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年6月4日，位于湘鄂边界群山中的五峰清水湾村骤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独立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及3名部下被红军战士执行枪决。

　　然而，当行刑的硝烟散去53年后，谷志龙的亲属却向解放军总政治部申诉：谷志龙是被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在“肃反”中错杀，要求为其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谷志龙因何被杀？在当年参加决策会议的贺龙等红四军***均已作古的情况下，谁能拨开蒙在谷志龙死因上的疑云？幸运的是，一位健在的当年会议的“列席者”兼“红军医生”，为解放军总政治部最终认定谷志龙死因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言。

　　1987年10月30日和2007年5月5日，笔者为收集贺龙史料，先后前往五峰清水湾采访了贺龙的房东兼“红军医生”许子珍及儿子许建华。许家父子向笔者讲述了贺龙与许子珍亲密交往的轶闻趣事和处决谷志龙等人的隐秘内幕。

许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挂打发“送子娘娘”的鞭炮竟迎来了一位“贵人”

　　“贺龙红军是1930年农历五月初六（公历6月2日）到清水湾的。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天是我头生子的‘洗三’”。 升腾的火焰驱散了高山秋夜的寒气，乌黑的砂罐“嗞嗞”地散发着浓郁的茶香，81岁高龄的许子珍老人坐在火塘边，兴致盎然地向笔者娓娓道来。

　　1906年10月23日，许子珍生于清水湾一个耕读之家，儿时读了7年私塾，13岁随曾祖父学习中医，后在清水湾街东近200米远的家中开了一家药铺行医。1930年6月2日正是许郎中喜得头生子的第3天，按当地习俗叫“洗三”，要燃放鞭炮答谢送子的“观音娘娘”。这天上午10时许，许子珍喜滋滋地提着一挂鞭炮跨出家门，正要点火，突闻湾里人声惊嚷：“拐哒！兵来哒，快跑呀……”许子珍抬眼一望，只见对面湖南石门县方向柞棘岭上下来一支身着杂色服装、荷枪实弹的队伍。许老说：“那时人们都被土匪、乱兵抢怕了，看到兵就跑。我也想跑，但屋里有个‘月母子’，跑不脱。队伍下罗家坡时，我看到前面打的旗号是‘工农红军’、镰刀斧头，知道是红军来了。事先听说红军只打土豪，不沾百姓，也就不怕了，干脆点燃鞭炮，一就两便，既打发‘送子娘娘’，又欢迎红军。”

　　一阵噼里啪啦、洋溢着喜庆气氛的鞭炮声响过之后，刚刚下岭的红军队伍忽然分出一支人马直奔许家药铺而来。

　　“贺龙原来是准备到清水湾街上住的，看见我放鞭，也蛮欢喜，就来我屋里住，”许老面露得意之色，“最先到我家的是红四军第二路指挥覃辅臣。他原是读书人，一进屋就问我爷爷：“老夫子，你满清是个什么功名？”爷爷说：“跨了个学堂门”。过去把中了秀才叫“入学”。覃辅臣夸我爷爷：“看你这相，还是蛮有福气，你是生在山区，要是生在下五府（指湖南常德、津澧等平原地区），还是贵极人臣啦！”当得知我师从祖辈行医，又夸赞说：“好！不为良相，就为良医！”正说着，贺龙就来了。

　　许老说：贺龙身着紫布衣，打的绑腿，穿的草鞋，草帽掀在颈后，像个赶骡子的，与**上贺龙的形象差不多。他有两个勤务兵，都是十几岁的伢子，其中一个叫“臣伢”，还有十几个马弁，穿的比贺龙还好些。

　　贺龙进屋后，首先问许子珍从湖南到清水湾有几条路线。军参谋长拿起望远镜朝湖南方向的山岭仔细观察了一番，接着把已驻南山脚下的部队都调到不靠湖南的北山下驻扎，在南山要道都派了哨兵。红军为何对湖南方向如此警戒？原来，这次红四军在湖南石门县土地垭刚与国民党石门县团总罗效之的队伍打了一场硬仗。许老说：“罗效之的队伍蛮厉害。我听红军说，不怕猪（慈利县团总朱际凯）拱嘴，只怕骡子（罗效之）打一腿，红军主要防备罗效之偷袭”。

