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先生撰《样式雷考》言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此说未见于雷氏所遗家谱、笔记，可能是雷献瑞、雷献华兄弟向朱氏口述的。包衣是旗籍的名称，原是满洲话“家”的意思。清未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俘虏，都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隶内务府；属其余下五旗的，隶各王府。朱氏所说的“投充”即投靠，是包衣的又一来源。投充人既有贫困无依或被勒索逼迫者，也有带地投充者。前者为谋生，后者则为得到政治上的庇护，但法定身份都是奴婢。按此说，雷氏既然隶内务府包衣旗，显然是上三旗之一。至于是哪一旗，《样式雷考》也没有明确。雷氏家族自康熙朝至咸丰十年（1860年），主要聚居在宛平县海淀村槐树街。咸丰十一年（1861年）迁居城内。雷景修一支住西直门内迤南东观音寺路北；另有一支住新街口以东水车胡同，始自雷家瑞子懿修于道光廿一年分居；雷思起笔记云雷氏族祠在东直门北新仓。而雷克修撰《雷氏支谱》，跋亦云其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自海甸（淀）槐树街祖宅迁出，别居东直门北新仓。查东观音寺属正红旗地，水车胡同属正黄旗地，北新仓属正白旗地，各不相同。后二者倒是属于上三旗，但不知何故样式雷的正宗传人却择地于下五旗之正红旗地居住。作者认为，虽然雷氏长期居住在海淀，但从族祠所在地分析，应属正白旗人。

雷氏《城内外各处雷宅置房产图五十处》显示雷景修置办的50处房产位于北京西城地区和西直门、阜成门内外，其中有30处集中在宣武门至新街口这条南北大街的两侧，地跨均为下五旗的正红、镶红、镶蓝三旗，足见到清末，旗民管理涣散，住地的划分不再像清初那样严格了。

但雷氏为包衣旗人之说也有可疑之处。众所周知，八旗制度规定，旗人按期领取“钱粮”，包括“月饷”和“季米”，并禁止旗人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就现存雷氏账目来看，尚未发现其以旗人身份定期领取钱粮的记载；同时至迟从雷景修开始，雷氏在样式房工作之余，还兼作多种经营，也与八旗制度相悖。这或许从侧面说明，此时雷氏家族已经不在旗籍了。查乾隆七年（1742年），高宗旨在缓和“八旗生计”的压力，曾谕令在京八旗汉军出旗为民。随后，内务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属的汉族血统包衣人，也多被出旗为民。倘若朱启钤云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事不假，雷氏也肯定是在乾隆年间已脱离旗籍了。有鉴于此，因为无法考证雷氏北新仓族祠的创建年代，所以由此来推断雷氏所在旗籍的依据也就有可能不够充分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一日的《堂谕司谕档》记载了内务府向样子匠放给津贴和添给饭食银两的特谕。其中写到发放的三条原则：一是“开工放，止工停”；二是“著掌案头目人雷思起自行秉公酌量添给当差勤奋之人”；三是“经此次定准后，尔等如有差使迟误，或另有私事滑懒之人，一经查出即行撤去工食”。可见，内务府与样子匠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不是包衣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作者认为，从职业角度来看，样子匠在宫廷中既无编制又无名份，都是临时被派当差，由熟悉设计业务的工匠充任。样子匠的身份与普通匠役无二，是凭特殊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在相关档案中亦被称为“烫画样人”。在《翁同龢日记》中是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的“画工”。 光绪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张纸片上写过这样一段话：“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按）法办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办法，上意传出，官役并无定准办法，下忍（任）意拟办，三心八意，以至用有办法之人，又忍（“任”？原字被删去）听回禀，例制直言，不顺耳也。”尽管这段牢骚话的后半段读起来不够通顺，但还是表述了很多关于样子匠在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中的作用等极富研究价值的宝贵信息。

首先，“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说明样式房及其匠人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处于主导专业地位，与现代建筑专业及建筑师的作用基本无异。

其次，设计方法是“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即根据清代建筑工程模数化、标准化的生产与设计特点进行建筑设计，完成图纸和模型。

再次，“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更改由上意”，说明业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见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占统治地位。《园冶》论造园有 “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之说。但计成所说的“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即所谓“主人”不是建筑物的“主人”，而是主持建筑计划的人（即今日之建筑师）。建筑师必须善于秉承园主人的意图，并把它转化为规划的主导思想，从而具体地贯彻于造园的全部实践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是一座园林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中，皇帝往往对建筑工程直接发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时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建筑物的主人；而应该作为“能主之人”的建筑师的作用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除了雷廷昌的笔录外，各种文献、档案中记载的皇帝、太后直接干预皇家建筑设计、施工的实例不胜枚举。对于 “主人”的意图，样子匠只有和盘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辞。所以，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优劣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皇帝、太后或董工官员的修养和学识的，不是样子匠能够左右的。加之工程进行过程中，了无专业背景的中下级官吏的阿谀奉承和中饱私囊，制造了重重困难，无怪乎雷廷昌会发出那样无奈的感叹了。 样式雷与帝、后之间的对话，就目前材料看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前述《雷金玉墓碑》中记载的“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第二次是“（雷）思起自记，同治十三年因园庭工程进呈图样与子廷昌蒙召见五次”。实际上，这两次召见都是特例，第一次是在上梁仪式上，第二次则是因为圆明园重修工程不便完全公开。

