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晚年建书堂于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命名濂溪书堂，故后人又称濂溪先生。曾官郴州郴县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国子博士、通判虔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神宗熙宁六年病故，赐谥元公，追封汝南伯。

周敦颐

周敦颐学说根植于《周易》，主张以“太极”为理，以“阴阳五行”为气，并以此来解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成就为宋明道学家解易之先驱，其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

周敦颐依据《易传》、《中庸》和唐韩愈《原道》，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把陈抟《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提出了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周敦颐《通书》的基本思想则是把儒家《中庸》中“诚”的思想融入易学之中，将《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理学与哲学问题纳入到易学的体系之中，为宋明理学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敦颐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后人编有《周元公集》，存诗28首，赋1篇，文4篇，代表作为《爱莲说》。

二，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范阳（今河北涿县）人。

邵雍少随父邵古徙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布衣疏食，刻苦为学，师李之才，受《河图》《洛书》及象数之学。后出游河、汾、淮、汉，居洛阳30年，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从游甚密。数诏不仕，司马光、富弼等为其买地筑宅，名“安乐窝”或“长生洞”，卒谥康节。

邵雍根据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之说，将他创制的伏羲八卦图和文王八卦图，分别定之为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在其文王八卦图中，又分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和文王八卦方位图两种，此两种图式，亦均载人朱熹的《周易本义》中。

以图解易是整个宋易的一大特征。邵雍即为此中之中坚。邵雍的先天图，蔚为大观，他根据自己的《先天图说》，按象数的“顺”“逆’推论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认为一切事物“以类推之，从可知矣”，从而开创了北宋易学中的先天象数学。

与此同时，邵雍也是理学诗的倡导者，朱熹曾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书》，其花草便是诗。”他是“北宋五子”中最喜欢写诗而且流传作品最多的理学家，也是对后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学诗人。

　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包括《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渔樵问对》和《无名公传》。《内篇》为邵雍之作，《外篇》是其弟子之记述，类似语录。另有诗集《击壤集》。

三，张载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世称横渠先生。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青年时喜论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

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登第，初任祁州司法参军，历云岩（今陕西宜川）令。熙宁二年（1069）经吕公著举荐，为崇文院校书，后以病辞归，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为“关学”。

熙宁十年（1077），张载受吕大防之荐，同知太常礼院。不久以病归，途中病逝于临潼，年58岁。

张载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

张载沿用《论语》中“两端”一词来表达事物内部矛盾性质，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着的两端，两端的矛盾斗争形成宇宙间事物的运动，称矛盾运动为“参”，这就是张载的“两端一参”论。

张载是关学大师，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上，于文学创作并不十分用力，故作诗不多，现仅存16首。

张载的著作主要有《正蒙》、《西铭》、《易说》、《经学理窟》等，后人编入《张子全书》。中华书局于1978年出版《张载集》。

四，程颢与程颐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明道先生。曾任鄠县、上元县主簿，宋神宗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1033—1107）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字正叔，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曾为哲宗老师，因反对王安石新政被贬官流放。晚年又回洛阳讲学，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达三十余年。

程颢与程颐二人曾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

在哲学领域内，二程把“理”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以此确立了理之一元论的本体论，构成了理学派。然而二程在对“理”的理解上，又有很大差异。

程颢认为，“理”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心是理，理是心”，他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把心中的“理”作为其主宰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万物一体”的命题。程颢将易学的原理引向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成为心学派解易的先驱，并为陆九渊和杨简等人所继承。

程颐之易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易学哲学专著《伊川易传》中，他将“理”作为其易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随时变易以从道”和“易周尽万物之理”的命题，把《易》视为是讲事物变化之规律，规范人们行为的一部典籍。

程颢对心和理不予区分，程颐则将心和理加以区别。后来，在道学的发展里程中，程颢的思想逐渐演变为心学，而程颐的思想则成为理学。

二程之易学，可以统称为北宋理学派之代表，在易学史上，继王弼之后把义理学派易学推向了又一个高峰。特别是程颐，他的易学最终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

程颢与程颐的学说后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著有《易传》、《伊川文集》等，后人将二人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

简单回答是，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儒家宋明理学之前，儒家学说不讲理论体系，也没有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却是建立在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概念就理，理本于天，天理赋予到人心中，就是性。天理本身是善的，人性本身也是善的。人应该按天理去做事，因为人性中含有天理，所以按自己的本性去做事，也就是顺应天理去做事。这就是所谓的“性即理”。和天理、本性向对的就是人欲、私欲。人与物相感会产生物欲、私欲、人欲，这会让人偏离天理和本性。所以，应该克制私欲，回归本性和天理，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以上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奠基者就是周敦颐。

