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姓是中华第二大姓，据2002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王姓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4%，8600多万人。在王姓历史上形成的21个郡望中，三

槐堂因以堂为号而未列入，但就影响而言，三槐王列太原王、琅琊王后位居第三。三槐王的发祥地在今莘县莘城镇套庙王村，史书有记载，散

居南方各地的三槐后裔也一致认同。三槐王氏宗祠以“三槐堂”命名。第一个三槐堂建于开封，第二个三槐堂由王旦之孙王巩建于莘县套庙王

村，时间是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6年后，大文学家苏轼撰写了流传千古的《三槐堂铭》。

　　王练出任莘县尉

　　在汉字的演进史上，“王”始为象形字，关如火苗，“火盛为王”。后来变为会意字，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解释是：“三画而连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王”用作姓氏，有四大源头，即舜时的妫姓、商代的子姓、周代的姬姓和来自域外的虏姓。三槐王氏源于姬姓。周的始祖名后稷，姬姓

。至东周灵王时，长子晋被立为太子，人称“太子晋”。晋因直言敢谏触怒了灵王，被废为庶人。晋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虽然最终没能

登上王位，百姓却仍以帝王视之，称其为“王子晋”，称其家族为“王家”。久而久之，晋的后人便以为姓。后世的太原王、琅琊王、三槐王

皆指晋为始祖，来历即在于此。

　　秦未，姬姓王氏后人王元因避秦乱迁居琅琊皋虞城（今山东即墨），后再迁至临沂，成为琅琊王氏一世祖。西汉未，王元之弟王威迁居太

原，成为太原王一世祖。

　　东汉未年，姬姓王氏裔中出了王祥、王览这对名噪一时的异母兄弟。王祥性至孝。母病思食鱼，隆冬无鱼可买，王祥乃脱衣卧冰，化冰求

鱼，后被列入《二十四孝图》。王览性亦孝，且与异母兄王祥手足之情勘笃。母虐待王祥，王览每每舍命护之。西晋初，王祥官拜太保，进爵

为公；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太傅，封即丘子。

东晋时，姬姓王氏后裔王导成为晋元帝司马睿的首辅。司马睿曾任琅琊王，与王导友善。司马睿称帝后，王导任宰相，王氏族中有多人身

居要职，手握重兵，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的元、明、成帝在位期间，王导一直任宰相，是稳定东晋统治的重要人物，琅琊

王也因而名声大噪。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后人，他善行、隶，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被后人誉为“书圣”。

南北朝时期，姬姓王氏后裔王俭娶南朝宋明帝之女阳羡公主为妻。其曾孙王褒始在南梁任职，后任北周光禄大夫、少司空，封石泉康侯。

唐代，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携家迁居莘县（《初篆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徒莘。

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此事《新唐宰相世系表》亦有记载）。

关于姬姓王氏移居莘县的时间，史有两说。范仲淹为三槐后代王质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其先太原人”，至王言时才“占籍大名”。元代赵

孟頫为王言撰写的简历《宋尚书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中亦说自王言起定居大名莘县。这是“王言迁莘说”。欧阳修和宋祁

主持纂修的《新唐书》和《三槐王氏家谱》则认定王练任莘县尉时携家居莘，这是“王练迁莘说”。王练和王言均为唐代人，王言是王练的六

世孙。王练迁莘说见于正史，安徽滁州三槐王氏家谱中又有其先祖王练任莘县尉并携家居莘的明确记载，此说应十分可信。王练官职不大，其

后代却不乏位高爵显之人。大官携家在外任职，其祖籍莘县并不为人知晓。至王言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黎阳（今河南浚县）令时，距莘

县不足三百里，老家莘县才渐为人知。至王旦成名时，人皆知其曾祖父王言是莘县人，曾任黎阳令，以上各代情况不详，更不知王练曾任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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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传家久下一句及出处