　　一挂打发“送子娘娘”的鞭炮竟意外地迎来了贺龙军长，许家药铺的板壁瓦屋成了军部驻地。勤务兵在堂屋药柜前用门板为贺龙支了个铺。然而，历经一天一夜长途行军、神情倦怠的贺龙却未上铺休息。他喊来了军部医官杨云阶。

不辨当归、独活的杨医官，让许郎中成了贺龙“钦点”的“主治医生”

　　“贺龙这时得了病，行军中受了暑热，两颊发红，火逼在心里，不思饮食。”许老告诉笔者。

　　贺龙请杨医官看病。杨医官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土郎中。他为贺龙切脉后，开了一副中药，叫许子珍“抓上好的药品”。处方上头一味药是当归，许子珍首先拿出了当归中的上品，陕西出产的秦当归。杨医官却问：“还有好的没有？”许子珍以为他嫌药片太小，又拿出品质稍逊、药片稍大，四川出产的川当归。但他仍不满意，又问：“还有好的没有？”许子珍见他不识货，心里就烦了，干脆拿出形似当归、药片更大的独活。杨医官才点头应允：“这个将就。”

　　时年24岁、年轻气盛的许郎中见杨医官连药都认不清，心里憋了一肚子气，但又不便戳穿其中的西洋镜，一边抓药，一边借聊天“讲经”向杨医官出了个难题：“杨医官，你说男女都长头发、眉毛，为什么男的长胡子，女的不长胡子？”以此暗讽他不辨菽麦。杨医官未能会意，一下子被问题难住了。

　　许老说：“一看杨医官被问题难住了，我还是有点怕，躲到一边制药去了。坐在旁边的贺军长却看出门道，呵呵直笑，指着我对杨医官说：“你莫把这个小伙子看扁了，他祖辈都是医生哩！”说完，捋起袖子招呼我说：“许医生，你来给我看看。”

　　杨医官不好意思地走了，一场围绕药品的对话交锋，让许郎中成了贺龙“钦点”的“主治医生”。

　　许郎中既为贺军长的信任而自得，又有些许顾虑：“给红军的大官看病，我还是有点怕，怕把药下重了。”他分外用心地切脉问诊，小心谨慎地开了一个药方，又亲自把药煎好。贺龙喝完药后，第二天早上就见了效，精神渐爽，胃口大开，又叫许郎中开了一副中药。两副药喝完后，贺龙的病就全好了。

　　这一下，让贺龙成了许郎中的“义务广告代言人”。每当有红军伤病员来许家药铺红四军医务处疗伤治病时，贺龙就连连招手吆喝：“来来来，我这里有好医生！”一时，登门求医的伤病员络绎不绝。红军这次来清水湾，抬了十几名伤员，都是土地垭战斗中负伤的官兵。红军有医无药，不少伤员“伤口都未洗血”。许子珍用祖传的药方配制草药为伤兵治伤。他深感贺龙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为红军官兵治疗，忙得团团转。不几天，十几个药屉子都唱了“空城计”，他又上山采来草药配制。红军则照价付款。

　　回忆当年为红军伤员疗伤的情景，许老颇为得意：“说来也怪，我那时医术还不高，但草药一贴上去，伤兵就说不疼了，治了6天直到红军走时，十几副兜子（担架）丢了一大半。”

清水湾村卫生室医生许建华对笔者说：桌上是父亲当年为红军伤病员制药的工具，贺龙就是在这张小方桌上为大哥取名和给父亲签发委任状的。

不过，许郎中也遇上一件烦心事，就在红军来到清水湾的第二天，亲戚寄养在他家的一匹马却不见了。许郎中愁眉苦脸，心想：这怎么向亲戚交代？他抽空在湾子里找了几圈，发现马是被一位红军连长“打了土豪”，回来赶紧向贺龙求助。贺龙二话没说，写了一张手令，叫勤务兵“臣伢”带许子珍取回马匹。牵回马儿后，贺龙笑呵呵地接过缰绳，一边赶着马在屋前稻场“得得”地转圈小跑，一边风趣地对许子珍说：“你给我看好了病，我把这匹马儿送给你！”一句话，把许子珍和勤务兵都逗笑了。

