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

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1)。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2)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3)

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屏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

2．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这就是曾玉屏后来自述的“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5)。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6)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7)。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8)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导读：同治十一年，3月12日，62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行走。他说：“我这辈子打过很多仗，打仗是最害人的。”我犯了罪。我的家族和后代再也不会派士兵去打仗了。”突然，他连喊“脚麻了”，扑向儿子。他不能马上说话。当他遇到危险时，他举起手，指着桌上已经写好的遗嘱。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被誉为“晚清第一大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帮助晚清起死回生，在《光芒四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识渊博，文笔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功业、德行、言谈“三仙”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国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100多年来没有“害群之马”。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说：“一国之功大于学，故当以礼。”他一生刻苦读书，推崇儒家思想，强调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孟朱之后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有成。

梁启超在《曾国藩《曾国藩传清人稿》的序言中说：“但在近代，没见过的大人，已经见过了；不仅是我们国家，全世界看不到的成年人也是如此。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天才。据说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直言不讳的。会值回一切，会反其道而行之；而那些品德高尚、业绩突出、谈吐不凡、成就卓著的人，摆脱了过去的羁绊，远离了北京。他们决心摆脱世俗的羁绊，却知难而进。他们鼓励并前进，克服了成千上万的困难而没有遇到挫折。而不是做一些事情，他们累了，谦虚，勤劳，忠诚，英俊和

穿越石海，可见“不会三代”是大多数官宦家庭无法逾越的魔咒。但曾氏家族也有杰出的人才，如、曾、曾广权、曾昭伦和。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四大遗嘱”，对探索曾氏家史之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行走。他说：“我这辈子打过很多仗，打仗是最害人的。”我犯了罪。我的后代再也不会出兵打仗了。”突然，他连喊“脚麻了”，扑向儿子。他不能马上说话。危急关头，他举起手，指着桌上早已写好的遗嘱。曾国藩的遗嘱如下：

我当官30多年了。我是最棒的，但是我在学习上一事无成。我的美德令人难以置信。老人受伤了，我很害怕，也很羞愧。今天，我要和你说再见，用四种特殊的方式教你的弟弟。

首先，谨慎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没有什么比培养自己的修养更难的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有善有恶，所以无法尽全力行善除恶。这是我自己的表演。没有其他人能知道他们是否欺骗了自己。孟子说，心中无罪，心中无物。都说修心要清净无欲。所以，能够谨慎独立的人，在反省自己的时候，是不会有负罪感的。他们可以面对天地鬼神。他们的行动永远不会没有回报，但他们的心会收缩。人如果没有什么可愧疚的，就会在天地面前显得平静，这种心情是愉悦平和的。这是人生自强的第一步，是最好的药方，也是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对主的尊敬使身体强壮。内心纯洁，外表整洁，认真，是受人尊敬的时代；出门如迎贵客，敬民如大祭。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天气；修养使人安，忠，顺，天下太平。这就是尊重的效果。智慧和聪明来自这几个方面。严肃和安静一天比一天强，闲适和尊重一天比一天懒，这是天性的表现。如果不管多少人，不管多小的事情，都互相尊重，不敢懈怠，那健康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第三，人在追求仁的时候是快乐的。人在出生时，都得到了天地为心形的原理，天地之气就是他们的体形。我所有的民间物品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如果你只知道谋取私利，却不知道原谅别人，不懂得关心一切，这就是同源的对立面。至于在人民之上的高级官员，他们有责任拯救人民于水火和饥饿之中。读书学习，对大义有肤浅的认识，就有责任让学习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孔子的教育在于求仁，最重要的是“立人，得才”。谁不愿意自立呢？如果他们能让人自立，他们就能和一切竞争。有人不乐意加入我们吗？