　忠厚传家久下一句是什么

　忠厚传家久的下一句是诗书继世长。这两句话源自于苏轼的三槐堂铭，讲的是三槐王氏的忠义事迹，王旦翻修故居时遂请苏轼作三槐堂铭，以此勉励后人、效仿先祖忠厚品行。

　忠厚传家久的出处

　出自苏轼《三槐堂铭》。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具有忠诚，厚道的道德品质的家庭，才能够长久地绵延下去。认真读书，有文化，才能使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

　苏轼简介

　 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拓展阅读：三槐堂铭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三槐堂铭翻译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三槐堂铭读后感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祐，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步入仕途之后，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祐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祐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祐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祐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祐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惟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具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购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如今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

　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充满活力，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透过它的枝干，把正直、坚强、忠厚、智慧传递；透过它的叶脉，将忠诚、仁义、宽容、善良撒播。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惟有秉承祖志，矢志不移，才能面对任何挑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

——《三槐堂铭》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佑，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佑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佑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步入仕途之后，王佑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佑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佑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佑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佑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佑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佑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佑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佑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佑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佑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佑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惟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具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购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现在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

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充满活力，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透过它的枝干，把正直、坚强、忠厚、智慧传递；透过它的叶脉，将忠诚、仁义、宽容、善良撒播。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惟有秉承祖志，矢志不移，才能面对任何挑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能查到



三槐堂王氏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得派自太原，分支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祜在自家庭院手植三棵槐树而成名的，后人将王祜的祖父王言（唐末任梨阳县令）追尊为三槐堂王氏始祖。因此，三槐堂第一代为王言，第二代王彻（王言长子，余不详），第三代王祜、王祉，第四代即王祜所生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祉有无后裔不详）。第五代十人，即王懿生子王睦、王琼、王贽三人，王旦生子王雍、王冲、王素三人，王旭生子王粹、王质、王玄、王瑞四人。第六代，有记载的共二十人，他们是：王克、王准、王恰、王整、王检、王靖、王厚、王固、王坚、王巩、王本、王硕、王凝、王常、王奥、王毖、王规、王复、王元、王忖等，其中王固、王常、王奥、王巩是王素的儿子。第七代中的王皋（王巩之子，字子高，殿帅府太尉），为三槐堂南渡三沙始祖，王皋的兄弟以及他的前辈（王言之后裔）均为其他支派的三槐堂王氏。

三槐堂南渡三沙王氏，是指北宋末金兵入侵、宋高宗南渡时，三槐堂第七代王皋举家护驾孟太后（又称隆祐太后）、后又护驾宋高宗南渡而来，定居苏州荻扁乡（又称荻川），生三子：长子王易，字吾置，袭殿帅府太尉，迁太仓沙溪，称东沙支；次子王铎，字吾伍，世守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胤，居无锡沙头，称西沙支。东沙、中沙、西沙各支均以王皋为第一世。三沙王氏后代几经迁徙繁衍，散居各地，枝繁叶茂。下面略述迁居江阴的各支。

东沙第九世，有贵八公于元代中期迁居江阴砂山化成乡（周庄镇）万安桥，是为三沙王氏江阴始迁祖。第十世，其堂侄士珍公、安一公（均为贞三公子）迁居祝塘（士珍后裔为民支，安一后裔为军支），恒（贵二公子）、敏（世荣即贵七公子）于元至正末年自常熟尤泾里徙江阴顾山古塘。恒孙裕（第十二世）复徙常熟山塘，为山塘始迁祖；敏则世居古塘，是为古塘始迁祖。

敏生二子，即十一世堂、恕。堂（1325—1357）字希太，生三子：善、和、彝；次子恕，字希仁，生二子：即十二世礼、贤。贤字思中，有才名，喜吟咏，有诗集行世，贤生三子，即十三世俊、伦、伟。伦嗣于礼为后，生五子，即十四世溱、洧、洪、格、澄，五人生子达十五人，俊之孙七人，其时天下太平，古塘王氏经三代人之努力，开始进入家族繁盛时期，蔚为古塘之大族。伟字隐南，游学江阴，定居华溪，为不忘古塘祖地，更名华塘（现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地区），生子四人，孙十一人。

