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姓家谱我知道瑞开洪润这四代有谁知道其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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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姓家谱我知道瑞开洪润这四代有谁知道其它代,第1张

源流一

源于姬姓,出自周武王之子邘叔的封地邘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史籍《新唐书》的记载,周文王的继承者周武王姬发成功克商之后,大举分封诸侯。他将其第二个儿子姬诞封在故邘国旧址(今河南沁阳西万镇邘邰村),重新建立了姬姓邘国,称邘叔。后来,邘叔的子孙后代就以故国名为姓氏,有的称邘氏,有的则去邑称于氏,史称于氏正宗,是为河南于氏。

源流二

源于复姓淳于氏,出自唐朝避唐宪宗名讳改姓,属于因谥改姓为氏。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所定的皇族七姓中,有复姓淳于氏。到了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因为“纯”、“淳”二字同音,为避讳皇帝名讳,遂将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由此出现复姓淳于氏家族所演化的于氏一族。

宋朝时期,该支于氏族人中有部分人又恢复为复姓淳于氏,世代相传至今。该支于氏、淳于氏同宗同源。

源流三

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拓拔鲜卑万忸于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鲜卑族拓拔部的万忸于氏族人原为山东于氏汉族人,后随鲜卑改称万忸于氏,亦称万纽于氏、勿忸于氏。北魏王朝建立后,在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元宏)在太和十器公元493~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政策,万忸于氏又恢复为于氏。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氏的后代,只是在汉朝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族人跟着拓跋鲜卑离开了中原,随北魏道武帝拓拔·珪迁徙至代北地区(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一带,即河西走廊),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环境而改为鲜卑姓氏“万忸于”。

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万忸于氏族又“重回娘家”,复为单姓于氏。

源流四

源于有熊氏,出自远古黄帝裔孙的封地商于,属于以居邑名为氏。传说,黄帝有一个裔孙被分封在商于(今河南淅川)。在其后裔子孙中便有以先祖封地名称为姓氏者,称于氏,这于氏之始,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1]

源流五

源于满族姓氏尼玛哈氏Nimaha Hala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尼漫古。金旧部“尼庞古”,以部为氏。世居辽阳,后改汉字姓俞、于、余。金朝著名人物有参知政事尼庞古鉴,东北路招讨使尼庞古钞兀。 镶红旗希姓,人数极少。世居辽阳地方。

布尼氏Buni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隶属于镶白旗。散处于佛讷赫村(又作胡讷赫,今吉林省敦化西北,一说在黑龙江宁安西南)、公额理等地方。

于佳氏Yugiya Hala世居不详,后改汉字姓于。

玉库勒氏 Yukuli Hala 又作俞窟里、俞库勒,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

世居洪爱(待考)、虎尔哈松花江、空科巴赛,后改汉字姓于。原隶正白旗,

后改隶镶白旗。

尼玛奇氏 Nimaci Hala 见于《满汉名臣传》和俄国学者《满族的社会组织》,

满语“山羊皮”,世居不详,人口非常少,后改汉字姓颜、于等。

著名人物有:西宁镇总兵、骑都尉又一云骑尉达三泰。

裕瑚鲁氏 Yuhulu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以地为氏,

散处裕瑚鲁(待考)、长白山(长白山女真三部聚落地,包括鸭绿江、讷殷、朱舍里: 长白山女真朱舍里部聚落地,吉林省临江市以北,松花江上源塞朱伦河(二道江)流域、虎尔哈(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对岸俄罗斯地区)、讷殷(部族名、江名,长白山三部之一,今吉林省抚松县东南松花江上游流域)、黑龙江、洪科、安褚拉库( 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聚落地,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英额和罗等地方。正白旗、正红旗、镶蓝旗、镶黄旗、镶白旗、正蓝旗均有分布,另外镶白旗和镶蓝旗的包衣里也有裕瑚鲁氏。

于氏 Yu Hala 本汉族(尼堪、抚顺尼堪)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隶属于正白旗及正蓝旗包衣。世居沈阳及抚顺地方。

源流六

源于狄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高车民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高车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自号“狄历”。高车,在春秋时期称赤狄,到了西晋朝以后,塞外各民族称之为敕勒,实际上是北朝人对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称,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南朝人则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铁勒”、“狄历”等,都是同一个民族种群的不同称谓。

在高车民族中,有一鲜于氏部落,亦称宣于氏,在南北朝时期能人辈出,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姓为于氏、鲜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七

源于契丹族,出自辽国时期官吏大于越,属于以官爵称号汉化为氏。大于越,是古契丹民族所建大辽国的最高官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在后梁末帝朱友瑱公元916年建立了大辽王朝,年号“神册”。之后,辽太祖于北面官院所在地设置了“大于越府”,置有“大于越”之爵。大于越之称,实际上是契丹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职官名称,按《辽史》的记载:“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因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在整个辽国时期,大于越仅授予功勋最大的契丹贵族,地位十分显赫,爵位在辽国百官之上,与帝位平等,亦称“并肩王”。辽国的大于越府故址在林东(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公元1125年,辽国被金国所灭。

