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家谱作为和国史、地志，其名的三大文献，虽然是平民的特色文献，却记载着家族的历史。打开家谱一看有一个显现，先祖即使不是帝王将相，也应该是达官显贵，通俗点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祖宗是凡人。

这就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白纸黑字又不能让人不信，实际情况就要从古人如何修撰家谱找到答案，在古代收集信息要比现在艰难的多，比如明朝的徐霞客，跑到昆明的时候，想要一套府志，结果人家只印了几套，现在一套找不到，但念及徐霞客是个名人，又找到原来的印版帮他印了一套。明朝的纸张是非常贵的，官府的才只舍得印几套，

古代频繁的战乱，人都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何况家谱，等到天下太平，编家谱时，信息采集困难，很难说搞清自己的祖宗是谁。不过这并难不倒国人，正所谓各行其道，自然也有古人的方法。

1848年，湖北罗田陈氏，为了解决修谱的难题，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的世袭，是没有人知道的。江西义门陈氏，分为两支，江右陈氏和江州陈氏，都算是名门望族，在唐宋时期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和谐共处不分家堪称族史奇观，到了清代算的上著名的家族。

罗田陈氏用的这个办法叫做扶乩，这是一种占卜方法，通俗点来讲就是扮演神明附身，然后通过沙盘的写字，传达神明的意思，神告诉你，你是谁的后裔，就是这么一种方法，在“神明”的帮助下上千年的事情就搞清楚了，然后重修家谱。

信奉神明的可以，没有这种信仰的自然就是鬼扯了，这里我们说下皖西南一带的刘氏。

1862年寿福堂刘氏，是一个巨族大姓，稿本族谱记载：福五公居葬太湖县铁山寨，生二子：道荣、道建。

1894年敦睦堂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四个儿子――道成、道宝、道通、道文，一下增加了两个儿子。

（1929），怀宁柏枝庄谊美堂碧虚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六个儿子――永成、永建、永荣、永宝、永通、永雯，双增加了两个儿子。

这里可以看到，福五公这个人，儿子由2个变成4个，最后变成6个，这种方法我们叫做挂靠，因为这种原因新谱修成后，旧谱就要全部焚毁，当然在选择挂靠的首先是历史名人，帝王将相是最好的，其次才是达官显贵，不然说起自己“先祖”时就太没面子了。

这种挂靠有人是不屑为之的，比如怀宁坨埂方氏，在四修族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族谱存在挂靠问题，便在四修谱序写到：史必取信，谱不可诬”“楚之黄州，同郡之桐城，又何必引为近支以为荣耶”“坨埂方氏皆不以依附为荣，希望本族各宜自勉，而勿堕先人自立之志。意思很明确告诉后人不要在乱挂靠。不过只是明确告诉后人，没有再去纠正前者的错误。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执着的了，桐城桂林方氏是明清时期的大族，著名的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等，皆出这一族。在修谱由于战乱找不到源头，只知道一个大略的源头，此时兴起联宗的热潮，方氏两个大宗族准备联宗，但是为了不忘祖，崇实的桐城方氏，最终只在族谱上修了桐城桂林方氏，虽然先祖中没有帝王将相，但是这种务实的态度值得世人尊敬。

查族谱方法：祖籍地搜集信息、通过互联网查找、图书馆。

一、祖籍地搜集信息

在现居住的家族地搜集一定资料后，在觉得不够详实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去祖籍地去走访和询问关于家族家谱信息，一些经过多次迁徙导致谱牒不全的家族往往会采用这种方法，会取得新的进展。

二、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收藏了很多家谱，像上海图书馆收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需要找族谱的可以去试试。

三、通过互联网查找

向家里老人多打听一些相关自己家族的事，字辈、祖籍什么的，知道这些后再找人打听或者网络查找。可以建一个博客贴吧，写上自己家族的一些简明信息，互联网上有很多热心谱牒事业、续谱的人，他们手里有很多资料，说不定会有热心网友帮你查找。

族谱的作用

族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当代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