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去李宗仁史料馆的沿途需要驾驶715公里，一共得开13小时6分钟，油费大概是286元左右，过路费为227元左右

从大连到李宗仁史料馆途径道路概况

建设街 → 胜利街 → 上海路 → 长江路 → 民主广场 → 长江路 → 港湾桥 → 港隆路 → 轮渡线 → 沈海高速 → 日照立交 → 日兰高速 → 竹园枢纽立交 → 京沪高速 → 临沂南枢纽立交 → 岚曹高速 → 峄城枢纽立交 → 新台高速 → 台儿庄北立交 → 金门路 → 阿里山路 → S231 → 运河大道 → 华兴路 → 康宁路

从大连到李宗仁史料馆路线详情

从起点向东北方向出发,行驶120米,右转进入建设街。用时1分钟

沿建设街行驶120米,直行进入胜利街。用时1分钟

沿胜利街行驶440米,右转进入上海路。用时1分钟

沿上海路行驶12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上海路行驶60米,左转进入长江路。用时1分钟

沿长江路行驶67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长江路行驶40米,右前方转弯进入民主广场。用时1分钟

沿民主广场行驶170米,右转进入长江路。用时1分钟

沿长江路行驶550米,靠左进入环岛。用时1分钟

沿环岛行驶620米,由环岛走第4出口。用时1分钟

行驶390米,直行进入港隆路。用时1分钟

沿港隆路行驶40米,右转。用时1分钟

行驶70米,左转。用时1分钟

行驶730米,右前方转弯进入沈海高速。用时1分钟

沿沈海高速行驶51990公里后，进入汾水立交。用时6小时32分钟

沿汾水立交行驶180米,朝S38,临沂,枣庄方向,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汾水立交行驶16公里,直行进入岚菏高速。用时1分钟

沿岚菏高速行驶10513公里后，进入岚曹高速。用时1小时44分钟

沿岚曹高速行驶5750公里后，进入峄城枢纽立交。用时54分钟

沿峄城枢纽立交行驶13公里,直行进入新台高速。用时1分钟

沿新台高速行驶140公里,从台韩公路,台儿庄,马兰屯出口离开靠右进入台儿庄北立交。用时15分钟

沿台儿庄北立交行驶12公里,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台儿庄北立交行驶660米,直行进入金门路。用时1分钟

沿金门路行驶90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金门路行驶850米,直行进入阿里山路。用时1分钟

沿阿里山路行驶45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阿里山路行驶60米,直行进入S231。用时1分钟

沿S231行驶22公里,右转进入运河大道。用时2分钟

沿运河大道行驶48公里,左转进入华兴路。用时5分钟

沿华兴路行驶250米,右转进入康宁路。用时1分钟

沿康宁路行驶280米,到达终点。用时1分钟

李宗仁故居

　　李宗仁故居 李宗仁（1891--1969）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位风云人物。李宗仁故居座落在古老而灵秀的临桂两江镇浪头村的天马山脚下，是二十年代随李宗仁由排长升为司令扩建而成，布局独特，构思巧妙，气势雄伟，既具雄踞一方的庄园气派，又富有桂北民居的建筑特色。

　　李宗仁故居位于临桂县两江镇（xian3）头村。建于1921--1928年，占地4560平方米。为四合院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由安乐第、将军第、学馆、三进客厅、后院组成，共有大小厅房113间。富有浓厚桂北民居建筑特色。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数度来此居住。官邪位于市文明路16号。建干1943—1948年，占地4321平方米。为民国年间大式砖木结构中西结合建筑。以主楼为中心，四周配建有家眷楼、附楼、副官楼、门楼、门房、茶园等。1948年下半年1949年11月李宗仁曾居此办公。已辟为陈列馆。

　　陈宏谋宗祠 座落在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有屋三栋。一进大门翘首望去，陈宏谋“进土”匾当先映入目中，匾左方刻着“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试中试第一百八名殿试第三甲九名”。 第二进匾额为陈首壑“解元匾”，匾左方刻有“嘉庆癸酉广西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陈继昌“状元”匾赫然居于正中，状元匾左端镌着“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此外，尚有陈钟深、陈钟璐、陈兰生、陈兰策、陈兆熙、陈泰熙等人的翰林、进上、举人、拔贡等匾额多幅。

