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有以下几座寺庙：

广福讲寺

南门景观大堤

无为寺（东南门店）

寒山寺

崇明沿江观光大堤

广良寺

寿安寺

缘觉寺

三佛讲寺

此外，崇明还有唐宋时期的四大丛林——兴教寺、奉圣寺、慈济寺、寿安寺。

截止2019年12月，崇明岛面积120068平方公里，人口约8215万。特产有崇明糕、崇明圆子、刀鱼、金瓜丝、甜包瓜等。

1、崇明糕

崇明糕又大又厚，香甜软糯，不过必须趁着尚未完全冷却变硬的时候将它切成小块存放。不然，等它变得冰冷坚硬的时候，用尽全力也很难切开。

2、崇明圆子

崇明圆子表皮与闻名皆知的崇明糕一样，用糯米粉制成，具有天然的米香味，吃口糯而稍带嚼劲，馅料包括豆沙、芝麻、红枣、萝卜、荠菜肉、青菜肉、纯鲜肉等。

3、刀鱼

刀鱼从立春开始由海入江，逆江而上作生殖回游。崇明岛周围的水域是刀鱼光临最多的地方，使岛上的渔民有了捕捉刀鱼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刀鱼成了崇明的特产之一。

4、金瓜丝

金丝瓜，是上海崇明岛的特产，当地人也叫金瓜。金瓜丝，直接拨开就是现成的丝，把瓜打开后直接拔丝，凉拌吃。

5、甜包瓜

崇明甜包瓜以本土生长的皮薄肉厚、水多味淡、质地细密、嫩而带脆的上等青皮生瓜为原料。从腌制到成熟上市，约需三月时间。甜包瓜可以用来炒肉丝、拌白扁豆等等，是崇明人独特的美食方式。

崇明岛是由长江所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形成的，崇明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经过长时间的沉积成岛。

崇明县博物馆内现有“崇明岛史与古船”、“崇明民俗”两个基本陈列，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展品丰富。 陈列布置在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陈列运用了文物、模型、雕塑、沙盘、布景箱、和先进的视听手段、通俗简明的文字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崇明岛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交通、水利、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成就。其中，展出的两艘唐、宋古船，是目前上海地区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堪称镇馆之宝；我国四大船系之一的崇明沙船，更以其独特的功能蜚声海内外。

“崇明民俗”陈列布置在尊经阁和崇圣祠内，主要通过集镇、民间家庭居室、农耕、纺织等生动逼真的场景，再现了崇明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淳朴生活，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其中，既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崇明老街商业景致的生动展示，又有崇明典型的传统民宅“四厅头宅沟”及其室内家居布置的逼真再现。耕织部分则重点向人们展出了30余件功能各异的常用生产工具。

此外，崇明县博物馆内还有“黄丕谟艺术馆”等固定展览，展出了著名版画家黄丕谟先生（崇明籍）创作的60幅精美的版画作品。 “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主要布置在崇明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前言）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第一单元即为千年崇明的坎坷形成。

崇明岛是新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原处是长江口外浅海。长江由西向东奔泻而下，流入河口地区时，由于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所挟大量泥沙在江海交接处逐渐沉积。经年累月的结果是，江海泥沙一面在长江口南北岸汇成滨海平原，一面又在江中形成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正是在此涨彼坍中成为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它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祖国的第三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

唐初武德年间，也就是公元618—626年，在东布洲（今吕四一带）南面水域，长江口开始涨涌出两个沙洲，两洲隔水50余里，东临大海，西涉江至太仓，南涉江至吴淞港，东南到佘山，西南涉江到嘉定县，西北涉江为狼山。时名东沙、西沙，这就是崇明岛的前身。

1025年，东沙西北续涨姚刘沙（因姚、刘两姓先居而得名），并与东沙接壤。1101年，姚刘沙西北隔水50里处涨出三沙。元末明初，东沙坍没，西沙坍存无几，三沙北涨，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其后一直到清初，长江口出没水面的大小沙洲曾有六十处。明末清初，也就是1644年左右，分散的沙洲在涨坍过程中又缓慢地涨接成片，连成东起高头沙、西至平洋沙，最长200里、最宽40里的一个大岛。如今，崇明已是一个拥有1200平方公里面积、近60万人口的泱泱大岛，雄踞于万里长江的入海口，东濒大海，南与上海嘉定、宝山隔江相望，北于江苏海门、启东一衣带水，犹如蕴含于长江巨龙口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生机焕发。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记载了崇明东、两二沙出露长江口以及在西沙设置崇明镇的有关地理、历史的情况：“唐武德间，吴郡城东三百余里海中，忽涌二洲，谓之东西二沙，渐积高广，渔樵者依之，遂成田庐。神龙初，置崇明镇于两沙。崇明之名始此。”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还介绍了姚刘沙与三沙岛等几个主要沙洲的涨、坍情况和名称的由来：“宋大圣三年，续涨一沙于西北，东西二沙相距五十余里。姚刘二姓先居之，因名姚刘沙。建中、靖国初，东西二沙坍没，又涨一沙于东北，以三次叠涨，因名三沙。或有句容朱、陈、张三姓居之，因名三沙。”

