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与姬、姜、任合称是我国的四大古姓，相传舜帝出生于姚墟（今山东濮县南）而得姓。 春秋时，姚姓就已南迁江南，望族出南安（今福建南安）、吴兴。 上海很早就有姚姓居民，青浦孔宅、嘉定鸡鸣塘都出土过唐代姚姓墓碑；金山枫径姚廷睿，在宋建隆年间舍宅建兴国海寿寺；宋天圣三年（1025），姚、刘两姓从句容迁崇明新沙垦殖；南宋初，殿直将军姚世荣南渡松江横云山，山北栲栳村今多姚姓；姚埙先人自中州经浙江移居南汇周浦，谚称“先有姚家厅，后有周浦镇”；百曲港（今三林塘）姚氏于南宋起即以医学、教授闻世；吴淞姚氏于宋末已为嘉定巨族；姚述尧于宋末元初，由平湖迁居华亭五保（今金山廊下）；无名士姚世嘉避乱奉贤陶宅，姚仁荣从海盐居华亭。明代以后迁居的就更多了，据有关《姚氏家谱》，明初安徽桐城姚氏迁居真如，明嘉靖十六年（1537）安徽休宁姚仰云避倭迁上海周浦。 1994年底，全市有姚姓1085万人，居第25位。 上海姚姓，见有文献记录的，如吴淞姚舜元，宋末任平江府（今苏州）东南副将，守卫吴淞，抗元阵亡。明金山姚体信，嘉靖初为刑部主事，严拒万金巨贿，处宦官魏大经死刑。清初，金山廊下姚宏绪，搜集松郡文士诗作传略，编成《松风余韵》；姚培谦著有《松桂读书堂集》、《经史臆见》、《通鉴提要》、《明史揽要》，还广采民风，辑集《茸城蹋歌》，为研究古代上海社会风情和民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姚油所纂清道光《金山县志稿》，是清光绪《金山县志》的蓝本。金山张堰姚石子，继柳亚子主掌南社，他是江南著名藏书家，建国后其子将藏书5万册捐赠给国家，其中颇多珍本，有明崇祯版《松江府志》、朴学家张啸山《日记》、算学家顾观光手稿以及名家批校的《汉书》、《后汉书》，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在浏览了这部分图书后，特地为姚氏家属亲笔书写“金山姚石子先生同甲遐庆致语”。奉贤四团巧匠姚凤楼研制的犁，特别适宜滨海地区耕作，人称“姚家犁”，以致方园百里农民竞相争购。嘉定江桥姚楠，以根治桑树病害为著。主纂民国《上海县志》的姚文 ，曾主正风文学院的姚明晖叔侄，都是上海史志专家。姚明辉父姚文栋，曾任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主掌使馆所办的东文学堂，是我国近代留日活动的最早组织者。清光绪八年（1882），他获悉日本谋袭朝鲜的情报，即电告朝廷。使我抢占先机，屯兵要津，致使日本未敢蠢动。姚文栋久驻日本，深知日本侵华野心，即多方次集资料，著有《日本地理兵要》一书，呈朝廷以供决策参考。甲午战败后，文栋哀叹“一生之忠未尽，终天之恨不捐”，饮恨忧死。 寓沪姚姓有，为我国司法独立长期斗争的姚公鹤；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姚水娟；有“八·一三”抗日中，率部血战宝山英勇殉国的姚子青营长；有资深经济学家姚耐、姚锡棠，姚锡棠系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国家有贡献的中青年学者；有与他人合作经营沪上著名绸布店老介福的徽商姚氏；有1924年创设于引翔港，以双线牌棉花胎驰名的姚顺兴花老店（今福建中路群联花店前身）店主姚氏。 从“一·二八”侵华日军炮火 中抢出来的一部姚氏家谱 以姚姓冠的地名，仅金山县，即有21个自然村，廊下乡本名姚家廊下。其它较知名的有崇明姚刘沙，奉贤姚泾、姚堂，南汇姚桥，青浦金姚、邱姚，普陀新老姚家角。现西郊宾馆4号楼，旧为上海水泥厂厂主姚有志住宅，该楼由石块砌成，设计奇特，室内标高不一，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一种型式，是市级保护特色建筑。