结合前文关于雷氏家族通过捐输取得散阶职衔的论述可知，所谓样式雷世家“时常得到皇上和太后的肯定和奖赏，有时皇帝要亲自召见奖赏，还要加官进爵”的说法明显有臆断的成分。 样式房不仅专职从事建筑设计事务，还要与算房合作编制相关《工程做法》，并和各承包厂商及工头联系，指导施工。雷廷昌幼子雷献华与高氏联姻，其后人自云高氏即为“算房高”（高芸）家。雷氏家族与其他木厂也素有业务往来，如朱启钤辑《雷氏年谱》记载：咸丰元年，雷思起上天合局看活后赴昌西陵三义局作柜三年。但转年思起辞退三义局，奉吉堂谕随赴昌西陵工去。咸丰九年，思起赴陵工，其弟思振随赴广源厂写账。

上述记载说明样式雷世家除了自己对后人进行业务训练外，还要派他们到木厂实习，以增加实践机会。在雷氏账目中经常记载从某某木厂领回银钱数十两乃至上百两，却从未说明这些款项的名目。作者认为可能是接受木厂的“指导费”或“回扣”。

以上所述足见样子匠与算手和木厂之间也保持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融安有什么景点好玩的地方

响水瀑布

响水瀑布洛江滩头，河水奔流而下，其声隆隆，远闻若雷，近闻似鼓，四季如此，故此得名“响水”。此响水滩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水流呈阶梯状分布，在地质学上称为边石坝，所含成份多为钙化石。可与九寨沟五彩池比美。

天生桥

天生桥桥洞拱高35米，桥面长宽度各40米。这里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以前这里没有桥，过河极为不便，远在洛阳的鲁班师傅知道后，挥动他手中的板斧一挥而就，当地的老百姓为感谢他，就送了三颗香桃给他，当时正值阳春三月，桃红柳绿，鲁班师傅就把此桥称之为“香桥”。

雒容高岩

雒容高岩在雒容镇政府驻地西南35千米处，属石灰溶洞，长约500米，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叫白象岩，中层叫龙盘岩、下层叫观音岩。三岩景象各异，风光旖旎。观音岩，因设有观音菩萨，故名。

拉沟漂流

拉沟漂流是省级公益林保护区。位于广西柳州市鹿寨县拉沟乡境内，322国道从公路旁边穿过，鹿寨县有班车直达拉沟，距柳州市区约80千米。美丽的大洲河漂流全程75千米，河床宽5－30米，正常流量是10立方米/秒河水清澈，流急滩多，原始森林茫无边际，古树参天，翠竹连片，漂流点集探险、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为柳州市唯一原始森林带。

人文景观

千年古镇

千年古镇，建于孙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距今将近2000年历史。中渡镇总面积374平方千米，位于鹿寨县城西北26千米，它既是鹿寨融安永福三县的结合部，又是鹿寨县西北边陲的经济重镇，素有“四十八弄的明珠”之称，总人口约5万人。这一对古榕树有600年历史，历经岁月沧桑，仍屹立于洛江两岸。这里至今保留有古城门、城墙、商号，可见当年的商贾云集。据史书记载，大旅行家徐霞客当年就是顺洛江而下抵柳州的。

西祖岩摩崖石刻

西祖岩摩崖石刻在平山乡金洞村（现叫红岩）东600米西祖岩壁上。有幅直写颜体“西祖岩”三字（字径60×60厘米），上款“嘉定丙子六月朔日”，下款“转运判官方信儒题”。有幅直写草书“无崖别境”（字径30×30厘米），上款“道光已丑六月朔日”，下款“州同知吴元鸥题”。有幅草书“薅”一字（字径90×40厘米），上款“道光已丑六朔日”，下款“举人吴元鹤题”。在岩厅正面，尚见几幅残存浮雕（每幅60×30厘米），有“禹跳龙门”、“麒麟戏珠”、“慈竹”、“寒梅”画幅。

高岩摩崖石刻

高岩摩崖石刻在雒容镇政府驻地西南35千米处的高岩。共有石刻16块，其中宋5块，明2块，清9块，除明刻“天然大厦”一碑被毁外，其余均完整。石刻或赞美高岩胜景，或文人咏怀题诗。明万历邑令古梅谈题壁“闻道高岩胜，天中得其攀，石门党遂普，岑草翠相环，砥柱中流在，鸣琴百里闲，尘心如涤尽，望气似临关”。马平李永雒题壁：“凤池仙人旧楼息，龙江贱子此经过，茫茫今古谁相待，独倚空崖发啸歌。”

铜盆山摩崖石刻

铜盆山摩崖石刻在中渡镇旧县村后铜盆山石壁上，为明万历年间刻石，又称平蛮碑记。上方刻“一方保障”四字，马龙川书。碑文记载万历元年、二年（公元1573年一1574年）统治者调集左右两江及湖浙官兵10万名，镇压怀远、洛容、柳城、永宁、永福、阳朔、荔浦等地农民起义情形。又刻石隆庆年间五言律诗两首，追述镇压韦银豹农民起义。

明朝参将记功碑

明朝参将记功碑明隆庆三、四年（1569、1570年），参将王世新，马良汇、黄应甲镇压古田韦银豹农民起义后，在中渡城隍庙题诗刻碑，王、马、黄各1块。诗中云：“麻行首破诸巢馁，潮水先登百战荣”，“古田恢复中兴颂，主圣臣劳濂太平”，“狼烟净扫山容整，棘道重开草色荣”。1954年，将三块碑移至英山中学。“文化大革命”时，被毁两块，今仅存黄应甲诗碑。