贵八公后裔第十二世元吉迁居江阴千家场斜坝、杨舍花园，第十三世林迁居江阴谢家桥黄泥坝（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内），檎迁居横河巷头上、沙湖碾砣桥（现江阴华士镇与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街道相邻区域），森迁居江阴唐沙（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与张家港市金港镇相邻区域），贵二公后裔第十三世经迁居江阴北漍镇（现与顾山镇合并）清水洞桥。

中沙第十世，有吉一公迁居江阴华墅（称在镇支），吉二公迁居江阴清化乡（称清化支，清化乡1949年后分属周庄镇、华士镇）。第十一世，有子良公迁居江阴马嘶水潭，以道公迁居江阴南新桥（今均属新桥镇）。第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第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江阴筑塘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江阴杨舍白鹿（现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鹿街道）。

西沙第十世，有天民公迁居青旸镇南马家湖（今属青阳镇桐岐办事处），其弟天惓公迁居马镇东常村（今徐霞客镇上东村），东常后裔又迁居泗河镇时家圩（今南闸街道），嵩公迁居江阴宝池乡（今周庄镇北部）。第十二世，有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今属祝塘镇）。第十三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其后裔又分沙头支、无锡在城支。今年调查，又发现西沙二世王胤长子之后裔生活于江阴桐岐（现亦属青旸镇桐岐办事处）王家弄村，正准备续修新谱。

据有关资料，三沙王氏现有东沙分支八十一支，中沙分支四十一支，西沙分支一百六十八支，三沙合计共有二百九十个分支，堪称三槐一脉中的一个大家族。

东沙王氏始迁江阴古塘祖王敏，据《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卷七《世系表》记载：“敏，贵七子，字伯明，仕元为荣怀元帅府万户，尝设关扼伪吴，有保土功。至今称王万户关及王舍人桥，遗迹尚存”。其事迹在王应辰《古塘始祖万户伯明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元末明初在张士诚准备渡长江南下之际，“公相视地势，仗义誓众”，集合乡兵以备。在张士诚渡江至福山后，“将因粮于四境，怵公有备，不敢犯，独公所保，克全无害，人皆服公先见。”“以故数十里内，烽火无惊，纺不停经，耕无悬耜 ，士民德公甚，为梁以旌公伐，至今土人犹名王舍人桥。”“自丙申（1356）讫丁未（1367）前后十二年，公且战且守，务在保境安民，终士诚之世。”

古塘王氏真正兴旺发家，始于王伦。王伦（1418—1499），字德常，号西岩，为东沙王氏第十三世。自此古塘王氏人才辈出，有经营工商业的，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再有世守田里而务农的，在手工业、政界、农业、文化等领域中作出了一定贡献。现已了解到，王伦兄俊，后裔居地有小墅桥东街、常熟祁村南王家巷、常熟小东门钟楼头、后巷里、五房庄、常熟小石桥等。王伦第五子澄，生四子（第十五世）：授、抚、揖、按，居地有瑶岸、曹家庄、赵家巷、上车场（今周庄镇路口桥下沙里）、锡城中市桥、华德桥、西塘市、长泾镇、马镇一保南巷、常熟菜园村、石井苏庄、云亭北街等。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古塘王氏不断向外地迁徙，以求生存。其中，有迁居无锡县五房庄、后巷里、南龚巷、荡上等，又有徙居常熟县河头大坝、车路坝、南村坝，也有迁居江阴长泾镇、董庄桥及北渚等地。以上仅为顾山古塘王氏部分迁徙分布情况，尚不包括以上迁徙地后又再迁的情况。

明朝正统年间，王伦弟伟（字德彰，号隐南）游学至江阴凤过乡（也称凤戈乡）见华（花）溪地面，水清土厚，可乐可耕，遂迁居于此，并改名为“华塘”（花塘），意思不忘顾山古塘之意。后至十五世时，子孙留居华塘（前王村、后王村）者外，有迁居蓉湖柳塘（今江阴月城及武进芙蓉），后有迁居善政桥、晖墩、丘村等地者。