原氏起源于姬姓。后来先轸，赵盾的一个弟弟也都改姓过原。河西的秃发氏改姓为源。

怎么跑到山东去的就不清楚了。

周武王灭商朝，西周立。封周文王第十六子为原伯(爵)。史称原伯贯, 受封于原国。 原，伯是他的氏。 官职初始是卿大夫。西周初期，平民百姓是没有"氏"的。春秋时原国被晋国灭。其后人以姬为姓，以原为氏。诸侯国之间不断战争，兼并到天下只有100多个诸侯的时候，原国还存在。由于原国很小，打败一次就举国迁徙一次。迁徙三次之后，原氏后人从此流散各地。

山西长治有一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为原起寺，大概在潞城。《沁水县志》称：原国故址在今沁水县西北里许。原国初始在今山西沁水县，后迁河南济源市(古称轵邑)。古城济源南临黄河与古都洛阳相望，北依太行与晋国毗邻。是愚公的故乡。《水经注》曰："济水有二源，东源出原城东北。"杨守敬《水经注疏》曰："在今县西北四里，俗呼为原村，遗迹犹存。"现济源市西北2公里的庙街有原城故址。20世纪40年代尚存城垣，其文化内涵以龙山文化为主，也有周代遗存。史传夏帝宁都于原，周初的原国可能就建在夏都原城的故墟上。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重耳于公元前635年冬，率兵围攻原国，预定三天攻下，但届期未克，晋文公即下令退兵。这时，侦察人员报告说：“原人准备投降了。”军吏也建议不要撤兵。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之宝，百姓靠它来保护。如果得到原国而失掉信义，用什么来保护百姓？这样做是因小而失大。”于是，退兵三十里，原国人听到晋文公的话，于是就投降了。因为讲诚信，不战而屈人之兵，亡人之国，这本已是一件值得惊诧的事情。然而，重耳讲诚信的收获，并不止于此次战役。随着他诚信美名的传播，国内百姓信服，诸侯纷纷依附，晋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原国亡国后，晋文公将原伯贯迁往冀（山西省河津市）。此时，原国人大批逃往各地，一支逃到温县的邢丘处（今北平皋村），落户于邢丘古地（邢丘到西汉初改名平皋）。 原氏后裔主要居住于太行，王屋山中以及纷河，漳河两岸，在别的地区及世界各大地区也有他们的身影。无论在那里，他们都在象愚公移山一样刻苦耐劳，奋斗不息。 原字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写法。 在英语国家,原字可能被写成YUAN。不管写法如何， 一笔写不出两个原字，都是原。 周有原庄公，以邑为氏。春秋时，陈有原仲，晋有原轸，鲁有孔子弟子原宪。唐有原复。 原庄公，世为王室卿大夫。 原仲， <<公羊传>>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原仲者何？陈大夫也。前680年没。 原轸,因封地在原，所以名原轸。 实际姓先。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子重耳为避难流亡国外，漂泊达十九年之久，先轸与狐偃等一批近臣随行，为五贤之一。 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春秋时代五霸之一。原轸为春秋时期晋国上卿。晋文公的得力干将。原国择晋以后，他被封地到昔日的原国。生年不详，卒于晋襄公元年(前627年)。 《水经注》中说“辽县西南黄崖山，先轸所出也”。 辽县即今山西省左权县。 可见当时的黄崖山是先轸的出生地。原宪，字子思，鲁国人, 孔子的弟子。有一副对联写到： 泗水圣徒，虽贫非病 冀州贤吏，有政皆兴 上联说原宪生活贫困而洁身自好。戴帽子时带子断了，穿上衣时胳膊肘露在外面，穿鞋时脚后跟出来了。子贡见了问他："你病了吗"他答道："无财叫做贫，学道而不能实行叫作病。像我，只是贫，而不是病。"子贡大为惭愧。原宪是孔子学生中，所谓“七十二贤”里很有名的人物。他曾替孔子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用现代观念随便来比，可能在孔子当司寇的时候，他担任过总务长一类的职务，孔子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走半隐侠的路线，等于在过去的社会中，领袖清流。所以司马迁著《史记》，在《游侠列传》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下联说唐代人原复，开元年间官冀州刺史，政令严明，境内太平。