　　从陈氏家谱记载和宗词所悬挂的匾额来看，自陈宏谋起到陈数功止的190年间，中科举者计有状元一名、翰林二名、会元一名、进土四名、解元二名、举人二十六名、贡生九名，总共三十五人，官至巡抚总督以上者四人，可谓盛极一时。

北线西路日军南下如此迅速，是韩复榘放弃济南造成的恶果。李宗仁为了阻止北线西路日军的进攻，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曾于2月10日命令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指挥所属部队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孙桐萱原来是韩复榘的部属，韩复榘接连放弃济南、泰安、大汉口、济宁等地，数天之内，山东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他感到愤慨。根据李宗仁的作战部署，孙桐萱指挥第22师强渡大运河，攻入济宁城，与日军在济宁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奋战。但是，由于日军及时得到增援，第22师遭到重大伤亡，被迫于2月17日晚撤退到运河西岸。中国军队未能夺回济宁，日军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至24日，相继猛攻第55军和第12军防守的阵地。25日，占领杏花村阵地。连日作战，第3集团军虽然歼灭日军1000多人，但未能实现夺回济宁的意图，部队伤亡3000多人，矶谷廉介指挥的部队不断向南推进，兵临滕县城下。

3月14日，日军进攻滕县，一场悲壮的滕县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大幕。

从战略态势看，进攻滕县的日军是一路孤军。

日军参谋本部在筹划津浦路北段日军的作战行动时，考虑到战线长、兵力少的困境，确定济宁、邹县、蒙阴为指令线，第5、第10师团的前期行动不得超越这条指令线。但是，第5、第10师团的官兵一向视自己为日军的精锐，一些少壮派骄矜自负，竭力主张向南推进，一鼓作气攻下徐州。特别是第10师团占领济宁、邹县一线以后，矶谷廉介中将急不可待，多次向第2军指挥部请求南进。2月，懒谷支队向运河以西进攻，占领嘉祥以后，日军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

3月上旬，坂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两名中将通过方面军再次向日军大本营请求率部南下，攻占徐州。日军大本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同时指出，由于华北方面军正在进行晋南战役，山东战场不可能再增加部队，徐州会战的准备工作没有完全就绪。第5、第10师团南下作战，兵力不能分散，位置不宜突出，进攻正面不要太宽，部队前进时不要太远。为了防止发生不测情况，日军大本营把作战区域限制在京杭大运河以东、以北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部根据大本营的意图，也提出了第5、第10师团不可突出冒进的措施，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特别指出，部队进至滕县、峄县、临沂一线以后，转而取守势，为尔后作战做好准备。

从战争指导上看，上述意图是符合战场情况的。徐州会战终究是一场80多万大军互相搏杀的大会战，没有充分准备，就可能遭到不测。但是，坂垣征四郎中将和矶谷廉介中将侵略中国的野心恶性膨胀，自持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第10师团占领济宁以后，继续南下，取得了局部胜利，第一次冒险成功。他们的行动虽然受到了日军大本营的节制，但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使一些日军将领失去了理智，他们不顾一切，孤军深入，急于向徐州挺进。

李宗仁不是李济深直接培养的，但是是有关系的，

北伐前

李济深在广州 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务

李宗仁原在老桂系林虎部做排-连-营长-团，上玉林六万大山自立门户。

黄绍竑、白崇禧在老桂系马晓军的模范营中做排-连长-营-团，之后白崇禧受伤，离开部队广州治伤，黄绍竑夺了马晓军的军权自立门户；白崇禧伤好后在广州与广州大本营联系，做黄绍竑的参谋长。

后来混不下去了，投靠了玉林李宗仁，一段时间后，黄绍竑带李宗仁部分兵力，去梧州靠李济深的支持发展起广西讨贼军。

李宗仁见黄绍竑打起讨贼军旗帜后，自己也打起了定桂军的旗帜，

为了发展联合成讨贼军定桂军，受到李济深等人的军事力量支持，打垮陆荣廷，沈鸿英，赶走滇军，统一广西，加入广东革命政府，讨贼军定桂军改编为第七军，李宗仁做军长 黄绍竑党代表，白崇禧参谋长。

