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先生一生中，有着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

　　沈从文论

　　苏雪林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1。军队生活，2。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3。普通社会事件，4。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

　　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

　　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

　　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

　　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

　　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

　　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

　　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DonQuixote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

　　一段对话：

　　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

　　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

　　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

　　又：

　　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19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F。A。

　　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达拉》（Atala）、《海纳》

　　（Rene）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

　　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

　　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

　　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

　　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

　　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X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

　　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20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30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

　　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

　　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

　　（a quick turn）。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

　　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

　　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Conter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Conte”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LeLiverdemonami）

　　，都德的《磨坊尺牍》（LesLettresdemonmoulin）、《曰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Novel）

　　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Conte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

　　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

　　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

　　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

芷江真是个好名字。

芷江即沅州。屈子流放沅湘时采撷岸芷汀兰，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芷是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香味淡远。沈从文说：“估想他当年或许就坐了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既是名句动人，后人干脆将沅州改为芷江了。

芷江有傲人的前身。芷江历来被称为“滇黔孔道，全楚咽喉”，在汉代名潕阳；五代时，芷江称沅州府治，当时为九省总督府所在地；清朝时为偏沅巡府所在地（相当于省会。后来偏沅巡府迁至长沙，到后来改为湖南巡府，乃湖南建省之始。）。二战时，这里是盟军在远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中国陆军总部所在地，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所在地……国民政府在此地与日本军方洽降，史称“芷江受降”。

而到今天，芷江只是座人们不甚熟悉的小城。

到了张家界转火车至怀化市，再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芷江县城。

沿路山势平缓，一直邻江而行。江不甚宽，水极静，偶见渔船，都凝在江心，水纹不兴。这就是穿过芷江的潕水。“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风光也是如此，这平静的潕水忽然就有一座世上最大的侗乡风雨桥露出面目来。

龙津风雨桥是芷江的象征。最早建于万历十九年（1591），由僧人宽云四乡募捐修成，宽云曰：“桥形如龙，渡口为津，取名龙津桥可也。”所谓风雨桥即是廊桥，桥上廊屋鳞次栉比，百物杂陈，往来云集，就是一个集市。风雨桥是侗族村寨标志性建筑，深入侗寨随处可见。龙津桥是目前侗族风雨桥中的老大，桥长250余米，宽12余米，不过廊屋桥亭重建于1999年，没经多少风雨。虽是新修，依旧不用一钉一铁，全系木质结构，卯榫嵌合，四角翘檐，五顶层叠，宝尖冲天。这桥曾是湘黔连接的枢纽，沈从文在杂记《湘西》中提到这桥：

“河流到了这里忽然展宽许多，约三分之二里。一个十七墩的长桥，由城外河边接连西岸，西岸名王家街，住户店铺也不少。 三十年前通云贵的大驿道由此通过（传说中的赶尸必由之路）……”

沈从文在这里专注了一句“赶尸必由之路”，让我对这湘西怪俗好奇起来。沈从文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 “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我问过当地老人，都只说小时听大人说过。至于年轻人，已经闻所未闻了。

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记载里能看到一点端倪。

湘西民间，自古就有赶尸这一行业，学这行的，必须具备有两个条件：一胆子大，二是身体好，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件，相貌要丑一点。这个行业是有师承的，必须拜师。学成后，通过辰砂画符可以晚上带死尸走路。不挑灯笼，手中摇着一个摄魂铃，让夜行人避开。

这种巫术现象很多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各说不一。然而，另一种说法是，“赶尸”其实是黑帮的走-私活动，借这种令人毛骨悚然、争相走避的队伍，掩饰其非法行为。

龙津风雨桥的西北端，有天后宫。“天后”即闽人信仰的“妈祖”，所以这里又称内陆最大的妈祖庙。从河边踏上17级台阶，青石雕花栏杆围成的门楼斗拱飞檐，颇有气势。门坊由4根石柱和95幅青石浮雕画屏镶嵌而成。青石浮雕中有名著《武汉三镇》，常被画册征引。《武汉三镇》的面积仅0216平方米，悉将三镇尽收浮雕之中，长江、汉水二水交汇，舟来楫往百余只，舟子或闲谈、或对弈、或摇橹、或饮酒，形态各异，岸边店肆繁忙，黄鹤楼、归元寺则用镂空手法反复经营……所以天后宫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单这石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入得门坊，天井中有女道士闲坐看花，一回首，忽见门坊背面门楼二层为一戏台，格局与寺庙大相径庭。后知天后宫又是当年的福建会馆，就不奇怪了。《芷江县志》载：“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客民所建。” 戏台有对联：“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这“顾后”说得贴切，回首看戏，身后可坐着天后娘娘呢。横批高悬“大千世界”四字，点破身世之感。

