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活富足了，有很多家族开始续写家谱。为什么要写家谱呢，这要从什么是家开始说。

    什么是家呢？家最早是男女双方因爱而组成的聚合体，然后生成儿女子孙，形成以血缘组成的最紧密的家庭结构，再延展出叔伯堂侄堂兄弟等为主的家族亲情社会结构。家庭和家族在外表现和聚合的是亲情关系，内在实际上是一种力量显示，什么力量呢？首先是以血亲联系的共担风雨的强大凝聚力！上了年纪的农村老人常常告诫儿孙说:"你看谁家的户面大，他家的人尽量别招惹。"户面就是家族，足见他人害怕的还是力量！凝聚力同时也是一种抗风险能力以及冲击力，这个在偶遇大灾大难时犹为重要！雪只有滚成庞大的雪球才很不容易融化，树木形成森林时才能抗御强风！很多人手拉手肩并肩就会成为坚固的长城！

      那为什么写家谱呢？首先是追寻自己的根，我从哪里来？我的家族有哪些人，有多大？我的祖宗是谁，祖上都有谁？这就是中国的根文化。树无根是枯木，水无源化作汽！瑟瑟秋风中飘荡的黄叶是悲苦的，只有落在浑厚的大地上才会感受到异常的温暖;客居他乡的游子，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能倍感故土的亲切！思乡问亲是不断地封存和开启生命与亲情之门的珍贵记忆，如封藏若干年的美酒散发出来诱人的醇香！

      一个家族在记忆背后的是什么？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共同的根，共同的血缘，先辈共同走过的路！这一切折射与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一种精神！什么精神？传承与传递生命之火的精神！再大的苦都不会怕，再大的难都能过！为什么？因为有无数的亲人看着帮着协助着，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孤独不再孤苦无依！人类在世界上在大自然中有时很卑微渺小，但是抱成团就是巨大的力量！

    家谱续写的是血缘，诉说的是亲情，传递的是感情，凝聚的是力量，彰显的是精神，照亮的是前行的路！薪火相传，代代不息，直到永远！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一个共同的根！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

家谱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宗伯官（即负责君族谱系的官员）专门负责“定世系，辨昭穆”，意思是家族世系的确定和尊卑等级的区分。这可能是家谱的最早起源。

在周代之前，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简单的家族记录，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家谱传统。而到了周代，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对于家族世系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形成了周代的宗伯官和家谱文化。

在战国、秦汉之后，家谱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家谱的数量和种类也越来越多。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文化的兴起，家谱的编纂和流传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总的来说，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并在宋代以后逐渐繁荣发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