　　中国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是在宋代。

　　这时，“地记”。“图经”等已经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同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明代志书约有1500余种，现存400余种。清代是修志极盛时期，乾嘉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政府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各地都设有专11的修志机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编纂、辑录方志，出现了一大批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至今的达5500种之多。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可惜的是，许多方志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方志。目前国内收藏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有8500多种，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居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宁波天一阁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杰选刊》107种。

　　我国方志不少流散到国外。美国人从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珍贵方志上百种。日本所藏比美国还多。此外，英、法、德、意、荷兰、瑞典等国也都有收藏。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李从心，人称“李总河” 号介石，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籍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后迁居北直隶南乐(今河南南乐县),生于嘉靖丙辰年，卒于崇祯庚午年。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举人,二十年(1592)壬辰科进士,三甲231名。自万历二十年到崇祯元年为官三十七年，具体履历见下文。《漕运后》载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河道总督李从心的奏疏，有《总河疏稿》、《三边奏议》行于世。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年(1711)王培宗、丘性善修《南乐县志》卷十四《人物列传勋业》

2生卒年参考南乐县南街李家家谱

3书法家参考：《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4三甲231名：朱保炳、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575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贵州省辰州府担任推官。----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平阳府担任郡守----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

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万历四十年二月，升陕西副使李从心为山西参政平乐府知府。----《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二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升山西岢岚兵备参政李从心为右布政照旧管事----《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三十五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起升原任右布政李从心为陕西右布政

----《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八十二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至天启三年，由山东左布政升至右佥都宁夏巡抚；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巡抚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532一292。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年,第51一52页),并佐以吴廷燮之《明督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及《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明}焦站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摆曼山馆刻本)这2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至天启五年，由宁夏巡抚副都御史升至兵部右侍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参考文献：

《熹宗实录》卷41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升宁夏巡抚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宁夏巡抚右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39一2519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一125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关中奏议》(明]杨一清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杨襄毅公本兵疏议》(明]杨博撰,明万历十四年师贞堂刻本)、《国朝列卿纪》([明」雷礼辑,明万历徐鉴刻本)、《嘉靖事例》(明l范钦编,明抄本)、《鼻山堂别集》(l明]王世贞著:中华书局,1985年)、《万历武功录》([明]瞿九思撰,明万历刻本)、《谷山笔靡》(明]于慎行撰,中华书局,1984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明经世文编》(〔明1陈子龙等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张廷玉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睛〕舒赫德等撰,文渊阁四库全书)这13种史料绘制而成的。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至天启七年，由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升至工部尚书总理河道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80一2519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万斯同撰,清抄本)这4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五年九月戊辰条,第2987页。

李从心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加太子太保-----《河南通志》第6部分

庚辰，进李从心太子太师----《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一）

少保兼太子太师工部尚书李从心改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癸丑，李从心仍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摄右侍郎事。----《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四）

天启七年（1627年）至崇祯元年，由工部尚书升至户部尚书

参考文献：《仓场总督年表》

李从心反复查勘 筹建天柱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郑锐还会同徐榜、陈惇临等人督促辰州府知府吴维魁、推官李从心及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体察民情、反复查勘天柱建县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天柱建县的形势和利弊,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呈报湖南、贵州当局。并记录在万历二十七年在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人撰写的《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中。（天柱县位于贵州省东部,东邻湖南省会同、芷江县,南连贵州锦屏和湖南靖州县,西接贵州三穗、剑河县,北抵湖南新晃县。）

参考文献：

1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武备志》,第37页。见锦屏县文斗上寨《姜氏族谱》。

2《天柱县志》,光绪二十九年季夏,天柱县志书局刊竣;

3见天柱县志办编《天柱县旧志汇编》第14-1

4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郡守李从心重修临汾尧庙-----光天阁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于“万历甲午，滥炎妄起，阁炀而为烟”，导致四民生业大不如前，于是郡守李从心、郡丞白鲲主张维修临汾尧庙，费用不足，“请以升斗之禄为吏民先”。这一举动得到了缙绅、大夫、士庶的积极响应，于是富者出其财，穷者竭其力，不久就筹集到了二千金，完成了尧庙光天阁的重建工程。（光天阁高七丈许，广六丈许，四方地二十丈，视诸宫殿为雄峻。至若三圣，南面向明，垂衣裳而治形象，谓是风气聚焉。）

