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是意大利人后裔。

梅西的祖先在125年前离开意大利前往阿根廷谋生。1866年，安赫尔·梅西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名叫雷卡纳蒂的小村子，他还有个比他大8岁的哥哥。在结婚之后，安赫尔·梅西决定出海谋生。1893年，安赫尔·梅西从意大利热内亚出发，经过一个月的旅程后，抵达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之后他再未回到意大利。有意思的是，这次去阿根廷，安赫尔·梅西还经过了巴塞罗那，很多年后，他的后代中有一人在这座城市因足球扬名。



由于那时候兄弟俩都是穷人，安赫尔·梅西也和他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100年之后，意大利的梅西家族才确认了阿根廷的梅西家族的存在，而这还得感谢足球。

2005年，意大利雷卡纳蒂当地的记者怀疑梅西可能是意大利人的后代，他也建议意大利的梅西家族重建家谱。在意大利梅西家族这边，修建家谱比较容易，但在阿根廷那边就比较困难。后来有人找到了安赫尔·梅西当年一份有关移民的声明。一路追查下去，他们查到了梅西的爸爸豪尔赫·梅西。

来自英美等国的研究队伍，对英国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址进行了研究。通过古代DNA技术，竟然完整的呈现出了这一“人类最古老的家谱”，首次揭示出了史前家庭的基本结构，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亲属关系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

来自英美等国的研究队伍，对英国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址进行了研究。通过古代DNA技术，竟然完整的呈现出了这一“人类最古老的家谱”，首次揭示出了史前家庭的基本结构，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亲属关系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

古代DNA技术是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为基础的，由分子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及古生物学等学科产生的交叉研究领域。古代DNA研究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直接分析古代生物遗存中的遗传信息。因此，应用古代DNA技术可以解决学术界许多用常规方法无法解决的重大课题。包括重建过去的进化 历史 ；建立灭绝种和现存种的进化关系；验证物种的迁徙、代替以及物种灭绝的原因；重建古环境的主要组成等。而本次研究则利用古代DNA技术，恢复了新石器时代一处墓葬的详尽家谱。

Cotswolds-Severn地区的哈兹尔顿北区长穴是英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之一。科学家们从该墓葬里35具遗体的骨骼和牙齿中提取了DNA，分析检测后发现35人中有27人是近亲关系。他们构成一个大家庭的五代成员。

一支由纽卡斯尔大学的考古学家以及巴斯克大学、维也纳大学、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主导了这项研究。分析表明，该族群大约生活在5700年前，亦即公元前3700至3600年。这个时期，大不列颠岛才刚刚引入农业不过百年。而本次研究的墓葬坑里埋葬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于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所生育的后代。

哈兹尔顿北区长穴包括两个 L 形的分室区域，这两个分室被整个墓室结构的横轴线分割，一个分室位于北侧，一个则对称分布在南侧。家族成员在死后被分别埋葬在两个分室中。男性通常与他们的父辈和弟兄一同埋葬，以彰显其父系的代际，而他们与初代亲属的关系也完全由男性相串连。

墓穴埋葬有两个幼年夭折的女童，但却全然没有出现任何成年女儿的尸骨。这极可能表明，她们的遗体要么被放置在了与其育有子女的男性伴侣家族中，要么就是另外专门有地方埋葬她们。虽然墓葬的使用权通过父系关系来实现，但埋葬于北室还是南室则仍要取决于他们的是哪位第一代女性的后代，这表明这些第一代女性在家族中具有重要 社会 意义。

研究人员表示，也有迹象表明，世系中存在收养“继子”的情况：女性埋葬在该家族的墓中，但她的子女却并非全都是与该男性所生，虽然她也与该男性育有子女。此外，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另外8个人是家族的亲属，这可能进一步表明亲属并不是唯一的入葬资格考量。这8人中有3人是女性，她们可能在坟墓中有伴侣，但没有孩子，抑或是仅与伴侣育有女儿，但女儿在成年后离开家族。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兼首席考古学家、纽卡斯尔大学的 Chris Fowler博士说：“这项研究让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社区的亲属关系的了解大为进步。哈兹尔顿北区的坟墓有两个独立的墓室区域，一个通过北部通道进入，另一个入口则在南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墓葬最初的两半格局中，每一半各安顿了家族两个分支中的一支。这项发现具有更深广的重要性，因为这可能帮助人们了解其他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建筑布局、丧葬风俗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亲属关系是如何运作的。”

研究首席遗传学家、共同第一作者，巴斯克大学的Iñigo Olalde博士表示：“古墓中完美的DNA 保存情况以及古代DNA恢复分析技术的最新进展，使我们能够发现这个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家谱并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这些古代族群的 社会 结构。”

哈佛大学的 David Reich博士补充道：“这项研究反映了我所认为的古代DNA技术的未来。考古学家能够以足够高的分辨率水平来应用古代DNA分析，从而解决对考古学家来说相当重要的问题。”

维也纳大学的Ron Pinhasi博士表示：“几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我们会有机会一窥新石器时代的亲属结构。但这项研究还只是一个发端，毫无疑问，还有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发现。英国、法国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发掘点都有研究价值。”

