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清末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的实权派，他将“习夷长技已制夷”的思想推广给所有清晚期官员，并亲自实施。创办汉阳兵工厂，学习德国军事技术。他所做的一切都为清政府的倒台提供了基础，武昌起义部队所有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自汉阳兵工厂，他推行的西方思想也使得大部分的清末汉族官员对清廷统治产生不满，最终导致清朝灭亡。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0月12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27日，他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从此离开了广州。

粤秀轮驶出珠江，进入大海。轮船经由香港、停靠上海再拐入长江溯水而上。

粤秀轮抵达武昌司门口时，已是1889年11月25日。武汉也已走进了秋天深处，江上的风也已带着丝丝的寒意。张之洞在湖北巡抚奎斌率领的各大衙门官员的迎接下，踏上了武汉的土地。

因为善于察颜观色，八面玲珑，颇受器重，1899年，24岁的刘歆生即获法商立兴洋行提升为买办。

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又独自开办阜昌钱庄，并在湖北襄樊等地大量收购白芝麻转往上海销售，利润丰厚，很快成为20世纪初的武汉商界新锐。

此时的武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但历史却向我们展示了它真实的情景：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那个时候，运气的武汉，把张之洞等来了。

开埠初期的汉口，地产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产业，刘歆生善抓良机，敢于冒险，借张之洞“湖北新政”之势而发达，前瞻布局，观其商机，一举发迹得益于刘歆生遇“张”而起，与张之洞的系列举措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果说张之洞成就了武汉，也可以说张之洞的政举成就了刘歆生这个顶尖的商业弄潮者。

1904年，张之洞提议修筑长堤，今称张公堤，以防后湖水患，需纹银80万两方能完成建筑任务。官府只能拨银30万两，余款向社会募捐，汉口巨商富贾虽多，但难以筹资到位。刘歆生以民众之危为己任，慷慨捐银50万两，占筑堤费用的绝大部分。

王若飞、宁静、伊扬、刘婕、颜振豪、刘孜、何洁 ，聂远，舜天齐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要说骗子冒充皇亲国戚招摇撞骗，这个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是敢冒充皇帝，却是绝无仅有的。清末的时候，就有一人曾冒充光绪皇帝。那么，他为什么敢进行这样的冒充呢？结果怎样呢？

据清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1899年，热闹的武昌城里来了两个外地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年轻的打扮得雍容华贵，面容白皙，身材颀长，行事说话很有派头。年长的约摸50岁左右，面净无须，言语尖利似女音。他随侍在年轻人左右，行动举止颇为小心翼翼。一看，这两人就是主仆。这二人入住金水闸一处公馆后，年轻人匿居馆中，少有见人。生活起居，也多由年长者出外购置。但见他所购物品无不奢华昂贵，生活用度也是相当奢侈，于是引起了好事者的注意。

不久，好事者便发现，年长者每敬献食物，必跪拜在地，口称“圣上”。再加上二人都操着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话，人们的好奇心，有一次加重了。随后，好事者发现，年轻人所盖的被子上绣有金龙，所用玉碗箸上亦有雕工精细的五爪金龙。再加上这二人讲究颇多，很有些皇宫里的规矩，因此纷纷猜测不已。有人一口咬定，年轻人必是当时的皇帝光绪皇帝无疑，年长者必是近侍太监。

然而，一帮老百姓，谁又见过当朝天子光绪帝呢？所以都不敢确定。不得不说，群众的智慧是不可小觑的。有人就提出，如果能验明年长者是个太监，那年轻人自然就不用再考证了。为此，还真有人费了一番功夫和年长者套近乎，最后成功地把他约进了澡堂子，并确定了他是个太监无疑。

这下老百姓相信了。毕竟那太监不是假的，谁也不会想要行骗，把自己割一刀。再说了，就算是骗子，谁又敢冒充皇帝呢？那可是要杀头的呀！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武汉三镇都沸腾了。人人都兴奋无比地往金水闸公馆涌去，个个都争着去一睹天子真颜，并希望能有向光绪行跪拜大礼的荣幸。百姓一窝蜂，达官贵人们也坐不住了。为了谨慎起见，官府中的官员，甚至还暗中托了京中做官的朋友搞来了一张光绪的照片。

