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论文集专题》“青年文化遗产日”倡议

　　作者：[MOCR] 转贴自： 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04-05-10 文章录入：admin

　　“青年文化遗产日”倡议 2002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年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年、《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三十周年、《人类口传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启动一周年。 2002年10月在北京中央美院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标志着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在教育体系中的开始。会议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度丰富但又濒临消失的紧迫现状；围绕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普及的严重脱节；围绕教育作为信息智能集聚地，如何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积极的作用，会议推出了面向中国教育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为了使会议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精神可持续的传播与实现，以及当前中国文明转型期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紧迫现状。中央美术美院联合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及专家学者共同倡议：把每年的元月一日定为“青年文化遗产日”。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举行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相关的公益志愿活动，发挥高校及社会青年群体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目前文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独特深远的时代意义。 青年群体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传承．是文化遗产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起点，青年是文化遗产未来的主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型态中许多民众自发传承的文化传统，今天正在告别昔日文化自发传承的时代，现实在呼唤着民族自觉传承发展文化时代的到来。青年人正是文化自觉传承发展时代中最具活力、最具发展和未来意义的生命群体。因此，根据“青年文化遗产日”的倡议主题，我们向全国高校及社会青年群体呼吁： 一、呼吁当代青年人以开放的时代胸怀和人类多元文化平等共生发展的文化理念，树立民族自信心，不仅注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学习，同时，也应关注本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认知，中国文化遗产的未来和当代青年人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质、以及民族文化情感都是紧密相连的。 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不仅包括有形遗产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时还包括无形文化遗产。人民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民间活态文化浩如烟海，面对这些即将消失的遗产，我们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不同区域文化遗产丰富地的高校青年，应当以自己学科知识之专长，参与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中来。关注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关注民间文化优秀的传承主人，真正发挥青年知识群体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青年群体，保护的过程就是传承的过程。 三、我们呼吁各地青年在每年元月一日“青年文化遗产日”中，用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方式传承创新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我们呼吁不同民族的青年去传承创造多元丰富的“青年文化遗产日”方式，在公益与志愿活动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互动中感受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之河的生生不息。 四、我们呼吁中国境内《世界遗产》地的高校学子及社会青年，热情关注本地区的《世界遗产》，积极宣传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存在尽自己的力量及知识专长。 五、呼吁高校的青年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采集民间文化艺术，记录了解本土的文化遗产。呼吁当代青年用现代传媒网络的方式，宣传、传播文化遗产理念，沟通文化遗产信息，在传承中创造，在发展中传承。 “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的文化工作重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优秀的活态文化传统，已成为国家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保护民族象征，推动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发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等一系列整体相关的新课题。也是中国进入WTO，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走出自己的经济与文化互动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新挑战。 我们呼吁青年群体共同关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共同传承创造中华民族美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

　　2006 年的春节刚过，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开幕，一股守护精神家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在京城涌起。当一个四岁的孩子被奶奶引领着用稚嫩的小手在展览会“守护精神家园、保护文化遗产万人签名”的留言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我们在被深深感动的同时坚信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一定会代代相续、薪火永传。但是，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理论问题却依然困扰着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认识。

　　精华与糟粕

　　一提到保护文化遗产，人们就会想到“精华”与“糟粕”的问题。我在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之后的第二天，一个网友便在我的个人网页上贴了一个帖子，用嘲讽的口气说：“ 比如我们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那是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啊！除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雕细刻，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创造出如此珍贵的人体艺术？”这位网友的话是反话，但他的想法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应该告诉这位网友，今天，所有呼吁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缠足的陋习是应该保护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统统是“精华”而没有“糟粕”。问题是，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 56 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就像我们过去的一些价值判断在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一样，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也不能保证不在明天被后人纠正。比如，当北京的城墙、牌楼已经在建国初期的建设热潮中拆毁之后， 1958 年，北京市政府居然还要把故宫的城墙拆掉！在当年的 《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北京市政府计划： “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为什么要拆故宫？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工农兵”眼里，故宫仅仅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它不但没有用，而且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妨碍了人们的“思想改造”。在这样一种思维下，“文革”中的“扫四旧”运动，成为破坏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峰，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当成“四旧”，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而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在今天看来，绝大部分并非“糟粕”而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的认识便有了不止一次的“颠倒”。而且，当年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每一次都像今天一样义正词严、觉得自己是正义在手、无比正确、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的。

