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导演，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有趣的概念：第几代导演。用“划代”的方式来概述中国**的发展历程，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时期的导演划分为不同的代际，从而评价不同时期的**风格，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创举。但是这样的划分标准通常缺乏科学性和缜密性，所以代际划分只是一些学者的约定俗成，并没有被学术界和**界正式认可，加之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理念的不断创新，艺术手法不断多样化，导演个性的突出表达，都使得代际导演的划分标准难以确定，基于此，中国的代际导演划分可能会就此结束。

有人曾说过：“与其说诸多关于**导演‘代际’的话语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地形图，不如说，其自身便是当代中国**文化重要的景观之一种。”由此可见，代际导演的划分在中国**史的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中国百年来的**导演被划分成六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

第一代导演活跃于上世纪初叶到2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郑正秋、张石川等。这一时期，**刚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形式以黑白默片为主。1913年，郑正秋和张石川合拍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进行独立的**剧本创作，尝试突破戏曲舞台的限制，给中国**事业铺下了一块基石，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许多的第一次，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等等。

这一时期的**，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和**拍摄的经验，在**技巧、**内容和**的艺术性方面显得粗糙幼稚。**镜头基本固定，并没有丰富的视听语言，导演们用传统的戏剧观念来处理**，在表演和布景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戏曲舞台的痕迹。在思想方面，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紧密与时代联系，起到了社会教化的作用。无论如何，第一代导演是中国**的拓荒者，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

第二代导演的主要活跃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人物有程步高、费穆、袁牧之等。这一代导演相比于上一代导演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他们将**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最大的特点是写实主义，对戏剧的模仿也摆脱了舞台的限制，转向对故事的戏剧悬念感、冲突感等戏剧内涵的吸收和应用，导演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价值。**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上海纱厂女工和夜校教师的爱情故事，与此同时穿插了抗日的内容，将家和国、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升华了**主题。

第三代导演指的是建国后活跃在影坛的导演。这一代导演又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文革十年和文革后，代表人物有谢晋、凌子风、水华。这一代导演经历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丰富的阅历是他们对**的思考更加深刻，表达的内容和手法也气势磅礴，他们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反映时代，深入展现矛盾冲突，在**艺术的追求上不断探索。凌子风导演了《中华儿女》，激起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水华导演的作品《白毛女》则是痛斥了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以其沉静的**风格，反思了文革。他们承前启后，在特殊时期依然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中国**的黄金时代。

第四代导演比较特殊，主体是六十年代**学院的毕业生，还包括一些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才的人，代表人物有谢飞、吴天明、吴贻弓等。受到文革的影响，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创作。他们的理念是：“丢掉戏剧的拐杖”，这里的戏剧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舞台式拍摄手法和表演方式，还有实质意义上的强雷的戏剧悬念和冲突，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学院的培养让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语言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也相对规范和成熟，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被他们提升到诗意化和浪漫化的高度。但可惜的是，文革耽误了他们太多青春，在他们将要大展身手时，第五代导演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五代导演是指八十年代北京**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冯小刚等。1983年，北京**学院78班的一些同学在广西**制片厂成立“青年摄制组”并且陆续创作出属于他们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风格和特色的**，渐渐为人们所熟知。他们不仅接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大多都经历过上山下乡，一帮年轻人带着激情闯入中国影坛，追求**表现手法和内容的突破和创新。《黄土地》是第五代导演获得国内外认可的第一部**，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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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文为周晓虹教授2017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的演讲，来源于上观新闻)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实际上，这个概念已经困扰了我整整28年。当下身处的这个大变革时代赋予我们太多可资研究的课题，以生命之有涯对知识之无涯，是需要勇气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与父亲对西装态度的迥异以及后来父亲态度的变化，使我开始反思父子之间态度差异的根源为何；另一方面，当时我翻译了一本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我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年长的一代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年轻一代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物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化反哺”。

▍“文化反哺”因何而产生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群共同体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客观化的物质实体。传承性，是就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人群共同体即代际成员而言的，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代代相沿，而且使得每一代的人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而接受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的一代人，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的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中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我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曾说过：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约265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厂里面四五十个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是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我想从器物表现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文化反哺”，分别以食品、手机和电脑为例。