参考文献：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高瞻远瞩 制台少司马李公果断批复

在修建于今吴忠市的灵州河堤,张九德提出：“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利用黄河河道水运之便,运峡口石,往来不绝，采集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东岸吴忠市西南牛首山的大量石块作为建堤石材。）一切修建河堤准备工作就绪,张九德请示曾经治理宁夏的两位高官:一是、先抚宁夏（巡抚）今制台少司马介石李公（李从心）。制台是总督,少司马指兵部侍郎,也就是原宁夏巡抚，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字介石的李从心;二是，前制台今大司徒聸予李公，即原陕西三边总督,当时已经是朝廷的大司徒字聸予的李起元。两个上司都批复:俱报可,也就是他们都同意张九德的治河方案。于是,在河东兵备张九德亲自统率下,组建成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班子,于是,在灵州黄河岸边,开始大兴石堤之役

参考文献: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1-83

筑堤逼河保灵州 捐俸百金助石役

面对黄河逼近灵州城如此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灵州官民纷纷议论要迁徙老百姓,并且还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的时候,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堤之役,少司马公李介石（号）（李从心）带头捐俸银100两,张九德灵州守臣卢自立、参将高师孟等也纷纷捐助资金。加上绅邑、诸生及乡三老聚族而议,征河西年例柴价500两,军民愿输地基银80两,总共筹得修河堤银约1400多两。有了足够的修建河堤的资金, 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兴灵州黄河石堤工程,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40余丈为堤首以挡猛水。再向北依次延伸,于天启五年四月历时近三年工程告竣。共筑河堤六千余丈。

参考文献:

1．苏闻灵武市志:卷三十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 1999: 833

2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81-83

3 沈犹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M]∥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6-87

4 《新筑灵州河阳碑记》

碑文：

灵州,阻河而城其西南, 河流之冲,x趋而北可十里。每夏稣瑞激,受害不啻剥肤,而亦藉以灌溉。若秦、汉二渠,溉田至数千顷,盖利与害错,而其倡侵城宴甚。粤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卒。自不侯来受事不一载,去城仅数十武矣。先是御河,岁役夫三千,束薪十万。亡v数百千金,率委诸整。人情汹汹,意非物力所能支,则议先徙民或亟徙城以为长策。

不侯既谓御河犹禁虏也,虏阑入,不倡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势若建领,而仅仅积薪委土与阳侯争,此助之决耳。计非巨石砥柱之不可,而独v费且不訾,计出,不侯既捐月奉二百金为役者先。而谋之荐绅邑令戴君任、诸生辈及乡三老,聚族而议,阳以石所事薪,改徵河西年例柴价五百金。军民愿输地基银八十両,暨诸捐助,念藏之羡,合之得千四百有奇,赀用集矣。则议民间量地分出夫,量田里出车,调両河卒,更番受役,工力备矣。乃造船百艘,运硖口石牲来不绝,材具尼矣。

遂请先抚宁夏、今制基少司马介石李公,前制台、今大司徒瞻予李公,俱可。则以守备)大缓董阳务,以指孟养浩司出纳,以经历李盛春程工作,乃大兴石阳之役。而议者纷若,谓演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成功。予不动,适旋筑亦旋_,众口愈嚣。予持之曰:“此夫根底虚,故倾之易耳。非然,水岂能负石而趋 ”乃令聚石而投之,一日尽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o南隅地始,L石特厚,为阳首四十馀丈,用遏水冲,馀以次迤西而北,其景石亦如之,计阳长为丈者六千有竒。功甫成,而河辄徙而西,遂_由故道先所受喃游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

是役也,经始于天癸亥之正月,告成于天乙丑之四月,凡费车二年有半,费金九百一十両有竒,费米麦六十石,而贮尚有馀羡。念牲岁议阳,请帘金万二千,业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议约三千金,犹v不足。至廑少司马公捐奉金百,而同守瘇君自立、戎高君孟等,亦酸助有差。然卒以有馀羡,故蔺还。则皆百事弹心经,靡有虚糜之成效也。

