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不是很重视嫡庶。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以清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其余伯叔兄弟旁支子孙称“觉罗”。宗室系黄带子，觉罗系红带子，由此以示区别。宗室被革退者系红带子，位列皇族家谱《玉牒》之末。例如，签署《中英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伊里布就是原为宗室，后被革退为红带子。

根据光绪《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记载，清代封爵方式有4种，即为功封、恩封、袭封和考封。

清代为了防止如明代一样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制定了降袭制度，这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最为特殊的。清朝宗室降袭爵位的方式大体有恩封和考封两种。明代同样有降袭制度，至明末不过33位亲王存在，并没有比清末多很多。明传16代宗室近20万人，和清代传13代约八万宗室，按比例上也没有比较多，且明代并没有闲散不事生产的八旗贵族，但经常被拿出来非中立客观的批评。

亲王去世后，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亲王的爵位，但是这个继承，是降一等继承。也就是说，亲王去世后，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他，降袭为郡王，其他的兄弟，只能封不入八分的爵位。而亲王爵位依次递降四等以后就不再递降，以镇国公世袭罔替。

一个人的爵位，只可以由其一个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需要通过考试，来获得不入八分的爵位，这种封爵方式，就叫做考封。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分等级，就是由于考试分数的高低，获得相对应的等级。考试内容为翻译、马箭、步箭三项。每项考试有优、平、劣三个等级，三项都考了“优”，考封给他典制上应有的爵位。两优一平，降一等；两优一劣者、两平一优者，降二等；三平、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不予爵位。

而考封的爵位除了特殊下旨世袭罔替以外，都有其袭封的次数，袭封次数满额以后，袭封者的后裔也不能获得爵位。

清初的几个著名旗主王公，拥有世袭罔替的权利。他们的主爵位（入八分的爵位）不必世袭递降，但是除了主爵位外，还跟其他王公一样，世袭递降，并且进行考封。世袭罔替的王爵，即12个铁帽子王，分别为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郑亲王、庄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这八个清初王公。还有后来的四位：怡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除此之外，还有几家清初立过军功的入八分公后来世袭罔替，如褚英后人的奉恩镇国公，就是世袭罔替的。

根据世降一等的袭爵方式和嫡庶有别的原则，必然会导致有些宗室无法取得爵位，这些人被称作“闲散宗室”。他们着四品顶戴、武职补服，但无四品实职。

闲散宗室本无品级顶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认为闲散宗室“谱列银潢，名登《玉牒》”，却“身无职级，竟至与齐民无别”，有辱皇室风采，于是钦赐闲散宗室着四品顶戴、武职补服。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如果你指的是同一个祖先的话，并不是，姓氏起源还比较多，甚至有很多是少数民族改姓

源于牛国

出自西周时期“牛医先生”的封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周文王的重孙遇见一名牛医，他精通韵律，遂拜其为先生，赐封之邑叫牛国。这位牛医后晋升为太常卿，职任协律郎，以牛国国名为姓氏，称牛氏。传至该支牛氏先祖牛孝时，曾参与制定雅乐，他按照君主旨意改造了前世的金、石乐器，编制了武舞之乐以赞颂君王功德，舞乐编成后，君主对此非常满意。后来牛孝还时常创作出新的乐曲。 依《灵台牛氏家谱》的记载，说明了该支牛氏家族的起源，而且应当是牛氏渊源最早的一支，是为牛氏之始。

源于子姓

出自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该支牛氏始祖为西周初期宋国君主微子启。

商时纣王残暴奢侈，荒*无道，微子多次规劝，他都充耳不闻。眼见国家行将灭亡，微子十分痛苦，于是求教朝中三公之一的父师（箕子）。父师说：“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听了父师的劝告，便毅然离开王宫。传说微子离宫出走时，在正午时分，便将“午”字出头为“牛”字作为姓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以及《唐书·世系表》等的记载，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封商朝皇族微子启（纣王庶兄）于商丘（今河南商丘），以奉汤王之祀，建立公爵宋国。有“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记载。

源于官位

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牛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牛人，是西周时期所设官位，专职负责饲养国家牛畜，然后按典制贡送诸侯，保障诸侯的肉食、祭祀之用。牛人隶属于地官府司管辖，职位上大夫。在牛人之下还设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丞四人，徒十二人，役若干，是两周时期很重要的官职。

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这个“公牛”，绝不是指雄性公牛，“公”是一种中央政府的官称。