▍麦当劳：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食品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为，随着GDP的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钱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而且表现在，在越来越多涌入中国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选择中，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代际中心”出现了倾斜：过去在家里决定消费的是父亲或母亲，现在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因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带来的子代决策权的提高，使得这些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上开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也使得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消费天堂。我在广州有一次访谈的时候，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学五年级，爷爷奶奶带孩子来，爸爸妈妈在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是孩子说了算，我就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孩子看得多。我又问怎么看得多了？他们说，第一，看电视，我们大人看电视一到放广告的时候就是“尿点”，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电视，满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来，回来后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给你们吃一个东西”，爷爷奶奶一吃，说，“这个东西好吃，之前没吃过”，“好吃吧，你给我买哦！”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GDP的不断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内的食品的多样性大大改善。与此同时，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国家庭的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业几乎成为儿童工业，而且导致了儿童或子女成为家庭消费的中心，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

与此同时，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手机：去中心化或个人网络的建立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致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自然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波与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家用电器或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这里我们只讨论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手机。

为什么讨论手机？一方面因为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机的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他们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你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说的，说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的想找他的时候，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建构起了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不少父母最初的时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识和由此创造的内部沟通语言，导致他们很难“窥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机中的秘密空间。可以说，在中国，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确实也促进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的“繁荣”。

▍计算机、代际差异与信息鸿沟

我把电脑称作是父母的“滑铁卢”，换句话说像拿破仑一样在这一场战役中父母败得一塌糊涂。这句话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面说的，只要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失败都会心服口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我在北京访谈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亲当时在某医院当护士长。该医院当时普及电脑，用来挂号、诊断、开处方、取药、安排值班、预约就诊，她所在的病区共有一二十台计算机，因为人多手杂加上使用不当，计算机软硬件出故障是常有的事，要护士长来负责处理。一开始是找外面电脑维修人员来修，但是来修的人往往听不懂她的叙事，后来她发现找儿子最靠谱。她的儿子20岁，是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同时在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当销售经理，就是为客户组装电脑的员工。开始她儿子来修的时候，其他的护士都夸赞说她的儿子真聪明，就这一句儿子就很满足了。但是，时间长了，边际效用递减，儿子不想来修电脑了。母亲没办法就哄着儿子，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披萨，后天是麦当劳……一直到有一天，妈妈走在路上心血来潮说要请儿子吃他喜欢的东西，儿子却一脸紧张地反问妈妈：“你们电脑又坏了？！”访谈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妈妈请我吃必胜客我就去修电脑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助妈妈，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你想她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参军，一直当护士，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你让她快50岁还去学计算机语言，真的太难为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这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着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所言的“数字鸿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沟通顺畅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知识的来源和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即文化传承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或颠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这种逆转或颠覆出现在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包括这里所讨论的新兴食品、种类繁多的家用电器和移动电话，以及复杂性愈来愈堪比人脑的电子计算机，都是最近30年间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中的，年长一代确实丝毫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其二，这些现代器物带给了人们极大的便利，它们的功能和优越性不言而喻，不像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性质上模棱两可、难分优劣，因此，年长一代接受起来抗拒心理也比较小。不过，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传承方面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也许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识来源的改变有关。换言之，在行为差异的背后，仍然有着某些可以辨析的结构性成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代际颠覆？

（一）代际倾斜：孩子是怎样成为家庭中心的？

代际倾斜是普遍现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轻一代也成了社会的中心。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五普”的时候是13亿，“六普”的时候是26亿。金一虹老师曾经说“流动的赋权”，指的是人们在地理边界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脱域性”流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地缘是血缘的投射，他认为血缘最重要，地缘是其次。但是我后来有一篇文章讨论，实际上在中国可能地缘关系重于血缘关系，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血缘的重视是因为地缘的不流动造成的。现在人们可以流动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以前要降低。正如金一虹所讲的，这种流动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我讲，“做不了年轻人的主”。

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住房从而脱离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二）去中心化和沟通模式的变化

在讨论移动电话时，我们已经说明，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它为年轻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其实，不仅是移动电话，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电子器物之所以首先会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常常都是因为它们兼具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比如，从录音机到后来的MP3和MP4，除了音质本身的提高外，与早期的收音机尤其是有线广播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选择性的增强。当上世纪80年代三洋录音机进入中国，当年轻人能够通过购买廉价的磁带而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歌曲，对这些意图挣脱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轻一代来说无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个人狂欢。

