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族谱是什么意思 族谱又叫宗谱、家传、房谱、家乘、谱牒、谱系等。是一种记录氏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宗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记录。一部完整的族谱，一般分为：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宗族祠堂、坟茔、族规族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从族谱中，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宗族的迁徙、发展过程，了解宗族人物的事迹，掌握整个宗族发展的历史，确定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分”。即在同一辈分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分。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分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 ，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分的方法，使农>>

问题二：家谱的谱是什么意思？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维持和发展。即使旧的家族裂变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裂变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子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什么血缘关系？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是家谱、族谱的雏形。 谱牒源于何时？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周代的《世本》，曾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有过参考作用，学术界公认为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 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至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成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降，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有的封建文化>>

问题三：请问,家谱中有''行传"二字,是什么意思 4

问题四：国家叫百姓做家谱是什么意思 在信息爆炸和虚拟社会的时代里，人们很容易迷失，变得焦虑、空虚、忧郁、孤独。普通百姓家的家风家训、家谱传记中隐藏了先辈许多美德和正能量，后代从中可以学到很多，获得精神上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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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传记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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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家谱的主要内容 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性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据家族网・国家家谱研究中心的报告资料推测，《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它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如果发现一本关于您身世的家谱，您最想看的是什么哪？是不是想知道自家的祖先是谁？家族中曾有过哪些名人、功绩？家族中人如今哪里？等等，所有的答案就在家谱的世系表中。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以上四种世系表形式都各有特色，这是一般族谱中比较常见的世系表，但也有其它的变化，我们在记述家族世系表时，可根据掌握材料的多少、家族成员的多少等灵活采用，总之，世系表要易看易懂、内容真实、层序分明，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如今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

问题六：家谱中的人物传记怎么写 我感觉你说的就是“行述”或“行状”。

1谓生平概略、履历。《封氏闻见记・石志》：“素族无名策，故以纪行述耳，遂相祖习。” 2即行状。 清 刘大 《渔溪巴君墓志铭》：“我死，慎勿丐名流作传及妄为行述，以贻有识之非笑。”《儿女英雄传》第三二回：“他的子孙，往往的求那班名公老先生们，把他平日的好处，怎长怎短的，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也有说行述的，行略的，行状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什么。” 巴金 《家》三七：“〔 觉慧 〕把附印在后面的三叔起稿、四叔手写的祖父的‘行述’，翻了两下。”

3行状，汉朝称“状”，元代以后称之“行状”或“行述”。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珐状，状之大者也。”唐代李翱曾为韩愈写过行状，但他在〈百官行状奏〉写道：“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著名的行状有〈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赴英州乞舟行状〉、〈袁中郎行状〉、〈司马温公行状〉等，另有“逸事状”只

问题七：族谱是怎样写的 家谱的七大主要内容。

一 姓氏源流

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 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 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

《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 《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二 堂号

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它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 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 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 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 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 “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 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三 世系表

如果发现一本关于您身世的家谱，您最想看的是什么哪？是不是想知道自家的祖先是谁？家族中曾有过哪 些名人、功绩？家族中人现在哪里？等等，所有的答案就在家谱的世系表中。

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 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 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 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 配偶、藏地、功绩等。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 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 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 很多不便。

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

问题八：族谱上写着继男是什么意思 族谱又叫宗谱、家传、房谱、家乘、谱牒、谱系等。是一种记录氏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宗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记录。一部完整的族谱，一般分为：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宗族祠堂、坟茔、族规族训、恩荣录、像赞

地主对应贫农，穷人对应富人。另外，穷人和富人也不是绝对的。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娱乐就好~

说句很残忍的话，今天的富人是过去地主的子孙后代，今天的穷人也是过去地主的子孙后代。

地主生的孩子们，混的好的是富人，混的不好的是穷人。

过去的穷人呢？穷人娶不起老婆，没有子孙后代。

但看今天那些光棍村，过去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每一代落败的，都会这样。

所以看家谱，个个是名人之后，不要以为是吹牛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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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

　　乳山南司马庄于相宸和于凤至是于氏家族同族人，辈份尚无考证。

　　根据史料，于凤至出生于怀德县大泉眼村（现公主岭市南崴子镇大泉眼村）。其父于光斗，曾任吉林怀德县商会会长。查《于氏家谱》，于凤至父于光斗祖籍为山东登州府海阳县司马庄。于相宸为乳山县南司马庄。两个司马庄似乎为两地，互不相干。

　　查方志资料，海阳县置县于清雍正年间，河东总督王士俊清理封疆，奏请裁卫设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批准裁大嵩卫设海阳县，西以莱阳县三驾山为界，西北以莱阳县平兰社为界，北以栖霞县水头村为界，东以宁海州崮山为界。将莱阳县行村、林寺、嵩山三乡及宁海州乳山乡和普济、兴善两社归并海阳。

　　而乳山县设立很晚，至1945年方置县得名。唐时，乳山口已成为与外埠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明时，缫丝、制盐、酿造、食品等手工业已较发达。清末，夏村、乳山口等地已成为规模较大的商贸之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境域分属海阳县、宁海州（1914年改称牟平县）。1945年（乙酉年）置乳山县。因山得名。

　　可见，南司马庄在清代属于海阳或宁海（后改称牟平）。

　　山东登州府海阳县司马庄在东北的于氏宗亲甚多。而在在山东当地只知有南北东三个司马庄而不知有西司马庄之说。根据光绪年间续修海阳县志，查到有西司马庄。清制，登州府海阳县石山社，有西司马庄一村。石山社所管辖范围正是如今司马庄周围村庄。由此证实，西司马庄正是南北司马庄的统称。

　　南北司马庄（西司马庄）于氏自成一宗，东司马庄别为一宗。由此可见，于相宸与于凤至父应该为西司马庄于氏同宗同门。至于辈份大小，尚待族谱学者考证。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关于桦川以前姓王的地主，请分段详细解答的话题，以下是我的回答：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桦川是一个地名，而姓王的地主则是该地区的一个历史人物。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时期，桦川地区就有王姓的地主存在。他们是地方上的有钱人，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也掌握着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王姓地主的家族和家庭情况。据传，王姓地主家族在桦川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他们是当地的大族之一。王姓地主家族的祖先是从北方迁移而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富豪。在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担任过地方官员，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我们需要了解王姓地主家族在桦川地区的影响和地位。由于他们拥有大量财产和土地，王姓地主家族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他们在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家族和家庭的荣誉和声望，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发展。

总之，桦川以前姓王的地主是该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