奋进。同时，家谱也起到寻根问祖的目的，是许多很远的人可以通过同一个家谱得以联系到一起，这也有助于民族向心力的提升。正所谓：没有家谱，寻根问祖犹缘木求鱼；没有家谱，追根溯源犹无本之木。

好的家谱就是一个好的家风。家谱中往往将先人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为官之道等罗列其中，以供后人学习。因此，好的家风可以从家谱中摘录出来供大众学习使用，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德”“法”相容，汲取其有益的成分，推动“家庭助廉”等活动，丰富家庭廉政文化建设载体。可以说，深入挖掘家谱中好的东西是完全可以为我们现在服务的。

一个家谱就是一个姓氏乃至一个家族嬗变史，传承好、利用好家谱，更加有助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