　　引起那位网友反感的，是我对鲁迅先生一段话的阐述 。 鲁迅在 1925年说的这段话，曾经以它非凡的精神勇气和短促有力的句式结构造成的磅礴气势打动了青年时代的我，以至我至今还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当年所欲“踏倒”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 我们再对照一下鲁迅的原话：“古”不必说了，“鬼”是神话、是口头传说，不管你信不信，都该把神话保护下来。《三坟》、《五典》相传是三皇五帝时的遗书，《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句，晋代杜预注：“皆古书名。”在中国，遗书野史常常作为口头传承存在，而口头传承，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百宋千元”指清代乾嘉时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骞的藏书。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余部，故室名“百宋一廛”；吴骞藏有元版书一千部，室名为“千元十驾”。虽然文字典籍本身一般来讲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有关古代典籍的一系列知识和手工技艺，包括手工造纸、雕版印刷、装订装帧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球”相传为古雍州（今陕、甘一带）所产的美玉。 “河图”相传为伏羲时龙马从黄河负出的图，与相传是神龟从洛水中驮出的“洛书”并称“河图洛书”，被一些学者称为阴阳学及古代数学、天文学的始祖。《易经 ·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即使这仅仅是一个传说，也具有口头传说的价值。 “金人玉佛”指佛教的艺术作品。无论作为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杰作，还是在宗教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人的信仰、理念、习俗、审美情趣、手工技艺，都是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息息相关。至于“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的最常见的形式，在今天不但依然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其中所蕴涵的古代智慧对现代医学也是一种珍贵的补充甚至启发。

　　脱离开鲁迅当年的社会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看鲁迅的这段话，当然是不应该的；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责任与在今天的责任，也一定有所不同。在一个积贫积弱、被列强欺侮，没有生存可能、温饱条件、发展机会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复兴，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传统文化，则过于简单。在一个“砸烂孔家店”的口号飞扬的时代，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情绪也可以解释成“爱之深，恨之切”。问题是：在 80年风云变幻之后，当我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这三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今天，我们还应当用那时候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吗？

　　今天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被“全都踏倒”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境地：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种技艺、一座古建永远地消失了。仅以山西省的地方戏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尚有52个剧种；现在却只剩下28个，也就是说，有24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剧目、精彩艺术的古老剧种在这短短的20年里消失了！而且，就消失在我们眼前！就消失在我们这一代！

　　就像许许多多因为贫困而远走他乡的人在发家致富之后才会回乡“寻根”、“续家谱”一样，当生存和温饱成为一个民族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寻根”的渴望的。众所周知，邻国韩国、日本都在在现代化的同时成功地保护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日本在举国向“脱亚入欧”的方向努力时，也不可能产生保护民族传统的热情。只有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化随着政治占领而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时，保护传统文化才成为日本民族的共识。日本在 1950 年率先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随后施行了“人间国宝”的认定制度。而韩国在 1956 年颁布类似的法律保护文化遗产并取得很大成绩，甚至形成全民族以民族传统文化自豪的风气，也与韩国在 20 世纪中期迅速现代化的大潮对本民族文化造成剧烈冲击有关。当然，朝鲜半岛的民族分裂现状也强烈激发了韩国民族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但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才会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先进与落后

　　和“精华”与“糟粕”类似，在许多人看来，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理所应当被比它“先进”的文化所取代。甚至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公式：

　　西方文化＞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在这个公式里，“大于”符号的含义即“先进于”。

　　关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多义性及其内含与外延的不确定性。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既与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与背景——包括民族、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风俗习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物质生活的发达程度来判断某种文化现象的“先进”与“落后”，更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审美原则和审美习惯来臧否在完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