铜鼓

铜鼓1985年5月18日，在距中渡镇2千米的石灰弄挖铁矿时发现。鼓面直径666厘米，高525厘米，周围有4只青蛙，两匹载着勇士的战马，鼓面和四周均有水波纹，回旋纹，草纹图案，经有关部门初步鉴定，系西汉时期铜鼓，今存自治区博物馆。

里坦汉墓群

在四排乡政府附近1千米处，有汉代古墓25座。1958年修水利渠道时挖掘出古墓3座，墓室由汉砖砌成，形如涵洞，直径2米，长10米，中间各有园形耳房。墓顶离地面1米，出土岗块砖上刻有花纹，分纺车轮纹，云雷纹型，并有汉代陶器随葬品。此墓群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巴敢岩黑熊化石

巴敢岩黑熊化石在城关乡龙田村巴敢电附近，距县城5千米。1980年5月巴敢岩遭雷击，约一吨重石块被击落，石块中有熊、鹿、毫猪动物化石。其中有20至30万年前西藏型黑熊完整的头骨化石，今存自治区博物馆。

2 融安周边的旅游度假景点

AAAA级景区: 大龙潭景区、柳侯景区、鱼峰山景区 AAA级景区: 都乐景区　　

1、大桂林山水民俗文化旅游线：　　线路：桂林（阳朔）－灵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融水－柳州　　特色：以桂林山水、柳州民族风情为主的大桂林旅游区，组成以漓江、象鼻山、芦笛岩、灵渠、龙胜、三江程阳桥、融水苗族风情、刘三姐传歌成仙的鱼峰山、箭盘山奇石馆等景区形成一条丰富多彩的旅游精品线。　　

2、柳州市内旅游线　　线路： 鱼峰山景区－柳侯风景区－大龙潭风景区－ 箭盘山奇石园－马鞍山奇石市场　　特色： 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林茂为特点。鱼峰山风景区、柳侯风景区和大龙潭风景区都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马鞍山奇石市场和东环奇石城是各种奇石汇聚交易的场所。　　

3、民族风情旅游线　　线路： 柳州壮族风情－三江侗族风情－融水苗族风情－金秀瑶族风情　　特色：（1）壮族的歌，侗族的建筑，苗族的节，瑶族的舞。悠久的历史、渊源流长的民俗文化，构成了柳州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风情。 柳州山歌： 柳州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山歌的对唱。每年春秋两 季，男女青年都会盛装妆扮汇聚到特定的场所进行对歌。这种歌会形式称为 “ 歌圩 ” 亦称为 “ 歌节 ” ，尤其以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歌会最为热闹。倘逢歌节，广西民族歌手都聚集鱼峰山和江滨公园等地，高歌互答，盛况空前。 （2)融水苗族风情： 融水苗寨沿着贝江而蜿蜒：春到苗寨，沿江盛 开的杜鹃花映红了两岸，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盛夏严日、江 风拂面、凉意无穷，秋冬时节、红叶漫坡、野果橙黄、气派非凡。到苗寨作客，好客的苗哥苗妹用拦路歌和拦路酒热情的款待你。　　

4、刘三姐山歌文化之旅　　线路： 柳州－宜州－桂林　　特色： 美丽的刘三姐出生于宜州下枧河，顺流而下到了柳州，并在鱼峰山下传歌成仙，而如今桂林《印象刘三姐》则能让您对刘三姐产生无尽的遐想。　　

5、原始生态旅游线　　线路：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鹿寨香桥风景区－融安红茶沟森林公园－元宝山原始森林－圣塘山原始森林　　特色： 天地的造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原汁原味的天然美景。来到柳州，你才能感受到，除了桂林山水外， 原来柳州的风光更别有洞天。　　

6、工农业旅游线　　线路： 柳州钢铁工业景点－柳州烟厂工业景点－观光农业旅游区－柳州汽车工业景点。　　特色： 感受现代工业的脉搏，领悟高新农业技术魅力。　　

7、市周边旅游景区: 三江程阳风雨桥－马胖鼓楼景区、融水贝江 — 元宝山景区、鹿寨香桥景区、融安大洲 — 红茶沟景区、　　

8、市区公园、景点　　柳侯公园 大龙潭 大龙潭风景区　鱼峰公园 雀儿山公园 八桂奇石馆　鹅山公园 蟠龙公园 东门城楼 鱼峰山 江滨公园 柳江风光 都乐风景区　　

9、宗教旅游景点　　灵泉寺、西来寺、天主教堂、基督教礼拜堂和清真寺

3 融安附近景点

融安县，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

融安县主要旅游景区有大良门仙湖景区、红茶沟森林公园景区、沙子石岩景区。农副名产有融安金桔、沙田柚、罗汉果、香菌、头菜等。县城驻地长安镇是湘、桂、黔三省（区）交界中心区域和商品集散地，为广西近代“四大名镇”之一，素有“小柳州”美称。