相传，崇明“三沙”是由江苏句容的朱、陈、张三姓最早迁居过来而得名的，句容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崇明有关的遗迹，如“崇明寺”、“崇明塔”等。另据清代光绪《句容县志》记载，清代句容县城曾一度以东西大街为界，街南为华阳镇，街北为崇明镇。而流传在崇明民间的《蔡氏家谱》，也相当详细地记录了蔡氏家族在南宋时期迁到崇明的这段历史。

崇明岛在历史上因沙洲涨坍频繁，州署、县治及行政区划屡经变更。据县志记载，崇明约在五代初设镇，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通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场为州，并筑州城于姚刘沙，隶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此后建置基本未变，先隶扬州，后改隶苏州府，兼隶太仓州。民国期间，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沦陷期间曾隶上海特别市）。解放后，先隶江苏南通专区，1958年12月1日改隶上海市。 崇明岛四面环水，与岛外往返历来都要依靠舟船，因此古代崇明的造船业和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元代的时候，崇明就已同北方有海运贸易。而适宜在浅滩暗沙中航行的崇明沙船，源自崇明而名闻全国，是我国木帆船四大船系之一。

据清乾隆《崇明县志》记载：“沙船出自崇明沙而得名。”崇明沙船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崇明人朱清与嘉定人张瑄开辟崇明至直沽（今天津）海运航线时，就已用沙船载货。沙船船身扁浅、宽大、底平，首尾俱方，全船重心低，船面建筑少，受风面积小，航行平稳，恃沙不畏浅滩。船用多桅多帆，风帆高大，利于提高航速，可补因方首航行阻力较大之不足。两舷置有披水扳（俗称挠头），可克服因底平吃水浅而致逆风航行时横漂之弊。沙船适应性强，用途广，可作渔捞船，也可用于货运，长期以来一直是崇明岛上重要的水上货运工具，并且也是江、浙、鲁沿海一带常用的一种帆船。据统计，清乾隆年间，上海地区拥有沙船3500—3600艘，1826年更增至5000艘，占全国总数量的一半。当时，崇明的沙船制造和航运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地区沙船业中有三分之一为崇明籍人士所经营。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垄断漕运，承揽商货以后，崇明沙船业终因货运量不足，缺乏竞争力而开始衰落。

明清时期，崇明岛与南北两岸之间的通航主要依靠渡口。崇明岛的津渡始于十五世纪初或更早些时候，当时已经有船与太仓、浏河等地对渡。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官渡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张世臣设船二艘，自施翘河至太仓南关，名曰长渡，一自南洪至刘家河，名曰短渡。”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崇沪之间开始辟有客运航线，同时在南门港建起了崇明岛上最早的港口轮埠。民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崇明先后设有渡口29处，其中，南岸沿江设有12处，现已全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港口码头；北岸沿江设有渡口17处，现尚存5处。如今，崇明岛上已拥有五大客运码头和十大货运港口的密集型水上交通网络，昔日的小舢板逐渐过渡到机帆船、双体客轮乃至汽垫船、快速船。 “海运三杰”享誉海内外

古往今来，崇明发达的航海业曾为我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才，其中尤以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扬、现代陈干青三人对我国航海事业所作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因此被后人称誉为“崇明海运三杰”。

朱清（1236—1303）因贩卖私盐经常出入海上，加之时有打劫富家和船只的举动，因而对南北海道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不断对沿海一带的富户进行骚扰，南至通海，北至胶莱（胶东半岛和莱州湾），都是他活动的范围。他往来飘忽，朝廷十分无奈。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大将蒙兀领兵南征镇江，在焦山下大败宋军。不久，元丞相伯颜分兵三路进攻临安（今杭州），命招讨使王世强招谕海盗，朱清因此率众归降元朝，并被任命为代理管军千户（武职）。第二年，朱清奉伯颜之命驾船将南宋库藏图书典籍从杭州取海道运往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试航成功后，朱清又向朝廷建议从海道运粮到北方，获准后终于开辟了由南方太仓刘家港出发，经东海、黄海直抵北方直沽的南北海上漕运航道，并使之成为元代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为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朱清又疏浚娄江直达东海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同日本、高丽和琉球等国的海上贸易之路。朱清创办海运后，富贵显赫，全家移居太仓，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太仓刘家港一时商船云集，穷乡顿成巨市，琉球、日本、高丽等国商船均进港贸易，刘家港因此享有“六国码头”之称。朱清本人也权倾一时，广拥财富，可称江南之冠。由于朱清为元朝统一全国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以及创办和掌管海运有功，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1303年，朱清遭诬自杀。