这期间，估计是李济深想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培养广西军人，最开始是直接培养黄绍竑的，他们都是梧州的（以前容县属于梧州管辖的）。

北伐期间：

李济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估计是想取得广东，带领陈济棠及亲信徐景唐留守广东，推荐白崇禧做参谋次长，行参谋长之职，

李宗仁代领部分第七军北

随着北伐军的步步胜利

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主任，统辖两广，第八路军总司令，取得广东军政大权；黄绍竑十五军军长，广西省长，李宗仁任第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司令，统辖两湖，军事参议院院长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前敌总司令，驻兵北平 唐山

这时候李宗仁的军事实力超过了李济深，但是地位及影响力比不上李济深，白崇禧的地位权利也蛮高的，最弱的是黄绍竑了，

从上面推断（个人认为）：李济深是想扶植广西军人，取得两广，进而夺取中原，

李宗仁、白崇禧是想师洪、杨之举进取中原，

军阀混战时期

蒋桂战争，开始蒋软禁了李济深，利用唐生智夺走了白崇禧的军队，瓦解了第七军，

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用黄绍竑的十五军讨蒋（其实黄是不想东他的十五军的），失败出国，四人成了阶下囚或通缉犯了，随后中原大战，蒋汪争斗，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逃回广西联合张发奎反蒋，失败， 黄绍竑则离开桂系投蒋了；再蒋胡争斗，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反蒋，割据广西；李济深出来后失去军权失去地盘，与原第四军的一些将领联合反蒋，失败去香港。

李济深是元老级人物，这时候只有影响力了，什么权利都没了

黄绍竑做了内政部长 省长等

李宗仁白崇禧割据广西

这期间他们都反蒋，由于路线不同，两李互不支持，带六一事变，李宗仁则亲来李济深，利用他的影响力，主持广西，想继续割据。但白崇禧主张联蒋抗日，李宗仁最终出兵抗日

抗战时期

李济深回国担任过一些职务，地位是比较高的，但守是虚职

李宗仁则仁第五战区司令 汉中行营主任

白崇禧副参谋长 军训部长 桂林行营主任

黄绍竑副战区司令 省长 游击司令等

这期间李宗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李济深地位影响力慢慢的小了

白崇禧军权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黄绍竑还可以，但不受蒋信任的，

抗战胜利后

李济深还是任一些虚职，最后有反将，创建了一个什么民主党派来的，最后投向我当，做副主席等虚职，

李宗仁北平行营主任 副总统，代总统，失败后逃美，后面回国养老，不确定怎么死的

白崇禧国防部长 九江指挥所主任 华中剿总，逃台湾，不确定怎么死的

黄绍竑监察院副院长 地位越来越低了，然后李黄白有联合起来斗蒋，最后投向我当，人大法案委员，自杀

台湾历来最高人物还有蒋中正、李宗仁、蒋经国、李登辉等。

一、蒋中正

蒋中正第一次在任时间是1948年5月20日至1949年1月21日，由于内战导致国内形势不好，在各方压力下蒋中正被迫于1949年1月发表《引退谋和书告》后下台，并依《宪法》规定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是李宗仁下台之后蒋中正又继续在任至1975年去世。

二、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在任时间是1949年1月21日至1950年3月1日，在任期间李宗仁因胃疾前往美国治病，从此没有返回台湾，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归国履行职务的前提下，监察院在1952年1月以违法失职为由对李进行了弹劾。1954年3月，国民大会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表决通过罢免了李宗仁副总统的职务。

三、蒋经国

蒋经国在任时间是1978年5月20号至1988年1月30号，蒋经国连任两届，直至1988年1月13日逝世，总统一职依法由当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继任。

四、李登辉

李登辉在任时间是1990年5月20号至2000年5月20号，李登辉是台湾宪后第一次政党轮替产生的总统。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各方军阀倚仗掌握的私人部队，为争夺地盘不断厮杀混战，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苦难。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几乎没有一片净土。