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政权，模仿周制亦设置典牛中士一人，其职能就是如同牛人，官秩正二命(正八品)。

在牛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牛人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改姓

出自尞姓回复为牛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隋书》及《路史》记载，隋朝时期的牛弘，其父名为尞允，曾在北魏朝廷做侍中时，被赐恢复祖姓牛氏。古代尞、寮、了三字通假，故尞氏也称寮氏、了氏。另外，还有记载说三国时期，魏国名将牛金被司马懿毒杀，其家人避难逃亡，因祖先名为宜僚，遂改姓尞氏。至尞允被赐复本姓后，也都随着一起改回为牛氏。

源于民间

属于以职业技能为氏。

农家与牛为伴，终日不离，有的就以牛为姓；在北方有一种说法，砸锅牛是一家；还有一种说法，姓牛的祖先是以放牛为生，故以职业为姓氏，称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少数民族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满汉大臣传》、《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忙忽惕氏，亦称忙古德氏、忙努德氏等，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前八世祖篾年土敦第七子纳臣把阿秃儿之子忙忽台所组建的忙忽惕氏族部落，其后人以忙忽惕为姓氏。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莽努特氏和莽格努特氏皆多冠汉姓为牛氏、何氏等。

源于纳西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明、清时期，在云南丽江府石鼓、中江等地区，有数位土把总，皆为牛氏，是纳西族酋长在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牛氏者，其后裔子孙世代称牛氏至今。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⑴满族哈萨喇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和速嘉部，满语为Hasala Hala，汉义“快走的牛”，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源)、沈阳，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归镶黄旗包衣管领，后冠汉字单姓为牛氏。

⑵满族额哲氏，满语为Eje Hala，汉义“骟牛”，世居兰河山(今小兴安岭西南侧)，后有冠汉姓为牛氏者。

⑶满族牛佳氏，满语为Nio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逐渐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地广泛。后有蒙古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牛氏。

⑷满族牛伦氏，亦称纽罗氏、钮抡氏，满语为Niolun Hala，汉义“彩虹”，世居巴林(今黑龙江伯力、俄罗斯哈布罗夫斯克)、齐齐哈尔(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努氏等。

⑸满族牛王吉颜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酿剜部，金国时期称女真耨碗部，满语为Niowanggiyan Hala，汉义“绿色”，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等地，所冠汉姓为牛氏、钮氏等。

⑹满族乌雅氏，亦称吴雅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乌延，在金国时期称女真兀颜部，满语为Uya Hala，汉义“猪”，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乌喇(今吉林永吉)、德尔吉穆湖(今黑龙江虎林东北部)、讷殷(今吉林抚松松花江上游流域)、伯都讷(今吉林松源)、长白山区等地。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吴氏、乌氏、穆氏、包氏、鲍氏、黄氏、邵氏、朱氏等。

⑺满族乌勒锡氏，亦称吴尔锡氏，满语为Ulsi Hala，汉义“掌管喂养祭祀牛羊的小官”，世居长白山区，后多冠汉姓为牛氏、吴氏等。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藏族、土家族、东乡族、回族、朝鲜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牛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牛氏，世代相传至今。

“萧”与“肖”都是很古老的姓，春秋时两姓就已并行。但二者不同的是，“萧”姓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而“肖”姓在汉代以后却难寻踪迹，这从各时代的姓谱中可以得到证明。（可以说，现在全中国内所有姓“肖”者中有99999999均系原来姓“萧”者。）

半个世纪前，“萧”姓很多，“肖”姓则罕见。《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很多人认为“萧”是“肖”的异体字，或认为“肖”是“萧”的简化字。于是不少“萧”姓者为书写简便，把“萧”写作“肖”；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为“萧”姓者办理身份证、户口登记、入学手续时，也常将“萧”写作“肖”。因此，近几十年来，“肖”姓多了起来（不排除部分人原本姓“肖”），甚至大有取代“萧”姓的趋势。