该项目是由纽卡斯尔大学、约克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和中央兰开夏大学的考古学家与维也纳大学、巴斯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携手完成。相关研究成果以《A high-resolution picture of kinship practices in an Early Neolithic tomb》为题发表于发表于Nature。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241-4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进化论学说对人类道德的破坏

现在的人们说起进化论，总是把它归于生物学或考古学的范畴。实际上进化论对人类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一种普通学术对人类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一门学术能提高人类的道德，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对于人来讲，就能够称之为正的学说，如果这种学说破坏人类道德，打击人类做人善良的本性，那么这种学说无疑可以视之为邪恶。本文试着从进化论对人类道德的影响来展开论述，以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类有道德伦理的约束 。而进化论学说对人类道德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它败坏人类基本的传承了几千年的做人的道德观念，助长人们自私自利的邪恶魔性。

在几千年的过去，西方人对“上帝造人”深信不疑，坚信神对人的约束，；在东方，人们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三尺头上有神明 ”。中国儒家学说，都是围绕“人如何修身重德”来讲的，《道德经》洋洋数千言，围绕一个“道”在讲，大家耳熟能详的“韦编三绝”的故事，其实说的也是孔老夫子仔细研读《周易》，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事情。也就是说，千百年来人们都相信人性中善的一面是人的主导，而人自私自利的魔性则是见不得人的丑陋的东西，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去除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指的就是抑制人的自私自利，修成彬彬有礼、道德高尚的“君子”，孝顺父母、尽忠为国的人是社会共同推崇的楷模。在人类基本道德的约束下，人不容易被魔性控制，人善良的本性的一面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社会得以正常健康的发展，文明才得以延续 。

但是进化论却让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相信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从根本来说就是让人承认了自身的魔性，实质是变相承认了“人性本恶”的邪恶学说。人们受欲望的指使而产生的背离人类道德的言行堂而皇之的被人当成了人不可逃脱的“本性”；千古以来一直流传的人类道德在人们的心目变成了单纯的、毫无意义的说教，人们一直相信并秉承的“因果报应”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变得可有可无。道德失去了约束人类兽性不过份膨胀的制约作用，人放弃了最本质的道德观念，满足人们无限制的“欲望”变成了人类“进步”的“推动力”。人类自私自利的魔性开始占据上风，人类的道德便开始进入了全面的败坏。

进化论对人类的伤害还远不止于此，它的“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使现代人为自己的败坏观念找到了依据,为自己的败坏找到了欺骗良心的借口。 在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观念中，“生存”似乎成了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只要你能在被描述为残酷的生活（自然界）中活下来，你就是胜利者（不管你采用任何手段）；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努力就会被淘汰”“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等等代表人类自私自利邪恶兽性的观念代替了人类正统的做人基本道德。在社会上一个再美好的生命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不管你是如何善良。一个处处与人为善，为社会默默无闻作出奉献的人，一个认真提高自己道德水准的人在社会上往往不是被提倡、而是受到排挤、打压，甚至于被排斥到丧失基本的生活空间。人们不再相信善良、宽容、忍让的传统道德，“笑贫不笑娼”，连黑社会的老大都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其实我们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只有早起的鸟儿有食吃，那么岂不是晚起的鸟儿都得饿死？而在实际的自然环境中却是：“早起的鸟儿吃早起的虫，晚起的鸟儿吃晚起的虫”。放在现实生活中，拼命努力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就一定能达到个人目的吗？？

当今社会人们已经切实的被进化论带动着承受进化论破坏人类道德的恶果。你看看现在的人，谈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竞争”，及如何使自己更具“竞争力”，当人们发现老实本份的人总是容易吃亏的时候，人们就促使自己变得更奸诈、更狡滑。为了跟上不断变化的所谓时代潮流，每个人都在屈从着整体价值观的日益败坏，很少有人敢于去质问整体的价值观是否正确，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去反思的时候，别人就会说他“跟不上时代、死脑筋、不开窍”。在这种整体氛围的带动下，每个家长都在盘算着如何让自己的孩子更适应这个“竞争的社会”…… 学校的教育不是以学生的道德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分数和成绩作为指挥棒，因此现在的学生没日没夜的学习，“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可奈何，每个人都痛恨这种教育价值的取向，迫切希望着减轻学生负担，殊不知，自己最疼爱的小孩的所承受的这一切正是自己这些个“望子成龙”的父母造成。

每个人都在竞争中失去着自我，每个人都被所谓的竞争推动着，忙忙碌碌、四处奔波，即便是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人，也没有一天的安宁，因为他要时刻提防着更多的后来的竞争者！每个人都觉得活得辛苦，每个人都觉得累！！！人们在所谓的“竞争”和“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着“合法”的自相残杀，为了在这样一个整体价值观已沦丧的社会中有立足之地，人与人之间在互相伤害着，为了达到竞争的胜利，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类的道德沦丧到可怕的地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因此，彻底摒弃进化论对我们社会的影响，重建人类道德已经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为这关系到你、我、他，关系到我们子孙能否继续良好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