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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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商衍鎏

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清代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后改称广东番禺人（民国后甚至1949年后），1875年生。著名学者、书法家。1894年甲午科举人。1904年为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末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曾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编修、实录馆总校、文渊阁校理等职。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中文名：商衍鎏

别名：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广州纸行街莲花巷

出生日期：1875年

逝世日期：1963年8月28日

职业：学者、书法家

代表作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籍贯：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广东番禺

人物简介

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清代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后改称广东番禺人（民国后甚至1949年后），1875年生。学者、书法家。

商衍鎏从小苦读，1894年甲午科举人，在广州光孝寺西华堂读书多年，后又入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1904年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入进士馆。其间1906年至1909年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后历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帮提调等职。

1912年，受聘于德国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Kolonialinstitut，旧译：汉堡殖民学堂）东亚系（OstasiatischenSeminar）研究助理，1916年聘约期满回国。（汉堡殖民学院成立于1908年4月，并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撤销。1919年汉堡大学成立时，殖民学院被并入该校。）

归国后，历任北京副总统府顾问、江苏督军署内秘书、大总统府谘议、江西省财政特派员。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回南京。

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8岁。

学术贡献

商衍鎏毕生研习书法,楷书学颜真卿、褚遂良,中年以后博采历代名家草书,变化自如,飞逸多姿。行书尤为流走飞动,别有一种高雅气格。1941年书的楷书心经轴,人评为“贵在能以动人行而不失空灵静默,一股清气统贯全幅”。商衍鎏的画亦有时名,尤以绘竹石著称。商衍鎏在1962年病逝于广州。著有《清代科举考试实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有《商衍鎏诗书画集》传世。

家庭背景

简介

商氏先祖在明末季移居沈阳，并在沈阳隶汉军籍，及清朝入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镶黄、正白、正黄上三旗驻防广州，商氏先人商国秀随汉军正白旗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在广州开枝散叶。（《钦定八旗通志》卷六十一，氏族志八，记有“商氏系出沈阳”，佐证了商氏迁粤家谱中，系出沈阳是准确的。）

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是个穷秀才，七次参加科考皆不中，绝望之余，转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为了二子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商廷焕在广州住所莲花巷尾辟出一块地，莳花种竹，盖茅屋数间，取名玉莲园。二子也不辜负老父期望，“三更灯火五更鸡”，于1890年中秀才，之后二人又考中举人。

商家在广东科举史上有“禺山双凤”（商衍鎏、商衍瀛两个进士）的美誉。同时商衍鎏的两个儿子，商承祖和商承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中商承祖曾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商承祚则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晚年商衍鎏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更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于1956年11月为他拍了《探花晚年》，介绍了他晚年的幸福生活。

探花商衍鎏1963年作古，其子商承祚教授1991年辞世。其家继续在岭南书写商家历史的是商承祚教授的三位子女。长女商志男原是铁路中心医院眼科专家，长子商志馥原是广东文史馆专家，次子商志（香覃）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知名教授。

族谱

商家的四代文脉第一代：商廷焕

第二代：商衍瀛、商衍鎏

第三代：商衍鎏后人商承祖、商承祚

第四代：商承祚后人商志男、商志馥、商志香覃

商廷焕商家第一个读书人。商廷焕（1840－1887年），字蔚田，号明章。商氏文化世家的开创者，八旗军人出生，师从陈澧，自小就埋头苦读功名，七次应考乡举不中，于是不再参加科考。后迫于生计开辟私塾，其间经营惨淡，未满50岁即驾鹤西去。

商衍鎏——中国最后一个探花。

商衍瀛——著名书法家。商衍瀛（1870－1960）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癸卯翰林，清末曾任翰林院侍讲兼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著名书法家。商衍瀛中年后政治立场趋向保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商衍瀛曾为溥仪复辟在张学良的奉系旧头目中活动过。

商承祖——精通德语的中国人。民国期间，曾任上海中央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编辑，德国汉堡大学汉文研究所讲师，东京前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协。译著有《海涅散文选》等。