　　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是唯一的联系。无论是大文豪歌德还是最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影响的马克思，都曾经认为希腊神话是欧洲文坛上“ 无可企及的高峰 ”。无数在农业文明中产生的文化，比如唐诗、宋词、元曲，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仅仅因为这些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便认为它们属于“落后”文化无疑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错误理解。

　　前文中那位网友所讥讽的“三寸金莲”，已经完全被历史所淘汰，今天所有的汉族人也都不会再认为它是“ 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 ”。但是，即使对这样一种给女性身体带来极大痛苦、畸形、变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滥觞、直至完全消失，也并非如今天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今天认为天足比缠足美丽，是出于我们今天的审美观，但是，在当年，也的确存在过认为缠足“ 多么的高雅，多么的精致，多么的耐人寻味”的时代！因此，即使面对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下一个定义，认为凡是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甚至畸形的文化现象就都是丑陋的、不合理的、应该谴责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美丽而不惜伤害自身肉体的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人们能否接受这种“美丽”，常常仅是一种对“度”的个性化把握和对“美”的主观感受，深受时代的局限和制约，而很难在理论上具有普世意义的清晰界限和公认的原则。比如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认为女性在耳垂上穿洞并悬挂小型的装饰品是可以接受并且有美感的，但在舌尖、肚脐眼或者其他地方穿洞装饰则是“前卫”、“另类”的。而在“文革”中的中国，任何一个女性也不敢公开佩带耳环来冲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红线。

　　同样，不但今天仍然在非洲一些民族中存在着多种与“缠足”类似的、以严重改变肉体自然状态为美的现象，就是在我们 56 个民族中，也仍然留存着一些类似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文化现象的主体民族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我这里有一本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著作《中国黎族》，主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王学萍（黎族）。在这本书中，黎族的朋友们是这样描述黎族的“文身”的：

　　“历经几千年而不断延续下来的文身，是黎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身是黎族历史上氏族的凝聚符号，特别是与外族人发生战争时，文身、服饰就是‘自己人'的最鲜明的标志。文身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成人的符号。刻在身上这些不同纹素构成的图案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显示等内容，是黎族生命的综合体。

　　文身是黎族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现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黎族文身必将完全消失。”

　　面对这“ 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现象 ”的必然消失，你可以黯然神伤，也可以鼓掌叫好；对一种异族的不同文化现象，你可以理解、喜欢，也可以不理解、不喜欢。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另一种文化有一种起码的尊重，这不仅仅是礼貌，而且是现代社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处的准则。

　　当前，我国政府的文化政策高度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因为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全人类文明的瑰宝。而且把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看成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更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当成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对文化遗产和不同的文化保持一种尊重，用“平等”而不是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背景和个人的好恶基础上评价非己文化很容易趋向某种文化殖民主义；而以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取代、统一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无疑是人类的灾难。的确，先贤曾经把“世界大同”视为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但是， 当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大城市里的青年人除了肤色不同而外，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境都已经没什么分别的时候，当他们都讲英语，都上互联网，都吃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配料、一样味道的汉堡包、肯德基，都要穿耐克鞋或者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并且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同一时间收看美国 NBA 篮球赛或欧洲足球杯的直播、同一时间进入世界各地的**院看同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世界大同”是否真的美好产生疑问。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曾经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和而不同”。这来自《国语》中史伯说的一段充满智慧的话：“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所谓“它”，就是异己，就是与己不同，而只有在不同文化中保持“它”的生存权与平等的地位，才会有“和”的前景。而“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判断，则是对现代社会在“时尚”的标榜下日益趋同的文化现象的当头棒喝。我们必须认识到， 当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区充满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间的敌视、仇恨乃至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时候，维护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选择便不仅仅是文化的事情了，它实际上关系着人类的前途。

　　“迷信”与文化

　　在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对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存在的宗教文化及与原始信仰有关的文化现象做一个思考。

