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墓志铭：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 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 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 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汉代以下的？各朝代都有差别可以到我空间看看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 ，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

　　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

　　元 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

　　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山西省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及孝文帝的万年堂，为北魏帝陵。墓室都分前后两室，与一般贵族墓之为单室相比，显示了帝陵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坟丘之前设石殿，应是继承东汉的陵制。南朝的帝陵在江苏省南京和丹阳。陵前有很长的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和石碑等。墓室皆为单室，室内有用模印画像砖拼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与北朝墓内流行施彩色壁画的作风相比，显示了南朝陵墓在墓室装饰方面的特色。

　　隋唐五代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 白虎， 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 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 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

　　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 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

　　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

　　宋至明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 ，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后两室的。赤峰的辽驸马墓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 都有前、 中、后3室，并多设耳室， 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这个时期受北宋墓的影响较多。特别是汉人的墓，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饰砖雕的桌椅，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开芳宴”和孝悌故事图等，与北宋墓相似。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

　　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下的辽庆陵，是辽代中晚期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的陵墓。以保存较好的圣宗的东陵为例，地面设陵门、参道和享殿。砖筑墓室分前、中、后3室，前室和后室又各在两侧设耳室,各室平面成圆形，顶部隆起成半球状。自墓道至墓室,都施壁画,内容包括鞍马、侍卫、乐队、臣僚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从墓室的形状和壁画的内容看来，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于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后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的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妇女”。这

　　显然是北宋后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象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祾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

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宽0265 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西汉徐平砖志是汉代的文物。徐平砖志，是指西汉初年徐平刻写的纪事砖，长约975厘米，宽约505厘米，厚约22厘米。其内容为徐平在汉初时期从事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以及他参加平定赤眉军起义和五校将讨伐陈胜、吴广起义等历史事件的经历。

徐平砖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刻史料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其内容对研究汉代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窗口之一。

　　最早的墓志铭

　　许阿瞿墓志铭文

　　吕风林

　　在“东方艺术宝库”———河南省南阳市汉画馆所收藏的近三千块汉代画像石刻中，有一块名为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极为珍贵，它上面不仅雕刻有精美的图案，同时还锲刻有墓主人的名字和确切的纪年等文字。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墓志铭，被文物专家定为“国宝”。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1973年出土于南阳市东郊的曹魏墓中，是三国人用汉代画像石重新筑造坟墓时被挪用作墓顶石的，该墓志画像石70厘米×112厘米，石面左方为志文，隶书，竖刻6行，满行23字，共136字，末行有16字漫漶，不能尽识，曾将拓片寄于郭沫若同志考订断句加标点，其文曰：“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壬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从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名叫许阿瞿，年仅五岁不幸于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三月十八日就夭折了，全家极为悲伤。

　　此石的右边刻有画像分上下两格，上格左边一幼童跽坐于榻上，旁边有铭文“许阿瞿”三字。许阿瞿前有三幼童，或托木乌，或牵引木鸠车玩耍。下格为舞乐场面，或飞剑跳丸，或踏盘鼓甩袖而舞，或抚琴吹箫奏乐，由此可以推测墓主人一定是富贵之家的孩子。

　　许阿瞿的墓志铭铭文为四言韵文，语句流畅生动，书法方正整齐自然，在端庄厚重中透出率真灵稚气，与该画像石风格浑然一体，再现了汉代统治阶级迷恋于“楚歌郑舞”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反映了东汉时期崇信鬼神的观念和迷信思想，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的珍贵的实物文字。

（1）马鞍山：在江苏昆山市西北，形似马鞍，故名，又名昆山。浮屠：佛塔。

（2）王氏：归有光的继室。前妻魏氏早故。

（3）兄弟：这里指姊妹。古代女子也可用兄弟相称。

（4）内家：妻子家。

（5）邓尉山：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因汉代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山以梅花著称。