沈廷扬（1594—1647），为人慷慨有节气，崇尚侠义。明朝末年，各地战乱蜂起，江淮水运经常受阻，沈廷扬上疏朝廷，建议恢复当年朱清所开创的海上漕运，从太仓浏河出海直抵天津，这样较运河转漕便捷，且省费用；并进呈《海运书》五卷和《海运图》，自备船只，亲试海运，获得成功。从此，“南粮北运”便开始沿这一海道航行。1642年，清太宗皇太极率军南侵，驻守松山（辽宁锦县）的明军被困告急。明朝急派兵部郎中沈廷扬筹划粮草，增援前线。沈廷扬亲率粮船，从太仓浏河出发，日夜兼程，不出半月顺利完成任务。1643年，漕运总督史可法保荐沈廷扬为光禄寺少卿，崇祯帝对沈也十分器重，曾说：“居官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1644年，明朝覆亡。沈廷扬应南明政权诏令，毁家聚船，转战长江下游，阻止清军南进。1647年，沈廷扬会同张名振、张煌言等抗清名将，自舟山基地出发，率领舟师沿长江西上，夺取江南失地。在鹿苑、福山等地，与清兵大战四昼夜，给清军沉重打击。4月14日夜，狂风大作，沈廷扬战船颠覆，士兵伤亡惨重。残留战船漂泊搁浅在徐六泾，被清军包围。清兵叫喊：“剃发投降的免死！”有人劝沈廷扬混在降兵中逃走。沈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明朝御史，不能没有骨气地死！”最后与部下700人被清军俘获，解往苏州。清朝巡抚土国宝，降丞洪承畴、周亮工等多次劝降，沈廷扬大义凛然，坚决不降：“为国而死，死而无憾！”至死不屈，从容就义。

陈干青（1891—1953），又名陈恒，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海运人物。陈干青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练就了精湛的航行技术。1914年毕业于同立商船专门学校。当时，中国航海主权受英国控制，中国人只能在远洋轮上当水手等苦力，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等要职都由外国人担任。陈干青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他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在航海业中争得地位，于是刻苦学习，通过实践不断熟悉航道，终于在航海界初露头角。1921年他以高超的航行技术和业务知识，冲破把持中国海运大权的洋人的阻拦，担任“升利轮”船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外洋轮的中国籍船长，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由外国人把持和垄断外洋轮航行大权的局面。1924年，陈又升任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掌船30余艘，成为出任总船长的第一位中国人。陈干青深知中国人争得这种待遇来之不易，因此在职期间，特别注意人才培养，积极引荐中国船员。1926年，陈干青为维护中国海员的利益，争取航海自主权，筹建中国商船驾驶员联合会，并被推举为该会会长。1929年由中国总商会推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专门讨论国际海事问题的第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他在大会上提出了“欲改善海员之待遇，会员国必须要互相尊重彼此领海、内河的航海主权”的提案，起到了揭露、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权的作用，充分体现了陈干青一贯的爱国之心。抗战期间，上海沦陷，陈干青为保持民族气节，愤然辞去职务。汪伪交通部以优厚的报酬请他出任航政司长，他回答道：“人的一生寿命最多不过百年，与其富贵而遗臭万年，不如清贫而流芳百世。”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再度致力于航海事业。陈干青一生热心于发展家乡航运事业，曾亲自设计、监造了“天赐轮”等船，1946年，还创办了“惠崇”轮船公司。

海岛元素的民间住宅

崇明在历史上曾先后隶属于江北的通州、扬州，江南的苏州、太仓，最初的居民多来自淮浙和句容一带，风俗习惯受各地的影响较大，且兼容并蓄，因而杂有江南与江北的民风民俗。加上受到三面环江、一面临海的环境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促成了岛上的民俗风情随着岁月的累积，逐渐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海岛特色。布置在崇明学宫尊经阁、崇圣祠内的“崇明民俗”陈列，以大量实物和真实场景，艺术地展示了旧时崇明岛上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画卷，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崇明岛的历史风情，其中，崇明的民间住宅最具特色。

历史上，崇明岛长期孤悬江海外之中，居民为防御盗贼，习惯同族聚居，自成一宅。旧时，贫困人家多以芦笆搭建的环洞舍栖身，家境稍好的住草房，再好些的住芦壁瓦辫和砖壁瓦辫的半瓦房（椽上铺芦笆，上铺瓦片），纯砖房不多。房屋结构有三路头（用三根横梁，以下类推）、五路头、七路头、九路头之分。住宅以南向居多，东向次之。房屋布局有一字形、转角式、三厢房、三进两场心等形式。一般是正埭五间，也有七间的，中间是堂屋，俗称“前头屋”，为同宅亲属所共有；正埭前面两旁相对而立的为厢房，接两厢房，建有与正埭平行的前埭，由此形成四厢房；前埭中间为厅，或称外门道，两旁是书房；如再向前发展，又建厢房及外厅，便成为“三进两场心”，有里外两道墙门；厕所一般建在住宅东北角或西南角。农家住宅多环宅开沟，栽以荆棘，称为“宅沟”，沟中养鱼，沟上架桥，沟沿旁植果树、榆树、柳树，宅后种竹，最外层围以株杨。一所普通的农家住宅经这样一处理，犹如置身于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别有情趣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据史料记载，过去崇明地区的农村，“其业耕者，中田有庐，庐旁有沟环之，间植竹木，家自成村”。“崇明民俗”陈列中所展出的住宅模型，便是旧时崇明农村典型的四进三院式民居，也即俗称的“四厅头宅沟”。

