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太多的神童与天才，每位都有各自的出众之处。大多数的天才少年选择的是孔子的道路，即入朝为官，为苍生社稷付出自己的一切，以释放自己的才华，舒展自己的抱负。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虽然有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但却因为社会或现实的某些情况致使一生不得重用，流连市井，风流一生又郁郁不平，在另一个精神世界绽放着自己的光芒。

说起明代大才子，绝大多数人都记得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什么江南四大才子更是在一些民间文学中广为流传。那么唐伯虎那么有才为何没能考个功名？原因很让人无奈。

唐伯虎在进京赶考的途中还认识个莫逆之交，此人就是徐经。直接说起徐经，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甚至可能会怀疑这种人物也配与唐伯虎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提到他的后代，则又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经的曾孙，名叫徐宏祖，后来的人都喜欢叫他的号——徐霞客。是的，这位似乎籍籍无名的徐经同学，就是那位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祖上。如果不是那年徐经和唐伯虎的意外，或许徐宏祖只是一个小小的朝臣，绝对没有现在的大名。某种意义上说，徐经造就了后世的徐霞客。

这位徐经有什么能力，能够和唐伯虎相提并论呢？要知道，唐伯虎的才名横跨大江南北，他的风流轶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他的绘画成就，诗歌成就，都是当之无愧的独绝一个时代，如此才华横溢的人，怎么可能看得起那些没有才华的人？古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徐经连史书都没怎么留名，他又如何能与唐寅深交呢？

事实上徐经也是一位天才少年，梧塍徐氏本就是读书世家，徐家人同样也是世代为官。徐经自然也不例外，徐家有一幢书楼，名曰“万卷楼”，藏书之丰富，从其名字中可见一斑。楼中藏书大多古籍，宋元两代中，不少名贵的书籍散落，楼中搜集有不少前两代的古籍。徐经自幼酷爱上楼读书，虽然没有什么轶事流传，但也是一位热爱学习的好学生。十八岁那年，徐经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刻苦打算前去考取功名。

当年京城的主考官是程敏政和李东阳。这俩人才高八斗，出了一个很是生僻的题目，结果只有两张卷子深得他们的目光，程敏政早就知道这次考试有两个大才子唐伯虎和徐经，于是脱口说道：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和徐经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快这句话就流传出去了，一时间满城蜚语流言，再加上唐寅和徐经二人在京城很是高调。于是程敏政被人弹劾，说他徇私舞弊，经过皇帝让其他人再次复查试卷，这次没有选中唐寅和徐经二人的试卷，皇帝大怒，令锦衣卫细查，最后查无实据只能以徐经给程敏政送过见面礼为由、唐寅向程敏政交流过为由将二人削除仕籍，发配原籍充当县衙小吏使用。

最后的结果是程敏政罢官还家，弹劾程敏政的因证据不实被降职处分，唐寅认为当小吏是耻辱不去上任，回到家中夫妻反目，于是自己消极对待生活，以后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徐经在一番辛苦等待无望之后，放弃挣扎，并告诫徐家后人不要入朝。正是因为这样的祖训，徐霞客才会有那么自由的人生。

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之人，却因为自己行事不妥留下把柄，为奸人所害，自此两位天才也失去了本来的大好前程，着实令人叹惋，这也就是为什么唐伯虎那么有才，仍旧没有考取功名的原因了。

施耐庵，中国古代著名作家，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元末明初人，下面我收集了相关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施耐庵（约1296—约1370），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35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旋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人物生平

《施氏谱序》等有关资料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施耐庵避战乱在兴化隐居写《水浒传》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即兴化）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把梁山108将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耐庵接信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施耐庵结识了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留世资料：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武松打虎原型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

还有很多关于施耐庵的故事。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相传施耐庵在大宅里坐馆教学时，还经常教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动作不同，神态各异，个性有别。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在洪武皇帝前保奏道“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召了几次，他只推脱有病，把圣旨谢绝了。他有通天的本领，除了做文章，他又会医病、卜易、命相、看风水、打拳等等……。

人物轶事

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的记载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

施之常后裔，自幼才气过人，为人仗义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为官三年后弃官回乡

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徒弟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

从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隐居作《水浒传》，写完后没过几年病逝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徒弟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

拳打恶霸

明朝初年的一天，施耐庵在一座茶山上游玩，正遇见一个恶霸在强夺农夫的茶园。他十分气愤地赶上前去阻止。恶霸见来人理直气壮，只好偷偷地溜了。可是事后，恶霸打听到来人的住处后，便花钱雇了一帮打手，围住施耐庵的居所。施耐庵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便坦然自若地迈出了门。打手们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根铁棒挟着风声朝施耐庵的头顶劈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棒锋，双手就抓住了铁棒，同时飞起右脚，正好踢在大汉的小腹上，那家伙便滚出一丈多远。施耐庵舞起夺来的铁棒，一阵旋风般的横扫，吓得那帮家伙四处逃窜。

棒打无赖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施耐庵（约1296—约1370），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下面是关于施耐庵是哪个朝代的的内容，欢迎阅读！

施耐庵是哪个朝代的

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

人物生平

《施氏谱序》等有关资料记载

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施耐庵避战乱在兴化隐居写《水浒传》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与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即兴化）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把梁山108将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耐庵接信之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与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施耐庵结识了许多农夫与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留世资料：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武松打虎原型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

还有很多关于施耐庵的故事。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相传施耐庵在大宅里坐馆教学之时，还经常教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动作不同，神态各异，个性有别。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在洪武皇帝前保奏道“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召了几次，他只推脱有病，把圣旨谢绝了。他有通天的本领，除了做文章，他又会医病、卜易、命相、看风水、打拳等等……。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人。

徐霞客是明朝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其属于梧塍徐氏的后代，首先发迹的祖先是徐麒，因为在朱元璋时期成功出使川蜀，受封十万亩良田，传了200多年，一直到明末的徐霞客家族，仍然拥有12万亩良田等巨额财物，所以徐霞客才会有钱财去游历中华大地，才能写出后来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本名徐弘祖，他是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游历了我国16个省的大好河山，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成就最高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了60万字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水浒传》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施耐庵，但是也有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者是两人都有。施耐庵原名叫做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在淮安死亡，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扩展资料：

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水浒传》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后世中国小说创作的典范。明清两朝，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水浒传》续作，另有很多小说和戏剧等以《水浒传》中的故事为素材。

参考资料：

-施耐庵

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店内开怀畅饮后，不信别人的话，认为山上没有虎，趁着酒兴上了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武松成了声震八方的打虎英雄。

众人给他披红挂彩，抬着他，也抬着老虎，在街上游行。县官很高兴，把大户们凑集的赏钱一千贯发给武松。武松却不肯领赏，县官见武松这样忠厚，有心栽培他，就让他在衙门里做了一名都头。

扩展资料

武松原型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

武松景阳冈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冈，黄狗变成吊睛白额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武松打虎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