手机或移动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轻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兴趣以外，也与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在解释手机为何会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流行时，汉斯•盖瑟曾认为，手机或移动电话在两个方面颇具特色：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它将沟通的力量置于个人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其移动性的一种结果，它将沟通在整个社会层面从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转移到去中心化的、个人的网络之中。这种观点同样甚至更加适用于解释青年和青年文化。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仅不存在层层叠加的科层体系和正式的沟通渠道，而且他们习惯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这一切都与手机的特性十分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为何会对手机更为青睐，他们的“操弄”兴趣为何会如此之高。

今天最流行的社交软件——微信，有个建群的功能，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一天我去舅舅家拜访，他今年90岁，我给舅舅和舅母照了一张相发到自己家人微信群里，一会儿就有人发出“问候舅爷”之类的信息，我就转告舅舅，舅舅说：“你没和他们说话，他们怎么知道你在我这儿的？”老人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后来我解释了半天，他也是似懂非懂。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种沟通是多极化的。

（三）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经济鸿沟还是一种代际鸿沟？

我们知道数字鸿沟主要是信息沟通技术（ICTs）上的使用问题。信息沟通技术和产品的普及，使用主体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有人说这种差异是“技术鸿沟”，表现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不同人群在ICTs上的应用差异；有的人说是“经济鸿沟”，反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还有人说是“社会鸿沟”，是信息社会的阶层分化。

在我看来，“数字鸿沟”说到底就是“代际鸿沟”，因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在所有群体中，年轻一代使用计算机的水准就是高于年长一代，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将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肯定地说，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中国体验：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中国体验”这个概念。为什么讲“文化反哺”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两个角度来分析。

“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分别可以看成是共时态和历时态的角度。“文化反哺”现象是不是只有中国独有？具体到本项研究上，各种新式食品和信息传播技术（ICTs）也都是近几十年内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的，难道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存在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文化传承的“颠覆现象”？其二，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国独有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

我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国家，确实存在着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是没有中国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陡然改革开放，造成两代人之间这么大的差异。其他国家如美国，他们的代际差异是缓步上升的，没有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哪一个国家是这样？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当然，如果更加谨慎地表达，也可以把“只此一地”说成是“只此数地”，我认为和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国家或地区会存在这种共性的可能。

第二，“文化反哺”现象真的是今日中国之独有吗？我承认，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我同样承认，在那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确实常常出现年轻一代成为时代“弄潮儿”引领时代进步的现象。但是，这两种现象和我们所谈的“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的家庭或师徒之间，亲不如子或师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为“闻道”的早晚、专业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奋的相异；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而后者即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则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但因为此前未有，还因为此后也不会复现——“空前绝后”，此即谓“只此一次”。显然，“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必备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我承认，社会将继续在变迁之途上奔走；但类似这样的个案看多了，我也确信，因为这3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重现。

最近几年里，在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所积累的一系列经验，即我们所说的“中国经验”的同时，我们提出，也要关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这30年中，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嬗变——我们可以将这种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ese Feeling）。“中国体验”之所以值得我们给予学术上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独特性或许能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或心理范本”。事实上，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反哺”及与其相关的代际颠覆现象，也是现在这场急剧的变迁带给中国人民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关于“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能够为这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留下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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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屠杀的犹太人后代大多早逝，在饥荒中母亲产下的婴儿心血管疾病高发……为什么祖先们经历的苦难会向下传递？我们的基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基因表达。

被厄运笼罩的家族

（Amaranth/编译，vicko238、Ent/校）几年前，谱系学家联系了我丈夫。他们在追溯立陶宛的一个名叫凯尔姆（Kelm）的犹太人小镇里几位拉比（注：犹太教的教师）的后裔。

我们最后收到了一份庞大的家谱，跨越了5大洲、16代，和近400年的悲痛。1648年，哥萨克人攻入波兰治下的涅米罗夫，约6000名犹太人躲进设防的城墙内。哥萨克人用波兰旗帜欺骗了他们，入了城。据称他们杀害儿童，把人扔进大桶中煮沸，或是将人活活剥皮。涅米罗夫的拉比耶希尔·迈克尔·本·埃利泽，我丈夫上溯11代的祖先，逃至墓地，希望至少死后能被埋葬——可他被棍棒殴打致死，暴尸野外。后人称他为“涅米罗夫的烈士”。