过去崇明住宅的厅堂，一般布置有各种旧式家具，主要包括匾、联、翘头案、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崇明民俗”陈列中的“厅堂”场景，展出有一块名为“怡庆堂”的匾，由清末状元张謇为崇明著名的爱国人士蔡申甫先生所题。

陈列中还布置有寻常百姓家庭中的厨房、卧房、书房等，生活用具丰富多样，琳琅满目，既可让久居都市中的人们大饱眼福，增长见识，又能让那些在农村中长大的年长者勾起对往日生活点点滴滴的回忆，更可以让现在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他们的父辈、祖辈过去的生活环境。其中，厨房内陈列着传统的二眼七星灶、灶壁画、烟囱，灶具包括锅、盖、汤罐、镌、勺、铲、井圈、提水桶等井具，以及小方桌、裙凳、榨凳、糕模、茶盖、桶、油灯等。卧房内装饰有棂格木门，陈列着崇明传统的拔步暖床，旧时新娘陪嫁的必备物品三腰花大橱，以及立柜、镜台、官箱、衣架、梳妆匣、钱箱、方凳、灯、手炉、脚炉、高脚脚盆、脸盆、木架、洗手桶、马桶、草纸桶、铜痰盂等。书房内陈列着画案、椅子、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线装书及匣、笔架、考箱、砚台木盘、水盂、笔搁、镇纸、博古架等。

镌刻水乡风韵的版画

“黄丕谟版画陈列室”布置在崇明学宫仪门内。1996年，黄丕谟先生从自己50多年来所创作的几百幅版画中，精选出60幅作品，捐赠给崇明县博物馆，并于当年9月16日在博物馆举办了“黄丕谟版画捐赠仪式暨25回展”开幕式，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情系桑梓，支持家乡文化建设事业的赤子之心。2002年，“黄丕谟版画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

黄丕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版画家，他是国内第一个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大陆第一个在台湾举办个人展，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在日本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的画家。黄丕谟于1925年出生在崇明，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版画家协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20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从事黑白木刻和油印套色木刻创作，60年代起专攻水印木刻。

作为一位优秀的、多产的版画家，黄丕谟先生的艺术之花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土壤中。大海、渔村、水乡，是他最初的生活摇篮，他的作品大都表现这类题材。20世纪60年代，他跑遍了大江南北，黄海之滨；70、8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先后去福建、浙江、广西、四川等地参观访问、写生作画，拓宽眼界，激发灵感，创作出一幅幅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例如，创作于60年代的《黄海渔归》、70年代的《源远流长》、80年代的《春风春水江南》等作品，无不代表着他的水印木刻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达到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地步。

黄丕谟的版画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不论是陡峭挺拔的崇山峻岭，还是气势恢宏的万里海疆；不论是秀丽的江南水乡，还是沸腾的建设工地，无不倾注了画家的深情厚爱与拳拳之心。黄丕谟先生从艺几十年来，始终以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大抒人民、祖国、时代之情。他的作品感情丰富，突破时空制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欣赏画家笔下一幅幅典雅秀丽的江南图画，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版画作品不仅仅是在讴歌自然界的山川万物、人民的生息和祖国建设，也是黄丕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毕生追求真善美的真实写照。

黄丕谟先生善于以国画之神，入版画之体，在严谨把握版画结构的同时，大胆设色，舍弃线条，注重色块组合和色相之间的衔接，创造性地发挥了版画中的色彩语言，因而作品浓妆淡抹，艳丽清新，让人读后心旷神怡。同时，画家还巧妙地借鉴以表现光、色、质见长的西画技法，充分汲取其丰厚的养分，经过不断探索尝试，充分运用干湿、浓淡、虚实等对比手法，使作品既有清新滋润、水墨淋漓的大写意气度，又有明快、刚劲、苍厚的版画刀力之美；既能刻划人物的特写镜头，又能驾驭生活场景复杂的构图，以崭新的版画艺术语言，表现生活、创造意境。因此，他的作品气势大、容量宽、章法新、重结构、精刻印、有韵味，耐人品读。