第四，鬼神也尊重参与劳动。如果一个人每天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看到他的人都会认同他，鬼神也会赞美他，认为他是一个自立的人。如果一个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地编织女人，他可以收获几英尺的谷物和布料。然而，富裕的家庭整天无忧无虑，无所事事，但每顿饭都必须是美味佳肴。这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鬼神不同意。这能持续多久？古代圣贤总是以勤奋自勉，为自己着想，所以要苦练本领，锻炼筋骨，在困难中努力，才能增长智慧和见识。为了整个世界，我们必须让自己挨饿，让自己陷入泥潭，把没有抓住小偷和强盗当成我们的错。禹治水十三年，不入其家，墨子助天下。这些都是极其节俭修身，努力救人的例子。所以，勤奋可以使人长寿，安逸可以使人英年早逝；勤奋使人尽其所能，安逸则无能被弃；勤奋可以帮助人，但上帝崇拜他们。安慰人没用，鬼神不羡慕。

这四篇是十年后的世界。你记得那次旅行，并把它传给了他的后代。这样，曾宇的家庭才能繁荣昌盛，才能有代表他们的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他的后代影响深远。他的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去世后开始了他的仕途和外交生涯。季红一生都在研究数学；曾孙出家后死于翰林。大部分的曾孙和曾孙都出国留学了。曾家的后代没有一个加入这个行列，甚至很少有人成为官员。曾后人不负先人遗言，远离军政，自救，安身立命，实现了曾“世代昌盛，人才辈出”的遗愿。如果曾国藩对酒泉有所了解，他一定会扭头微笑。

不一样的曾国藩（122）

第十九章

顺祖意躬身修谱 铺张婚事为哪般

前文说到：在曾国藩于返乡时机的看似平常的年月里，却干出了一件令其族人称颂、极大提升其形象与影响力的大件事。

究竟何事如此重要？那就是被民间奉为神圣般如家族建祠、祭祀般之大事：修订族谱！

且由此开始、几乎终其一生而乐此不疲的乡贤大儒所为，并最终由其主导完成了“修订和统一了全国的通天族谱”。此事，使其于不自觉间涉足、后有意为之，并最终奠定、成就其 历史 地位的大件事。

这是什么情况，请接着往下看：

旧时宗族之大事——修家谱

焉何要修家谱？古人云：“前人不修谱，后人不知古”。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我国记录中华民族 历史 发展的三大支柱。

司马迁《史记》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也。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源慒。人不知祖，何异禽兽？”意思是说，谱是家族的 历史 ，史是国家的谱系，若不修谱，老小次序则杂乱，世系渊源亦不清。一个连祖宗都不知道的人，其与禽兽有何区别？

再者，姓氏是人们血缘关系之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血缘族人间生生相息根之意识，使族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不管漂泊多远，总忘不了家乡，因那有己父母长辈，其土葬有祖宗先人。

费孝通先生在其大作《乡土中国》中，在对“家庭、氏族、邻里、街坊、村落”逐一陈述之后，对 社会 结构、尤其是对民间 社会 结构与状态进行了解构，使人们获知家族长老行使统治之“权威”、施礼法之“人治”之力量所系，知悉宗族（长老）掌控族人、足以导致 社会 有序的根源。并由此见，被乡土中国中宗族、家族长老们视为圭臬之谱系源流，一下为其寻到共根这一“发号施令”之利器，亦为之显示“威望”提供了力量之据。

家谱，又称族谱。流淌着族人血脉，记载了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推而广之，国人自古重视家之根系源流，乐于寻根问祖、饮水思源，不忘血脉传承、祖宗先人。而家谱，则起着承载伦理规范，塑造人格精神，维系 社会 秩序之用。寻根问祖，家谱作用至要，由是，古人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修家谱之作用几何？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拜客返回已近晚饭时间，即与父亲一起陪祖父晚饭。后，曾玉屏将其父子留下，便与其说起了共举族内公事。

曾玉屏说：“竹亭、宽一，自宽一及第，尤以点翰林后，族内诸长亦多与我商及族事。近日，听闻曾合六等曾邀宽一共商，似觉宽一颇有不快，不知所说属实否？”

曾麟书一听，顿时惊诧，面露惶恐之状，刚想说话，只见曾玉屏伸出左手有制止状，一边用眼睛似在询问曾国藩。

曾国藩见躲避不过，就回道：“爷爷，确有其事。”