经过对比，得出个“面容似相仿佛”的结论。于是，达官贵人们纷纷带着厚礼前往拜谒，希望能借此机会，捞个一官半职什么的。特别是一些候补官员，本来官位就是花大钱捐的，结果一直坐在候补的冷板凳上。为了早日出仕，他们更是砸起钱来不眨眼。对于送来的重礼，年长者都收之泰然。年轻人则偶尔出来露个面，展示一下皇帝亲民的风采。当时的江夏知县陈树屏听说后，觉得事有蹊跷。为了谨慎起见，他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汇报了这件事。

张之洞毕竟身居高位之人，消息较其他人灵通。他知道，“戊戌政变”后，光绪已被重掌政权的慈禧囚禁在了瀛台。因此，只要求证光绪是否脱逃就知道了。张之洞向慈禧身边的军机大臣荣禄暗中打听此事，在得知光绪还被囚禁于瀛台后，便着令陈树屏，将那个年轻人和年长者抓捕归案。经过一番拷问，那两人好歹算是招了供。原来，那个年轻人叫崇福，是满洲旗人后裔。由于生得眉眼清秀，年幼便被送到宫中做了戏伶。

由于他长得有几分像光绪，因此在宫中还得了个“假皇上”的外号。至于那个年长者，的确是宫里的太监。在库房任职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一心想荣华富贵的他，在京城也见过一些骗子假扮王公贵族行骗，屡屡得手的事。于是，他萌生了行骗得富贵的想法。年长者想到光绪被囚，认为这正是个难得欺瞒天下的好机会。于是找来崇福，二人合计了一番后，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案情水落石出后，那二人自然脱不了个死，最后被判了个斩立决。至于他们收受的厚礼，张之洞则全部装箱，连着此案的卷宗，一起送到了慈禧手中。至于那些献金送银的达官贵人，看着张之洞把他们的银两送到慈禧那里，虽说嘴上不敢反对，但是心里却忿忿不平，于是坊间有传说称：张之洞为了取悦慈禧，出卖了“光绪”。（参考史料：《世载堂杂忆》）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其西学态度演变也是晚清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的缩影。

甲午战争以前的西学态度。在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使张之洞开始发展洋务事业。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和应用，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主要集中在西方先进技术的范畴，但此时的张之洞仍然局限于“经世致用”的观念窠臼之中。张之洞在清流时期对西学就并不排斥，他于1877年做了十年学官后，调往京城。由于与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彼此认同，因而“以不谈洋务为高”，但张之洞区别于其他清流士的固步自封，开始接触和研读西学内容，他并不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在推荐给学生供其择学的《书目答问》中，还对西学加以推广学习。

张之洞向弟子推荐西方的书目，足以说明张之洞对西方科技的态度是积极接纳的。此外，张之洞还倡导推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例如他于1880年正月呈递的《会议未尽事宜片》中，就表明了对西方科技“未尝不可酌采”的态度。这充分证明，在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上，张之洞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只要科技实用，就取之，否则就舍之。无论是西方的人才还是西方的科技成果，只要能够为我所用，皆可拿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张之洞与其他顽固清流人士的巨大区别。抚晋以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他采纳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的西化治晋方案，通过“开矿山、办实业、兴学堂、习西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张之洞对西学的兴趣。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认为兴办洋务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诚以今日有志之士，欲达时务，必悉洋情”，对学习西方知识开始重视。

