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知道。

蒲寿庚在宋元之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大海商，还是南宋高级武官,可以说是掌控着南宋的生死存亡。

薄寿庚的先祖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不过他的先祖何时来到中国，从何地来到泉州，则有不同说法：阿拉伯说和占城说。

 前者说法一般来自《德化蒲寿庚家谱》，认为：其来华先祖为蒲孟宗，“嘉佑中，以左垂治蜀，遂为西蜀人，居间州。”即《宋史》里的蒲宗孟，《宋史蒲宗孟传》载其为阆州人，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官翰林学士，有伊斯兰教大净、小净习俗。第二世蒲谷……第六世大宾、仕宾，仕宾曾出任泉州晋江县知县，自此成为闽人。

后者说法一般来自明人何乔远《闽书》和《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认为：其先祖于宋朝时来华居广州，到寿庚父时才迁居泉州。

到了蒲寿庚一代，蒲寿庚兄弟在泉州除经商外，也给到泉州来的海商做翻译，后来因为剿灭海盗有功，开始参与管理泉州市舶司。

不要小看这市舶司，它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均由朝廷任命。

 宋代时期，泉州港开始崛起。至南宋时，泉州市舶司与中国第一海港广州市舶司的岁入已基本持平，并在宋末元初时开始超过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道：“刺桐港（泉州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当时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泉州市舶使职位不算高，却十分重要。蒲寿庚兄弟通晓蕃语，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且善于经商。据说，蒲寿庚的哥哥很有谋略，而蒲寿庚本人擅长军事，为掌管泉州市舶使的合适人选。他利用该职位为自己谋私，垄断泉州港香料贸易约三十年，为自己聚敛了巨额财富。

据说他在泉州海岸建了一座“望云楼”，专门用观望出入泉州港的贸易商船，然后对这些商船进行“例行”检查、征收货物进出口关税、办理出海和回船签证。蒲家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泉州的最大海上富商，秘密就在于蒲寿庚手中握有当时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与福建海上贸易的生杀大权。据史料载，在一次贸易中，蒲氏家族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四百艘。《闽书》载蒲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当时的南宋政权，中央财政极度依赖海关收入，毫不夸张地说，蒲寿庚已经紧握南宋政权的“经济命脉”了。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顺流而下，宋朝沿江诸将“望风降附”。很快，南宋都城杭州被元军攻占。

而在沿海流亡的宋室，对泉州的蒲寿庚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船、出人、出钱，通过水军改变局势。但蒲氏兄弟审时度势，决心降元，《宋史》载“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可见降元代表除了蒲寿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田真子。田真子乃泉州知州，也就是泉州地方的最髙行政长官，他主动投诚，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泉州地方政府的立场。田真子之外，宋末任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的泉州人夏璟，于宋亡元兴之际，“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深受蒲寿庚器重。

蒲寿庚降元，忽必烈心中悬着的一个心腹大患，终于可以放下了。当时在泉州，南宋政府设有南外宗正司，至宋末，宗室在泉州者有数千人，他们联合起来准备迎接从广州前来避难的南宋末代皇帝。

不久，宋末帝赵昺与枢密副使张世杰乘船退到泉州港口，蒲寿庚到船上去觐见皇帝，请皇帝一行住到泉州城里去。此时，张世杰已看出蒲寿庚有叛宋之心，因此没有答应进城。有人建议张世杰扣留蒲寿庚，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强海上抗元力量。但张世杰未听手下劝告，还是把蒲寿庚放回了泉州，却同时下令没收了他家的全部商船。商船是蒲家的命根，宋军没收其商船，就是断其家族的财路，自此在海上无立足之地。

为此，蒲寿庚下定决心，投元灭宋。于是，他立即下令关城，派手下杀死城中的所有宋室成员和大臣。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张世杰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保护皇帝离开泉州南下广东。

 南宋亡国后，忽必烈对蒲寿庚更加信任，不但让他继续掌管泉州市舶使，还要他组织水军，建造舰船，准备进攻日本。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隔朝隔代、早已作古的蒲寿庚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三百”---“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不许蒲氏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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