商承祚——楚文化考古的鼻祖。商承祚（1902－1991年），字锡永，号契斋。自幼好古成癖，1922年拜罗振玉为师，研习甲骨文、金文。22岁所撰著的《殷虚文字类编》是我国最早、最有建树的甲骨文字典之一，其后撰写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多有创见，均为学界称道。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长沙出土楚漆图录》更是开楚文化研究之先河，被称为湖南楚文化考古之传布和研究的开山鼻祖。

家族逸闻

关于是末代科考，民间有种传闻，说朱汝珍才是名至实归的状元郎，但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因为她的几个心头大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一见朱汝珍是广东人，就一定要拉他下马。而商衍鎏在报名时填的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所以避开了老佛爷的阴谋之手。另外，还有个民间传言却说，本来是商衍鎏卷子做得最好，但老佛爷认为刘春霖这个名字是吉兆，所以将他点为状元，让商衍鎏屈居探花。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依据，中探花的过程，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详细说明。

人物年表

1875年出生，商衍鎏从小苦读。1894年甲午科举人，在广州光孝寺西华堂读书多年，后又入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1904年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入进士馆。历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帮提调等职。

1906年至1909年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1912年应聘为德国汉堡海外商务学院汉文教授，远赴德国四年教授汉语。

1916年聘约期满回国。归国后历任北京副总统府顾问、江苏督军署内秘书、大总统府谘议、江西省财政特派员。

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

1927年后，鉴于时政腐败，愤而辞职，从此以卖字为生，治学为本。抗战后辗转江苏、四川等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南京辗转入川，初居成都，后移眉山、乐山、夹江等地，以卖文鬻字为生。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南京。

1949年散居广州、澳门、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6年11月，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为他拍了《探花晚年》的影片，将他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以及部分字画摄入镜头。

1960年7月被周恩来总理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晚年由儿子商承祚接回广州定居。

1963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8岁。

人生经历

商衍鎏清朝同治十三年（1875年）生，公元1963年逝世，享寿89岁，清代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民国后改称广东番禺人。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即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衍鎏从小即刻苦攻渎，文才出众，颇负盛名。他先后参加各种科举考试15次，终于在光绪三十年30岁时上京参加廷试，中一甲第三名探花。这次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

商衍鎏中了探花之后，曾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等职。为了改革清廷的—些积弊，曾与翰林院成员一起赴日本留学考察明治维新的状况，回国后向清廷提出改革的建议，惜未被采纳。商衍鎏虽长期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但能跟着时代前进，顺应历史潮流，政治思想比较开明，意识到封建制度必然灭亡，民主革命不可抗拒的道理。对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表示赞同，丝毫没有主张复辟封建制度的言行，是难能可贵的。民国初年，商衍鎏及兄长商衍瀛及他们的家眷避居青岛，德国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Kolonialinstitut）教授奥托·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通过当时在青岛德华大学（Deutsch-ChinesischeHochschule，又称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校长格奥尔格·凯贝尔（GeorgKeiper）邀请往汉堡殖民学院东亚系任奥托·福兰阁的研究助理。商衍鎏携长子商承祖同往，给以留学机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6年回国。回国后曾任江苏省督军署秘江西省财政特派员。任职期间，曾建议财政部修改其中不恰当的条文。财政部同意并交其执笔修改。此事为商人所知，托人说项，说如能将其条文按他们的利益改动一下，将送酬金5万元。商衍鎏不为重金所动，严词拒绝，当时传为美谈。他还常以此教自儿孙，说不义之财，决不收受，否则影响人品道德，为人所耻、可恶。商衍鎏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为世楷模。

商衍鎏热爱祖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痛恨。当日寇侵略中国东三省时，他在《感愤》诗中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莫恃匡时新有策，长蛇封豕欲难填。诗中对“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政策必然带来的后果，给予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抨击。