民国军阀

而占据一地，如土皇帝一般把持了所占领地区税收、财政、人事等几乎所有权力的军阀首领们，之所以能够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归根结底，都因为麾下的那支部队。

正所谓有枪才是草头王，所以，兵权在军阀们看来永远是头等大事，为了加强对于军队的控制，他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自然，被分享兵权就成为军阀们最为忌惮的事情。

因此，正是因为私人权力的排他性，使得民国时期虽然军阀的出身五花八门，但却极少有愿意分享权力，尤其是分享兵权的军阀。即便是迫于形势暂时合作，也极少有一支军阀队伍能够长时间两强并立。

军阀部队

但是，极少并不代表没有。从1925年就统一广西，并从此对于广西保持长达24年统治的新桂系军阀，就是军阀之中的另类。

新桂系在民国时期拥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巅峰时期，新桂系的势力从山海关、湖北、湖南一直到广西，横跨了整个中国南北。蒋介石三次被迫下野，都与桂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新桂系赖以起家并维持权势的桂军，更历来以英勇善战著称。然而，正是这样一支典型的民国军阀力量，却并不是由一个军阀的绝对领导。相反，桂系从诞生到灭亡，一直拥有多个首领。

军阀割据的民国

起家之初，桂系是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人。中原大战失败后，随着心灰意冷的黄绍竑离开，新桂系也一直保持着两巨头的局面，李白二人成为新桂系的领袖和代表。

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在26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且良好的合作关系，两个人领导的桂军，也从未因为两人的矛盾或兵权的问题产生过分裂。可以说，李宗仁和白崇禧既是民国军阀合作的典范，也堪称民国军阀的另类。

然而，两个人的密切关系在1949年却画上了终止符。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不甘心失败的白崇禧虽然屡次试图垂死挣扎，但最终依然全军覆没。

李宗仁和白崇禧

在国民党彻底失去大陆之后，退往台湾的蒋介石一直竭力要求李宗仁和白崇禧前往台湾。被蒋介石许诺了可担任“国防部长”的空投支票之后，白崇禧不但自己决定前往台湾，还多次劝老友李宗仁共同前往。

不过，早已看透蒋介石为人的李宗仁深知自己前往台湾就羊入虎口，所以，他坚决拒绝前往台湾，同时也劝白崇禧不要前往台湾。然而，一贯自信爆棚的白崇禧却并没有听从李宗仁的劝阻，他执意前往台湾，并从此成为蒋介石的笼中鸟。

也因为是否前往台湾的问题，合作了26年的李白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何最后选择截然不同的道路呢？其实，两人在分道扬镳之前，就已经有了不小的分歧。

桂系三巨头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以广西为根基的桂系，一直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军阀力量之一。不过，桂系并非只有一支，而是分为新桂系和旧桂系两支。这其中，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在20年代的粤桂战争之后元气大伤，自此一蹶不振。

也因为陆荣廷的失利，广西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时代。而此时，出身旧桂军的三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低级军官，却起了“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这三个人分别为：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

不过，这三个人并非出身一个队伍，最初的新桂系是有两支武装力量起家的。其中一支是以李宗仁为首的粤桂边防军，当时李宗仁约有10个连、大概2000余人。而另一支则是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模范营。

黄绍竑

1923年，广州国民政府将黄绍竑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两人率领这支部队击败了广西独立师陈天泰部等多支武装力量，占据新江上游各县，拥兵8,000余人。

然而，此时，仅凭黄绍竑和白崇禧讨贼军的力量，远不足以击败拥兵数万的陆荣廷和沈鸿英。因此，他们决定与已经占据玉林各县、与讨贼军兵力相差无几的老同学李宗仁合作。

而李宗仁也深知合则两利的问题，因此，他一边将所部改为定桂军，以示与讨贼军的区别，另一方面开始与黄白二人合作。而这也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人的第1次合作。

李宗仁和白崇禧

从此之后，两支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匹敌陆荣廷和沈鸿英的强大实力。三个人配合密切，最终以少胜多，先后击败了陆荣廷、沈鸿英和来犯滇军，统一了广西。

也正是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作为参谋长的白崇禧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他头脑灵活，善于用计的军事作风，也为他赢得了“小诸葛”的美誉。