周敦颐是通过重新解释《易经》而得到这些思想的，其最著名的就是《太极图说》，用阴阳五行直说去重新解读《易经》，从而为整个宇宙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所以，朱熹非常看重《太极图说》亲自为其做了一篇和很长的注解。

宋明理学的主要目标是排斥佛老，即破除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道教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有一个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所以，宋明理学就需要一个理论体系来对抗和替代佛道的。儒家最古老、最核心的经典是《易经》，周敦颐（1017-1073年），以及张载（1020年—1077年）、程颐(1033年——1107年)、程颢（1032年—1085年）、邵勇（1011年—1077年）等人发现，《易经》中存在构架一个形而上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五个人被称为”北宋五子”，他们是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

“北宋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二程和周敦颐、张载甚至是亲戚和至交。而周敦颐又比较年长，是二程的长辈。这些因素都周敦颐获取如此之高地位的原因。谈“北宋五子”时，一般都会把周敦颐排在第一位，可说是北宋五子之首。

这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宋明理学中就具备基石地位。然而，戏剧的是，到了清朝，著名的考据家胡渭却用详实的证据证明，“太极图”是伪造的，并非出自伏羲之手，而是出于北宋的江湖道士之手。这对当时的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胡渭的书叫《易图明辨》。

这里的绝学指的是：儒学。

千百年的演变，人心不古，从智慧上到形式上，儒学都没有被真正的传承下来。

有些人会问，这里指儒学会不会显得狭隘？

每次读这句话，我都会想到《道德经》里的绝学无忧，如果绝学指的是不学知识，不学人性，不学做人，我们内心就无所忧患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到像这种人，他们要不是徘徊于社会的底层，要不是有钱后为人民所垢病，其实忧患还是很多很多。

可是，如果我们把所学当成一种束缚，当成一种枷锁，而不能真正的触及心灵，不能开启智慧，那一样是为学所累，一世过完，也不知所学。

这里要继的绝学，是真正的从本源认识儒学，开启人性的智慧，让人性再次散发出光芒。这也是绝学无忧的真实含义——灵魂是无需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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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说，自己吃饭都吃不饱，还想什么后代子孙。结果他自己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人为什么需要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很简单，这是我们内心真实需要的。

有些东西在我们还没失去前我们总认为，失去了也不要紧，等到把他抛出去了，才会醒悟这太重要了，可已经晚了。我们已经做了太多错事，光是想想都觉得羞愧。所以孔子才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知道了道理，我们就要重新做人，做出一个新的自己，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惭愧到跑去死还不如做好自己，不再犯错（能补救自然是最好）。（对了，现在很喜欢翻译成早上闻道，即使晚上死也没有遗憾了。应该不太可能吧，因为听闻了道理，所以觉得自己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准备，还有很多事做的不够好的，怎么都不可能安心离开吧。至于会不会看开了，了然了，放下了，然后可以安心了，这个嘛，除非此人自认圣人，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没有什么对不起的，那么应该可以。）

　　是《蜀道难》，不是蜀难道……

　　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据此可知《蜀道难》诗作于天宝初年之前。唯"自西蜀至京"有误，李白天宝初是从南陵奉诏入京。关于此诗之意旨，历来说法不一（参《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因友人入蜀而望其早日归来之作。诗人并未亲历剑阁蜀道，唯以丰富的想象、夸张、援引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浪漫手法，描绘蜀道山川之险峻，慨叹蜀道之艰难。诗风宏伟壮浪，句法录活多变，韵散兼用。这是李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译文

　　唉呀呀，多么危险多么高峻伟岸！蜀道难行赛过攀上遥遥青天！蚕丛、鱼凫这两位古蜀国的帝王，他们建国的年代已多么邈远茫然。自从那时至今约有四万八千年，秦蜀被秦岭所阻从不沟通往返。长安西面太白山阻挡，峰峦起伏只剩一条飞鸟的路线蜿蜒曲折，一直爬上巍巍的峨嵋山巅。山崩地裂，埋葬了五位英雄壮士，然后有了天梯似的栈道，秦蜀两国才相通勾连。上有挡住太阳神六龙车的山巅，下有激浪排空纡回曲折的大川。善于高飞的黄鹄尚且无法飞过，即使猢狲要想翻过也愁于攀援。青泥岭多么曲折绕着山峦盘旋，百步之内萦绕岩峦转九个弯弯。可以摸到参、井星叫人仰首屏息，用手抚胸不已徒来长叹。

　　西行的游子啊，请问你何时回还？险山恶水，可怕的蜀道实在难以登攀！只看到古树丛中传出鸟儿阵阵悲号，雄雌相随飞翔在荒凉的山林之间。月夜听到的是杜鹃悲惨的啼声，令人愁思绵绵呵这荒荡的空山！蜀道艰难啊，难过攀上遥遥青天，听后也会使人生愁，凋谢了青春红润的容颜。山峰座座相连离天还不到一尺；枯松老枝倒挂倚贴在绝壁之间。漩涡飞转瀑布飞泻争相喧闹着；水石相击转动像万壑鸣雷一般。蜀道哇，竟是如此的艰难；唉呀呀你这个远方而来的客人，为了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

