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5日下午，湖笔文化论坛在湖州师院综合楼报告厅举行。当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作完题为《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的精彩演讲后，立即赢得台下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他就是知名的中国代史学者章开沅。 章开沅，祖籍湖州市菱湖区和孚荻港，现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90年代以来，章先生曾先后在美国、日本、台湾省多所著名学府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并任客座研究员和名誉教授，章先生乃举世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尤以专门研究辛亥革命而获盛名，其重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辛亥前后史事论丛》、《辛亥革命史辞典》等。 章氏家族 章氏家族在明朝末年从绍兴移居来湖州，是一个有名的望族。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作为历史学家，章先生自从看到1998年《钱江晚报》上登载“瑞典王子寻亲记”一文，他就开始了“寻根”。 罗伯特？章生于瑞典，长于瑞典。祖籍湖州市菱湖和孚获港，为瑞典亲王继子。 其祖父亲祖申是中华民国时期驻瑞典兼挪威大使。其父亲仲琦随其祖父一同来到瑞典，年长后与瑞典女子结婚，生下罗伯特？章。后其母改嫁给瑞典亲王斯格瓦德？贝纳多特。罗伯特？章遂成为亲王继子，享受瑞典王室待遇。 1998年9月，在中国、瑞典两国大使馆以及浙江省、湖州市侨办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罗伯特？章在夫人的陪同下来湖州寻根访祖。在荻港祖居，罗伯特？章面对保存完好的章氏家谱，喝着家乡特有的熏豆茶，含着眼泪，将他和他儿子的姓名载入家谱。 湖笔情结 “我小时候就是用湖笔书写的，湖笔成了我思乡的情结。”在浓厚的湖笔文化氛围熏陶下，章先生对湖州、对湖笔产生深厚的感情。 章先生把这次湖州之行称为“寻根”。在记者采访他时，他起身从包里取出那篇《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演讲稿，并充满感情地朗读起其曾祖父写下的那一首思乡七律：“一幅吴绫远寄将，龙眼妙笔胜倪黄。知余时作思乡梦，为画湖山旧章堂……我家昔住圣湖东，烽火频惊草间空，愿构孤山三架屋，四时常住主人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荻港是章先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对故乡的印象，他说，每个在外的人都有一个根，湖州就是章氏家族的根之所在。湖笔文化的乳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州人，无论走到何处，湖笔文化的气息总是围绕着那些出门在外的湖州人。1987年，章先生首次来到获港，谈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十分地激动：“望着荻港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内心感到了一种极大的震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湖州举办湖笔文化节，让我有机会再到湖州看看。 章先生认为，湖州举办这次“传承文明，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湖笔文化节十分必要，这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选择。湖州位于太湖之滨，湖笔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有灵气、文气，它的影响体现在每一位湖州人身上。虽然他还没有上街走走，看看湖州的新景象，但在下榻的宾馆里已使他感受到礼仪之邦湖州的文明礼貌和雅致。举办湖笔文化节是将湖笔作为一种载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其文化品位是影响投资环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湖笔文化作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的载体，它的作用是别的东西所无法代替的。章先生坦率地说，在外面，湖州的知名度目前不是很高，这不利于湖州的长远发展。应该借举办湖笔文化节的东风，让湖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湖州。 湖笔文化应该怎么发展，走怎样的一条路来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大、做好是一个大问题。章先生说，宏扬湖笔文化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由于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湖笔文化沉稳有余，勇猛不足。湖笔文化要发展，不仅仅靠在老祖宗的辉煌成就上面做文章，而是要大胆创新，敢于吸收各种文化精粹，让它走出去，同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接轨。章先生对湖笔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在真正传承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营造一种新的湖笔文化。” 论坛举行了“湖笔文化”颁奖仪式。笔者作为获奖作者正巧从章先生手中接过证书。他的握手使我感受到一种力量：经历了几千年风雨的湖笔文化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在新世纪走向辉煌。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