而在此后的战争中，白崇禧也屡次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无论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期间，“小诸葛”白崇禧在军事上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然而与此同时，白崇禧比军事才华更为高涨的，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狂妄自大。

“小诸葛”白崇禧

例如，1949年国民党早已日暮西山，在任何一个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来国民党必败的情况下，白崇禧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白崇禧信心十足的认为，他指挥国民党残余百万大军足以抵挡解放军渡过长江，也因此，他甚至在和谈前狂妄地提出了“与***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长江防线被突破之后，白崇禧又认为他可以守住华中地区。在华中地区毫不意外的失守之后，白崇禧又开始调兵遣将，异想天开的试图守住广东和广西。

然而，白崇禧的这一系列堪称狂妄的自信，终究不过是螳臂当车，他的军事才华，显然还没有逆天到足以扭转国民党败局。最终，包括桂系军队在内的国民党大陆军队全军覆没。

渡江战役

而在这一点上，李宗仁显然比白崇禧拥有更清醒的认识，他早就认识到国民党无力回天了。两个人的矛盾因此产生，白崇禧对于李宗仁“悲观”的观点并不认可，而且，他一直牢牢把控着麾下的桂军，不容任何人染指，这其中，甚至也包括李宗仁。这也是李白二人第1次矛盾。

其后，当解放军百万大师迅速渡过长江并横扫南方时，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彻底当不下去了。因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位，本来就是以和谈为名当上的，和谈破裂、李宗仁又无力回天，再加上他指挥不动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在许多人看来，李宗仁自然没有了继续当总统的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重新走上台前，并开始策划复位。对于蒋介石复位的想法，白崇禧其实是比较支持的，因为他知道，一直以国民党总裁等名义在幕后操纵指挥国民党党政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一直拥有着对于国民党的绝对控制力。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所以，虽然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但他处处受制，李宗仁又没有乾坤一掷的魄力，根本无法摆脱蒋介石的束缚。所以，白崇禧觉得还不如承认现实：和谈既然已经破裂，“代总统”的任务也可以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既然对于国民党大军指挥不灵，带着代总统的虚名对于国民党的局势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僵持下去也必定两败俱伤。所以，他开始劝李宗仁辞去代总统的位置，甚至让李宗仁也加入“劝进”的行列，让蒋介石重新上台。

但是，李宗仁的观点却截然不同，李宗仁曾说：

“我不愿意劝进的原因，并非迷恋权位，只是觉得蒋欺人太甚。起初我并不想上台，是蒋逼迫我做代总统的，在我到职位之后，他把库存金银外汇和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台湾，并且先后肆意破坏守疆计划和保卫广东的军事措施。等到局面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好像我的进退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蒋一贯玩弄权术，目无法统，我一定为维护国家名器而坚持到底”。

李宗仁

当然，李宗仁的话虽冠冕堂皇，但其实也说出了他坚持不辞去代总统的职位的目的，除了因屡次被蒋介石掣肘，狠狠出一把恶气之外，也是因为他早已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在需要一个人的时候许诺的甜言蜜语根本不作数，白崇禧正是受到了蒋介石的迷惑，听信了他许诺的国防部长之位，才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劝李宗仁的，在李宗仁看来，白崇禧劝他的言行，正是被蒋介石糊弄住了。这也是李白二人第2次观点上的矛盾冲突。

而最终李宗仁也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劝导，即便退往美国之后，他也始终不辞去带总统的职位，狠狠的恶心的蒋介石一把。

除此之外，李白二人最大的矛盾则在于是否前往台湾的问题。1949年，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李宗仁和白崇禧其实面临三个选择：一个是起义加入新中国，一个是随蒋介石退往台湾，最后一个则是退走海外。

“代总统”李宗仁

对于李白二人而言，反了一辈子共的他们不愿意投靠***，所以，选择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去往海外，一个是前往台湾。

对于李宗仁而言，前往台湾，到蒋介石麾下无异于羊入虎口，因此，李宗仁早已打定主意前往美国治病并留在美国。然而，白崇禧在蒋介石多次派人游说、好话说尽、尤其是获得“去台之后自有重用”的承诺之后，一贯耳根子软好又戴高帽子的白崇禧，听信了蒋介石的许诺，最终，他不顾李宗仁和桂系其他将领的劝阻，执意前往台湾。