黄丕谟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春风春水江南》与《太湖水滟渔村处》，均以江南水乡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母体，画面充满了丰富的生活容量，但又不拘泥于某一场景的照抄照搬。画家利用时空转换的手法，使自己对江南渔村生活的整体印象艺术地再现出来。作品构图的开合处理新颖独特，白墙黑瓦相衬，浓淡虚实相生，宁静而富有节奏，变化统一，生机盎然，以极具生活气息张力来扣动读者的心弦，使人心扉洞开，轻松愉悦。此外，他对点、景、人、物的刻画也十分讲究。在《太湖水滟渔村处》这幅作品中，画面上姿态各异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刻画精微，耐人寻味，并且通过大场面、全景式的构图，稳重的色调，现代化的景物特征，使作品充溢着鲜明的时代感，显示出他驾驭大场面的高超技能。

1、崇明白山羊

崇明白山羊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羊种之一，是在崇明特定水土条件下孕育而成的地方特有良种，是崇明的传统特产之一。

崇明白山羊为肉、皮、毛兼用型品种。羊肉及内脏，味道鲜美，未经阉割的幼龄公羊，全身羊毛是制笔的好材料，尤其是颈背部的领鬃毛，被称为"细光锋"，是制造高级毛笔、油画笔及精密仪器刷子的特种原料。羊皮质地纤细，柔软光滑，属优质皮革。

2、崇明水仙

水仙在上海崇明具有悠久的栽植历史和丰厚的人文底蕴，作为本土花卉，历来与松江的银柳，嘉定外冈的腊梅并称为上海花卉界的三宝，而崇明水仙可以将花期控制在春节前后，俗称为迎春第一花。 

崇明水仙作为上海地方特色花卉、特色资源，与漳州水仙齐名，是我国两大水仙品系之一。

3、崇明金瓜

金瓜，又名金丝瓜，在崇明已有百年以上种植历史，是崇明的传统特产。金瓜鲜嫩清香，松脆爽口，是家庭、饭店、宾馆中色香味俱佳的上等菜肴，享有“植物海哲”之美誉。

4、崇明老白酒

崇明老白酒是崇明特产之一，风味独特，甜而微酸，香味醇厚、酒度适中，后劲足，有回味，有“名扬江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之美誉。

崇明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水土洁净，生态环境优良，适合种植优质大米。光照、温度、降水量等气候条件尤为适宜酿酒有益菌的繁殖，为崇明老白酒的发酵、生产和贮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条件。

5、崇明老毛蟹

世界上各大江湖中，共有300多种螃蟹，其中可供食用的大约20来种，而最负盛名的要数我国的中华绒螯蟹。在中华绒螯蟹中最有声誉的是白洋淀的胜芳蟹、阳澄湖的清水蟹和崇明的蟹。

胜芳蟹和清水蟹，因其个大、壳硬、色绿而受人青睐，但美中不足的是肉质较粗松而欠香。唯崇明-蟹独具风味，它个小、壳薄，肉质细密而有香味，雌性蟹黄足，雄性蟹脂多，更受人们喜爱，驰名海内外。

法脉传承

广福寺法脉传承为临济普陀后寺派

湛然法界 方广严宏 弥满本觉 了悟心宗 惟灵廓彻 体用周隆 闻思修学 止观常融 传持妙理 继古贤公 信解行证 月朗天中

今已传至宗字辈

了道大师传记

了道大师乃广福寺之创始人，崇明县一代巨擘，其嘉言懿行，堪为後世法。

大师道貌轩昂，神清气穆，飘然有仙风道骨。长言词，擅梵呗，铿然有金石之声。

大师讳了道，字心慧，崇明向化乡二堡镇龚氏子，俗名振家。祖辈务农，家贫好学。生於1890年，逊清光绪16年，岁次庚寅，古历十一月初一日；圆寂于1946年，古历三月二十五日，在五滧镇云林寺，坐化生西。世寿五十又七，僧腊三十又五。

大师剃度弟子有叶承、普照、古若、真法、乃承等十馀人。引度弟子有显荫、佛性、天性、慧性及比丘尼空寂等十馀人。其中显荫乃当代密宗之新秀，二十岁时东渡日本，才华杰出。备受日皇太子之礼遇，史册留名，惜英年早逝。空寂者早岁就读于支那佛学院，亲承欧阳竟无教诲，慧解过人，随届耄年，仍致力於经疏之研究。

大师後裔人数繁多。现居本县者，常定任广福寺住持，广愿任寿安寺监院，皆其徒孙。正守任寿安寺方丈，兼任佛协会长，则其曾孙也。

了公为绍隆佛种，作育英才，苦心孤诣，夙夜匪懈。1925年亲送叶承赴北京广济寺佛学院修习教理。

纵观教下诸徒及孙曾辈，贤能辈出，究其所以能荷重担，克绍宗风者，甯非祖恩祖德之所栽培耶。

大师宿根深厚，聪慧超群，一生行状，异乎寻常，其乃西方再来人欤。师成丁之年，早萌出世之愿。当是时，境内无正法可依，初亲近三氏会，继入掌疏门，随众应付经忏道场，然终觉所依非正。乃於1911年21岁时，决意外游，追求正法。先至杭州入昭庆寺依性空长老剃度出家，当年就在该寺受比丘戒。未几因慈谕返裏，寓居汲浜镇北裏许之武圣殿中，其殿旁有小学一所，翌年适会县督学黄荣青来校视察，见大师好学谦恭，行之异凡，遂修书介绍入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进修。时，主讲法师月霞法师赞其才华，倍受青睐，至该校因故解散，乃赴杭州、宁波。时值天台一代宗师谛闲大法师驻锡观宗寺，欣然往谒，从其修学天台教观，二度春秋，深获悟解。