4 融安有什么景点必须去

大圩古镇 4A景区

大圩古镇，位于灵川县漓江东岸，父子岩东南，磨盘山北，距桂林15公里，是国家AAAA级景区，也是广西古代“四大圩镇”之一。古老的大圩老街顺着漓江绵延2公里长，不宽的街道上铺着青石板，石板路两边是保存完好的老房子。景区的民居建筑南低北高，临江依山而建，多为三进、四进式建筑，外通码头、巷道，内通商业古街，主要景点包括万寿桥、清真寺、13个码头、广昌布行、江西会馆等。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

2、兴安古镇

兴安由于地处楚越之交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中原汉文化和岭南百越文化的交汇之地，尤其是灵渠修通以后，成了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纽带，对促进中原与岭南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兴安这块神奇的土地因而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往今来，兴安这块土地上曾发生了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大剧。秦始皇从这里统一岭南，红军在这里转危为安。兴安堪称“济治之都”和“兴盛之邦，安国之都”。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3、榕津古镇

榕津古镇位于广西平乐县东南25公里处，它坐落在漓江的两条支流榕津河与沙江河的交汇处，乘船向北可以到达桂林，向南、向东可以到达梧州、广州，因此，这里古时也是广西东部一个热闹的内河小港。榕津古镇上千年的古街保存完好，其主要大街——榕津大街保存较为完整，整条街道的房舍大多为南方民间砖木结构的骑楼，其中的魏星楼、古戏院、粤东会馆等基本保持了原貌，青砖绿瓦、飞檐流拱，体现了我国南方古代村镇建筑典雅、古朴的风格。古镇里古榕成群相拥，塘泽星罗棋布，古街、古榕和明珠般的塘泽相映生辉，构成了岭南古圩特有的景致，古镇因此而得“榕津”美名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张家镇榕津村

4、沙子古镇

沙子镇位于桂林市平乐县的北部，距桂林市区只有88公里。该镇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因唐朝驿道从那里经过，茶江水道交通便利，因此以前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成为连接湘桂粤、沟通桂北与桂中的交通枢纽。沙子镇凭借石板街、老当铺、天妃庙、古运码头、准提禅林、狮子石拱桥等大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和地域影响力的古建筑和古文物，2013年沙子村成为第一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

5、福利古镇

福利古镇有1000多年历史，山水奇丽，文化独特。该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素有“三山环古镇，一水抱绿州”之雅誉。三山指飞凤山、鹦鹉山和马山，三山鼎立夹古镇三街，九井十八巷。一水指漓江，漓江在上游两公里处被一座大沙洲分割成汊，而在福利被飞凤山拦截双江，形成弯河深潭，江水碧绿，沙白如银，洲上长年种植庄稼，故有绿洲一片。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城东部

6、兴坪古镇

兴坪集镇早在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即已为熙平县治，管辖阳朔一带，隋代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废熙平县改置阳朔县，兴坪遂为阳朔县所辖。境内不仅有九马画山、螺蛳山、莲花岩、天水寨、灵宝阁等八大景区、24个风景点让人叹为观止，还有明代建筑腾蛟庵199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浏览漓江并到兴坪渔村访问，更激起了不少中外游客慕名前往，追寻总统足迹。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新街

7、永宁州古城

永宁州古城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至今已经历537年的风风雨雨。 永宁州古城原为古田县治，明隆庆五年（1571）升为直隶州，称“永宁”，永宁州古城由此而得名。永宁州古城地处桂林至融安的险要地段，仅有一条古道从这里的大峡谷中通过。古城就建在古道的必经之处，两面有天然河流为护城河，四周数十公里都是高山大岭。其北面6公里处有绵亘十余公里的险要关隘——三台岭（旧称三厄岭）。永宁州古城就处在三台岭险隘下的古道上，它就像一个关隘，进可攻，退可守，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百寿镇

8、江头洲

江头洲古民居，位于桂林市北郊32公里的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洲村，地处甘棠江上游的护龙河西岸，建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全村居有180户人家共800多人。古村至今完整保存着明清两代时期的建筑格局，村落青砖灰瓦，木质构架。房宇高大，鳞次栉比，屋檐层叠，古朴典雅。“家祠莲花地，江头进士村”，经考证，古村清代共有上百人考取功名，此地还是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著有“爱莲说”）后裔之村，被外界称为“爱莲家族”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

9、阳朔石头城

石头城隐藏在阳朔的西北部葡萄镇梅岭间，方圆近10平方公里，有东西南北城门四座，原有小城门24座，现保存小城门18座，原有点将台，中军寨，现存遗址。古城下有古庙四座，现存两座。这里抬头望到山，低并没有看到石，四周无处不石山，石城建山上。大城藏小城，连这里的村庄房舍也是石头建筑；石并没有房屋石门坎，石头水井石板路，石头水井石板坪，石头围基石头墙砌成垒墙石头叠石头，不用半点灰浆泥水。这里不仅石头储量大，而且品种多，仅大理石就有槟榔、青黑、墨绿、杂绿等10多个品种，具有丰富的开采价值。村民们正在筹建公路，要把大山推向市场，开发旅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葡萄镇西北部梅岭间

10、迪塘古村

中国传统村落迪塘村位于桂林市灵川县灵田镇，距市区20多公里。整个村落背靠起伏的群山，四周是生机盎然的稻田，果园和山林。一条迪溪从村中缓缓流过，把村子一分两半。迪塘建村已有近500年历史，据家谱记载，始祖李以果在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同邑西岸村迁居至此，他于明嘉靖年考为甲任梧州府藤县教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灵田镇