　　然而，就在许子珍寻马的当天下午，贺龙午睡中的一句惊语，却让军部警卫部队手忙脚乱地高度紧张起来。

　　在药柜前门板上午睡的贺龙军长突然梦中惊语：“只怕谷志龙他们在搞反动吧，快去看看！”

　　“说也奇怪，贺龙像有先见之明！”时隔57年，许老仍对此事感到神奇，“那天下午我在抓药，贺龙在药柜前门板上睡觉。他睡得好不得，一惊地起来，像说梦话：‘只怕谷志龙他们在搞反动吧，快去看看！’说完又倒在铺上睡了。手下的警卫连就搞慌了，连忙在屋外架起3挺机关枪。谷志龙的队伍住在西边湾里。贺龙的副官刚跑去打听，就有人来报告，说谷旅长准备把队伍拖走，背包已经打好，尖兵已经出发，警卫连就把谷旅长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押来了。”

　　谷志龙为何要拖队逃跑？这话还得从头说起。据湖南桑植县党史资料和有关军史资料记载，谷志龙与贺龙同是桑植县洪家关人，因贺龙的姑妈和大姐贺英均嫁谷氏族人，他与贺龙亦是姻亲。1927年夏，谷志龙拉起一支百余人枪的土著武装，号称“自卫团”，自任团长。1928年春，贺龙重返湘鄂边，树起工农革命军的大旗。谷部与贺部共同抗击袭击洪家关的国民党四十三军龙毓仁旅。战斗中谷志龙左眼受伤致残，成了“独眼龙”。1929年3月，谷部被红四军收编为独立第二旅，谷志龙任旅长。独二旅名义上是1个旅，实际上只有数百人枪。谷志龙参加红军后，虽作战骁勇，但旧习不改，仍奸污妇女，抽鸦片，屡犯军纪。贺龙军长一面耐心教育，一面用其所长。1930年春，红四军挥军东下，准备与洪湖红六军会师，同年5月，在松滋、石门遭到国民党军队、团防的阻截。红四军决定在石门土地垭围歼罗效之团防，但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一直对进军洪湖不满，欲图脱离东进的红四军而拖队自立的谷志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在罗匪率残部死命突围之时，竟让开口子，致使罗效之率残部逃脱。当红四军返回五峰清水湾休整时，谷志龙自知违犯军令，难逃惩处，又策动独二旅旧部拖枪逃跑。

　　许老说：“谷旅长被押来后，在我屋里由警卫连长陪着吃饭。谷旅长知道事情搞不好了，就哭。贺龙还是不想杀他，宽他的心：不要焦愁，我来解释解释。谷旅长只有一只眼，长长脸，双手打枪，枪法准。他是贺龙的亲戚，贺龙失败时，他支援了贺龙。这些，我都是听贺龙的副官讲的。”据许老介绍，副官原是桑植县的骡客，赶骡子到五峰贩货，常住黄土包村许子珍岳父张贤成开的客栈，与许子珍妻子“张家二妹”熟识。
“贺龙问其他人同不同意。其他人都举手，喊‘同意’”。许老说：这次枪毙了谷旅长和其手下的三个头目

　　逮捕谷志龙等人的第2天上午，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军长贺龙在许家药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谷志龙等人。在药柜前忙于为伤病员抓药、制药的许郎中荣幸地“列席”了这次会议。57年过去了，许老仍对当年开会的情景历历在目。

　　“上午干部在我屋里开会。贺龙自己用牛角烟袋吸旱烟，给开会的干部敬纸烟。纸烟是听装的。参加会议的除贺龙外，有军部李秘书长、参谋长，第一路指挥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第二路指挥覃辅臣，还有几个人。这些人的官职和姓名都是贺龙的副官告诉我的。首先，贺龙宣布谷旅长的罪状，主要是不听指挥、拖队逃跑、强奸妇女。他一边讲话，一边抽烟。接着，第二路指挥覃辅臣站起来气冲冲地说：‘把他办了，明证其罪！’这句话我是听清楚了的。贺龙问其他人同不同意。其他人都举手，喊‘同意’。这就搞不好了！”