侧殿才是供着道教的主神的三清殿，四周排着些碑刻。

据报道，芷江县文物管理所集到一块石碑，碑文落款处刻：“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的时间为“民-国十年（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经考证为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书法手迹碑刻。这块石碑一直被当地农民当作搓衣板，直到文物部门发现后才得以保护，移进天后宫。

我没有找到这块石碑。

沈从文和芷江的渊源不浅。沈从文虽是凤凰人，但有五舅在芷江任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碑文的书法就是那时写下的。

除了五舅，沈从文还有一家在芷江名望最高的亲戚。这就是担任过民-国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家族。那时，熊希龄已迁居北京，坐落在芷江-青云街的熊公馆，由熊希龄的七弟熊捷三照管。熊捷三的妻子，便是沈从文的七姨。熊捷三本人也曾做过国会议员，在芷江是头号人物。沈从文就是在熊公馆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的。

听说沈从文在芷江做事做得好，有出息，母亲便带了沈从文的九妹，来到芷江，在熊府附近赁屋与儿子住在一起，卖屋所得近三千块银元，全数交由沈从文经管。

这时沈从文已到了18岁，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他糊里糊涂地恋上了朋友的姐姐。那朋友开始向沈从文借钱，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借钱，明天还钱，经过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终于发现，由自己经管的那笔钱，有一千块左右不见了。

沈从文终于明白自己吃了大亏，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一起子虚乌有。这事总有一天要被人知道，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做了错事，对不起家里，再也无脸见人。我走了，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当夜瞒着母亲和熟人，悄悄地离开了芷江，果真再也没有回来过。

沈从文说熊公馆“离沅州府文庙只一条小通道”，我找到了文庙，而三进大宅的熊公馆则不见片瓦，原址上是芷江第一幼儿园。

进得文庙，见一地荒草，左偏殿拆得只剩下梁架，右偏殿的格窗竟砌了砖，住着一户人家，往里看，一地的锅碗瓢盆。正殿里没有素王像，倒有三个老木匠用绳墨锯刨做着新的格窗，一屋新鲜木屑的味道。正殿后即占为了芷江民族中学，既是兴学，想必孔子不会怪罪。

问那三个老木匠，算是重修文庙吗？说是，要抢在9月前修好，不是为了收门票，而是那时芷江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的国际和平节，好些国际友人要来芷江呢。

这些国际友人不知道屈原，也不知道沈从文，来这里只是纪念那场史上空前的战争。

第二日，云压得很低，云里的湿气浸漫到芷江中心的十字街上。十字街头有个大大的招牌，画着陈纳德将军的画像，上有一行字：飞虎队陈列馆（原芷江机场指挥塔）——沿陈纳德路700米。

芷江很小，主要的街道就是这十字街，分别叫南街、北街、东街、西街，从东街去芷江机场的路已命名为陈纳德路了。

叫了三轮敞蓬“的士”，嘟嘟的摇过去，路上雨丝就漫下来了。天人感应就是这样，你去凭吊战争故地，断魂天就不期而至，拉下布景，定下基调。

早在抗战前的1934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预见：“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芷江。”1937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致电湖南省政府，要求在芷江兴建一个1200米见方的大型机场。后又多次扩建，遂成为二战中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

芷江机场也是陈纳德飞虎队的大本营，除陈纳德的航空队外，当时这里驻扎美军达六千余人。也就是说，在当年，在居民只有八千人的芷江小城的街道上，行走的外国人可能比中国人还多，形成一种特异的风情。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似乎旧战场总是荒烟蔓草、空荡荡的景致。一眼望去，当年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并不甚大，夯实的机坪上（那时的机坪并不用水泥，跑道也只是卵石铺就）已长出了野花成片，雨雾里有三两只水牛在水墨中点出重色，像李可染的画。到了机场边上，车便不能进了，我打了伞向指挥塔慢慢走，十数个一人多高的石碾散落在机场边上（有的被炸-弹炸去一半），据说每个石碾重三四十吨，要由100多个劳力拉动。在机场遭到日军空袭后，立即填土石碾压，第二天就能使用。