5 融安有什么景点好玩的地方推荐一下

柳州六县好地方真不少，尤其是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以及融安县北部三县，具体如下：

一、三江的月也侗寨、程阳八寨、丹洲古镇、布央茶园等少数民族风情旅游。

二、融水的元宝山风景区、贝江风景区、老君山景区、龙女沟景区、双龙沟风景区。

三、融安的石门仙湖景区、红茶山风景区、长安骑楼老街等。

6 融安有哪里好玩的景点

1，元宝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融水苗族自治县境中部，距县城70余公里，坐落在安太、香粉、安陲、白云、红水、四荣等乡之间。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40公里，面积13万亩。有白虎顶、兰坪峰、元宝峰和无名峰四大主峰，最高峰海拔2086米，为广西第三高峰。构成元宝山山体的岩石为古老花岗岩，山体陡峭，南北隆起，中部稍凹，形似元宝而得名。公园雨量充沛，适宜动植物生存。该山动植物种类繁多，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动物园和中药圃。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17种，是柳州地区重要水源林区之一。

2、柳州市融安石门仙湖旅游景区 4A景区

石门仙湖景区总面积7000亩，是融安县首家国家3A级旅游风景区，位于大良镇旁的新和、石门两村，汇集天坑溶洞、高峡平湖、石山土岭、湖泊溪谷等奇秀幽异为一体的自然景观，还保存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躲兵天桥、摩崖石刻、下天桥南峰书院遗址等人文景观。石门仙湖景区是融安县首家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位于广西柳州，有高峡出平湖，又有暗河水幽美的自然景观，著名景点有镇南关、始祖山、龙首崖等。

3、融安县沙子石岩生态旅游景区 3A景区

沙子石岩旅游景区位于沙子乡三睦村石岩屯，景区规划用地面积12438公顷（1865亩）。石岩景区旅游资源丰富，有8个主类，20个亚类，43个基本类型，102个主要旅游资源单体。资源要素价值与景观市场价值达到国家AAA级景区标准。石岩因其良好的风景资源条件、得体的村风村貌及生态农业产业，曾被评为“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融安县首届热情融江十大魅力乡村”、“广西三星级乡村旅游区”。

7 融安有什么景点好玩的地方吗

融安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独特。北连侗乡三江，南接苗乡融水，与三江、融水构起了民族风情特色旅游带。其山、水、人、情构成了多层次的旅游景观，展现出迷人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众多游客。已开发的旅游项目有：泗维河民族（苗族）风情区、西山红茶沟森林公园、大洲度假村、浪溪江漂流、大良石门石刻旅游区。此外还有极具开发价值的大坡乡摆竹山原始森林、沙子皇宫洞等，尤其是浮石电站至县城库区河段，全长25公里，河面宽阔，水势平缓、河岸风光秀丽，最适宜水上游乐和人文旅游项目开发。

融江河流域　融安水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质清秀静幽。两岸蒿竹耸立，竹木苍翠，宛如一道天然绿色屏障。秀丽的融江以其"平、直、宽、缓、清、静"的独特景致而倍受专家们的赞赏。特别是距县城12公里处的下游浮石电站于2000年3月闸水后，浮石电站上游至泗维河之间水域绵延25公里，形成一个宽广、平静开阔的大平湖。这里是开展水上游乐的极佳境地，是柳州地区绝无仅有的。一年一度的百艘龙舟大赛就在这里举行。

大洲旅游度假村　大洲旅游度假村位于与县城北面仅一水之隔的大洲岛上、这里绿树相映、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洲头萋萋芳草遍地，度假村内民族风情浓郁。美丽富饶的大洲岛，一块在江河中崛起的神奇土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湖岛自然风光。可谓一座天然秀丽、一派田园风光的伊甸园。

红茶沟森林公园　红茶沟森林公园位于融安县城西郊三公里处，方园17平方公里，有原始次森林及人工林22万亩。公园里春季百花盛开，夏季半山云海，秋季满山红叶，冬季山顶白雪。有山高路曲，林茂花香、水秀、瀑险、云丽雪美、空气清新等特点。

泗维河风景区　泗维河风景区距县城14公里，是一条20多公里长的人工长湖，河水碧绿清幽、两岸峰峦起伏、竹木苍翠、八角飘香、风光绮丽，景色十分迷人。

摆竹山原始森林　摆竹山原始森林距县城40公里，最高海拔1250多米，是广西区重点保护林区，林区总面积4万多亩，茫茫林海，古树参天，浩然壮观，森林内有国家珍稀树种五针松、花竹、四方竹、黑竹等。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娃娃鱼、野牛、狗熊等。

大良石门水库风景区　大良石门水库风景区距县城58公里，水质清幽，湖面宽阔平静，景区内有奇洞，洞分上、中、下垂直排列，有通道相连，上洞宽敞明亮，形若天堂，洞内刻壁不少；中洞能容数百人，洞内有太平天国时期留下的八块石刻，全部碑文约三千字；下洞宽敞阴暗，凉风习习。

长安镇的古骑楼街　长安镇的古骑楼街是目前广西规模最大、保存较为完好的骑楼街之一。漫步街市，15公里的骑楼街还较好地展现在游人面前,那雕梁画栋的街旁骑楼，历经百年沧桑，似向游人叙说昔日古镇的历史。清清的融江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幽波如镜，风景绰约，恰似一江春水，将古镇带进新的辉煌。