（6）虎山、西崦：山名。

（7）嘉靖二十年：1541年。嘉靖为明世宗年号（1522—1566）。

（8）安亭：镇名。在今上海市嘉定县西南。

（9）吴淞江：古称松江，也称苏州河。源出太湖瓜泾口，东流到上海市区外白渡桥入黄浦江。

（10）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与上海市的嘉定县接壤。

（11）江海之滨：指安亭。

（12）翕（xī）吓：显赫。

（13）伉厉：正直严厉。

（14）介介：耿介。

（15）浮屠、老子之宫：指佛寺、道观。

（16）科举速化之学：指应会科举考试能迅速登科的学习办法。

（17）畏：敬服。

（18）精庐：书斋。

（19）啜（chuò）茗：品茶。

（20）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21）原：高地。先茔（yíng）：祖先的坟地。 我初次认识沈贞甫时，他还很年轻，在马鞍山一座寺庙旁读书。等我娶了王氏，（王氏）和贞甫的妻子是姊妹，经常在岳丈家相见。我曾经到邓尉山中小住，贞甫也来同住，天天到虎山、西崦周围的山上游玩，观赏太湖七十二峰的美景。嘉靖二十年，我定居安亭。安亭在吴淞江边，界于昆山、嘉定之间，沈家世代在此居住。贞甫因此更加亲近善待我，凭借着文字往来，没有一天不这样（每天都和我有书信往来）。因为我仁途坎坷，但唯独沈贞甫相信我，即使是一个字的疑惑，也一定来拜访我，加以考订，并且最终认为我的话正确。

我隐居在江海边，二十年中，（经历了）许多丧老病死、坎坷磨难，被世人所嗤笑，而贞甫全然不因别人的说法改变自己，而与我共进退。即使我偶尔得到重用，众人看到后都很惊讶，而贞甫不会瞧不起我。唉！士人在潦倒（或不得意）时，听到别人一句好话，也不能忘怀，我凭什么从贞甫那里得到这样的（恩遇）呢？这正是贞甫去世，我不能不为他极度悲伤的（原因）啊。

贞甫为人刚直，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耿介自重，不是同道中人就不曾对他和颜悦色。遇到事情慷慨激昂，即使跌倒（受到挫折）也不回避。特别喜欢读古书，一定要到名山大川、寺庙道观中，每到一处就扫净地面，燃上香，图书放满了书几。听说别人有好书，就想尽办法借来，亲自抄书，多达几百卷。现在有为科举速成为学之道，都认为研习经书、学习古籍是迂腐的，沈贞甫却单单这样喜欢并精研经典古籍，在古籍研究方面大有长进，从未停止。后来不幸得病，一病数年，可是读书著述更加勤奋。我十分敬仰他的志向，同时也担心他的气力难以继续（如此繁重的劳作），他最终因此病逝，真悲伤啊！

当初我在安亭时，闲来无事，每次到他的学舍去拜访他，边喝茶边讨论文章，有时达一整天。等到贞甫病逝了我再到那里去，又经过战乱，独自徘徊无处可去，更使人产生荒凉寂寞的感慨。

他在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某日病逝，时年四十二岁。真令人悲伤啊！

铭文：天意命运不可预料，他的勤谨忠恳在这里停止了（英年早逝）！

徐妙云历史原型是明成祖仁孝皇后，徐达之女。

仁孝文皇后徐氏（1362年3月5日—1407年8月6日），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明成祖朱棣原配皇后，明朝开国功臣、中山武宁王徐达长女，她天资聪颖，幼年时便贞洁娴静，喜欢读书，有“女诸生”的美誉。

徐氏自幼入宫，选在燕王朱棣之侧，洪武九年（1377年）正月被册封为燕王妃，深得孝慈高皇后喜爱；洪武十三年三月，随朱棣就藩北平，夫妻情深，王府内政肃然；建文元年七月，靖难之役爆发，徐氏镇守北平参与军务，使朱棣无后顾之忧。

建文四年十一月（1402年）被册立为皇后；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崩于南京，十月上谥号曰“仁孝皇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葬于长陵。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明仁宗上仁孝皇后尊谥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升祔太庙。

皇后徐氏的贡献：

徐氏的确是个合格的妻子，靖难成功后，徐氏被封皇后，作为皇后的她极为称职，多次告诫朱棣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仁政治国。

徐氏在后宫多次召见朝中重臣家眷，赐给她们服饰和钱币，劝导她们一定要充当贤内助，将自己所做的《内训》赐给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缓解靖难之后天下对朱棣篡位的指责。

徐氏虽出生于魏国公徐达（死后封王）这种大权贵之家，还是长女，但她不骄奢，反而阅读经史，并摘录其间有关烈女、孝悌、节俭、友睦的例子，做成《劝善书》颁行天下。

徐氏懂大义，她一母所生的亲弟弟徐增寿，靖难时身在江南，因私通燕军，被建文帝处死。靖难成功后，朱棣几次想追封死去的小舅子，但徐皇后认为弟弟没什么大功绩，坚决不从。

直到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不顾徐皇后阻拦，追封徐增寿为定国公，而徐氏认为功不配封，也没有谢恩。