　　许老说：这次枪毙了谷旅长和其手下的3个头目。他手下的3个人，一个叫谷双喜，一个叫彭清泉，还有一个是连长，名字忘记了。谷旅长和谷双喜、彭清泉是在我屋后枪毙的，连长是在许明夫屋旁的柿子树下枪毙的。枪响时把我吓慌了。贺龙连忙安慰我：“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之后我去看了。谷旅长的尸体用毯子裹了抬回桑植，其他3个人，红军拿出45块大洋找我二爷爷许启容等几户人家买了3口棺材在清水湾埋了，每个坟前插个木牌，写上各人的名字。

　　许老还告诉笔者一个秘闻：“谷旅长被枪毙后，他的兄弟把谷旅长的私章和一架鹿茸交给了贺龙。私章是用金子雕的，上面还雕了个狮子头，有机关，一按就开。贺龙接过金章子和鹿茸时流了眼泪，给了谷旅长的兄弟300块大洋的安埋费。”

　　“贺龙是挥泪斩马谡啊！”许老感叹地说。

　　1984年11月初，解放军总参谋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为弄清谷志龙的死因，专程前往清水湾采访了许子珍。许老为此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言。1988年1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贺龙年谱》，明确地记载了中共湘鄂西前委在五峰县清水湾将“临阵动摇”的旅长谷志龙等几个头目处决的史实。

许郎中请贺龙为头生子取名，贺龙在处方笺上用毛笔写了三个名字，随后又亲笔为许郎中签发了一张委任状　

　　“贺龙和我来往一段时间之后，一有空就和我讲经（聊天）。”许老又愉悦地沉浸在对贺龙的回忆中。

　　一次，两人聊起许子珍刚出生的儿子。许郎中灵机一动，萌生了一个念头：“我的儿子有福气，才做“洗三”就遇到贵人，请军长给他取个名字吧！”贺龙高兴地说：“好！我来给你儿子取个名字！”说着，拿起许郎中开处方的毛笔，在处方笺上写了6个大字：“建国、建军、建华”，又喊来军部秘书长李良耀征询道：“秘书长，你看这3个名字选哪个好？”

　　秘书长扶桌斟酌了一下，说：“‘建国’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嘛！”

　　“好，就叫许建国！”贺龙一锤定音。

　　从此，这件事成了许郎中骄傲的资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在人前夸耀：“我大儿子的名字还是贺龙取的……”

　　红四军在清水湾休整了6天后，向五峰长乐坪转移。临走前，贺龙让副官全部付清了药铺的药费，一共60块大洋。副官还将红军未吃完的几个猪脑壳都送给了许家。贺龙感谢许郎中治好了他的病，帮助了红军，诚邀许郎中入伍，并亲笔写了一张委任状，上书：“兹委任湖北五峰许子珍为红军医生，此令。”又盖上自己的印章。许老还清楚地记得，印章上“贺”字凸出，“龙”字凹进，是阴阳章。

　　许子珍从内心感谢贺龙的回馈和信任，但对参军之邀却心情矛盾：一方面盛情难却，一方面又故土难离。回首往事，许老遗憾地说：“那时我舍不得家，向贺龙请了一个月假，答应一个月后就跟上。以后，红军不知跑哪里去了，我也没去，要是去了，就不是现在这番光景！”

　　然而，就在许郎中有些不舍地送走贺龙军长的第2天，那挂打发“送子娘娘”的鞭炮却给他带来一场惊吓。国民党军一个营从渔洋关追到清水湾，几个士兵闯进许家药铺，刺刀顶着许郎中的脊梁把他押到街上营部驻地。一进门，营长就横眉竖眼，拍桌吼问：“好啊，红军来了你就放鞭，我们来了你怎么不放鞭？”许郎中吓得两腿打颤，百口莫辩。幸亏乡亲们出面力证许郎中放鞭是答谢“送子观音”，才逃过一场牢狱之灾。