8 融安有什么景点好玩的地方推荐

石门仙湖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处在柳州、柳城、融水、三江等桂北旅游圈的中心位置，距柳州市70公里，距融安县城50公里。景区占地7000余亩，其中陆地面积2900亩，石门水库水域面积4000余亩，区内汇集天坑溶洞、高峡平湖、石山土岭、湖泊溪谷等奇秀幽异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景区陆地植被保护完好，高达96%的植被覆盖率使得景区内天然滋生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石斛、灵芝、红运当头原株等。

9 融安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鹿寨旅游景点：中渡镇香桥岩，香岩桥位于鹿寨县中渡镇内，距县城西北方向约28公里。旅游区大体南起中渡镇，北至枫木坪，呈西北—东南向延伸，长约11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响水瀑布中渡镇大兆村附近洛清江一滩头，河水奔流而下，其声隆隆，远闻若雷，近闻似鼓，四季如此，因之得名“响水”。滩头，急水倾泻，气势磅礴；滩下，浪花滚滚，恰似万朵芙蓉，飘游水中，争妍竟艳。中渡千年古镇,鹿寨文明的发源地,建于孙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距今将近2000年历史。中渡镇总面积374平方公里，位于鹿寨县城西北26公里，它既是鹿寨融安永福三县的结合部，又是鹿寨县西北边陲的经济重镇，素有四十八弄的明珠之称，总人口约5万人。拉沟乡木龙河漂流，位于省级公益林保护区拉沟乡木龙村境内。全程75公里，河床宽5～30米，正常流量10立方米/秒，两岸风景如画，河水清澈，流急滩多，原始森林茫无边际，古树参天，翠竹连片，享有“天然氧吧”之誉。

10 融安十大游玩景点

三江侗族自治县十大旅游景点

1三江程阳八寨景区 AAAA

三江程阳八寨景区

程阳八寨景区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的林溪河畔，距县城古宜镇19公里，是三江县目前最大的旅游景区，也是广西著名的侗民族风情旅游景区。景区以程阳村的东寨、平甫、吉昌、大寨、平岩村的马安、平寨、岩寨、平坦八个自然屯为总范围（历史上这八个村屯统属程阳村，民间统称为程……

2三江侗天宫 AAAA

三江侗天宫

三江“侗天宫”得名，源自三江唯有的珍贵的“侗族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这是三江作为侗族自治县最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代表了侗族文化的悠久古老，蕴含了侗族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彰显了侗族文化的高度和广度，可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及文化比肩。座涵盖了中国侗族……

3三江大侗寨景区 AAAA

三江大侗寨景区

柳州三江位于广西北部，被来自-的游人被誉为“世界桥楼之乡，侗族风情殿堂”和“侗族的香格里拉”。中国三江大侗寨景区坐落于三江县城，处于桂林柳州民族风情旅游黄金线上，东连世界旅游名城桂林，西壤神秘的黔东南民俗旅游圣地、南邻广西旅游明珠北海、北接湖南山水旅游精品张家……

4丹洲景区 AAAA

丹洲景区

素有“家家盆景，户户奇石”美誉的岛上古县城——广西三江丹洲景区，最近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候，吸引了无数游人前来休闲赏花。丹洲景区位于三江、融安、融水三县交界209国道旁，处在融江河中四面环水的一座小岛上，是三江侗族自治县明、清、民国时期古县城所在地。今尚存广西重点……

5月也侗寨 AAAA

月也侗寨

月也侗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县侗乡大道23号，占地面积80亩，总投资约3亿元。侗寨内集美食、住宿、购物、娱乐、休闲、养生等功能为一体，设有哆协、飞梭、牛王、灵鹤、进堂、雁鹅等巷道；建有敬牛广场、月亮广场和月也鼓楼等主要活动场地，以及坐妹三江侗乡鸟巢、坐客三江盛宴……

6程阳永济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程阳永济桥

程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位于柳州三江县城古宜镇的北面20公里处。是广西壮族地区众多风雨桥中最出名的一个。柳州又名龙城，位于广西中部，距桂林一百多公里，这是一座有着21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

