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长琴、岁十有二、阿女缘妇、北齐之国——以上出自《山海经》ps：除了太子长琴是炎帝一脉的，其他都是随的黄帝家谱。

通天教主、元始天尊、多宝如来、玉鼎真人、接引道人、文殊菩萨、（貌似阐教那十二个除了福德真君以外都可以四个字啊，我就不一一写了）——以上出自《封神演义》

黄眉老祖、平天大圣、齐天大圣（同理，西游记里那几个自封妖圣的也能四个字，也不一一写了）——以上出自《西游记》

黑山老妖——出自《聊斋志异》（就记得这一个）

　　人物生平

　　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前465年在位。吴王阖闾曾于公元前496年被越军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勾践于次年主动进攻吴。在夫椒山（今江苏吴县西南）与吴兵发生激战，越兵大败。为了保存力量，勾践退兵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的计策，向吴称臣乞和。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返国后只得言和。勾践不断举兵伐吴。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城破，夫差自杀。吴亡。随后，勾践又乘船进军北方，宋、郑、鲁、卫等国归附，并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与齐、晋诸侯会盟，经周元王正式承认为霸主。[1]　越王勾践实则应写作“句践”。古时并无“勾”字，用“句”字通之。乾隆刊武英殿本《史记》错引了明代不正规监本写成了“勾践”，造成后世从误者甚多，导致近代已积非成是。如《史记》中，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章中写道：“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我们知道现代汉字“句”与“勾”分了家，但有些古代人名和古代地名在书写时仍不能由我们任意改变，人名“句中正”（《说文》校订者之一），地名“句无”“句章”等的“句”字均读gōu，但不能写作“勾”。但是现在勾践已经几乎当做正式的叫法了，即便是一些很专业的书籍，也称为勾践，那么我们也就将错就错罢。

　　相关事件

　　——勾践元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战败，阖闾中箭而死，夫差继位。　——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春天越伐吴，夫差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困守于会稽山。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太宰（伯嚭）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而同意。　勾践在范蠡的参谋下，于公元前492年到吴国给夫差当奴仆，被关在石城，俯首称臣，三年后，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准备放勾践回越国，大臣伍子胥坚决反对，说放勾践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吴王不听，将勾践放回。　回国后他委托范蠡建城作都，每晚睡在柴垛上，在房门口挂一个苦胆，每天都要舔一舔，卧薪尝胆，不听音乐，不近女色，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给吴王送去西施等美女和大量的木材，以削弱吴国的国力，以致这些木材都堆积在灵岩山下的河道里，因此这个地方现在还叫木渎。对内休养生息，富国强兵，鼓励增加人口，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　——公元前484年，吴王向北进攻齐国，越王勾践听说了非常高兴，就拿贵重的珍宝贿赂太宰（伯嚭），鼓励吴攻齐。伍子胥知道后说，这是越国要毁掉吴国啊，就进谏吴王放弃攻齐，而攻打越国。　——公元前473年，越王又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越王灭吴后，范蠡看出越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就劝文种离开。范蠡同西施乘一条小船离去，后游齐国，改称陶朱公，经商致富。文种不听，被越王杀害。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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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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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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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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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5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三皇五帝族谱

　　1、伏羲族谱：

　　2、神农族谱：

　　3、黄帝族谱

　　①颛顼谱系

　　②帝喾谱系

　　1、伏羲族谱

　　伏羲父雷泽大神，母华胥圣女，妹娲皇。伏羲妃圣妃，伏羲私恋素女并生子咸鸟。伏羲为三皇之一。

　　伏羲生子咸鸟等九子，生女宓妃、宓喜。

　　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生务相。务相与同族兄弟樊君、相君、瞫君、郑君五族合并生族立巴国，曾射杀恋人盐水女神而取大义。

　　帝女宓妃为救黎民，下嫁黄河之神冯夷，后成为洛水之神。

　　伏羲及族人柏皇后裔多贤士，有伯夷亮父、句龙、苗女、柏招、柏常、郁华、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等。

　　伏羲帝后裔亦有凶族，如咸鸟孙系中巴蛇者即是。

　　娲皇：即伏羲之妹，慕人祖大神之名以名之为女娲。生有子女十余人，娲皇后代多为圣贤。

　　2、神农族谱

　　神农远祖伏羲诸候王典君。神农父少典君，母为安登。

　　神农为三皇之一，正妃听訞。

　　神农长子临魁。临魁生帝承。帝承生帝明。帝明生帝宜。帝宜生帝来。帝来生帝里。帝里生节茎。节茎生子克及戏，父子均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为炎帝神农八世君，生子十余人，生女凤鸟。

　　神农次子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子戏器。戏器生祝融，为火神。祝融生共工，为水神。共工生术器。术器生后土，为黄帝佐。后土生信。信为巨人族之祖，信生夸父，娶妻夸娥氏。后土又生噎鸣，为时神。噎鸣生十二子，为十二时辰之神。