辽国灭亡之后,在曾为大于越的“耶律曷鲁、屋质、仁先”之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官爵称号为姓氏者,汉化称于越氏,后省文简化分衍为单姓于氏、越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八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钦察蒙古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始祖系元朝武平王东路蒙古元帅不花铁木耳,其侄燕铁木耳、撒敦、侄孙唐其时均世为元朝丞相,权势薰天数代。不花铁木耳共生有九子一女,在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继位后,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受到太师巴邻·伯颜势力的打击,只好退而返回江南封地。元朝末期,玉里伯牙吾氏家族为躲避红巾军起义而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后取家族姓氏首字“玉”的谐音汉字更姓为余氏、俞氏,其扈从和家丁则更为汉姓于氏,统称为“铁改余氏”。

这支蒙古族余氏、俞氏、于氏后来多托称汉族,今广泛分布在西南、中南、东南各地。

源流九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⑴蒙古族乌梁海氏,元朝时期蒙古部名称,族人以部为氏,内扎萨克之喀尔沁土默特左翼都统皆乌梁海氏,乃元朝大臣济喇玛之后裔,世居喀喇沁、乌噜特氏、阿尔泰山氏、唐努山氏、黑龙江、西伯利亚等地。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Ulanghai Hala。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吴氏、乌氏、于氏。

⑵蒙古族人巴延达哩,在明朝时期为著名的牛人,即勇士,明朝时赐其汉姓为于,名忠。

⑶蒙古族札哈齐特氏,亦称扎哈齐特氏,世居土默特(今内蒙古卓素图盟土默特右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Jahacit Hala。蒙古族札哈齐特氏在明朝时期即冠汉姓为于氏,满族扎哈齐特氏则在清朝中叶以后亦冠汉姓为于氏。

⑷蒙古族兀良哈氏,在名时期即改汉姓为于氏、乌氏、吴氏、魏氏等。另外,在兀良哈部中还有一个分支兀日罕氏,亦称乌日罕氏,后多冠汉姓为于氏、吴氏等。

⑸蒙古族于聪氏,在明朝初期太祖皇帝朱元璋所颁布的“禁胡姓”严诏之下,即有取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冠改汉姓为于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⑹蒙古族扎格斯沁氏,世居辽东西部(今辽宁地区),明朝时期即冠汉姓为于氏。

源流十

源于匈奴,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民族当于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当于氏,为汉朝时期匈奴民族中的一个部落名称,以部为氏,游牧于河西地区,后留驻于大宛郁城一带(今俄罗斯列宁纳巴德)。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之子詹师庐即位单于,因年少即位,史称“儿单于”。

后逐渐融入汉族,省文简化为单姓于氏,世代相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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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几个世纪以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东部,曾经有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契丹,他们创造了名震中外的辽王朝。但是在官方修订的史书中,辽史却是最薄的一本,契丹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印象。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为什么自明朝以后突然就在历史的记载中神秘消失了呢?这至今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到

  困惑,没有完全揭开的谜团。

  。

  人们根据着一点一滴的线索去寻找历史的答案。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图)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图)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耶律阿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辽与北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常年征战之余,中原地区林立的城镇和喧哗的都市,给了“逐草而居”的契丹人不小的影响。(图)他们仿效北宋的都城--东京,建立了东、西、南、上、中五个京城。辽代的南京就是今天的首都北京。辽代是草原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图),生活在交通要道上的契丹人得到了来自中原和西方的商品,同时也被两种文明所浸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19年后,公元12世纪,辽被金所灭。又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契丹的名字就从史迹中销声匿迹了。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又是另一个亟待解答的历史之谜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图1)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所创立的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通路曾一度被暂时阻断。以至于那时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都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辽的统治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在斯拉夫语国家中,这种称呼还一直沿用至今,这也足以说明辽王朝在当时的影响了。