　　经历了这场劫难的许郎中更加怀念贺军长。后来，许子珍的二儿子、三儿子出生后，他相继用贺龙为头生子取的备选名命名为“许建军”、“许建华”，既借“贵人”之福，又寄托对贺军长的思念之情。不料“观音娘娘”又给他送来了第4个儿子。许老笑着对笔者说：“把贺龙取的名字用完了，第4个儿子就是我自己按家谱取的名，叫‘许弟瑞’”。遗憾的是，那张贺龙亲笔签发的委任状却在后来战乱动荡的岁月中遗失。

　　令人称奇的是，二儿子许建军以后果然成了“建军”之材。1949年5月，在渔洋关中学读书的许建军被国民党第十五军抓了壮丁，7月中旬随军由枝江向五峰撤逃时，在宜都聂家河被解放军38军112师335团俘虏，加入335团宣传队，先后参加解放湘桂等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成长为一名营级干部，巧然应合了贺龙军长的一个心愿。1963年，许建军转业到地方工作，现为黑龙江伊春市粮食局离休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许子珍历任清水湾乡（公社）卫生院医生及村“赤脚医生”，因家庭成分问题，曾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文革”后被恢复公职，并出席五峰县首届政协会议，1991年1月7日逝世。这位一生躬耕杏林、医术享誉桑梓的老人，不仅帮助澄清了一桩军史疑案，还为后人研究贺龙及红四军军史留下一段珍贵、鲜活的“原生态”史话。

　　　

　注：《五峰县志·礼仪习俗·生育》载：婴儿出生，颇看重逢生人，故婴儿之父有意寻“意中人”搭话，谓“踩生人”。第3天“洗三”打发“送子娘娘”。

“贺龙问其他人同不同意。其他人都举手，喊‘同意’”。许老说：这次枪毙了谷旅长和其手下的三个头目

　　逮捕谷志龙等人的第2天上午，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军长贺龙在许家药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谷志龙等人。在药柜前忙于为伤病员抓药、制药的许郎中荣幸地“列席”了这次会议。57年过去了，许老仍对当年开会的情景历历在目。

　　“上午干部在我屋里开会。贺龙自己用牛角烟袋吸旱烟，给开会的干部敬纸烟。纸烟是听装的。参加会议的除贺龙外，有军部李秘书长、参谋长，第一路指挥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第二路指挥覃辅臣，还有几个人。这些人的官职和姓名都是贺龙的副官告诉我的。首先，贺龙宣布谷旅长的罪状，主要是不听指挥、拖队逃跑、强奸妇女。他一边讲话，一边抽烟。接着，第二路指挥覃辅臣站起来气冲冲地说：‘把他办了，明证其罪！’这句话我是听清楚了的。贺龙问其他人同不同意。其他人都举手，喊‘同意’。这就搞不好了！”

　　许老说：这次枪毙了谷旅长和其手下的3个头目。他手下的3个人，一个叫谷双喜，一个叫彭清泉，还有一个是连长，名字忘记了。谷旅长和谷双喜、彭清泉是在我屋后枪毙的，连长是在许明夫屋旁的柿子树下枪毙的。枪响时把我吓慌了。贺龙连忙安慰我：“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之后我去看了。谷旅长的尸体用毯子裹了抬回桑植，其他3个人，红军拿出45块大洋找我二爷爷许启容等几户人家买了3口棺材在清水湾埋了，每个坟前插个木牌，写上各人的名字。

　　许老还告诉笔者一个秘闻：“谷旅长被枪毙后，他的兄弟把谷旅长的私章和一架鹿茸交给了贺龙。私章是用金子雕的，上面还雕了个狮子头，有机关，一按就开。贺龙接过金章子和鹿茸时流了眼泪，给了谷旅长的兄弟300块大洋的安埋费。”