7石门冲 AAA

石门冲

石门冲风景区，位于三江县丹洲镇境内，离三江县城35公里，距柳州市区

　　名胜古迹莘亭伊尹耕处 位于莘县莘亭镇大里王村西。莘亭，始建于汉代，后亭废基存，清康熙55年东昌知府程光珠书“莘亭伊尹耕处”，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重修莘亭，亭东侧有伊尹庙。伊尹生活在夏殷之间，他协助成汤打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荒*暴虐的国君夏桀，废夏立商，后又辅佐外丙、中壬为王，曾放逐太甲，“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大文豪苏轼称赞他是“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据《孟子》记载，伊尹相商前曾躬耕于有莘之野，后来莘县城北之地一度被称为“伊田”。马陵道古战场 位于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和樱桃园镇道口村之间，战国时期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马陵、道口两村相距6公里，皆顺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胡同、道路无一不斜，且拐弯甚多，极为曲致。至今进村后仍极易使人迷失方向。当年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伏兵于马陵道旁，一举打败了骄纵的魏兵，魏军主将庞涓自杀。2005年5月，由大张家镇出资，修建了马陵之战纪念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上将题写了馆名。太子冢 位于莘县十八里铺镇太子张庄村旁，是春秋时卫国太子伋和他弟弟寿的合葬墓。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冲刷，至今仍有三丈多高，十亩多大，远远望去象一座小山。据载，卫宣公纳太子伋妻宣姜为妾，生二子寿、朔。伋生性宽厚，宣姜多次陷害他，想让己子继位。宣公派伋出使齐国，并与朔合谋，派人在莘野杀伋。寿救兄长，设法将伋灌醉，自己代兄前往，结果被伏兵杀死。伋醒后赶往莘野说明真相，也被杀。当地百姓感怀两人义烈，自动凑钱出工，将其收敛合葬，名曰太子冢。一张姓人家自愿守墓，后此处逐渐发展成一个村庄，名太子冢张庄。伋之同母妹妹闻兄死讯，私自逃出，奔向莘野，行之当时的杜婆村，患病身亡。后人便把杜婆改称“妹冢”，即现在的妹冢镇驻地。文庙 清代祠庙建筑。位于莘县东街路北。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约150年。原有大门、大殿、奎文阁等建筑，今仅存大殿3间。大殿建于高出平地05米的平台之上，东西长165米，南北宽94米，高91米，砖墙，歇山，青砖灰瓦，重梁叠架，飞檐斗拱。建国后曾辟为“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在此开展纪念活动。80年代，因大殿破损严重，烈士遗物被移往丈八烈士陵园。文庙内现仅存大殿和几株古柏、古藤。2002年对文庙进行重修。1999年4月被聊城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洼遗址 古遗址。位于莘县朝城镇西孟庄村北。遗址占地约180公顷，低于四周07-1米。表面有大量汉代灰陶片、灰坑及宋、元时瓷片。1974、1978、1979年曾先后出土5件汉代灰色陶罐，1985年出土1件唐三彩道士。遗址东北部为东汉东郡太守臧洪之堌堆，制高点95米，占地约6000平方米，三合土筑成，夯土痕迹层次甚清，清代《朝城县志》称此台乃春秋时齐桓公会诸侯之处。1978年被聊城地区行署列为地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干故城 汉代城址。位于莘县城东北20公里的马桥村。北长570米，东西宽450米。遗址中心高出四周35米。地表暴露有汉代灰陶片和唐、宋、元时期的瓷片。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匈奴裨王10余人、将士15万人，汉武帝晋升卫青为大将军，卫青的3个儿子皆被封为侯。其中第三子卫登被封为发干侯，发干始成为侯国所在地。遗址东1公里处曾有一碑，记载大名府发干县的沿革情况，1958年毁掉。1974年冬，遗址东挖出一眼古井和木制车轮以及陶缸、盆等。1983年，遗址内出土了12个明代瓷盆。1999年4月被聊城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氏墓群 唐宋石刻群。位于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东北。系唐末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及其父韩国昌墓葬神道石刻群。墓葬坐北朝南，地表封土已平。石刻存有韩允中墓碑、韩国昌神道碑、墓表、豕、羊、马、武士俑。韩允中墓碑和韩国昌神道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碑身与碑额为整石雕出，通高68米、宽213米、厚077米。额上浮雕6条龙，曲折盘绕，层次分明，龙首饰在碑首侧，碑首正中留有圭字形额。碑文多有残缺，可辨者有2500字，书体工整秀劲，波折险峻，有褚体韵致。墓表，位于神道碑的最南端，八棱形，通高349米，表首圆形，饰仰莲，座方形。八棱柱体刻有宋绍圣二年的简短文字，记叙了宋代补添神道石刻的经过。石豕，首残，残高112米。肌肉雄健，四足有力，蹲坐于方形基座上，隐露出勇猛不可侵犯的样子。石羊，高096米，俯卧在长方形基座上，双角大而弯曲，安祥地注视前方。石马，首尾长236米，高160米，着鞍辔，雕琢浑朴。马左前雕出一胡服束带牵马石俑，头部已残，高140米，形象威严，神态逼真。武士俑，头戴冠，双手持剑站立在方形台基上，高273米，短颈，双目圆睁，威武庄严。韩氏先世为河南汝南人，世为魏将，国昌官至贝州刺史，唐大中六年（852）卒。允中官至魏博节度使，乾符元年（874）卒。父子俱为显官官，故神道石刻之高大雄伟有异于常。1992年6月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武阳故城遗址 隋代古城遗址。