永乐五年（1407年），徐皇后去世，临终前仍告诫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要好好对待宗室亲属，但不要过分宠幸外戚；嘱咐太子朱高炽一定要好好对待当时和自己一起守护北平的军人家眷。

朱棣给其谥号“仁孝皇后”，到她的儿子朱高炽当皇帝（仁宗）时，才给其加了一长串谥号“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

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崇尚厚葬，陶器可久藏不朽，成了最好的陪葬品，有模型房舍、乐器、鸟兽、以及人俑，秦汉时期的兵马俑最为有名，陆续出土狻为考古学者重视。

中国汉画像砖多盛于两汉 ，今日出土的为河南、四川、江苏等省。汉画像砖常用于墓室建筑装饰，彼时达官显贵厚葬习俗大兴于世。在墓室之中，视死入生，阴宅若阳，追求天人合一，人神相融，便雕画环壁，以成汉画像砖。

汉画像砖之题材内容“成教化、助人伦”，颇有儒道哲学内涵，常见鳞身伏羲、蛇躯女娲、西王母东王公、轺车出行、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市井人物、渔猎耕读、建筑园林、草木禽兽、文字书法等，深刻折射了两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的世间风貌和审美格局。艺术创造和制作形式上，型制或巨、或细、或方、或扁。刻作手法既有刻膜印迹翻制，又有阴线阳线雕刻，还有浮雕加线刻，地域风格各不同，出土异处，众美纷呈。是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物。

表现内容：

铭字砖与瓦当一样，实用价值依附于建筑、墓葬的需要。因此其文字内容表现为以下几种:　　1制砖的地名、人名和管辖官署之名。这种仅几个字的记名，承继战国、秦代制陶工艺的习惯，多以戳记铃压于砖面，如右司空生产的砖上铃有“右空”“空”的戳记。以后民间制砖业发展，这种砖文上的记名逐渐被墓主人的姓名所代替。这种戳记原本是一种劳动工具，与汉代盛行的以检奸萌的印玺作用并不相同，但因其留下的印陶痕迹类似封泥，故被视为玺印的一个分支。　　2，制砖人用于建筑上的标记。这种标记主要是数目、建筑使用方位以及尺寸等等。多为工匠以硬器直接刻画于砖上，如陕西凤翔汉代子母砖上的“四百卅”字样。成批制作时以戳记表现记号，或因建筑需要以毛笔墨书于砖上，这一种标记亦不乏其例。　　3纪年与纪事。汉代陵墓与民间墓葬中多见这种记录造墓时间的模印砖铭，如“建宁元年八月十日造作砖”“本初元年岁在丙戌砖”等。墓砖上还　　录了不遗徐力耗费巨资厚葬的史实，如辽宁省盖县东汉永和五年(140)的墓砖上所记:“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徐，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　　4吉语、占祥祈祷之语。最初出现于几西汉宫殿官署建筑的铺地砖上，如“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砖、长乐宫的“长乐未央、子孙益昌、千秋万岁”砖、“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砖、四川出土的“富贵昌、宜官堂，意气阳、乐未央，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砖等等，通常书法讲究，富装饰趣味，与宫殿瓦当之精美相匹配。此外西安建章宫旧址出土的长方形“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砖，虽非铺地砖，但亦展现了华贵的宫廷色彩与上述铺地砖当为同一品类。东汉时代，厚葬习俗遍及民间，小砖室墓上吉语砖铭大量出现，最常见的吉语是“大吉祥”“宜子孙”“富贵昌”之类，且与图案花纹相互映衬，表现了特有的装饰美。　　5墓志。汉代的墓志尚在雏形，具有典型意义的汉代墓志是出上于洛阳的刑徒墓砖，类似秦代的葬瓦，所记录的仅为刑徒姓名、里籍、卒年等。　　6其他。在汉代砖铭中还可见到数量较少的“买地券”，这是一种类似地契的随葬品，铭文记录了死者姓名、死亡年月及所买土地来源、大小、范围、价值、证人等。汉代地券多见铅板条，扬州甘泉东汉墓《刘元台买地砖券》是一块七棱柱砖，七面阴刻文字，颇类汉木机书写。此外汉代砖刻中还有一类与墓主事迹、制砖人、制造地均无关的铭文，大抵为民间工匠在劳动之徐的信手刻画，东汉末年安徽毫县《曹操宗族墓砖》中的许多铭文即属此种类型。流传至今的汉代《急就抓传》砖、《公羊传》砖，则当是民间工匠中通于文墨的书手所写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