维新变法前后的西学态度。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从西艺层面逐渐扩展西政和西体，由“全力吸纳西学”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念的根源在于张之洞认为如果对西方科技不加鉴别地全部吸纳，容易脱离现实，效果反而不佳，对于西学的推崇是有理性、有选择的。其西学主要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而在《劝学篇》中，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了最初崇尚西方坚船利炮，并开始注重引入维新思潮。而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也已经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变得成熟而稳固。在这一时期，由于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交往，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提出了诸多的新观念和措施，积极推行西学实践活动。这一时期，张之洞上奏朝廷《吁请修备储才折》，并进一步大力兴办学堂、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显示了其西学思想的跃迁。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学态度。八国联军入侵的严峻形势使得张之洞认识到，只有大行西法、西政、西艺、西体，才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京畿之变，大局几危”，此时的张之洞依据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将视线聚焦于西方的政体之上，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当下的官制，在西艺、西政和西体的基础上，大行西政，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为此一时期的思想总结，力求改章科举、建立近代新学制，最终使清政府决心预备立宪和进行官制改革。

张之洞极力推行君主立宪政体，倡导设议会、定宪法，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他与康、梁等维新派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呼应与影响，渐渐地使清政府终于开始进行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作为制定新政大纲的主要人物，张之洞的种种行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是清廷新政改革的督抚重臣，并创下辉煌的习西法的业绩，而其西学态度政治主张的转变，也在持续推动着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的进程。张之洞也受到维新变法的思想的影响，八国联军的强力入侵，致使清政府出逃，对张之洞的刺痛是深远的，但是仍然保持了理性与冷静，他表明“西方新政中，上下议院的互相牵制和维持是其精妙之处所在，当此世界局势不定，中国民智未开之时，下议院的设置是不合适的”。可以看出，在此危机关头，张之洞依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已经认定设议院是变法的根本所在，却囿于情势环境不容，只好逐步实行效西法的措施。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政策的影响分析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制定政策开始真正受到张之洞西学态度的巨大影响。由此开始，张之洞力图大力实践，推行改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期间，张之洞督抚的两湖在诸多方面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张之洞通过《劝学篇》、《吁请修备储才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等不断提出温和稳健的改革方略，并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同。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改革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政府采纳后，谕令各省予以实施。而《劝学篇》中“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基本观点，对清政府留学日本政策的制定更是造成了直接影响，“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行”的设想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和推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被定为晚清新政的总纲要，得到慈禧太后肯定。慈禧太后要求全国按照所陈，切实推行。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科举制度的影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着力主张变革科举，这对礼部进行科举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模式的改革中着力强调改革科举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思想推动了科举制度废除。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清政府于1898年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紧接着，张之洞在1901年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历数科举的顽疾弊端，主张将科举制度废除。《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对科举的阐述思想为“国家的科举制度，是强国力，吸纳人才的首要手段，如今时局入戏艰危，科举制度必须酌量变通。”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应秉承“注重有用之学的传授，同时不废经书。”由于科举的废除会导致数年之间人才的断档，因此又提出“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这样做不至于马上停止科举，也可以为科举的旧生员寻找出路留下一些空间。

由于科举制度已百年有余，根深蒂固，假如忽然取消，会导致较大的阻力，因此，张之洞主张采取“渐变”之法，学堂取仕与科举取仕策略暂时并行，科举废除采取“按科递减科举取仕之额，用以增加学堂取仕之额”的模式，渐渐实现从学堂培养举人、进士，向国家输送人才。张之洞对于科举制度文科和武科的录用也有自己的观点，文科的取录名额以十年分三次递减，而武科由于“今日时势”，则可以立即取消。1901年7月，慈禧太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停止武科，改革文科”。慈禧太后下令“从下一年开始，在乡试的头场考试中，对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进行考试，武科……一律永远停止”，八股文应试从此不复存在。八股文在录用人才模式上的退场，使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大降低了。然而由于“按科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措施迟迟未出，新式学堂的发展仍然不是很顺畅。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日俄战争爆发，生命财产横遭荼毒的艰难时局，亟待进行社会改革。而“新政大端”的最前沿问题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在1903年上奏《请试办递减科举折》，阐明了科举未停导致学堂不兴，科举的废除并不会导致丢弃中学，“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为了使政策的实施实现平滑过渡，张之洞还建议“对科举中额进行递减、以三科为序十年之内减至消失”。张之洞的政策建议这一次亦被清政府下旨实行了。直到此时，科举变革才在张之洞的努力下得以逐步实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终于被彻底废除。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教育体制的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也对中国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起草的《癸卯学制》是第一个颁布施行的教育改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兴起、普及和发展。