　　神农三子井章作井。章生子钜，为黄帝之师。

　　神农四子名柱，娶妻风姑，生子灵颊。灵颊子宇文氏，立朝鲜族。

　　柱子伯陵。伯陵私吴权妻阿女而妻之，生鼓、延、殳斨。

　　神农有三女，长女瑶姬，师西王母。

　　次女少女，师赤松子上仙。

　　三女女娃，溺海而亡，化为精卫，为复仇女神。

　　神农后裔多贤士，有恒常、伯倏、刑天、大敖等等。

　　神农后裔中亦有凶人，如蚩尤、九黎、三苗诸人。

　　3、黄帝族谱

　　黄帝远祖典君，近祖为归藏王，名少典。乃神农之弟。伏羲帝诸候王典君之后人也。

　　黄帝父名少典，母为附宝。

　　黄帝为三皇之一，中华人文圣祖。正妃嫘祖，二妃方雷氏，三妃彤鱼氏，四妃嫫母。

　　黄帝有二十五子一女，赐十四姓，有：姬、 酉、 已、 滕、 箴、 任、 荀、 僖、 吉、 衣、 祁、环、熊、轩辕等。唯幼子禺阳为无姓子。

　　黄帝子女盛名传世者十四人，除六子少昊继皇位为五帝之首外，帝长子昌意及骆明、苗龙、禺疆、禺阳、辉、禺虢、刘雷、苍林、羌人、夏后、伯夷父十二子及帝女旱魃负盛名。

　　黄帝六子少昊，继父亲黄帝之帝位，为五帝之一。正妃凤鸟。乃炎帝神农八世君榆罔只长公主，发明造酒，以为医神、鸟神。少昊帝与凤鸟生子十余人。少昊帝首倡教育，功盖宇内万国亿万代！！！少昊帝之子传世者十人，长子名芒为东方天帝伏羲佐，次子蓐收为少昊帝佐，三子蟜极生帝喾为五帝之三，后世尊为玉皇大帝，传世子女极多。四子般继叔挥弓之发明而造弩，生子弧父善射，弧父生后羿，后羿射九日除五害，为盖世英雄，娶妻嫦娥。此外，少昊子台胎、倍伐、尹殷、威、般皆有贤名。只恶子穷奇，穷凶极恶，万世唾骂之。

　　黄帝长子昌意，娶妻女枢，有子韩流、叔安、安、颛顼等皆名传于世，颛顼为五帝之二，子多传世立族。

　　黄帝有子骆明。骆明生鲧，妻修己。鲧腹生大禹。禹治水功伟，娶妻女娇，化石生启，定国立夏。禹称帝后，有妃仪狄。

　　黄帝子苗龙。苗龙生子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犬戎，犬戎立族。

　　黄帝子禺虢。禺虢生子始均。始均生北狄。北狄立族。

　　黄帝生伯夷父，伯夷父生西岳，为神。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立九族。

　　黄帝子禺阳。禺阳生子禺京。

　　黄帝子羌人。羌人西迁立藏、羌、纳西三族。

　　黄帝子夏后。夏后北移立蒙古等族。

　　①颛顼谱系

　　颛顼有传世之子二十四人，名老童、伯服、中骗、驩头、淑士、三面、季禺、魍魉、虐鬼、小儿鬼、穷鬼、梼杌、吴回、穷蝉、苗民、苍舒、敳隤、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等。

　　颛顼子老童。老童生子重、黎。重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

　　颛顼子苍舒。苍舒生皋陶。皋陶生伯盎。伯盎生若木、大廉。

　　颛顼子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立族。

　　颛顼子吴回。吴回为神，生子陆终。陆终娶妻女嬇。女嬇肋生六子，长子樊、次子参胡，三子彭祖长寿，有子五十四人。四子会人，五子曹安，六子季连，六子皆传姓氏，多后人。

　　颛顼子穷蝉。穷蝉生重黎、敬康，敬康生芒。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娶握登，生帝舜。帝舜为五帝之末，娶妻娥皇、女英，生子商均、绵臣、无*及戏。戏生摇民，摇民立瑶族族。瞽叟妻握登中年夭亡，遂续娶后妻壬女。壬女生子象，生女敤手，为一代画祖。另帝舜有妃登比氏，生二女，名宵明、烛光，均为神女。

　　②帝喾谱系

　　帝喾正妃姜源、次妃庆都，三妃简狄、四妃常仪、另有二妃曰羲和、常羲。帝喾有子女五十四人，子有挚、尧、契、弃、台玺、十日、帝鸿、黑齿、晏龙、中容、季厘、禺号、三身、阏伯、实沈、叔均、续牙、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三十四人，女有十二月、七仙女、小公主仙灵二十人，皆名传于世。

　　帝喾长子挚，继位称帝九年。无的荒诞。帝喾亲免其帝位，复为庶民。

　　帝喾次子尧。尧为五帝之四，正妃女皇。尧生十子，长子丹朱不肖，又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双事帝舜为妃。

　　帝喾子契，契族兴旺，延至商汤，立国为商称帝。

　　帝喾子弃。弃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族旺，延至文王，立国为周。

　　帝喾子帝鸿。帝鸿生白民、葛伯、叔安。

　　帝喾子晏龙。晏龙生思幽。思幽生子思士，生女思女。思士、思女皆不婚而有后，皆自立有国。

　　帝喾子禺号。禺号子*梁。*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奚仲为尧车正工百工，生子吉光有国为诸候。

　　帝喾子三身。三身生玄元。玄元生义均。义均为巧倕，工匠之祖。义均生天巧，天巧为天下匠神。

　　帝喾长女大仙女嫁后世书生杨瑞。杨瑞与大仙女生杨戬。杨戬为天神。

　　帝喾次女二仙女嫁王厨。王厨为天厨。

　　帝喾七仙女嫁后世孝子董永。董永与七仙女生子回声儿。

　　帝喾小女仙灵嫁龙犬盘瓠。盘瓠与小公主立国生族，有三子一女，长子盘自能，次子盘光辉，三子雷巨佑，幼女名淑女嫁钟自琛为妻，得姓钟。后人丽畲、瑶、傣等民族。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