现根据华塘原谱记载及其他已独立修谱的资料归纳其后，华塘王氏的分布大致为：

峭岐：前王村，后王村，陈铁村，小村上，庄家村，凤戈庄，孔家浜，楼下，灰墩汪家村，西张村，邱缸爿，钓台村，上场，吉家村，许家村，陈子白殷家庄，顾家跳。

周庄：茂墅东墩。

要塞：王家场，果园里，顾家村，范家埭，高家衖，黄石桥钱家村，塘坝头，萧家村，蒲鞋桥王龙村，东桥，徐三村，黄泥坝，板桥，陆家村，焦家村，戴家弄，王家村，严家埭，贯庄，双牌。

山观：尤家埭，户岐村，金童桥。

南闸：灰墩下村，河西，施园场，后塍，曲里吴家埭。

云亭：江家冲，龚家宕，周家村，李家村。

璜塘：皋岸曹家村，大住基，东元塘，东胖官村，保家庄，跳里。

青阳：朱家坝，牌楼头黄家村，坝上李家村， 严家坝，南村头，塘头桥，俞家浜，西阳村，严家坝，茅柴村，邱家村，西衖，北街。

月城：赵家村，蒋家村，中腰坝，陈四房庄，月城桥北街，戴庄李家村。

西郊：梅园里。

文林：茂墅,西旸村。

祝塘：王家住基。

夏港：於王村再迁申港王家店、中街、史巷里及恐龙园旁丁庄村。

城内：三元坊巷。

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青墩。

外迁的有：宜兴，常熟梅里，靖江，无锡等地。

东沙古塘王氏还有迁居山观（今江阴市城东办事处）成章坝等地者。

世居荻扁的王氏中沙支，分“在镇支”（今华士镇）与“清化支”（今周庄镇南部、华士镇西部）。十一世子良公（德二公三子）迁居江阴马嘶为“水潭支”、以道公迁居新桥为“江阴南新桥支”（均属今新桥镇）。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为“江阴云亭支”（今云亭街道）。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筑塘为“江阴筑塘梧村支”（“筑塘”即今祝塘镇，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杨厍西北为“江阴杨厍白鹿支”（今张家港市杨舍镇）。清化支地名：长房：连三基、侯士巷，二房：北庄、地板上、常熟东乡浜家市。清化老王巷支地名：老王家巷（老王巷）、龙丼上又名草塘龙丼（丼，读端，去声）、华墅中渡桥、雷家基。南新桥支（水潭支）地名：南新桥、华墅、虎圣堂、常州北外西篁村、无锡东外常庄巷、杨厍前溪巷。

王氏西沙支，第十世有天民、天惓兄弟俩在元末明初战乱中失散，分别到江阴青旸、江阴马镇定居，天民公后裔成为“江阴青旸马家湖支”（今青阳镇），天惓公后裔为“江阴马镇东常支”（今徐霞客镇上东村）和“江阴泗河时家圩支”（今南闸街道）。第十世又有嵩公迁居江阴敔山湾，后裔为“江阴敔山湾支”（今云亭街道）和“江阴宝池支”（今周庄镇），十二世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为“江阴荡南支”（今祝塘镇五福村）。第十五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邑城为“江阴支”。江阴今临港新城地区有“小沙头支”，始迁祖待考。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来东常支、敔山湾支、宝池支合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计修入敔山湾支、宝池支、顾家桥支、瓠岱桥支、尖上支、江阴大街支、尖上支（现属无锡）、丁塔支（现无锡堰桥）、黄山港支，东常支（又分小二房支、号里窑上支、旸岐支、东房分、西房分、船形分、老三房分、祝塘南街、马鞍桥支、后土头支、里庄里支、江阴北门西门支），注明另修有秦泾桥支、马家湖支。

三槐堂三沙王氏在江阴的繁衍分布既广且多，长期居江阴666个姓氏之首（目前居第二位，在张姓之后），江阴135万人口（不含外来工新市民）的5%左右，精确统计有待日后。所谓“长天秋水家声远，一脉三槐世泽长”，非虚语也。

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名字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辫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无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着》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着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应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