　　剑阁那地方崇峻巍峨高入云端，只要一人把守，千军万马也难攻占。驻守的官员若不是皇家的近亲；难免要变为豺狼踞此为非造反。清晨你要提心吊胆地躲避猛虎；傍晚你要警觉防范长蛇的灾难。豺狼虎豹磨牙吮血真叫人不安；毒蛇猛兽杀人如麻即令你胆寒。锦官城虽然说是快乐的所在；如此险恶还不如早早地把家还。蜀道太难走呵简直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令人不免感慨与长叹！

　　逐段分析

　　《蜀王本纪》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据说秦惠王的时候，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力能移山。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享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回翼乎高标。"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萧士赟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现在我们根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作者不象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他因亡国而死，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象哭泣一样。这一句诗的读法，一向有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都断句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成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我以为这样读法是错的，应该是两个五字句。古书没有标点，也不断句，很难知道古人把这句诗如何读法。但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钱良择的《唐音审体》，都是清初刻本，都是圈断了句子的。他们把这一句定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我以为这样断句较为适当。它是两个五言句，不是七、三句法。理由是：“愁空山”三字不成句。歌行中的三字句，常常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用的。这在李白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只因为“子规啼月”、“蟪蛄啼月”在唐诗中往往可见，所以许多人不敢把“夜月”二字和“啼”字分开，于是读成了上七下三的句法。至于“夜月愁空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李白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绝句也用同样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以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为证据，可知李白写的是两个五言句，而不是上七下三的句法。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把此句十字连为一句读，而解释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并无有人迹。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是悲鸟雌雄威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历来讲唐诗者，这段讲解最为突出。他躲躲闪闪地讲了一通，我们竟看不出他怎样分析这个十字句法。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现在我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象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艺苑卮言》卷四引)对于这一段诗，我也认为是“强弩之末”的“长语”(多馀的话)。

　　作品赏析

　　这首诗，大约是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蜀道难》是他袭用乐府古题，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并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些忧虑与关切。

　　诗人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

　　从“噫吁”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一个段落。一开篇就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出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以下随着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象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太白峰首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处飞过。太白峰在秦都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民谚云：“武公太白，去天三百。”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具有引人入胜的妙用。下面即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了。

　　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使人听此凋朱颜”为又一段落。这一段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愈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曲折回旋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犹未足，又借黄鹤与猿猱来反衬。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以上用虚写手法层层映衬，下面再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

　　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元和郡县志》），为唐代人蜀要道。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俱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至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昂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凄的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诗人借景抒情，用“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自“连峰去天不盈尺”至全篇结束，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如果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之高，“枯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

　　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好像一串**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若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此处山川的险要更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写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对政治形势的描写。他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劝人引为鉴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唐天宝初年，太平景象的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证明诗人的忧虑是有现实意义的。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宛如历历在目。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状道之险阻，则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李白七古语），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高大形象。

　　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李白对东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诗的用韵，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极尽变化之能事。所以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本篇，前人有种种寓意之说，断定是专为某人某事而作的。明人胡震亨、顾炎武认为，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今人有谓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迄无定论。

　　写作背景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王官）、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王官）、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天宝一载至天宝三载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

　　鉴赏示例

　　这首诗，大约是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蜀道难》是他袭用乐府古题，展开丰富的想像，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并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些忧虑与关切。

　　诗人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

　　从“噫吁”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一个段落。一开篇就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出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以下随着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太白峰首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处飞过。太白峰在秦都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民谚云：“武公太白，去天三百。”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具有引人入胜的妙用。下面即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了。

　　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使人听此凋朱颜”为又一段落。这一段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愈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曲折回旋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惟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犹未足，又借黄鹤与猿猱来反衬。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以上用虚写手法层层映衬，下面再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

　　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元和郡县志》），为唐代入蜀要道。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至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昂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凄的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诗人借景抒情，用“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自“连峰去天不盈尺”至全篇结束，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如果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之高，“枯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

　　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好像一串**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出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若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此处山川的险要更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写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30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对政治形势的描写。他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劝人引为鉴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唐天宝初年，太平景象的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证明诗人的忧虑是有现实意义的。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历历在目。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像、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状道之险阻，则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李白七古语），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像，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高大形象。

　　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李白对乐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诗的用韵，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极尽变化之能事。所以殷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本篇，前人有种种寓意之说，断定是专为某人某事而作的。明人胡震亨、顾炎武认为，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今人有谓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迄无定论。

　　（选自《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