“哦？汝意如何？”爷爷问。

曾国藩见爷爷追问，亦不绕弯，说：“族叔合六约我议事。想我入仕之前，族人从无语吾此事，如今不论吾几多繁忙、辛苦几何，亦急吾参与。吾非不愿族事，只嫌此公势利之人，故有不平之忿。”

“哦，鸡肠之见！心胸气窄耳！”曾玉屏批评道，“误以族人前不约吾家参与族事，属尔等不知也。尔等皆知吾少年失学，邀吾举事，吾何可作？未约竹亭，概以尔父多不具统摄之力；尔等兄弟皆求学之途，尤以近年县、乡、会试接踵而至，且于省垣、衡州师承汪师等，多不在坪，何来约尔？吾当知此情，亦少话与尔知。岂知尔等反以此想，实是不该。”曾玉屏说着，下巴上的稀疏花白胡须也随着上下前后的翻动，语气也不客气，又说：“即便是无他人相约商谈，作为有识之士亦应主动作为。”

曾玉屏又接着说：“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何况于族事？族事都不愿为，岂愿为他事？”意思是：君子（有德行有修养的人）居于下位的时候，就能够排除一方的难题；居于上位的时候，就能够消除万物的喧嚣。

此时，曾麟书非但不敢插话，更是替儿子担心。觉得已是官身，若再遭祖父训斥、埋怨厮闹而有失身份，一时急的满头大汗。一边用衣袖擦额头之汗，一边躬身点头，一边用眼神向其父哀求状，希望老父嘴下留情，以给国藩留些情面。

曾国藩也认识到自己不当之处，看爷爷说话的空隙间，并不辩解，诚恳的回复说：“爷爷教导得极是。宽一确有误会族叔人等。愿听爷爷定夺。”

玉屏见状，便不再纠缠，心绪平复下，说：“想尔等多读圣贤之书，定识君臣父子忠孝之礼，吾不多言。竹亭将修谱之利害损益说与宽一知晓。不到之处，吾再复述。”

（未完待续）

序章 武如廖化 文比韦昭

天地风尘几草庐，铜坑山下闭门居。

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着书。

吴会浮云苍狗后，具区秋水白鸥初。

寻君便放烟波棹，七十二峰来钓鱼。     

      这首诗是其清代名臣尹耕云的诗作，尹耕云字瞻甫，号杏农，湖南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官河南陕汝道，以朝廷命官而受军府差委，佐毛昶熙为幕客，其功昭昭。尹耕云在御史台任职期间以敢言而著称，其中尤以弹劾河督一事而闻名于世。直至咸丰十年，正是尹耕云详查其弊，上呈著名的《劾河督疏》，极力弹劾，方使清廷震怒，撤并南河总督署，由此根治了长久以来的河督奢糜之弊。这首“题冯林一侍讲邓尉山庐着书图”是其诗作中较为著名的一首。其中“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着书”一句即是对平江著名的才子李次青有感而发。    

      李次青即李元度，次青是其表字。李元度李次青在平江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小的时候，小子便常常听得长辈说一些关于李公的奇闻逸事，如李次青读书一目十行、次青看书过目不忘云云，使我对这个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此次穷搜典籍、乱翻古书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个传奇人物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影像，以算是为这位湖湘才子立一小传。    

      平江此地地理偏僻，人风纯朴，学习之风相当之盛，前岁很多报纸都报道了平江开办私塾之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也算是庶几可以稍微温暖一下胸怀的好事了。平江人喜欢对对子，每每乡村野老都有惊人之句，像李元度这般才子其奇闻逸事在乡野之间更是广为流传，而其事略在平江论坛上也早以传遍，只是观老丘那个讲述李元度逸事的帖子，其中却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居多，比如那个次青巷的由来，便有“龚大司马、曾国藩、王尔烈、郑板桥、张英、刘庸、吴典等数人之说，而且其中言之确确、有史可查的也不乏其人，其实，像这般名间的传说往往是很难找到确切的当事人的，像阿凡提的故事中就不乏史厥疑、徐文长等名间故事人物的原型。所以，在此文中，小子也是尽量以史书中记载的准绳，以免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的事来。    