　　无庸讳言，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对宗教文化采取了一种回避、漠视、甚至打击的态度。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也常常出现对某些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民俗活动是否应该保护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因此，对所有与宗教和信仰有关的文化，都应该斗争而不是保护。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本身便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核心。

　　2001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 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演讲《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中说：

　　“ 我们主张的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宗教唯心论是不同的；但“物质的第一性”中，当然地包含着存在、客观的第一性，包含着承认客观事物存在、发展和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任何违反客观存在、客观过程的内在规律的外部干预，任何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置，都是有害的。宗教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对客观存在、客观过程、客观规律的尊重。”

　　这段话，相当精辟地阐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宗教和宗教文化应有的态度，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主管官员对宗教问题最本质、最宏观、最令人信服的表述。赵朴初先生生前经常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其实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人们谈起一段轶事：延安时期，毛泽东路过一座寺庙，当他准备进庙时，一位随从说：“那是迷信，有什么看头？”毛泽东当即回答说：“不对，那是文化！”

　　既然是文化，当然应该保护。而且，我们很多人似乎忘记了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宗教信仰与宗教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形成了内容丰厚、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 诸如闻名于世的我国十大石窟艺术，其中敦煌 、云岗、龙门、麦积山的壁画、雕塑，堪称世界艺术的瑰宝。我国现存古代建筑，绝大部分是宗教寺观，如嵩山嵩岳寺砖塔、应县大木塔、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等，均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珍贵实物。而在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扎什伦布寺大佛上所凝聚的中国传统工匠的雕塑技艺，以及起源于佛经印刷需要的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也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至于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把所有涉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的内容都去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 我国过去所谓的 360 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行业神， 这些“神”，是如此地深入民心，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木匠供鲁班、 织工供嫘祖、医师供三皇、茶行供陆羽、梨园行供唐明皇……这些“神”的信仰与崇拜，实际上反映了后代人对前代人创造性劳动的极大尊重，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充分体现。中国人主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开创了这个行业的祖先的崇拜乃至祭祀活动，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薪火相续的某种制度保证。再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官员直接参加并主祭的“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祭孔大典”、“女娲祭典”、“太昊陵人祖祭典”等，无不是凝聚中华民族 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些统统视为迷信，岂不是真的迂腐到“迷信”的程度了吗？

　　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文化是与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分不开的。这次文化部向社会公示的 501 项“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大部分少数民族的项目都与民间信仰有关。比如大量少数民族的节日、习俗、婚礼、葬礼，乃至民间的音乐、舞蹈，都是各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映，都既是信仰，又是民俗，同时又是艺术。凡是对我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假如把我们所谓的“迷信”去掉的话，少数民族的文化还会剩下多少。就拿藏族的传统文化来说吧，无论是格萨尔史诗，还是羌姆、弦子、唐卡、锅庄、热巴，其中那一个没有宗教与信仰？

　　在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我们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高度，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辨证地、历史地看待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血脉、民族的根。当然，保护与传承，并不等于弘扬，我们对某些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也并不等于要把这种文化普及开去、发扬起来。在当前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有许多传统文化在默默地起变化，其中宗教与信仰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向娱乐和艺术倾斜、转化。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对含有宗教与信仰因素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包容，更是一种自信。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也一定会将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丰厚、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代永葆。

全

满族老姓包括：全佳氏等，世居盖州地方。最初来归者为全仕登。初隶正红旗包衣籍，后出包衣。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全佳氏,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融入鲜卑,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满语为Ciwangiya Hala

　　这个历史上真的有这个阿蛮。

　　谢阿蛮（717－约757），盛唐时歌舞名妓唐代著名宫廷舞蹈家。临潼人。原为民间艺人，后入宫廷。擅长《凌波舞》，表现凌波池中卫宫护驾的龙女，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翩然起舞。该舞由唐玄宗李隆基作曲，杨贵妃弹琵琶，宁王李宪吹玉笛，李龟年吹筚篥(古乐器)伴奏。杨贵妃赐以珍贵臂环，名红粟玉臂友。安史之乱时流落民间，至德二载（757）夏入宫重见唐玄宗，再舞《凌波舞》。