我见一个石碾上坐着一对少年男女倚在一起，少女的衣色是灰调子中的鲜红。他们不怕这雨。

指挥塔只是一幢三层的砖楼，里面布置为飞虎队陈列馆，主要是陈纳德将军的事迹和他工作和居住的房间。指挥塔边有一栋砖瓦平房，为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陈纳德将军及夫人陈香梅在此开过酒会。1994年，陈香梅女士来此凭吊，见当年遗址旧物依稀，物是人非，感触不已。她是幸运的。同年，美国国防部长佩尔斯访中国，一行人要到飞虎队当年的基地重庆和昆明去致敬，可惜那些地方年久失修或被占用，无可凭吊。

我一个人爬上塔顶，看见旧机场的一边是即将启用的民航机场，大而且光鲜。多少年，这里没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了。当年，围绕着这块空地，打响了芷江保卫战，日本战史里称 “芷江攻略战”，中方称“湘西会战”。四个月后，日本军方代表降落到这里，交出战-刀，宣布日本投降。

芷江保卫战，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惟一的一仗。

盟军空军对中国战场的介入，已使日中的空中优势逆转，所以在1944年日军的“1号作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至1945年3月，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惟一的前方机场。东京大本营认为，必须拔除这颗钉子。

日军投入这场战役的兵力共4个半师团，8万余人。国-民-党军在湘西战役中动用的都是中央军精锐嫡系——9个军26个师多为美式装备，共计兵力20余万人。无论陆、空军综合力量对比，中国-军队已占尽优势。而且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尤以绵延300多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脉，为湘西的第一道天险（湘西会战又叫雪峰山会战）。

会战从1945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最终日军溃败而还。在反击过程中，杨伯涛师长将手边三个团全部打上去，不留预备队。并呼吁4方面军司令王耀威调各师合围，但王只派出一个团支援，致使日军残部逃出大半。鼎革后的1951年，两个人在北京秦城监狱碰面，杨伯涛仍厉声痛斥王耀威：“你是中国人的罪人，日本人的功臣！”王苦笑不语。

第三日，去城郊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天色阴沉依旧。

这里是芷江受降的原址。“抗-日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起于卢沟桥，止于七里桥。

七里桥远不如卢沟桥体面，只是个十几米的水泥桥罢了，但以前桥头立一石碑，上刻“脱帽致敬”（此碑已移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展览馆），因为前方就是受降坊了。

穿过抗-日凯旋门，迎面耸立着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象征“一寸山河一寸血”。坊的正面大书：受降纪念坊，其上的领额是蒋中正所提的“震古铄今”，中门两旁的题联“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也出自其手笔。侧门拱额“布昭神武”、“武德长昭”分别出自于右任、孙科之手。坊背中门两侧是何应钦的题联：“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

原坊建于1946年2月，“文化大-革-命”被拆毁，1985年8月按原样修复。

受降坊左侧，是受降会场旧址，三栋黑色鱼鳞板式双层木结构平房，组成长方形品字。正中为受降堂，右侧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左侧为陆军总司令、中国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办公室。1945年8月23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向中国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递交了降书，投降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今井武夫是8月21日飞往芷江乞降的，在机上还发现机枪一挺，遂从洞庭湖上空投入湖水之中。望着越扩越大的涟漪，今井武夫吟咏着日本平安时代一位战败武士所作的诗句：

饱经岁月苦

线朽香横斜

且顾残衣甲

褴褛难掩遮

后来两日的洽降，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上记：“我们这几天的一切举动，好像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事，是由另外的一些人扮演似的，我只是沉痛地陷入伤感之中……”

但芷江，乃至中国，仍沉浸在狂欢之中，这场战争的胜利，毕竟太艰苦了。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整整3500万条生命。

可是芷江一度被遗忘了。一位当地人写：“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西晃山那边的芷江有个废弃的“国-民-党机场”。不过，我对芷江全部的印象，也就是那里有个“国-民-党机场”。 历史老师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座历史名城。我这个大山沟里对《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百看不厌的少年，不知道百里之外的芷江曾经有过飞虎队，当然，更不知道有个美国佬将军陈纳德。”