工具书注释中的问题，是“萧”、“肖”二姓使用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在注“萧”时有“姓”这一义项，而注“肖”时并无“姓”的义项。这是沿袭了一些老工具书的注法。《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在“肖（xiāo）”的字头下，均注作“姓，’萧’俗作’肖’”。这是把作姓氏用的“肖”当作“萧”姓之“萧”的俗体字了。《汉语大字典》注“肖”时说，“姓，也作’萧’”，1962年版的《新华字典》注“肖（xiāo）”时说，“姓，同’萧’”。这都是把“肖”、“萧”看作异体的关系了。无论是把“肖”看作俗体，还是把“肖”、“萧”看作异体，实际上都是把“萧”和“肖”当成一个姓，注音均为阴平的xiāo。《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独树一帜，它把“肖”注成只读xiào的单音字，字头下的第二个义项就是“姓”。这样处理，“肖”与“萧”就完全脱钩，“肖”已成为独立于“萧”姓之处的另一个姓，如果这样，它的读音将变成了去声的xiào，从而成了另外的姓氏了。从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语言文字的规定看，“萧”与“肖”既非异体关系，又非繁简关系。而民间认为“’肖’也作’萧’”、“’肖’同’萧’”等说法，是不是不可取呢？“’萧’俗作’肖’”的说法如何呢？因为“肖”实质上不是“萧”的简化字，二者又非异体关系，所以一些工具书的编者就把“肖”看作“萧”的俗体字——即引为通用 。实际上“某俗作某”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

但未受到建国后的一场文字改革冲击的全球其他地方，如香港，台湾，东南亚等，所有的萧家人都是姓“萧”的，没有一个人写姓“肖”。

一个人的名字是自已的，但是一个人的姓氏却是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人最讲究传统了。古人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毕竟，“肖”姓毕竟是不规范的姓，不是所有萧家人的姓啊，萧何祖宗泉下有知，也不会瞑目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后，全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姓“肖”者改回姓“萧”。也算是氏族上的统一。

由于时间已过数十年了，有些年轻的姓“肖”者可能并不知自已原系萧家人（从身份证看，其爷其父等，均也已写姓“肖”），以轻易否认自已是萧姓人，其实， 这些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1，如宗祠，不管建国后萧姓如何被改，但建在各地萧姓聚集地的萧家宗祠上的“萧”字是不会改的。

2，问长辈，特别是一些上了60岁以上年纪的长辈，他们在小时候，在年轻时一定用过姓萧。

3，祖坟，祖上的坟墓上刻的字一定是萧字。等等。

但不管考证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全中国，写姓肖者中，有9999999999都是原来的姓萧者，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专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书目

《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邓懿 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诸葛亮

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

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

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令[令，读音作lìng(ㄌㄧㄥˋ)，亦可读作líng(ㄌㄧㄥ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乐官伶人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典籍《诗·邶风·简兮序》中记载：“伶官，亦泠官，乐官也。伶氏世掌乐官而善焉，故后世多号乐官为伶官。”

西周时期乃至春秋战国，在周王朝和诸侯国中，伶官皆是内大夫，属天官所辖，即由王政直接管理，在国典、祭祀、迎宾、国丧等诸多重大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伶官之后有去“亻”简字为姓氏者，称令氏，读音作líng(ㄌㄧㄥˊ)。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文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史记·卷一十》记载：“令姓，令尹子文之后也。为车骑将军，军飞狐。”

令尹，为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姬姓诸侯国的太宰、相国，其职皆由有威望的王族嫡裔担当，辅佐君主掌管国家的所有行政事务，权力甚大，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

令尹子文，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名相，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令尹子文姓斗，名豰于菟，字子文，是楚国贵族若敖氏斗伯比和表妹邙子之女偷情所生，生下后被弃于云梦泽北(今湖北天门)，被母虎叼去抚养。

当时楚国人称老虎为“于菟”，把喂乳叫作“豰”，意思是“虎乳育的”。楚国的附庸国祁国国君祁子出猎时觉得很惊奇，将他抱回鞠养。

当了楚国令尹后，豰于菟改名为令尹子文。令尹子文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而不惜自己“有饥色，妻子冻馁”，并侵削诸大夫的封邑，交还给楚成王芈頵(熊恽)，以壮大楚国王室的财富和力量，强化楚成王的王权。这就是令尹子文“毁家纾难”的故事。

据史籍《左传》的记载，令尹子文于周惠王姬阆十四年(鲁庄公姬同三十年，公元前663年)开始做令尹，到周襄王姬郑十七年(鲁僖公姬申二十三年，公元前635年)让位给令尹子玉(成得臣)，其中相距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曾几次被罢免又被任命。

令尹子文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令氏、尹氏，读音作líng(ㄌㄧㄥˊ)。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令正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子大叔为令正。”杜预注释：“主作辞令之正。”