从此，李白二人分道扬镳，至死也未曾再见一面。而到达台湾之后，白崇禧不但没有获得蒋介石承诺的“重用”，反而由于李宗仁屡屡在美国反对蒋介石的问题，还成为了蒋介石制衡李宗仁的工具和出气筒。

白崇禧

一直被蒋介石严密监控的白崇禧，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进行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如同牵线木偶。而白崇禧的离奇死亡更是迷雾团团，结局可谓悲惨。一代将星却落得如此下场，确实不禁令人唏嘘不已。而从李白二人最终的选择亦可以看出，李宗仁始终是桂系一把手，军事才华横溢的白崇禧却只能位居其下，显然是有原因的。

“桂系”这两个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很重的分量，谈论近代，谈论民国，永远绕不开桂系。

从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开始的时候，桂系便存在了。

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和奉系不过是各领风骚四年，可是桂系却不同，它直到1949年李宗仁逃去美国、白崇禧逃去台湾才宣告彻底结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像新陈代谢一般更新过自己的领导核心，即旧桂系为新桂系所取代。

旧桂系的名头当然不如新桂系响亮，从实力方面来说，旧桂系也不如新桂系。

旧桂系的头头是陆荣廷，一个南宁人，巅峰时期的势力范围从广西延伸到了广东和湖南，1920年时被粤军驱逐出粤，1921年7月被迫通电下野，随后避居上海。

1923年在孙中山忙着对付陈炯明的时候，陆荣廷获得北京政府的支持回到广西，试图东山再起。

但是，此时的沈鸿英已经膨胀，表面上服从孙中山，可是实际上却想学曾经的陆荣廷，他又怎么可能会让陆荣廷在广西东山再起？

所以，在陆荣廷刚回广西没多久，沈鸿英便在孙中山的命令下率军攻打陆荣廷，实际上即使没有孙中山的命令他也会这么做。

沈鸿英也是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一介土匪出身，辛亥革命时率领众匪接受同盟会的招安，从此由黑道走上了白道，从一个贼成为了一个官。

但是，他的贼性一直改不了，不管是在陆荣廷手下，还是在孙中山手下都没有变过。

1924年11月，陆荣廷部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击败，陆荣廷本人则早已于8月通电下野并去了上海。

1925年7月，沈鸿英在李宗仁的步步紧逼之下绝望地遣散所部，然后潜藏，9月扮成商人悄悄去了香港。

至此，以陆荣廷、沈鸿英为代表的旧桂系宣告终结，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核心领导的新桂系宣告诞生，李白黄三人并称“桂系三杰”。

黄绍竑在中原大战时脱离桂系，投靠了蒋介石，所以在说新桂系的时候，又常常只说“李白”二人。

新桂系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领导下，发展很迅速，新桂系的势力范围也急速扩张，向北方省份延伸。在白崇禧的构想中，是在占领中原后，像古代的王朝那样携势自北攻南，从而拿下江山。

只可惜“李白”没能实现这个构想，因为新桂系很快被蒋介石用“软刀子”捅出了一个窟窿，在蒋介石的收买下，新桂系的部分将领纷纷叛变并投靠了蒋介石，蒋几乎“兵不血刃”地瓦解了来自新桂系的威胁。

但是，新桂系并没有倒下，“李白”仍然强势地站立在民国政治舞台的中央继续“高歌”。蒋介石的几次下野，便离不开桂系在背后的操纵。

李宗仁也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反蒋但是始终站立着的军阀，甚至在最后时刻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当上了国民政府的代总统。

即便到了后来不得不走的时候，他也选择了去美国，而不是台湾，只因为他不愿意向蒋介石低头，更不愿意将自己置于蒋介石的摆布之中。

在抗战时期，桂系也为抗战事业付出了无数的鲜血，桂系健儿们一个又一个地奔赴抗日战场，为国家、民族和百姓能够摆脱侵略者而抛头颅、洒热血！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桂系之于民国，李宗仁之于桂系、之于民国，始终是一个传奇！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