盖不侯初抵灵,辄行河筹之再三,先以秦渠阳_,水暴浅所灌概,为筑长堤潴之,岁比稳。而汉伯渠又苦尾闾,腴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阳之馀,»开芦洞,长十三丈五尺,高庚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漥桥,疏渠道三十里,鸿水入河,x故田可数百顷,增税额数千石。不三月而竣,凡费金五十六两有竒,而椿姨绪赀不与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故《周礼》慎水政,以防止水,以滴蓄水,以沟荡水,其法甚备。自阳石而城受喃,庶儿于河之害速矣。二渠之役,亦借以收其利。

不妄三年于此,未事则物力,方事则成劳,已事则久远。今幸二且释,得藉手告终事矣。抑天下事,惟贤者能v始,其次莫若回。是三役者,予不侯因法于古,因;fr于山,因力于民,因能于众,因主裁于上,获逭任事之辜,是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是不可以记,遂次其终始,以系之铭,铭曰:浑浑经渍,亘以金阳。顺流而西,潜于灵府。提福K土,聿擎灵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黍。匪处白璧,而崇谢益。是维川后之仁,俾逢其笛害。亦越千撰,日以泰。

陕甘总督李从心记录于《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墨宝，命翰林侍书王著鉴选，编排成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因刻成于淳化年间，所以名为《淳化阁帖》，并且建秘阁专藏。《淳化阁帖》卷帜浩繁，内容丰富全帖分为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诸家古法帖、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帖共十卷，明代翻刻阁帖影响较大的有三家：顾氏玉泓馆本、潘氏五石山房本和肃府本，而以后者影响最大

肃府本《淳化阁帖》以跋语最多冠于其他诸帖 在肃府本淳化阁帖摹刻的同时,还刻有肃宪王、张鹤鸣、赵焕、张键、张嗣诚、宋继登、贾鸿洙、汤启烨、周如锦、张孔教、高锵、刘重庆、柴以观、李起元、傅振商、黄衮、周懋相、盛以弘、徐元莱、黄和、来宗道、李从心、周铿、刘世纶、吕兆熊、肃世子朱识铉、王铎等二十八人的题跋，另装一册。许多人名见于《明史》和《甘肃新通志》的记载,其中不乏当时的高级官吏如曾为编修、祭酒兼詹事公，吏部尚书赵焕，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盛以弘，甘肃临巩兵备、兵部尚书张鹤鸣，陕甘总督李起元、李从心，巡抚宁夏都御使周懋相，临巩兵备张键,临洮知府黄和等;肃府本淳化阁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清人陈奕禧评价《肃府本淳化阁帖》初拓本说：“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石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

参考文献：《明史》和《甘肃新通志》

李从心重人才、荐人才

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七日宁夏廵抚李从心疏为荐举方面官员荐举“陕西布政史文焕宁夏河东兵备张九德”；天启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张九德的官职以资奖励，由地方第三位官员督储河东道晋升为地方第二位官员——延绥巡抚，成为陕西四大巡抚之一（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宁夏巡抚，延绥巡抚）

参考文献：详见《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搃督河道李从心疏为刻期免履新任荐举陕西方面官员荐徐云逵杨邦宪张国瑞李得中李飬冲张国锐关守箴陈应元陈升吕逊王顺行王应楫曾廷彦冀懋中马人龙等又疏为荐举地方人材荐牛应元樊东谟李应策刘九经王建屏李元吉等俱奉圣旨吏部量酌升用。

参考文献：《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治理黄河有成效 打造“通济新河”

天启五年，漕储参政朱国盛于骆马湖北岸“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汉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余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总河尚书李从心接管工程，朝廷征发民工，按此路线改曲从直，浚拓河身，创筑堤坝，又将骆马湖与黄河相接的陈沟浚辟成河，这条新开漕道被命名为“通济新河”，全长六十七里。从此，漕船出清口溯黄而上行至宿迁后，改由直口以东的陈沟口进入骆马湖，然后从马颊口转入迦河。从而避开了原河诸溜，大大减轻了黄河溃决对漕运的影响。走这条航路。船行安全，省时省力。以后这条航道又经多次疏浚完善，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效益十分显著。