　　史料记载唐玄宗在洛阳梦见凌波池中龙女请求赐曲，唐玄宗以胡琴奏《凌波曲》，醒而记之，令乐工排练。撩开神秘的纱幕，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精通音乐的唐玄宗作有《凌波曲》，人们视天子为神，故附会出以上的神话传说。 唐玄宗令宫中著名乐工演奏《凌波曲》，以供他和宠妃杨玉环欣赏，著名乐工马仙期奏告，谢阿蛮新学成一套舞，可配《凌波曲》。于是，让谢阿蛮表演《凌波曲》，颇得唐玄宗和杨贵妃喜爱。 据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唐玄宗曾在清元小殿举行表演会，让谢阿蛮演出《凌波曲》，为其伴奏的均为高手，宁王（唐玄宗的哥哥李宪）吹玉笛，唐玄宗亲自打被称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杨贵妃玉指弹琵琶。马仙期（宫中乐工）击方响，李龟年（宫中乐工）吹觱篥，张野狐（宫中乐工）弹箜篌，贺怀智（宫中乐工）拍板，这些杰出的演奏家组成的乐队，演奏技艺和水平可想而知了。 谢阿蛮在美妙的仙乐声中，飘然登场，表演独舞，柔软的舞姿，轻盈的舞态，似空中浮云，又似晴蜒点水，表现龙宫中的仙女在波涛上飘来舞去，真可谓“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唐玄宗看了为之大乐，善舞的杨贵妃也称赞不已，撩起自己的袖子，褪下手臂上金粟装臂环，赠给谢阿蛮作为纪念。 唐代郑处晦《明皇杂录》也曾这样写道：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出入宫中及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赐以金粟装臂环。从中可见谢阿蛮因技艺精湛而在宫中受宠的地位。 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宫中许多乐舞艺人流落民间。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年），当了太上皇的李隆基，派高力士到民间寻找宫中乐舞艺人，像张野狐、谢阿蛮等人又回到宫中。 李隆基在望京楼下，先令张野狐奏《雨霖铃》，李隆基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又令谢阿蛮舞《凌波曲》，一曲舞罢，谢阿蛮把当年杨贵妃赠给她的金粟装臂环给李隆基看，李隆基睹物思人，凄然垂涕曰：“联今再睹之，益兴悲念矣！”唐代诗人郑嵎于唐文宗李昂开成年中，寻访搜集宫中轶事，咏有《津阳门诗并序》长句七言诗，其中有“迎娘歌喉玉窈窕，蛮儿舞带金葳蕤”之句，并自注云：“迎娘、蛮儿乃梨园弟子之名闻者。”任半塘《唐戏弄》第七章《演员》“初盛中唐优伶”一节中，注郑朗此诗句中蛮儿为谢阿蛮。 谢阿蛮因为擅长舞蹈而入宫廷，并在官廷中享有盛名，日本作家南宫博考据事实写有《杨贵妃》，其中谢阿蛮作为主要人物出现。

　　最终归宿是个谜啊，不过，最为接近史实的是，她在马嵬之变中，被勒死的！！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正史《旧唐书》记载：杨国忠等人被杀后，既而六军不散，玄宗遣（高）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不得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葬）于驿西道侧。 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旧唐书·杨贵妃传》） 杨贵妃自缢死于佛堂中。陈玄礼及禁卫军的将官看着这个过程，确认杨贵妃已死后，再出来跟禁卫军士兵解释，"良久兵解（过了很久聚集的士兵才散去归队）"。当时杨贵妃被葬于驿站西面的道路旁边，尸体以紫色的被褥裹之。而后来玄宗密令中使改葬的时候，离杨贵妃去世已经过了一年零六个月，此时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新唐书》中的记载与《旧唐书》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杨贵妃确实死于马嵬坡。后人传说贵妃没死，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还有民间传说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的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