张之洞进一步沿袭了自己《劝学篇》中所倡导的“学制”的构想，结合对日本学制的借鉴以及自己多年的办学探索，制订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体现在其《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这个方案“明宗旨、标门类、分等级、计年限、筹出路、除防碍”，对从儿童启蒙直到中学、大学的时间安排、课程安排以及成才后的职务均作了详细周密的计划。通过在州县、府、省城等不同行政级别的区域设立小学，中学与高等学校来组成国家的普通教育；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如农、工、商、矿等的设立，张之洞又阐明自己提议的学制的明细条文应“如何斟酌损益之处，应候救议裁定”。张之洞曾派罗振玉、刘洪烈对日本的办学进行考察，二人分别负责“考求中小学普通学校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总理编译事宜”以及“考究教法、管学两事暨访购书籍”。回国后，罗振玉带着自己收集的一百多份各种章程与张之洞会晤，这也为张之洞湖北学制的制定起到了参考作用。随即，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对湖北模拟日本教育体制的实践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湖北的教育模式中，将传统的学堂细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行政进修教育，这是近代教育体系的一个雏形。张之洞在奏折中对办学校的重要注意事项分八个条目进行阐述，得到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充分的肯定：“该督疏陈湖北学堂章程，其中足补臣百熙奏进章程所不及者，当即一律照改，奏明在案。”

1903年，清政府谕令张之洞进京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这一时期，张之洞借鉴了日本学制模式，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详细规定了从招生对象至毕业待遇等教育条款，“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课程门类设置齐全，尤其是大学堂的门类设置，涵盖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并在德化的基础上倡导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教学的教育性。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留学政策的影响。张之洞倡导留学东洋，1901年其与刘绅一共同拟定的《江楚三折》中提及“而教法以日本为何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江、鄂等省学生在日本学堂者多，故臣知之甚确。”为了对留学归国人员进行奖励和考验，提到“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覆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而为了对自费留学进行鼓励倡导，又提到“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覆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若自备资斧游学者准按凭照优奖录用。”这些建议均得到清政府采纳，1901年9月清政府开始鼓励各省派遣留学生，并对学有所成的人员予以奖励：“一体考验奖励，侯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同时大量选派官员出洋游历，并专派学习师范生，弥补师资的不足。

张之洞力推派遣大量学生留学日本，这些举措均对法政、师范等人才急需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由此，张之洞被清政府所倚重，开始制定留学政策。从此，我国留日学生数量开始攀升，张之洞出于对留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加强管理和控制，拟定了相关章程对留学生进行约束和鼓励，并于1903年递呈慈禧太后，稍后即开始实行。相关章程包括《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是自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后，我国系统制定的第一个留学生管理制度。张之洞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完善和明确了留学生奖励制度：“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既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在对回国留学人员进行任用时，主要的考察依据即为其获得文凭的高低。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只有经过一定的“核察”和“考验”，留学生才有可能获得上文提及的出身。从这个角度讲，《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实际上是被授予一定功名出身的原则。《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思路依旧有着科举制度的色彩，但是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官制改革的因素，是对科举制度的巨大冲击。而在《约束游学生章程》中，主要内容是对留学生日常管理，核心内容则是防止“流弊”，在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中，无不体现出对留学生“为本分当为之事”、“务期杜绝流弊”的要求。综上所述，章程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对留学生思想的控制。张之洞认为出洋游历有益而无弊，在《江楚三折》后，他立即上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奠定了出国留学政策的基础。

结束语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发展，从1901年上奏“三折”，到力主废弃封建教育制度，历经了20年的曲折。本文系统梳理了张之洞的西学态度演变，以及对晚清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从广度和深度上均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这可以从他在甲午战争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和新政变法时期的态度得到印证。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内存在差异，而内在的连贯性则是始终如一的。引发其西学态度产生变化的因素来自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大背景的变化，而其内在的连贯性则体现在对西学认识扩大和内涵理解的深入。张之洞在始终强调“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其“兴学育才”的观点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