      李元度身世坎坷，几起几落，在其声名最盛的时节湘军之中其声望犹在左宗裳、李鸿章之上，只是此后一因徽州之败，再因改换门庭，投于曾国藩的政治对手王有龄之怀抱，才有后来曾国藩几次三番的上疏弹劾，并最终使李元度丢官回乡。观李元度之一生，其武功也赫赫、其文采也斐然，曾国藩筚路蓝缕草创湘军之初，若非李元度弃官跟随，鼎立支持，恐怕曾国藩早就葬身于九江湖底矣，此后湘军连失大将，李继宾、塔齐布接连殒命，又是李元度临危受命，固守广丰、玉山，接连抵挡住有“贼中第一狡悍之徒”之称的石达开的屡次进击。关于此役，当时的江西巡抚疏称“（元度）以三千饥疲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事，未之前闻”。战后胡林翼向朝廷推荐人才，李元度的名字与沈葆桢、左宗棠并列在首位，由此可见，李元度在湘军前期也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     但是，在《清史稿》中，对李次青的评价却着实不高：“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将屡偾事。”（《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五）这是说他虽然擅长文章，喜欢言兵，但是带兵作战却屡次坏事，俨然说的就是一个赵括二世。  

      “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这个就说得更是露骨了，翻译过来就是：”李元度不过是个书生，做的没有说的好听，所以能在湘军中混到如今，不过是军士们看在他是元老的份上抬举他罢了。“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嘲笑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同样是《清史稿》，对李次青的战功记载如下： “四年，以克复湘潭功，保知县，加内阁中书衔” “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 “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温处道”     在另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清史列传》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七年二月，贼纠众三万自安仁来犯，大战于鹰潭，斩首数千级；赏还花翎，给同知衔” “旋移防玉山，会贼大至，守卒仅七百；元度列陈堵剿，炮伤左颊，不少动”    

      总的来说，在湘军前期，李元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将，自咸丰二年跟从曾国藩办团练开始，前期复武昌、克田家镇，后克东乡、攻抚州，累战皆捷，到咸丰七年大捷于鹰潭，加知府衔，这五年里曾国藩手下几无能战之将，像李继宾、塔齐布之类的悍将要不不是自己的直系属下，要不就是力辍难支，像李元度这等文采出众、而又可独当一面的儒将，在前期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特别是在广信府一战之后，李元度以其英勇善战不但被授予记名道员，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等衔（满州话勇士之义），同时在曾国藩的心中也被拔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在其后不久的一封书信中我们不难窥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曾国藩书信札》）季高是左宗棠的字，李元度主政务，左宗棠主军务，而升迁举劾，则是两人商量后再办，可见，当时曾国藩是把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李元度其后的发展不可限量，不但封疆大吏唾手可得，就算是出入部阁执掌中书也未必不可，但是，命运在这时给李元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咸丰十年八月，张国梁、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当时李元度任徽宁池太广道，率湘军三千抵徽州，接办皖南防务。其时正值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率太平军西征南路之师进克宁国，斩提督周天受及其所部，李元度在绩溪连遭惨败，抵任不到十日，徽州旋为太平军攻占，他“频死得免” ，败走浙江开化。就是这一次原本是平常的战败，由于李元度的错误处置，最终变成了其人生急转直下的一个转折点。  

      李元度先是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后，才不紧不慢地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一味避责。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则“难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  

      如果说这样也便罢了，毕竟曾国藩与李元度的私交一向不错，当时湘军又正是用人之极，假以时日，李元度必将官复原职。但是，李元度到底是不甘寂寞的，咸丰十一年末，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克义宁、奉新、瑞州等地。其实，当时是驻防的太平军自行撤退的，但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只是由于这种“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的行为，不久，他遭到曾国藩再度奏劾，指责他“前不能守徽州”，后不能及时援浙江，并自称连克江西州、县， “有冒功情事”。最终被罢官归家。从此，“杜门不复与闻天下事”。结束了前期的军事生涯。   

      当然，曾国藩所谓的“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其实是属于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的，而李元度也是明知这点而慨然投靠，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也正是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反观同样是和曾国藩闹翻的李鸿章，其所为就显得磊落许多，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正是由于这种“忠诚”的品质，使得曾国藩大为赞赏，并再邀李鸿章赴安庆担任要职。 