7月20日下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伟，以“明代长城的戍边者——盐池杨氏家族墓及其相关问题”为题，为大家介绍本次“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中“边城孤卫”的故事。

1999年7月18日，宁夏盐池冯记圈这个干燥少雨的地方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两座明代砖室墓的墓口被冲开，引起许多村民围观。考古学者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其后的8天时间里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主是守卫明长城的杨氏家族。

由于盐池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杨氏家族墓大批的织物与墓葬品保存良好，有助于后人了解墓主人的人生故事与当时的明代社会风尚。

盐池概述

1 地理背景

盐池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东部，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接壤，东南比邻陕西榆林市，南边和甘肃省庆阳地区相交界，四省相邻，地势南高北低，全县境内无高山大河，最大的河流为水量稀少的苦水河，往西北注入黄河，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

唐代诗人李益在《盐洲过饮马泉》诗中写道：“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时盐池饮马泉”，明代时形容此处：“幅员数百里，又皆可沃壤可耕之地”，可见历史上的盐池曾经是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但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土地过分放牧与樵采，以及战事频繁，早已逐渐荒漠化，流沙遍布。境内野生动植物、矿产资源丰富，盛产毛皮、甘草与食盐，俗称盐池三宝。

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盐池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带，因此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古代，食盐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来源，但是产盐的地区很少，盐池就既是食盐的主要产地，又与其他地区相邻，自古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2 盐池考古

秦统一六国后，盐池属于北地郡的辖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秦至北地郡领县19”，19县里面包括马岭、富平、朐衍，盐池就位于朐衍县，而朐衍县旧址，现在称为“张家场古城”，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墙以夯土砌筑，城内散布大量的绳纹板瓦，卷云纹瓦当、回纹空心砖、陶器残片和“大富贵，子宜孙，乐未央”铭文的方砖，还有一些铜璇玑、带钩、封泥、铜印章、货币等文物。张家场古城是宁夏境内保存比较好的汉代古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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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场古城出土器物

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银川建立夏国，称作“赫连夏”或是“大夏”，首都在陕西省靖边县（今统万城），盐池属于赫连夏的属地。

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势力割据以及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涌入盐池，此地成为少数民族胡人和汉族的杂居之地，交汇了各方文化，考古学者也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墓葬。

唐代在盐池设立“六胡州”，负责安置归降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在盐池县花马池镇硝池子村的“窨子梁唐墓”，共有六座石室墓葬，墓主人姓何，为昭武九姓之一。

从M3墓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主下葬于唐代公元700年，地点位于六胡州之一的鲁州，为明代长城沿线地区。 窨子梁唐墓是带有石柱的石室墓，最著名的文物是两扇“胡旋舞石刻墓门”，门高88厘米、宽425厘米，正面琢磨光滑，中间雕刻有一对男性胡旋舞舞伎，两人生得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头发上束着发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贴腿部的裙子，脚穿长筒皮靴。左侧男伎踩在一小块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脚立于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都是手持长巾，熟练回旋，飘逸潇洒。门板四周以剔地浅雕卷云纹装饰，形成舞伎腾跃于云气的画面，具有流动如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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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窨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门拓片

胡旋舞又名“团乱旋”、“团圆旋”，是出于中亚一带的舞蹈，由西域传入中原以后，颇受上层阶级喜爱，白居易与元稹都曾有诗作，描述胡旋女体态轻盈、旋转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里也会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胡旋舞石碑、甘肃山丹县文物馆的胡旋舞铜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长沙窑。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两扇墓门，是我国首次在唐代墓葬中发现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五代和北宋时期，政府开始在盐池设置盐州。北宋咸平五年，盐池被西夏占据，为西夏带来了大量的青白盐贸易收入。明代，盐池成为朝廷和北归蒙元势力对峙的北部边塞重地。明政府为了阻止鞑靼入塞，从洪武年间开始在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并调兵戍守。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在盐池设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改千户所为宁夏后卫，全境分属花马池、兴武营、林州三个守御千户所管辖。