参考文献: 1《 明史 》 卷8 5 、 《 明 熹 宗实 录 》 卷H

李从心刻贴撰集《奉天诰命贴》

明朝刻贴撰集，为明人首创、前代所未见。明朝天启年间有四部诏书个人从贴（集刻家族所受封诰之刻贴），其中在天启六年（1626年）为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时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从心集王羲之书集刻《奉天诰命贴》，此贴不但具有书法价值，更具有极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丛帖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 年版，第969 页，第 1660 页，第 982 页，第982 页，第 982 页，

2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张济和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2页，第212 页，第 150 页，第 313 页，第313 页，第 313 页3《明代后期三种特色刻帖研究》_于博

尚书李从心为仓颉庙题联“万圣之宗”

南乐县仓颉庙内有天启双碑高大挺拔,在原仓颂庙内山门与二门之间（现在仓颉庙东南侧）,是明朝天启七（1627）年重修仓颜陵庙时树立的记事碑。碑形方正。碑座为仰俯莲须弥座,高约08米。碑帽四角拱尖,上有宝瓶。因两通大碑皆建于明代天启年间,而且方正高大,故又称“天启方碑”。方碑经历了392年的风雨剥烛,依然原址挺立,由于河水游积,深陷泥土两米多深。雕刻精美的碑帽在文革中被催烂,今仅有残件附于碑下。2000年以后,建有两座石亭庇护方碑。东侧方碑刻有“三教之祖”四个榜书大字,由刑部尚书李养正题书。内侧碑文由吏部尚书崔景荣撰文,明代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李从心书丹。监察御史梁天奇蒙刻。碑阴为捐银提名,主持人为叶廷秀。碑文中在此提出仓额是"三教至尊”,和伏羲、孔子并称,“前羲后尼”,咸称至尊。这实际上也是说仓额"德承淮水”、"道冠尼山”的理论基础。西侧刻“万圣之宗”,为明代书法家李从心题写。方碑上还记载着两个与官员有关的有趣的故事:

天启年间,南乐籍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李从心、监察御史梁天奇和长垣籍吏部尚书崔景荣等人奉旨在此建仓夫子神庙,梭工时立大方碑两通以记其盛。大名府各级官员纷纷参与其事,并公推南乐知县叶廷秀主持操办。

参考文献：《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总河李从心奏请三王 严肃漕规

天启七年（1627），三王（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桂端王朱常瀛）从运河水路就藩。临行之前，总河李从心“恐三王随从人役不知规例，擅自开闸，或带板而行，则后水不继，船必搁浅”，奏请朝廷希望三王约束随行人员，借此严肃漕规。闸门维修也是闸坝管理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作是闸门段的疏浚。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 80，第 3901 页

总河李从心驻济宁州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始建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 年）于济宁，是明清时期为保证大运河顺利通行沿线设置的河道管理机构中等级最高的一个，任职官员官阶正二品、从一品（如李从心、杨方兴等大臣），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由工部尚书宋礼所建。时称“河道部院军门”，后称“总督河道部院署”、“总督河院署”、“总理河道军门”、“河道总督衙门”等，简称“河院”。

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建置志》记载：“河道部院军门……正堂六楹，后堂六楹，扁曰禹思堂，后为部院宅，左为帝咨楼，曲周刘荣嗣建。国朝三韩，杨方兴改为雅歌楼（今名挽洗楼），又东为后乐圃，李从心及杨方兴皆有记（乾隆四十二年总河姚公立德改额为平治山堂）西为射圃，本属儒学射圃，康熙初，广宁户崇俊改入署内。

参考文献：（清）胡德琳修, 兰应桂续修,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M] 古籍纂刻出版社

为官有功朝廷嘉升一级

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乙巳（1627年9月20日）工部的题叙名单多达一百七十三名：“工部尚书薛凤翔题叙殿工，得旨：三朝旷典，久需运会，才余两载，焕复旧规。李精白、李从心各加升一级，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李总和借运河转疏资诸水