  辽在中国北部存在了两百多年后,公元1125年被完颜阿骨打率领的金军所灭。朝代的更迭本无疑义可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历史上无论谁掌握政权,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还能代代相传。然而辽王朝覆灭后,却为什么连整个契丹文化甚至契丹民族都突然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呢?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古墓的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这些形如天书的符号就是契丹文字。(图2)契丹文字被发现以后,关于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销声匿迹的民族才重新显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契丹后裔的去向。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进行比较,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大略地知道契丹族在史迹之外的踪迹了:(图)公元1125年,辽被金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收集契丹各部的残余力量,向西越过沙漠,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西辽存在了80多年后被蒙古元军所灭。元代连年征战,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入伍,他们随元军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了较大的族群,达斡尔人就是这样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就像当年落籍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 海上诗作者:耶律倍 年代:辽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899-936),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国,建东丹国,他被封为东丹王。辽太宗即位,遭到疑忌,逃奔后唐。此诗作于其流亡途中,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其诗以物拟人,大山喻己,小山拟弟太宗,仅寥寥几笔,即勾勒出皇室内部斗争的残酷场面。 题李俨《黄菊赋》作者:耶律洪基 年代:辽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耶律洪基(1032-1101),即辽道宗,契丹名查剌。在位四十五年,好汉文化,习儒学,所作诗赋很多,编为《清宁集》。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辽代文学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907年,迄于1125年,恰与整个五代、北宋时期相终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随季节而迁移放牧,以车帐为家,从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 “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苏辙的这句诗是对契丹族社会风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120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即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至于以契丹语创作的作品,除了个别已译成汉文的以外,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里就无法述及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①,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

  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 ①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辽道宗的后——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 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作者之所以在这事件上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至为涕**下”,显然与其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他由“侍禁近”而沦落到“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其心情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与懿德皇后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遭到重大打击的人,因而同病相怜,不顾君臣之分、男女之别而直抒胸臆。这种率真任情的特点,就是此一作品具有文学感染力的最重要原因。它也同样体现在辽诗中。

  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

  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

  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

  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

  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就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回心院》其三)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其四)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其六)

  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其九)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此诗从作者自己被斥逐天涯的悲伤写起,进而宣扬人间万事皆空,只有醉乡才是乐土。

  ……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

  这一连串铺叙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看似说理,实则表现了一种急欲摆脱悲伤、求得自我安慰的感情。这些句子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混乱。物我齐一是庄子的齐物论,它虽否定了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和界限,但物仍是真实的存在而非心的幻影。三界唯心则是佛家的学说,它把物仅仅作为心的派生物。二者本是相互矛盾的。但诗人却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热烈地堆砌有关的观念和事例,而不问其是否彼此排斥。这说明诗人只是渴求解脱,至于用来解脱的武器到底是庄子的齐物论抑或佛家的唯心说,他都无所谓。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上引的那段文字之前,他已经说过:“争如终日且开樽,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一杯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

  那段文字的结句,则又是“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可见真能为他解忧而带来至乐的却是醉酒,那一连串宣扬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不过是醉酒后的感情宣泄罢了,何尝是什么理论阐述?这首诗所显示的,是一个陷在痛苦里而力图摆脱、并藉助于醉酒和某些理论在幻觉里寻求快乐的灵魂。这同样是一篇任情之作。由于这种强烈感情是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详赡描写、丰富的想象、思想史上大量材料的自由驱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和纵横自如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辽代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此诗原是以契丹语创作的,后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收入《湛然居士文集》。上文所引,即以耶律楚材的译文为依据。

  与寺公大师同时(或较其稍后)的辽诗人,尚有王枢。枢字子慎,良乡人,为辽末进士,辽亡后曾仕金,直史馆。所作诗今仅存一首,见于《中州集》的《三河道中》:

  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闲。不须更读元通偈,始信人间是梦间。

  作此诗时,辽亡已经十年,他又回到了故乡,山光依旧,白云也仍如旧时地悠闲飘浮,但人间却已经历了一个王朝灭亡、一个王朝兴起的大事变。他实际上是以自然界的永恒(“依旧”)和宁静(“闲”),与人世的短促、烦扰相对照,由此引出人间如梦的结论,感情朴素而深沉。

  总之,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金灭辽以后,原辽朝境内的居民大部分都投降了金朝。但辽宗室耶律大石则率领一小部分臣民穿过大漠,在西北地区重建辽国,史称“西辽”,西辽的契丹人和汉人都非常少,大部分人口是当地的各种突厥语部落(包括后来窃国的乃蛮人),以及从中西亚迁入的穆斯林。在西辽统治后期,契丹人通过文化和血统、很快就与这些突厥语居民融合,还有的改信了伊斯兰教,不然西辽臣民也不会把皇位拱手让给一个乃蛮人屈出律。。蒙古灭西辽的时候,西北几乎已经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契丹人了。

而降金的契丹人较为优待。尤其是军队当中, 仍有大量的契丹士兵和契丹将领,继续效忠大金王朝;金朝在东北边境驻扎的戍边精兵“乣军”,也是直接继承辽朝遗留下来的建制,官兵几乎都为久经沙场的契丹人。。但另一方面,金朝又试图废除契丹文化,将契丹人女真化,比如废除契丹文,以及把契丹和奚人的两大姓耶律氏、萧氏分别改为女真语读音的移剌氏、石抹氏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蒙古攻金以后,由于这时金廷内部忙于争权夺势,朝政混乱腐败,主力军队御敌不力。遂有大批契丹人投靠蒙古,有些还恢复了过去的耶律姓、萧姓。其中汉化的契丹文官耶律楚材,还有上面所提到的“乣军”,就是其中之一。