现在的盐池，是品尝滩羊手抓肉的好地方，还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盐池冯记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

“冯记圈明墓”是宁夏正式发掘的少数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备，出土器物精美，堪属宁夏之首。冯记圈明墓一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筑均已不存，地下的总体形制保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局部已被破坏，M3保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带有单室券顶斜坡式墓道的长方形砖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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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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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平剖面图

明代经济交通发达，各地商品与文化往来传承，全国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加强。 从我们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王侯宗室”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筑平面布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宫殿建筑形式，此类墓葬大多出现在山东、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类是“一般官僚与平民”的简单长方形砖石墓，这种墓葬长期流行于南方，尤其常见于藩王、品官、宫城太监的墓葬，冯记圈明墓就属于此类。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时会特别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冯记圈明墓也反映了这个特征，墓室采用平砖错缝平铺，逐层垒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坚固厚实的两层重顶，让盗墓者难以从上面打开，而且缝隙之间，用三合土沟缝，表面抹平处理，牢固又防水。

2 随葬品及其特色

冯记圈M3夫妇合葬墓保存完整，棺墓等随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内，封门处并列两张朱红色的木桌，从木桌的腐朽程度与棺椁外型的特征来看，木桌应该是随棺椁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较为高大，桌上摆放一个实木架，再用白色的帐幔遮盖（帐幔出土后已毁坏），架上摆放灶台、铜、扁担等锡器，还有少量的筷子与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锡器数量较女棺前多。

棺椁摆放位置为头内脚外，男棺位在西边，女棺位在东边，男棺椁较为高宽，椁外还有六个翣牌，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棺椁后方的壁龛上并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两件瓷罐分别盛有风干的食物和水状液体，壁龛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与木桌上摆放的锡制模型冥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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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翣牌

整个墓室布局紧凑有序，层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椁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锡器可能属于个人使用之外，其余都是夫妻共享。

从棺椁的大小和随葬冥器的数量看来，冯记圈明墓带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

冯记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发现了三具人骨，从颅骨特征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风俗，从西汉开始就有，明代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合葬之风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妇合葬。

冯记圈三座墓的随葬品包含织物、锡器、木器、铜器和瓷器等，种类虽然不多，但数量可观。衣冠服饰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个铜带扣，是当时引领风尚的款式，其他随葬品则看不出明确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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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铜带扣

3 锡器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锡器有三个特点，第一，日用器皿体积较小，制作也略显粗糙；第二，随葬锡器摆放随意，无统一的组合形式；第三，随葬品会集中摆放在灵座内。

锡器在商周时期已开始使用，但由于材质脆软，大多作为合金，很少将锡器用于随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时期，锡焊技术已发展成熟，锡制品开始流行，冯记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锡器，从选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发展完备，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锡料，还有少量器物采用了磨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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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三足鼎

4 织物

锡器和织物是冯记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仅M3的衣冠服饰保持原状，因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当地环境干燥，出土的织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熏染以外，整体保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纺织的良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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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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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四云纹缎地刺绣獬豸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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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子细节

5 瓷器

元代与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许多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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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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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黑釉瓷器

杨氏家族，明代长城的戍边者

我们从M2杨钊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四个重点，第一是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袭制度，第三是婚配制度，第四是丧葬习俗。

1 盐池作为宁夏后卫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国以后，蒙元的残余势力退居长城以北，但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不时威胁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败，国力渐衰，蒙古鞑靼瓦剌部相继兴起，各种侵扰更加频繁，给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明政府耗费几十年构筑长城，范围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是九边重镇的防线。

盐池当时为北部边塞重镇，明朝为阻止鞑靼入塞，于盐池大修边疆和城堡，并调兵戍守。正统八年，在宁夏设置花马池营，并成立宁夏后卫，与宁夏前卫、中卫、左卫、右卫一同形成完整的防卫系统，盐池境内现在的安定堡遗址，就是当时用作边防使用。