　　于莘县十八里铺镇东段屯村西北150米处。遗址高出四周耕地15米，东西宽60米，南北长200米，地表暴露出宋、元时期的瓷片，多为碗盘。1978年被莘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铁钟 金代铸铁器。铁钟体高241米，钮高049米，通高290米，唇部直径177米，围径556米；顶部钮由两条气度凶悍的蠕龙交织而成。钟重约10吨。钟体上的纹、字大部清晰可见。下部为一周阳线植物形花纹；上面是较小的方各，其中一格内有“承包四年六月初六日铸造”字样及铸造者姓名；下为大方格，与小方格以八卦文作界，格内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国泰民安”等铸字，顶部为气象雄浑的云雷纹。现存于莘县古城镇，2002年建有钟亭。三槐堂 宋朝一代名相王旦家族的宗祠，坐落在莘县套庙王庄村。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写道：“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史载王旦的父亲王佑官至兵部侍郎，虽有经世之才，但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他在院中亲手植槐三棵，祝愿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其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王旦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不受贿，不置田产，不蓄声妓，忠奸分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创王家世代家风。其后辈子侄多经科举入仕途，仅在宋史有传的就有11人之多，且均为官清正，各有建树。三槐王氏自王佑起，至今已有48世，其后裔散居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不断有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名人来莘县“三槐堂”寻根访祖，延续家谱，追思先人之高风亮节，宏扬中华之传统美德。正如古诗云：“三槐始植兆三公，不与陶门五柳同；朝代更替星斗转，至今堂下播清风。” 燕塔 亦名宝塔、雁塔、燕塔。位于城中西北隅今文化馆院内。建于金天眷二年（1139年），一说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拆于1968年春。据旧志载。塔东西阔十四步，南北长十三步，高十三级，顶上有铜笼容二十余人，可望七十里，曾为“拒寇护城”起过重要作用。“望气者谓宜发科名”。明清代曾数次维修，邑人亦“迭赋鹿鸣”，将塔视为莘县的骄傲和莘城的象征。1944年解放莘城时，塔作为全城的最高点被我军首先占领。据老教师赵仙如测记，塔底面积533平方米，高486米，每级有四门，至顶可望数十里，并有“手可摘星辰”之感。塔下有古庙，庙内有石雕女神像，传为南海大士，俗称“石奶奶”。莘城一带百姓旧有正月十六登塔，十月十八日赶庙会之俗。1958年破除迷信，拆庙拉神，古庙不复存在。1968年塔被以“不安全”之由拆毁，拆出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座小银塔和一具石函。函内有舍利子，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银塔属板金工艺，玲珑剔透、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经书、银塔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石函存县文物馆。1981、1982年《文物》杂志对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以后，历届县领导及文化部门曾起议重建，后因资金问题终止。至今人民仍热切期盼着记忆中的宝塔重现，改变古州郡无古迹的缺憾。2005年8月由县政协组织成立莘县燕塔研究会，筹备重修燕塔事宜，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现燕塔正在修复之中。野猪林 位于莘县观城镇郭海村北，相传是《水浒传》中好汉林冲由汴京发配至沧州途中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之处。北宋时期，野猪林经常有野兽出没，很多人在此丧生。《水浒传》第八回写道：“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据《观城县志》载，野猪林村东是徒骇河，村西是马颊河。这两条河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疏通治理的较大河流，村北有三沟（于沟、王沟、马沟），村南有三庙（红庙、朱庙、双庙），地形较为复杂。十字坡位于莘县和河南省范县交界处，相传是《水浒传》中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开店、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据说，孙二娘娘家在樱桃园，婆家住在现在的张青营。十字坡、樱桃园、张青园三足鼎立，相距不远。几百年来，民间艺人在这一带串乡演出，都忌讳说唱《武松打店》以及《水浒》中有关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故事。十字坡有一大桥，站在桥头，可以饱览金堤河上的秀丽景色。琉璃井 位于莘县观城镇东南7华里古井村，井筒上半截全是青砖砌成，水面上下部分为硬如石滑如镜的琉璃疙瘩。每有物体击水，便发出铜钟般的嗡嗡声。大旱之年，其他水井皆干涸见底，唯有此井水量不减，而且特别甘冽清爽。相传古时候有一张姓人家，为躲避官府豪绅的盘剥，携妻子儿女来此定居，每逢大旱，吃水就发生困难。为此张家女儿翠玉，经常跪求嫦娥仙子帮助，经仙子指点从云峰山上采下10条紫荆，放入井中燃烧，井中流沙很快被烧的坚如石亮如镜，井底也有泉水涌出。紫荆尚未烧完，云峰山守山老人赶来，把火熄灭，拿走紫荆，于是这口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马本斋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鲁镇南1公里处。1944年2月，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当地政府和群众立碑、筑亭、植树，修建了“马本斋烈士陵园”。1954年，烈士灵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

　　陵园坐北朝南，占地10亩。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亭，回族埋葬习俗用的坟丘和烈士纪念祠堂。纪念祠堂内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写的挽联。“马本斋烈士陵园”门额系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这些主建筑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甬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庄严肃穆，朴素典雅。每逢清明节，张鲁镇人民都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来莘时都曾来此凭吊。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曾在旧军队中闯荡20年，由士兵升为团长。后因对旧军队不满而回乡闲居。“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回民支队抗击日寇，屡屡重创日军。1942年秋转战到鲁西北，一直活跃在莘县、观城、朝城、濮县一带，给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冀鲁豫边区主任黄敬称他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丈八烈士陵园 又名鲁西北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大王寨乡东丈八村西北隅，建于1945年，占地约百亩，是聊城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南北长240米，东西宽170米。陵园坐北朝南，由门楼、纪念碑、纪念室组成，门楼为古典式建筑。纪念塔高16米，四面八角，楼阁式建筑，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二层塔壁镶嵌着八面石碑，刻有当时冀鲁豫边区党、政、军***亲书的碑文和为革命牺牲的925位烈士的英名录，其中师级干部3名，团级干部10名，营级干部6名，连级干部9名，排级干部102名，班长和战士643名。纪念室中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挽联和部分烈士的照片、事迹。园中北首是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1945年敬修的肖永智、张炳元、史钦琛等烈士陵23座，园内苍松翠柏，冬夏常青，白杨参天，果树成方，鲜花盛开。整个陵园庄严肃穆，生机勃勃，是聊城市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