      抛开李元度对徽州战败处置不当不说，但论其用兵打仗之谋，事实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其以三千平江勇起家，曾国藩在江西四面楚歌之极是其独挡一面，若擎天巨柱。此后征战维扬，“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却也是战功赫赫，其后期平定云贵匪乱也体现出其军事上的确是独当一面的。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有中肯的评价：“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所以，论李元度武功，当是三国廖化无疑。    

      而李元度在晚清官场所最为人所称道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文采，李元度有个外号叫“神对李”，其对联、骈文的功力在湘军中是数一数二的。  

    《清稗类钞》“李次青方伯四六”载，粤寇乱时，李次青方伯元度接统徽州防军，以代张文毅公芾。甫三日，军溃，徽郡失守。曾文正恚甚，奏请拟正军法，奉旨从宽戍边。其实文正深爱其才，非果欲杀之也。李谢罪禀有云：「君子原爱人以德，覆之而又培之﹔宰相有造物之权，知我何殊生我。」文正援笔批其后云：「好四六，好文章，好才情。」（方伯:古称一方诸侯之长为方伯,后世用以泛称地方长官。明、清用为布政使的尊称。不器注）  

    除了诗文、对联外，李元度最主要的作品就是记载了曾国藩、左宗裳、李鸿章等咸丰、同治年间重要政治人物的《国朝先正事略》。《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清同治五年（1866），共收清开国至咸丰朝的代表人物一千一百零八人（其中正传五百人，附见者六百零八人），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李元度自晚清后名声渐响大部是因为《国朝先正事略》的缘故。    

      不过李元度名头虽响，但要说是“湖南第一、天下第七”，就难以使人信服了。小子以为，说这句话的人未免马屁拍得过分，不说天下第七，就是做到湖南第七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算陶澍、魏源肯，但汤鹏、曾国藩未必是肯的，而就算魏源、曾国藩肯，那王闿运、罗泽南必定是不肯的，究李元度毕生所为，官不过从二品（贵州布政使）、名也难出湘军之外，最值得一谈的就是《国朝先正事略》。但是，小子文牍探寻当中，也发现了一大疑点，根据曾国藩所言，《国朝先正事略》的作者除了李元度应该另有别人。 “清代先正事略，同时编纂者至五六，而独平江李元度书传，盖有幸有不幸也。“（《对联话谐谑卷》） “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 “……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 （曾国藩清先正事略选序——即《国朝先正事略》不器注）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李元度完书期间曾“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因此，把《国朝先正事略》看成是李元度一人修纂也不是一件很说得过去的事情。一直以来，《国朝先正事略》都是研究清代史料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其中关于湘军的发迹、战事都有相当多的揭密性质的描写，当然，比起另一部同样诠释湘军史的《湘军志》，《国朝先正事略》显得隐讳有余，揭露不足，但是论文笔之俊逸、人物之丰富、事件描写之精微、时间跨度之广袤，清代笔记野史无有能与其比足者。也正因为如此，自晚清以降，对李元度的评价逐此提升，隐隐有三国韦昭之比。在此，小子未敢为尊着讳，也希望为钱衍石能一讨名份，慰其先灵于地下。    

      其次，终清之一朝，对文字一类始终忌惮，如戴名世《南山集》、金庸祖上查嗣庭一案皆牵连甚广。所以有清之一代，史书的记载应该算是最不靠谱的。 “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个荒诞之极的事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在《清会典事例》、《圣祖实录》等史料之中，读来尤其使人喷饭。一天之内打死318只兔子，就算从早上6点天亮，打到晚6点天黑，中间不吃饭，不休息，不喝水，整整十二个小时，算下来平均226分钟打死一只兔子，这效率都快赶上机枪扫射了。   

      因此，清代的很多流传甚广的史书其可信度反而不及一些名士、朝官的私家笔记，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近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因为期间多载曾国藩、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的阴私隐密之事，于光绪八年刻板被郭嵩焘销毁，此后在四川重刻再版，但其中却经过了许多的增删修改，就算如此，曾国荃还是甚为不满，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 当然，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现在已被证实其中所撰事略大多是真实的，但是相比董狐来说，其相差却是不可以道里记的。    