继北返，先後入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等大刹参禅，後又再度南游，住於普陀山慧济寺阅藏，由是深入经藏。同时至普济寺参拜印光大师，受印老开示後，遂专研净宗，惟以念佛求生西方归宿。抗日军兴，印老闭关於蘇州灵岩山，了公追随至灵岩，深得印老之器重，委以西堂等职务，辅弼灵岩。迨抗战後期，师闭关潜光，二度闭关於广福寺与云林寺中，务求克期取证。

了公师承忠匠，学贯多门，教弘天台，行重净土，用谛老之宏轨，承印公之懿范，上求下化，楷模足式。

大师之创建广福寺也，诚百世之功业。初，武圣殿乃关羽之神祠，院内又有小学，寺不迁，无以兴梵刹，校无舍，难以兴教育。师欲寺校双兴，乃夙兴夜寐，凡三阅月筑新舍於院外。讵料学校方迁，区公所旋复进占。大师愿宏志坚，梵宫不立，誓不退惰，累载辛勤，於1930年终於建瓦房6间，徙区公所於汲浜镇之南畔。从此本县净宗佛教中兴之初基始告奠定。因大师志在广种福田。顾额其楣曰广福讲寺。广福寺自了公入主以还。育人宏法，得行日著，莲风溥被，声闻日隆。至今周匝数十裏内信徒之众，佛事之隆为全县之冠。崇明佛教僧尼之智慧戒德，其之所以享誉遐迩，岂无本源乎。人称了公为广福寺之开山鼻祖，实为允当。

了公俭以自奉，厚以待人，修善兴福，不遗馀力，戒行精严，一丝不苟。居素淡饭布衣，躬行掺作。善兴香敬，悉以待人广种福田，或流通经籍，或布施饥贫。1932年本县遭两次水灾，饥民嗷嗷，大师宣导赈济，与陆思明、陈士荣共办施粥厂。1941年住持云林寺与许诗闻、曹学礼等首创民办福利事业养老院於寺中，兼施医药。师生西後，检其遗物，唯经书衣钵而已。

大师生於末季，法运衰微，本县正信佛教名存实亡，各类左道旁门，缪称佛教。了公悲心至切，矢志挽狂澜之既倒，树明灯与歧路。转神祠道坛，同归净土法门。指引失道迷人，共入弥陀愿海，统一全县修行法度，皆依灵岩山寺念诵仪规，创建念佛朔望团。於是莲香四敷，梵音几遍瀛洲。一时八方淄素，仰其高风而皈依，如蔡申甫、袁一飞等先後与师结为莲侣。启东大德黄稚甘等连袂来崇，皈依座下，并代表各界人士敦请了公移锡大雄寺，大师欣然偕弟子叶承渡江北上，住锡大雄寺。立清规，正毗尼，宗风丕振，四众咸钦，竟请皈依，乃至哀求剃度。今本县僧界中之头面人物，多当年求度之沙弥也。彼等恪遵祖训，依教奉行，继往开来，大师功不唐捐，伟哉了公垂范来兹。

大师示寂，预知时至，瑞相昭然。1946年三月，师自灵岩山返，临行有比丘问师何日再来？曰当了小和尚再来。回崇後居云林寺，未几略示微疾，於三月二十五上午八时许，嘱弟子古若曰：一定办好寿安寺。旋又告众曰：佛已来迎，我于十时往生，汝等要老实念佛，精进念佛，必定见佛。十时一刻，大师于大众念佛声中，端坐合掌含笑而逝。面色如生，遍体柔软，次年春荼毗得舍利数十颗，骨灰即于云林寺建塔供养。1951年由弟子智周捧大师骨灰安于灵岩山。

赞曰：应迹瀛洲，光被启海，众生未尽，乘愿再来。

不肖徒孙常定述

皈依弟子智入撰

西元1987年岁次丁卯冬

叶承法师传记

法师，崇明佛教界一代之贤能也。学通佛儒，台净兼融。於法华净土诸经，造诣尤深。前辈天台巨擘修老法师许为入室弟子，请作都讲法师，代讲《教观纲宗》、《法华》、《地藏》诸经。当时，师尚系晚学後生。而能舌灿莲花，口若悬河，非宿根深厚，曷克臻此。