漳、卫两河的交汇增加了漕河水量，使河南、山东、江南漕粮按时入京的几率大增。“自元以来，类资漳河为转输之助，故经流日就湮塞，间或从临漳挟滏水东北出，议者鳃鳃然忧之，恐卫河减弱，不足以济运也”，《清史稿》亦载“卫河微弱，惟恃漳为灌输”。引漳济运后，水源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天启年间总河侍郎李从心曾言：“我国家定鼎燕冀，岁运漕糈四百万石，借此运河一线转输，在邳以南则资淮、黄二水，在临清以北则资漳、卫、洹、淇、滏阳诸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分漳入卫后，“漳、卫汇流，舟行顺利，无胶涩之虞，运际泰交，翕河效顺百余年，罕有之隆遇也。漕舟扬帆北上，民运欢腾”，十数年后尽导全漳入卫，“入邱之上流尽塞，而全漳会于馆陶，自此漳、卫汇流，舟行顺利，其裨益于漕者多矣”13，大大便利了漕船的顺利航行。

参考文献-----王云五主编行水金鉴［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

李从心护部下保将领

此军门屡有申饬、镇道将领、所当实心奉行等因、又准廵抚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飬蒙咨据岢岚兵备山西右参政李从心鴈平带管宁武兵备右参政阎士选会同镇守山西总兵官都督佥事张国柱议得今日虏情、较先年逈异、在俺荅以舐犊之爱。感我不杀冉吉之恩。今冉吉之事巳远矣。在黄台吉撦力克以麀聚之欲。惟彼忠顺妇人之听。今忠顺巳逝矣。则利汉财物以外。别无所爱于我。

参考文献---------《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九

李从心秋防调兵部署各关口

天启五年六月○总督三边李从心题分布秋防兵马以御虏患延绥隘口八十六处议拨步班军三千四百余员名宁夏冲口一百八处分拨步班官军四千九百八十员名仍拨正奇游三营官军一千五百余员名固原比他镇犹为艰钜防堡防关等项悉听总兵官相机周防章下兵部。

参考文献---------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借淮刷黄

明熹宗天启六年九月辛夘总督河道工部尚书李从心奏淮水骤发以淮刷黄阏沙尽析运道复通报闻明熹宗实録

参考文献----《行水金鉴》第5部

天启五年八月○陕西总督李从心劾高家营管参将事都司佥书秦之英革任回卫

三边总督李从心三年考满准照边俸例录荫加升仍给与应淂诰命○升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李从心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左佥都御史潘浚为南刑部右侍郎　天启五年十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请留西南督臣言狭西总督李从心扬历边徼十有五载久练兵事之臣也宜照旧总督以终成效新任漕运不妨改推贵州总督蔡复一实心任事损躯为国之臣也业以师溃听勘矣而犹能以待罪将去之身为犁庭扫穴之举斩获逆党功绩甚明宜令策励自赎新推抚臣王瑊不妨别用上不许命遵前旨行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据《永寿县志》记载，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558年)永寿境内建广寿县，县治就在永寿坊村，先属泾州，后属豳州；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迁永寿县治至今永寿村，改县名为永寿县，属新平郡。唐武德二至四年(619－621年)复置永寿县，居豳州，县治在麻亭(今永平乡)，唐贞观二至三年(628－629年)，又迁县治至永寿坊村。唐兴元二年(785年)德宗李适复迁县治于永寿村。前后算来，永寿坊村作为永寿县的军、政、文化要地时间长达167年之久。加之该村长孙氏家族唐时出了一个名相长孙无忌，所以自古以来，永寿坊村就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村落，该村的长孙氏家族为永寿县的名门望族。2003年，永寿坊村长孙氏族面对和谐盛世，遂起修谱之心。于是由该族长孙振文、长孙振敏、长孙书亭、长孙仲泰、长孙学亭、长孙博等人组成了一个修谱小组。由长孙氏的八十世孙长孙振文、长孙振敏和董沐谨执笔撰写。历时一年，于2003年12月15日修撰完成了《永寿坊村家谱》 。家谱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信史，是家庭演变的记录，是以严整的单位、明确的分类，用以记叙人、事、物的录籍，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一部完善的族谱记录着每个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的过程。《永寿坊村家谱》，就是永寿坊村长孙氏家族的一部鲜活的生命史。

据《永寿县志》记载，永寿坊村的长孙姓氏相传是唐相长孙无忌后裔，祖籍河南洛阳，唐初来永寿坊。初来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