屠杀过后，拉比们逃到了“安置区”内的其他犹太人聚居地。1768年，耶希尔的曾孙，乌克兰利相卡的拉比兹维·赫希被哥萨克人追杀。他从基辅附近的家中逃至罗马尼亚，再到保加利亚，又到土耳其边境，总共逃亡了数百公里，最终仍被杀害。四年后，我丈夫的曾曾曾祖父埃利泽·古特曼在立陶宛的普伦盖出生。1810年，他搬到了贫困的凯尔姆镇，成为镇里的首席拉比，建立了之后享有盛名的犹太神学院。他于1831年去世，享年58岁。

同19世纪的其他从乌克兰大屠杀逃难来的犹太人一样，古特曼家族也十分贫困。我丈夫的曾曾祖母，埃利泽·古特曼的女儿在系谱里被称为“金肚子”，她育有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大后全都成了拉比。和当时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的大部分后代都踏上了去往纽约的路程。

那些留在凯尔姆镇的表亲们在1941年7月29日被纳粹驱赶至神学院的后院，一并射杀，埋在当地一个农场的集体坟墓里。但是大多数凯尔姆镇的后裔分散至全球，得以延续，并在医学、法律、宇宙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没错，他们头脑聪明、富有成就。然而，即使医学的进步延长了其他人的寿命，根据家谱记载，这些凯尔姆镇的红头发后裔们仍然不长寿。1975年，我丈夫的叔叔梅耶因大规模脑出血死亡，享年58岁。我丈夫的母亲有长期心力衰竭，1997年在加勒比海航行时吃了太咸的食物而猝死。

因为马云本人没有给予追究。《中国式相亲》是东方卫视制作的国内首档模式创新的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由金星主持。在节目中有人使用马云的，是因为马云本人没有给予追究，该节目实现父母两代同台，突破“代际冲突”新切口，实现婚恋问题中两代人的同台探讨，成为首档“名正言顺的相亲”。

因为年轻人使用的表情包常常带有调侃、讽刺或戏谑的色彩，而中老年表情包则以安静、祥和与正能量著称，这也造成了不同代际群体对于同一表情的认知差异。比如，中老年群体普遍认为微信里的“微笑”表情是一种开心的笑，但年轻人却认为它是带有嘲讽和高冷感的假笑，因为它与“难过”“再见”等表情一样视线向下，看上去是一种情感压抑后展露的笑容。

不过，我们在拥抱表情包时，也不能忽略文字的力量。因为表情包的内容和解码的过程都具有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很容易造成双方交流中的误解与偏差。无论是静态还是视频截取，表情包终究只能算一种浅层次和碎片化的表达，是线上人际交往的一种辅助手段，还远远替代不了语言或文字交流中的深刻思想与真情实感。毕竟，人与人交流的真正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双方心灵相通。

狼人杀死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游戏，而且现在越来越火，有的app还直接开通了狼人杀的直播，专门直播某些大神带着玩狼人杀。

我觉得狼人杀它折射了我们九零后这一代年轻人心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自私，冷漠和虚伪。

我身边玩狼人杀的人很多，但是我总在想，对于这些玩狼人杀玩的的特别溜得飞起的人，我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因为这些人都是骗人的高手，如果不是骗人的高手，怎么能够把男人杀玩得这么多好。

狼人杀的全部游戏内涵，大多都集中在骗人与拉帮结派的关系中。只要讲话讲的好，会骗人，就可以把别的人拉到自己的帮派。

这其中跟我们传递了一种观念，就是在生活中不需要你真的是好人，只要你会说、会骗人，能够让人家相信你是好人，那么你就是好人。

我觉得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游戏，会给所有的年轻人造成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未来的栋梁，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就给他们树立一种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他们的以后，也会因为这样的错误的三观，走上错误的道路。

这个游戏会这样的流行，或许同样是由于这样的社会观念使得这个游戏兴起吧。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危险，骗人已经完全不成为一种耻辱，而是一种乐趣。这样的时代，必须要有改变了。