法师乃了道大师上首弟子，广福寺首代传人。了公独具慧眼，固不负师恩，一身荷担如来家业，承先启後，致力於弘法利生，鞠躬尽瘁，死而後已。

初广福寺草创伊始，规模简陋。师夙怀广梵宇的宏源，於1946年值大公中学扩建校舍，协请广福寺迁址，协议圆成，宿愿可尝。师为购木材，亲赴产地，凡塑佛、动土兴工，悉亲自检点，席不暇暧，历三载而工成。於1947年建成殿宇一个二间于中兴镇南边，广福寺遂迁入新址。其时规模已具，但如来圣像尚未装金，幢盖庄严尤待充实。为佛像装金，特备黄金若干两待用。讵料“文革”祸起，佛像被毁，梵宫易主。至1968年劫火转烈，清正如师，竟亦未免，惨遭非刑，又加以中统特务之罪名，何期彼等逼尽黄金竟下毒手，终至愿未遂而身先死，忠贞之士未有年扶膺长叹也。“文革”後政府为叶公昭血平反，逝者已矣，存者其免诸！

法师讳叶承，字悟法，本县裕安乡陈氏独苗，俗名文元，生於佛教徒之家。性纯而孝，父早逝，母子两人相依为命。童年疾病缠身，而引发出世之愿，其母亦允其出家。师于成丁之年入广福寺依了道大师剃度出家。越明年受比丘戒於普陀法雨寺。戒毕得印光大师青睐，特函介绍入北京广济寺佛学院修习教理，了公亲送北上，二十岁毕业，即往宁波观宗弘法社学修天台教观，又二年入杭州圣水寺天台研究社，亲承静修大师教诲。叶师慧解过人，学冠同济，静老听其才，祝为法门龙象，喜台宗後继得人，因而人倾己所学所证，悉心栽培。师学而不倦终於得静老心传，成佛门之栋梁。

法师二十六岁时，因病回崇，了公教以专修净土法门。从此惟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依归。二十岁，应启东黄稚甘之请，随了公同赴启东，驻锡大雄寺，任方丈之职。於是立清规，正毗尼，创净土道场。彼时亟求剃度者皈依座下，何止千百，宗风丕振，成为启海佛教之首刹。叶师学道愈深，愈感不足，特委弟子圣智为当家，每有暇即往杭州常亲静老，更求深造，无怠无荒，迄于解放。

叶师於解放後，在广福寺效行百丈之芳规，合农禅为一体。1954年应邀往普陀普济寺，翌年又应邀往法雨寺等处，讲演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师从自性性海流布法门，使受教者如饮醍醐。1957年前寺传戒，聘为教授师。後母病回家侍奉，亲侍汤药，乃至洗涤溺器，必自躬行，八年如一日，暇则不倦於著述，如地藏经科释，以期启示後学，惜乎原稿尽毁于文革。

叶师之剃度弟子一十六人，其中敏慧多才，戒行清严，颇不乏人，如圣曛，圣琥，惜英年早逝。常定者住持广福寺。1958年广福寺受劫，仍结茅於寺旁，诵经礼佛未尝有间凡二十八载。1985年广福寺落实政策重行开放，以常定为住持。

叶师生於1909年，逊清宣统元年，岁次已酉，生西于1968年古历七月二十九日夜，世寿五十有九，僧腊四十有二。1972年冬，巨集明、巨集范等觅其遗骨，补行荼毗，至1982年奉安於灵岩山寺。

赞曰：天台巨匠，净土神驹，了却前因，莲池必预。

不肖徒常定述

三宝弟子智入撰

常定法师

常定法师，江苏省启东人，生于1919年。家道富裕，从小博古通今，书生意气，通晓五明。二十一岁在上海市崇明县广福讲寺依叶承法师剃度出家，二十二岁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师公了道和尚为他起法名心广，字常定，意在让他常定广福寺，守护道场，可他受戒后，并没有回广福寺，而是来到他师父曾经参学过的杭州圣水寺，依止静修老和尚深研天台宗经典两年半时间，之后考取青岛湛山寺佛学院，师从　虚老和尚主修天台宗。然因病中途休学，不得已结束了求学生涯。也就是说，到此他的法师的梦想破灭了。虽然他出家时曾立志精进学习佛法，发心将来做一位有德行、讲修持的法师，他得了当时最难治好的痨病（即肺结核）。初发心受挫后，他并没有灰心，而是一边治病同死亡较劲，一边自学佛学院指定的天台宗全部课程，反而使他在天台宗方面的造诣还胜于他的同班同学。连茗山法师都深为感佩，所以在1982年，在茗山法师的提议下，应中国佛教协会聘请，他成为一名中国佛协在南京栖霞寺举办（文革后）第一届僧伽班的授课老师，实现四十年前的愿望。1989年，身为广福寺住持的常定法师发心培养僧才，把上海佛学院预科班争取到崇明县来，在崇明广福寺创办！于是，常定法师四处奔走，写申请报告，呈报各种材料，力陈诸多优越条件。如此反复曲折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在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支援下，1990年11月上海佛学院预科班于广福寺正式开课。常定法师作为该班的班主任授课法师近五年时间。常定法师的自叙述中，他的农禅生活要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更为严酷，也是加朴素而现实。那是一种时时处处与之搏斗的坚守。1958年「歇庙」后，上海市崇明县广福寺的出家人大部分都「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只有常定法师没有走，他在寺院旁搭了两间茅草屋和年迈的父母住了下来。这一切是那么顺利，在当时竟没有人出来阻拦，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坚守住！可怎么生存下来呢？常定法师是一个病身子，早在上世纪40年代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读书时就得了肺结核，不得已退学返回崇明，用他的话说「只有等死了。这我晓得。」虽经多次鬼门关终于活下来了，然病身子干不了重活，劳累了便吐血不止。虽如此，他还是要供养年迈的父母。当地村民描述说∶「在生产队落户时，常定没有生产能力，只能靠借当时生产队的玉米维持生活。到年底没有钱还，只好一欠再欠，拖了好多年呢。」可见他的生活境况不佳。有人时常看到他在屋前地里种蚕豆，以充饭食不足。中国有句古话「久病成医」，常定法师也是这样。在他漫长的与病魔抗争中，他学会了看病、号脉、针灸等，能治些小毛病什么的。这属于纯布施性的，他不收钱财。然乡村民风淳朴，乡民们就变换著形式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二十八年的农禅辰光，常定法师就是在如此食物短缺中，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坚持了下来。