元朝统一整个中国以后,把中国境内的民族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其中这里的“汉人”指的是原金朝统治区内的居民,也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奚人等。由于金朝中后期,居于关内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早已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后期有些皇帝和女真大臣甚至都只会说汉语。元朝此举更是加速了他们的汉化进程,到了元末,关内的契丹人已经完全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但元军当中仍有成建制的契丹人和女真人部队,今天的云南有一个蒋姓汉族村落,宗祠竟然供奉着耶律阿保机的牌位,相传他们的祖先就是元代移防至此的一支契丹人部队

还有一些居于关外的契丹人,被认为是今天达斡尔族的祖先。他们则和关外的女真三部一样,继续保持森林游牧生活,但语言接近蒙古语;大多散居在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努尔哈赤征服此地以后,将他们和鄂温克人一起编入满八旗之中,并且都属于正黄、镶黄、正白的“上三旗”,至此这些契丹人后裔又进入了满洲化的阶段。清朝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便是达斡尔族。乾隆皇帝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在正史当中第一次提到了“达呼尔”的说法,认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之一大贺氏的音译,这个“达呼尔”就是“达斡尔”的另一种译音。。如今随着DNA技术的发展,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的说法,已得到了科学上的证实。

契丹族是现在的哪个民族?

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契丹人是现在中国哪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起源是哪个省?属于哪个民族?

现在的达斡尔族是契丹族后裔,另外居住在云南的“本人”也有契丹人的血统。

契丹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早期分契丹八部, 后来形成部落联盟,先后依附于突厥、回纥。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帝,国号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辽国后来被金朝所灭,之后耶律大石又建西辽,一度成为中亚强国。西辽最终在1218年被蒙古所灭。

随着辽国的灭亡,契丹人逐渐融入了其他各民族,还有少部分演变为今日的达斡尔族和云南的本人。本人,生活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有10余万人,,为阿、莽、蒋姓,现在分属10多个民族。

扩展资料:

服饰:契丹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

发型: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 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参考资料:

-契丹族

契丹人是现在中国哪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起源是哪个省?属于哪个民族?

1:契丹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

2:契丹族起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

3:契丹人现在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女真族、蒙古族等,还有一部分发展成当今的达斡尔族,和云南的一个叫做"本人"的群体。

扩展资料:

契丹族(英语:Khitay)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

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天庆五年(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朝。在金军的进攻下,辽朝于保大五年(1125年)灭亡。西辽延庆九年(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金兴定二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

契丹人髡发,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随着辽国的灭亡,契丹人逐渐融入了其他各民族,还有少部分演变为今日的达斡尔族和云南的本人。

参考资料:

契丹族-

契丹人是现在的哪个民族

2004年以来,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而如今,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扩展资料:

契丹族(英语:Khitay)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契丹族

辽国契丹族后来是哪个民族

是达斡尔族。10世纪以前,契丹是随寒暑逐水草的北方游牧民族,其活动区域在今北起洮儿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南麓,流入嫩江),南至大凌河(在今辽宁省境内,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流域的广阔地区。

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山西省和蒙古国的部分地区。1125年辽亡,契丹族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族众,北投正在崛起的蒙古族。以库烈儿为首的契丹人,北迁至大兴安岭西北之额尔古纳河流域。

元、明交替之际,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和洮儿河流域的契丹遗民北迁黑龙江流域。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成为历次北迁之契丹人的聚居地。上述契丹族的历史变迁,与达斡尔族人民关于自己祖先的历史传说极吻合。

扩展资料

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原文字已丢失,现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达斡尔族能征善战,后金为入关巩固后方,三征索伦,故有俗语“索伦骑射甲天下”。

清朝内外战争均有达斡尔将领参与。抗日战争时期,为东北地区抗日做出杰出贡献。达斡尔族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音乐有山歌、对口唱和舞词等多钟形式。

-达斡尔族

契丹属于现在的哪个民族,大辽国处于现在中国的什么

契丹族属于已经消失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

辽国疆域:

辽朝全盛时,辽国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

公元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公元1125年被金国所灭。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辽朝将重心放在民族发展,为了保持民族性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开统制,主张因俗而治,开创出两院制的政治体制。

并且创造契丹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吸收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国的文化,有效地促进辽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发展。辽朝的军事力量与影响力涵盖西域地区,因此在唐朝灭亡后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更将辽朝(契丹)视为中国的代表称谓。

扩展资料

契丹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

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游牧指在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分布于阿尔泰山以西西徐亚人,被称为斯基泰人。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大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公元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

公元1104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陕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三、契丹人的消失与后裔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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