令正，就是古代掌管王公官家文告辞令之官，鲁国首置其官，如同当今的秘书长。

其子孙后裔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令正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令氏，读音作líng(ㄌㄧㄥˊ)。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令尹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商末周初，周文王姬昌有个儿子叫毕以高，毕公高有个孙子叫毕万，毕万在春秋时，在晋国当高官，他有一个曾孙叫魏颗。

据史籍《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春秋时期曾经一度称霸诸侯的晋国，在周安王姬骄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被其大夫韩、赵、魏三家拆分。当时瓜分晋国的魏氏，是传自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毕公高的裔孙毕万，首先在晋国官拜大夫，声势一天比一天盛，到了毕万的孙子魏犨时期，是晋国的一位名将，他曾跟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多年，晋文公即位后封他为大夫，让他继承魏氏的封邑。

魏犨有宠妾叫祖姬，据说魏犨每次出征前都要交代家人说：“万一我战死，就让祖姬改嫁，别耽误了她的青春。”但魏犨得了重病，临死前却要家人让祖姬殉葬。魏犨逝世后，小儿子魏颗认为父亲的要求是在神智昏乱时提出来的，与他平时的主张不一致，不应该听从，所以坚持让祖姬改嫁了。

后来，晋秦两国发生战争，魏颗领军与秦军杜回交战，杜回手执大斧，领三百兵勇，大踏步卷入晋阵。下砍马足，上劈甲将。晋兵从未见此凶狠，遮拦不住，大败而归。魏颗扎下营垒，一连三日，不敢出应。

魏颗秉烛闷坐，左思右想，没有良策。三更时分，朦胧睡去，耳边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来不解其意；再睡，仍复如前。魏颗就问弟弟魏锜，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魏锜说，离此左去十里，有个大坡，名为青草坡，或许秦军正该败在那个地方。我先引一军在彼埋仇，兄长诱敌军而至，左右夹攻，可以取胜。

来日，魏颗传令：拔寨而起，并扬言要班师了。杜回果然来追。魏颗略斗数合，回车就走，渐渐引进青草坡来。一声炮响，魏锜伏兵俱起。魏颗复身裹来，将杜回围在核心，两下夹击。杜回全不畏惧，抡着开山大斧横劈竖砍，当者辄死。二魏督率众军，力战杜回不退。看看杀至青草坡中间，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着层冰，立脚不住。

魏颗举目看时，遥见一老人，布袍芒履，似庄家之状，将青草一路挽结，以攀杜回之足。魏颗大喜，率魏锜双车驱到，二戟并举，把杜回搠倒在地，活捉过来。

后来魏颗问杜回：“汝自逞英雄，何以见擒？”

杜回说：“我双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动，乃天绝我命，非力不及也。”

魏颗暗暗称奇。又恐留于军中，后复有变，即时将杜回斩首。

是夜，魏颗刚得安睡，梦见日间所遇老人，前来致揖：“将军知杜回所以被获乎，是老汉结草以御之，因此颠踬被擒。”魏颗说，我们素不相识，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说，我是祖姬之父，为报将军不用先人之乱命，善嫁我女，特效微力。原来这位老人就是祖姬的父亲，他因为感谢魏颗的救女之恩，特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助魏颗一臂之力。

为了奖励魏颗的这次战功，晋景公姬据就把令狐之地(今山西临猗)赏给他做了封邑，魏颗的儿子魏颉很满意邑地，就以封邑为姓氏，称令狐氏，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令狐氏族人中，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者，称令氏、狐氏，读音作lìng(ㄌㄧㄥˋ)。

第五个渊源：源于赢姓，出自战国时期秦国邑令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战国时期，秦国将掌管万户以上人口的县级行政官员称为“令”，不足万户的县级行政长官称为“长”。

在史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到唐朝时期，在县级官制上废黜“县长”之称，统称“县令”，这种典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秦、汉时期，县令的任职期限多为三年，之后迁职于异州、郡、府之地。从唐朝开始，六品以下官员有固定的任职期限，县令的一地任职期限为四年。宋、元两朝时期，县令的任职期限为三年。到明朝时期，知县的任期最长为十三年，最短为两年。清朝时期最长任期八年，最短为一年甚至几个月。

秦、汉时期为“令”者的后裔子孙，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令氏，读音作lìng(ㄌㄧㄥˋ)。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曹魏、晋朝时期令君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尚书令，在秦、汉时期为少府(太子)属官。汉武帝刘彻时期用宦者为其职，改置中书谒者令。汉成帝刘骜时期仍用士人。尚书令所掌为章奏文书，以为天子近臣。在西汉后期，尚书令职权渐重。东汉时期，国家政务均归尚书台，其主官尚书令在制度上仍属于少府，秩仅千石，实际直接对皇帝负责，总揽事权。