    家庭教育中有代际复制吗？

    ——有！而且无声无息。

    当成年父母意识到时，一定要跳出来，想想，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自己孩子的欲求？想想，自己是否真正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有更为独立和契合现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一个是我童年买电子琴。一个是我处理姑娘拿化妆品。

    三十年前，大约二三年级，我很想要个电子琴。那时家里有个十块钱的玩具钢琴，但电子琴更好听，更高档。可以满足我对弹奏的喜好，也满足自己的虚荣。周末在窗口弹琴，悠扬的曲子四下飘扬，非常惬意美好。彼时，家里貌似没有多余的钱。只记得自己跑到老爸跟前，提出买电子琴的要求。他回答我说“要接奶奶过段日子，以后再买。”我很受挫，不知道这算答应了还是没答应？老爸说“你选一个，先让奶奶来，还是先买电子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不知道大人怎么着就把奶奶和电子琴扯到了一起？后来，我很小心很小声很委屈地说“我想买电子琴”。老爸手里一边干着活，一边面无表情的说“知道了。”老妈赶紧把我拉走了。——后来，我有了电子琴，兴高采烈，但心里也仿佛变化了。

    三年前，姑娘大约二三年级，不经同意拿了很多我帮别人代购的化妆品。新品，拆了包装，无法送人。那天，她在奶奶家住。中午我发现后，晚上电话多次暗示她自己主动承认。她不说。第二天，放学接俩，我忍无可忍，继续暗示，姑娘还是不想说。……后来我们去图书馆借书，正好我有一本书搬家时找不到，网上买了一本全新的还到图书馆。我给姑娘讲了我买书还书的经历。姑娘还是想回家再和我说。当她真的把拿走的化妆品摆到我面前时，我问她怎么承担损坏的责任？她不知所措，无言以对。我脑袋“嘭”有根筋响了，问她“妈妈给你两个选择：1，把你的零花钱给我500，算作补偿，我们周末依然回老家看姥姥。2，不用把零花钱给我，周末我们不回去看姥姥，用车票钱600抵消。”当时她才从姥姥家过完暑假，原计划那个周末回去看姥姥。姑娘一声不响，身体僵直。我看她很有压力，拉着她的手，说“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案，明天早上再给我说你的选择。”她小兔子一样，扭身冲到卫生间去了。我们如常一样熄灯睡觉。临睡前，姑娘问我“妈妈，你说周末不回去看姥姥，那十一放假我们还回去吗？”我说“十一回去，本来这周末说回去，是为了照顾你想姥姥的心情。这是两件事。”——第二天，姑娘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她的选择。让我心里非常非常非常震惊：她长大了！我亲生的龙凤宝宝，两个长得不一样了！两个的差异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很大差别了！

    后来，在班主任培训的沙龙上提过这个案例。我以我以为的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来解释这个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有老师提醒我，不要试图去考验人性。有老师为我的两难选择教育方法叫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自己的这个事件的处理得意。——但是，在读李雪的《当我遇见一个人》突然觉得哪里就不对了，最近读《自我觉醒，给孩子最好的原生家庭》更有前所未有的颠覆感！——我仿佛用了自己知晓的道德发展理论在试探什么，但是我的直觉直接的教育行为，却和三十年前自己经历的父亲对我的考验一样一样！

    可怕的轮回！可怕的思想！因为，当时的老爸没“看”到我的需求和情感。我也一样没“看”到女儿的需求和情感。她对化妆品的拿取，有好奇，有禁不住的诱惑，有和同龄人分享的希望，有与闺蜜显摆的虚荣需求……很复杂。我没“看”到她的发展变化，每天吃喝拉撒照旧，还以为她依然是个小娃娃，直心眼儿，清澈的小娃娃。自那以后，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和俩娃相处，尽力发现他们各自的自己。这个过程，心累，也锻炼了为人母的敏感和胸怀。也发现了自己其实未能真正“成年”。原生家庭的很多东西，未经我的主动反思、筛选和沉淀，依然在我为人母后于小家庭中发生无声无息地作用！

    意识到这些“似曾相识”，辨别出当初的潜在动机，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才开始剥离精神世界中的黏连，在刷清边界。

    所以，培养一个自主性强的儿童，全新的儿童，困难重重。为人父母者，自我觉察力一定要每日每日滋养。不然，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