商衍鎏在新中国生活了14年，1949年中国解放，使灾难深重的祖国走上了光明大道，中国各阶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此时年过七旬的商衍鎏无限快慰，焕发了青春活力，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更使商衍鎏感到温暖，不仅生活上有了根本的改善，党和政府还先后安排他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远离政治的商衍鎏于1912年受聘与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Kolonialinstitut，旧译：汉堡殖民学堂。汉堡殖民学院成立与1908年4月，为今汉堡大学的前身）东亚系（OstasiatischenSeminar）研究助理，远赴德国四年教授汉语。在德国，他还帮助筹建了汉堡殖民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化系。殖民学院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专门拨出二万马克。商衍鎏编制了采购中文的书目，并向国内订购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成为奠定今汉堡大学汉语系基础的里程碑。拥有八万余册的今日的汉堡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已经成为德国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末代探花”商衍鎏为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立下了“首创”之功。

主要著作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出版。是书乃是商衍_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一部概述清代科举制度的书。其中特设一章，详细叙述八股文的源委。在同章中，与八股文相辅而行的试帖诗，作者也撮要纪述。其他如律赋、经义、论、策、疏、经解、殿试策等等，也各附录一篇，并梢加说明，使读者可以考见其体例。书中将清代乡会试科分：殿试首选、考官场官、科举系统之类，均列成表，便于检阅。《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记略》，1961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澄清了过去比较模糊的几个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商衍鎏诗书画集》，一九六二年香港自费出版。

《商衍鎏诗书画集》(戊子年增补本)，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

《商衍鎏书章草急就篇》，文物出版社2007年出版。

人物评价

商衍鎏为人敦厚坚毅，开朗乐观。仍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自己的宝贵经验留给后人。商衍鎏一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从清朝的探花、民国时期的教授、到解放后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委员。特别是晚年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卓著，德高望重，是番禺跨越时代最多的一位俊才。

张振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商承祚教授“四大弟子”之一）：旧学和新学在商衍鎏身上完美融合。商家是广东影响力相当大的文化世家之一。商衍鎏老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具有历史意义，难得的是解放后老探花还在世，显得弥足珍贵。另外商衍鎏老先生思想开明，注重与时俱进。记得以前，商承祚教授家客厅里挂的照片，就是商老先生和商承祚教授两父子在书房里交流的场景。旧学与新学在科举出身的商老先生上有着完美的融合。

爱国人士

商衍鎏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学者。日寇侵占东三省时，他在《感愤》一诗中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并有“长蛇封豕欲难填”之句，痛斥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及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抗战期间又愤怒声讨日冠滥炸和平城市的暴行；每闻捷报，则咏诗庆贺。他对国民党的苛政无比痛恨，曾以“斗米需钱百万多”成辘轳体长诗加以揭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与安排，使他感到温暖，多次赋诗抒怀。他老当益壮，经过三年努力，撰写了一部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随后又著有该书姊妹篇《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澄清了过去比较模糊的几个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还从三十馀年的诗作中选出400首，书画26幅，《画竹一得浅说》一篇，并附上徐宗浩所临柯九思《竹谱》，合为《商衍鎏诗书画集》，1962年影印出版，书中文字全部由他亲自缮写。

书法造诣

商衍鎏在书法方面造诣亦深。他的作品流传不少，在书法界有一定影响。楷书初学褚、颜，功力较深。中年以后转而致力草书，从章草下手，经过一个时期的临摹，勤习诸名家范本，使书体变化自如，飞逸多姿，6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评者谓其书法兼有颜鲁公的沉着端庄、褚河南的秀劲超逸。行书尤见神韵潇洒，刚柔相济，意趣盎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他亦喜画竹，并对其画理细心揣摩、钻研，他的《画竹一得浅说》近两万字，是其研究心得，初学者可以从中掌握途径。他画竹的作品不多，但幅幅风格不凡，挺拔多姿，给人以清新之感；他题画竹的诗篇不少，每以它遇严寒而苍翠不改，经风雨而坚韧不凋的高尚品格以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