然而，人的愿望往往产生和愿望的现实条件相背离的时候，越是相差悬殊越是强烈。一场文革风暴，使常定法师由初始的坚守进而突发愿心－－今生一定要复兴广福讲寺。这个在当时谁也不敢想的愿望突然生起在常定法师的心坎上，不是没有因由的。是自己的恩师、广福讲寺的住持业承法师含冤死去，激发了他的愿心。被定罪为华东区中统特务中队长的师父，只因为与香港的两个弟子互有书信往来，便被关进了牛棚，死于棍棒之下，在此之前，常定法师没有这么大的愿心或者说他作为出家人的志向是在其他方面。也就是前文叙述过的，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师，以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为己任。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佛教一片寂然之际，常定法师萌发了复兴广福讲寺的愿望，他的心愿可算得上宏愿，他的心量可谓大矣！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常定法师在当时动荡劫难的情况下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将在他的下半生中定能复兴广福讲寺呢？他说∶『靠山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解放后我学过国家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中国第三大岛的崇明岛，佛教也恢复了宗教活动。在南京栖霞寺中国佛协于文革后开办的第一个僧伽班授课的常定法师，晓得广福寺会重新开放的，等第一届僧伽班一结业，他便谢绝了院校的挽留，信心十足地回到上海市崇明县开展他的愿望实现工作。

回到崇明岛，他先把自己仅有的两间茅草屋捐给了寺院，然后收徒建山门。有了徒弟，帮手就多了起来，信众闻声云集，积沙成丘，丘而成峰，占地五十余亩殿堂庄严、设施完备的广福讲寺终于恢复建设。

以上资料来自 广福寺住持玄光法师。

玄光法师

玄光法师，浙江桐乡人。出家于上海崇明广福寺，上常下定法师为其剃度恩师。先依剃度恩师研习天台教观，后从湛山寺明哲大和尚处承接天台法脉，为天台正宗第四十六代传人。1989年3月在上海崇明广福寺出家。1989年12月在宁波天童寺受俱足戒。1993年在广福寺从事寺院管理，同时兼任上海佛学院崇明班教师。1997年起任监院，主持广福寺日常工作。1998年当选为崇明县政协委员，2000年十二月，当选为崇明县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2003年十一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2007年由广福寺僧众一致推举当选本寺住持。2007年当选为崇明佛教协会会长及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

玄光法师是一位少有的既精通教理又擅长管理的人才。曾专程赴新加坡学习讲经技巧和经典理论。每年七月，在本寺为期一月的地藏法会期间，玄光法师每日为信众开讲一小时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在每年十二月的冬至法会时，为信众讲解《阿弥陀经》及净土法门。在教理研究方面，玄光法师深得常定法师真传，遵循先人“学在天台，行归净土”的古训，在天台宗研究及净土宗修学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为培养弘法人才，法师利用空暇时间，组织了学佛小组，教授佛弟子天台宗入门典籍《五时八教》、《教观纲宗》和《始终心要义疏》。伺机缘成熟，将进一步教授天台大部经典《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

法师颇得中医及终南派武学之真传。中医乃承继杭州陈訉医师之家传，武学则得于周口名拳师张明亮老师之亲授。张明亮老师为武林寿星张鹤年先生之入室弟子。

玄光法师，除经常为身患病疾的僧俗佛子诊病外，暇余则研习禅武，将自己修习天台教观的体悟融入于武学之中。遂发愿将心得述成《武海滴珠》一书，以发扬终南派“止戈为武、内外和平”的禅武精神。今已写出《武海滴珠》之10余篇禅武文章，发表在其新浪微博上。所述内容除终南派拳法、法理外，还包括自创的简单易行、功效显著的养生健身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