记忆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出得受降坊，我在桥边小坐了一会，回首看，发现这郊区的七里桥倒承载着芷江最大的声名，受降旧址和“亲妈”都在桥头。

凯旋门边有间叫“亲妈”的饭店，门面也不堂皇，却称芷江鸭第一。在芷江，几乎每个饭肆都能做出芷江鸭来，但要向芷江人打听吃鸭，往往被指向此“亲妈”，意为丈母娘，发音似“亲猫”。不时有挑担送鸭的，全进了亲妈饭店。

我在芷江宾馆吃饭，那服务员说他们的芷江鸭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厨师级别也高，连“外宾也要吃的”。

我说过，外宾不识屈原、沈从文，想必也不识芷江鸭的妙处。

芷江鸭以干锅形式做的，放在一个盛放了炭火的砂罐上煨制而成。选用当地仔鸭用料，体重2斤左右。肉嫩、骨脆、少脂肪，加工焖烧容易入味，加入香葱结、姜片、朝天椒，并在鸭肴中添放了本地一种香料——芷草。当地人乐于暗示，芷江饲养的鸭子之所以久负盛名，与这种与屈原喜欢的芷草关系神秘。如果不用芷江本地鸭和芷草，那就不是正宗芷江鸭。

我进得“亲妈”，当然要点芷江鸭。鸭子一端上来，见泡椒、菜椒、香葱结大量，其中生姜最突出，据说一只四斤鸭需用姜二三两，大块五花肉也是重臣。主角总是让押后，让随从左右分开，才出来亮相。品戏和品菜是一个道理。

只吃得一口，辛辣绝妙，令人振奋，泪就下来了。

忽然就心生感激，这是个和平年代。

　　沈从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祖籍是湖南凤凰县，14岁时他就已经投身从军，22岁开始创作，沈从文先生一生共出版了中长篇小说30多部。那沈从文作品风格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为你搜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沈从文作品风格

沈从文作品风格读来往往让人觉的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往往里往往包含着幻想、现实与象征这三个主要方向，首先要说的是他的语言运用，从来不拖泥带水，斟字酌句，语言虽然简短，但往往是词语运用的恰到好处，让人觉得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憾，寥寥几笔便能够将人物的形象描述的非常传神。

还有他笔下人物的名字，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词，很随意的选取最质朴的几个字，便能够让人对人物的印象记忆深刻，这便是他在语言上简洁之美。

其二要说的是先生作品中语言的美感，他所运用的重叠词无不带有一种音韵之美，还有拟声词的传神，让然读来有一种近在咫尺的真实感。

　　沈从文作品风格中独特的艺术个性，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个人生活实践，他以一个乡下人独特的视觉来阐述自己所见到的世界，在他的乡土题材小说中更能够体现出这一鲜明个性。

沈从文的小说往往是从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开始着墨，慢慢的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风土人情画，他要将所谓的“乡下人”的生命之美，展现在这平凡的世界中，经过长时间的磨练，以及对于内心的追求，他逐渐的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作品风格

沈从文的儿子是谁

沈从文儿子有两个，长子是沈朱龙，沈虎雏为次子，沈氏家族家风严谨低调，两个儿子在后来的为人处世上都继承了其父亲的高贵品格，这一点显然与沈从文的教育有着极大的联络。

沈虎雏的中学是在北京第四中学就读的，等到他中学毕业时，并没有选择大哥沈朱龙继续上高中上大学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上中专，并且选择的专业也是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是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机械。沈虎雏在中专时期非常的刻苦，努力地学习有关机械的一切知识，到了毕业时，他看到自己的同学都进了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名校，心里并没有什么羡慕，而是非常低调的选择进入工厂当起了一名技术工人。直到后来有人采访沈虎雏询问他当初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知道他可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儿子，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可能走上父亲的道路的，但是沈虎雏只是简单的说自己是当初就是喜欢机械，所以就选择了，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考虑。

那之后沈虎雏在机械岗位上一直坚持了20多年，后来人轻工学院教授时仍然一直坚持机械的科研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这就是沈从文儿子沈虎雏对于机械的热爱。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