      李公元度文武全才，性格仁厚，在军几二十年，未尝妄杀人；凡缚贼，必亲鞫解释者，十尝七、八。公性肫笃，事母逮老如孺子，厚于亲族；塾有课、嫠有资，姻故乡邻多待以举火。平江地界三省，设局县城，集械编丁以时训练；寇警迭乘，恃以完固。立诸善堂及广仁仓，贷不取息。创建平江忠义祠及葺新诸祠祀，必亲必慎。    

      现在其后辈多远在海外，出类拔萃者甚多，也算是其余荫之所泽了。小子以为，议李公“武如廖化、文如韦昭”当是中肯的吧。

附： 李元度之起落： 起：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大挑二等，选黔阳县教谕。咸丰三年，曾国藩调理营务，期间屡立战功，加按察使衔，赏「色尔固楞」巴图鲁勇号。同治二月授浙江盐运使兼按察使。

落：四年八月，至祁门。时伪侍王李世贤陷宁国，守将周天受战死；元度至徽州未十日，徽城继陷，革职拏问。三月，两江总督曾国藩疏劾元度获咎后擅自回籍，即行革职，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十一月，御史刘庆论劾：逼索欠饷，失人臣体, 得旨：下部议罪，发往军台效力。后在左宗赏等人极力斡旋下，旋以前功，免其发遣。 起：同治五年，贵州逆苗及黄号、白号等匪构乱，蹂躏思南、石阡、思州、遵义、铜仁五府；巡抚张亮基疏调元度入黔，旋授云南按察使，

落：以终养开缺回籍。

起：光绪八年，丁母忧。十年，法、越构乱，彭玉麟以兵部尚书督办广东海防，延元度赞理营务，十一年六月，授贵州按察使，十三年二月，升贵州布政使，九月，卒。

中国历史上三个半圣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诸葛亮、曾国藩，其中曾国藩算半个圣人。孔子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地位，同时还是世界公认四大圣人之一，世界三大哲学体系中有一个和他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成功创立儒家，并且将很多礼仪都传承了下来，让中国深受其影响，很多厉害的古代大人物也是他的徒弟。

王阳明成功的创建了心学，其学术和相关的思想还被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他本人也是相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学生数量比较庞大，深受后人喜爱。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是比较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他成功的指导了很多成功的战役，同时还相当的足智多谋，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人。曾国藩和上面的圣人比较起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他当官确实是没问题，官场上有着比较高的地位，也让清王朝更加繁荣，但是归根结底他是一位政客，也有一些缺点，所以不能算是完全的圣人，只能说半个了。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中国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诸葛亮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集忠、孝、义、谋于一身，可以说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智慧神的最杰出化身。历代朝野都对诸葛亮有很高的评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有如下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在《三国志》中亦附有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的序言。而《三国志注》中，裴松之亦引出袁子谈论诸葛亮的功绩。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今早看唐浩明老师的《曾国藩》，序言里有一句话吸引了我：“看戏子技艺的高低，就看他在舞台上把戏作成真的表演功力。官场也就是戏场。看一个官员的本事大小，就看他作假成真的技巧如何。”深有感触。

工作十余年，因为得到领导的青睐，被提拔为中层管理人员，并在短时间内连提两级，也算是一只脚踏入了官场。但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而得到重用，即使我不懂得如何与同事相处，更不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依然不阻碍我在官场“步步高升”。

但随着领导的换届，之前青睐我的领导调离，我开始感受到了不一般的对待，尤其是最近的一些境遇时刻提醒我，靠实力混官场似乎行不通了，这个社会似乎并不缺实力，反而缺的是会演戏、会溜须拍马的人。

越是这样认为，我越是不屑，不屑与之为伍，不屑屈尊降贵

但我忘了当初同意提拔的目的，忘了想给更多人创造机会的初心，忘了为什么出发，忘了要达到的远方

幸好这段时间不算久，幸好《曾国藩》这本书给我指明了方向，为了自己，为了更多像我一样纯真的人，学会假戏真做，学会隐藏自己，才能达到顶峰，才能真正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