唐代称盐池为六胡州、鲁州，学者分析地点应该位于明代的兴武营附近，或者就是兴武营。

目前秦长城和隋长城都已破坏严重，尤其隋长城已很罕见。因此，我们一般讲的长城就是指明长城。近年国家文物局进行有关长城的调查，宁夏属于长城遗迹较为集中的省份，不同时期的长城都聚集在此，足见宁夏与固原在历朝都是抵御北方势力的重要边塞。

2 杨钊墓志铭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冯记圈M2封门外侧出土了一盒长方形墓志，墓志带有志盖，上方有无界格纹饰，并刻有“明封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共4行15字。墓志内容以楷书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局部模糊，其余文字皆保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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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杨钊墓志盖

（1）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

根据墓志铭显示，墓主名为“杨钊”，祖上本无姓，仅记录祖辈名字，所以没有家谱可追溯。姓名是汉族千百年来绵延传承的传统，杨钊祖辈不记姓氏，应为少数民族。

杨钊的家族谱系图，共记载了五辈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枢歹”，曾祖父叫“麻忽儿克”，杨钊是第五代。

有学者认为“枢歹”、“麻忽儿克”，与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就是蒙古人，只能证明他们是居于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数民族。

明朝洪武年间，政府对北蒙古官民采取了劝谕归降的招抚政策，只要能审时天命，携币来降者，朝廷均待以抒忧，安置到边境卫所，或授官赏赐。

高祖枢歹自幼才能出众，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战争时，见元朝大势已去，枢歹就归附了朱元璋，随朱元璋征战，屡有战功，任皇家禁卫军“金吾右卫指挥”，担任巡警京城各门的任务，官至三品，因此墓志里称赞他“知天命顺逆”。

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号，沿用洪武年号，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实际上是建文四年，枢歹任金吾右卫指挥时，守卫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袭制度

明代有执官世袭的制度，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杨钊的曾祖父麻忽儿克，世袭了金吾右卫指挥一职，一路追随朱棣，忠贞可嘉，因此被赐姓“杨”，获得了汉族的姓氏。

杨钊的祖父叫杨洪，父亲叫杨英，杨英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他与祖辈们一样骁勇善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蒙古的鞑靼、瓦剌不时南下侵扰，战事吃紧。因此弘治四年，杨英被派驻边防前线，任“宁夏前卫指挥”，在最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杨英任“宁夏后卫指挥”，守备宁夏北部防线。后来，朝廷调任陕西的军队抵抗蒙古，杨英升任“指挥佥事”，指挥陕西来的兵员，他的子孙从此以后也入籍了宁夏后卫。

墓志上记载，墓主人杨钊三岁时随父母来到宁夏，秉承祖辈骁勇，又受到北部边防环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识见雄伟，文韬武略，长大后承袭父辈金吾右卫职，管理军队纪律严明，掌理卫事众心悦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盘踞河套的鞑靼11万骑兵大举入侵花马池（盐池），在定边营遭到伏击后，前往固原，但陕西的将领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鞑靼骑兵在安定堡烧杀抢掠。

当时年轻的杨钊发策奇招，协助宁夏总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敌有功，得到了册封，升为指挥使后晋升为领班指挥、正三品昭毅将军，杨钊墓志上的头衔就是昭毅将军。 杨钊老年辞官后隐退，墓志上记载他：“约一二知己，乘车载宗祖，纵情山水，不问政事，乐享晚年”。说明他不过问政事，也少与人往来，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与丧葬习俗

蒙古人曾经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噩梦，即便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依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给明朝带来巨大的威胁，能够归顺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杨氏家族是滞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缩影，这类蒙元人士历经数代与汉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

杨钊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为指挥李振之女，早卒。接续为陈氏、郑氏、任氏、王氏。他们的婚姻具有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包含他的儿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级，夫妻合葬墓里，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顶替妻子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志铭与随葬器物，看出明代社会的传统风貌。

结语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织物和锡器，使我们对当时的纺织和金属冶铸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墓志铭记载了明代边防与官制世袭、婚配制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