曹魏、晋朝时期，尚书令多被尊称为“令君”。

到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改称尚书省，尚书令日益尊贵。

隋、唐两朝时期，以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为宰相，尚书令与中书令、侍中并为宰相。不过，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曾任此官，故后不置，改以尚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

在宋朝时期，尚书令班次在太师之上，为亲王、使相兼官，无实职。元朝时期曾设尚书省，而未设尚书令。

诸朝代中，各地对百姓爱戴的县令也有尊为“令君”者。

“令君”的后裔子孙中，有沿用其尊称为姓氏者，称令氏，读音作lìng(ㄌㄧㄥˋ)。

得姓始祖：令尹子文、魏颗。

第七个渊源：源于“林”姓，于20世纪初（民国前后）甘肃通渭、会宁等地区部分“林”姓改为“令”，读二声（因为当地方言lin、ling分不大清楚）。改姓原因待考。

二历史名人：

令　勉：(生卒年待考)，楚国人。著名西汉将领。

在西汉文帝刘恒时期，令勉任中大夫，为统兵将领。

在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63年)冬月，匈奴大举侵边，令勉受命统兵出屯飞狐(今河北涞源北部恒山、燕山之间，北通蔚州)，在大将军周亚夫指挥下击退了匈奴军臣单于六万大军的进攻。

：(公元1956～今)，令狐氏；山西平陆人。著名 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8年在山西运城地委工作，1979年进入团中央工作，历任宣传部干事、副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部长等职。

1995年， 进入中央办公厅，历任调研室三组组长、调研室主任。

1999年起， 出任中办副主任。

2002年，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后升任中办常务副主任。

2007年9月， 接替王刚出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克强：(公元1961～今)，令狐氏，字继甫；重庆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收藏家。

任职于重庆市《南桐矿工报》报社，系中华 像章收藏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会员、南桐印社社长、《万盛收藏》常务副主编等。

主集古今印章、名人字画，兼集钱币、邮票、陶瓷、徽章等。

现藏古今印章六十余方、战国时期至民国钱币三千余枚、隋朝至清代陶瓷近百件、邮票十余册、名家字画近百幅等。注重研究，先后在全国天白余家报刊发表篆刻作品近千方，刻名人印章七白余方。

他有作品被日本、波兰等国家的友人收藏，部分作品入选《钙林荟萃》。

三楹联典故：

1四言通用联：

弘农冰操；翰苑金莲：上联典指三国时期的魏国冀州人令狐邵，官弘农太守，廉明清白，节操如冰雪。当弘农郡内没有人懂得五经，令狐邵使派人到河东跟乐详学经，从此郡内文风大盛。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京兆华原人令狐绹，字子直，令狐楚的儿子。大和年间进士，历任湖州刺史、吴兴太守，官至宰相，封凉国公。他在翰林院时，曾与宣宗在皇宫探讨学问到深夜，宣宗命人用皇帝座车并金莲花炬送他回翰林院，人们看见，以为是天子驾临。

华宣玉辅；荣彻金莲：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令狐楚，贞元进士。工诗文，官尚书仆射，权重一时。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令狐绹，令狐楚之子，大和进士。宣宗时居相位，辅政十年。尝夜对禁中，帝命以乘舆金边华炬送绹归院。

名高建武；玉辅华宣：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太原人令狐子伯，曾任楚相，为建武年间名士。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京兆华原人令狐楚，字壳士，进士出身，历任右拾遗、中书舍人，官至宰相。历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六朝，为人宽厚有礼，以仁惠理政，深受器重。

名高建武；望重弘农：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令狐子伯，建武中与尚书王霸为友。下联典指三国时期的令狐邵，为弘农太守，清如冰雪。

2七言通用联：

节度焕永平之业；秘丞推文献之英：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富平人令狐彰，字伯阳，初从安禄山、史思明，暗中归附朝廷，肃宗时任滑亳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加御史大夫，封霍国公。下联典指唐朝初期的史学家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博览经史，早年就有名。高祖入关，历任大丞相府记室、秘书丞、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崇贤馆学士。当时书籍散失，他建议多方购求，使专人补录，从而保存了大批书籍；又建议修撰梁、陈、齐、周、隋等朝史记，并参与编撰《艺文类聚》、《五代史志》等书，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