　　“贺龙是挥泪斩马谡啊！”许老感叹地说。

　　1984年11月初，解放军总参谋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为弄清谷志龙的死因，专程前往清水湾采访了许子珍。许老为此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言。1988年1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贺龙年谱》，明确地记载了中共湘鄂西前委在五峰县清水湾将“临阵动摇”的旅长谷志龙等几个头目处决的史实。

许郎中请贺龙为头生子取名，贺龙在处方笺上用毛笔写了三个名字，随后又亲笔为许郎中签发了一张委任状　

　　“贺龙和我来往一段时间之后，一有空就和我讲经（聊天）。”许老又愉悦地沉浸在对贺龙的回忆中。

　　一次，两人聊起许子珍刚出生的儿子。许郎中灵机一动，萌生了一个念头：“我的儿子有福气，才做“洗三”就遇到贵人，请军长给他取个名字吧！”贺龙高兴地说：“好！我来给你儿子取个名字！”说着，拿起许郎中开处方的毛笔，在处方笺上写了6个大字：“建国、建军、建华”，又喊来军部秘书长李良耀征询道：“秘书长，你看这3个名字选哪个好？”

　　秘书长扶桌斟酌了一下，说：“‘建国’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嘛！”

　　“好，就叫许建国！”贺龙一锤定音。

　　从此，这件事成了许郎中骄傲的资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在人前夸耀：“我大儿子的名字还是贺龙取的……”

　　红四军在清水湾休整了6天后，向五峰长乐坪转移。临走前，贺龙让副官全部付清了药铺的药费，一共60块大洋。副官还将红军未吃完的几个猪脑壳都送给了许家。贺龙感谢许郎中治好了他的病，帮助了红军，诚邀许郎中入伍，并亲笔写了一张委任状，上书：“兹委任湖北五峰许子珍为红军医生，此令。”又盖上自己的印章。许老还清楚地记得，印章上“贺”字凸出，“龙”字凹进，是阴阳章。

　　许子珍从内心感谢贺龙的回馈和信任，但对参军之邀却心情矛盾：一方面盛情难却，一方面又故土难离。回首往事，许老遗憾地说：“那时我舍不得家，向贺龙请了一个月假，答应一个月后就跟上。以后，红军不知跑哪里去了，我也没去，要是去了，就不是现在这番光景！”

　　然而，就在许郎中有些不舍地送走贺龙军长的第2天，那挂打发“送子娘娘”的鞭炮却给他带来一场惊吓。国民党军一个营从渔洋关追到清水湾，几个士兵闯进许家药铺，刺刀顶着许郎中的脊梁把他押到街上营部驻地。一进门，营长就横眉竖眼，拍桌吼问：“好啊，红军来了你就放鞭，我们来了你怎么不放鞭？”许郎中吓得两腿打颤，百口莫辩。幸亏乡亲们出面力证许郎中放鞭是答谢“送子观音”，才逃过一场牢狱之灾。

　　经历了这场劫难的许郎中更加怀念贺军长。后来，许子珍的二儿子、三儿子出生后，他相继用贺龙为头生子取的备选名命名为“许建军”、“许建华”，既借“贵人”之福，又寄托对贺军长的思念之情。不料“观音娘娘”又给他送来了第4个儿子。许老笑着对笔者说：“把贺龙取的名字用完了，第4个儿子就是我自己按家谱取的名，叫‘许弟瑞’”。遗憾的是，那张贺龙亲笔签发的委任状却在后来战乱动荡的岁月中遗失。

　　令人称奇的是，二儿子许建军以后果然成了“建军”之材。1949年5月，在渔洋关中学读书的许建军被国民党第十五军抓了壮丁，7月中旬随军由枝江向五峰撤逃时，在宜都聂家河被解放军38军112师335团俘虏，加入335团宣传队，先后参加解放湘桂等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成长为一名营级干部，巧然应合了贺龙军长的一个心愿。1963年，许建军转业到地方工作，现为黑龙江伊春市粮食局离休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许子珍历任清水湾乡（公社）卫生院医生及村“赤脚医生”，因家庭成分问题，曾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文革”后被恢复公职，并出席五峰县首届政协会议，1991年1月7日逝世。这位一生躬耕杏林、医术享誉桑梓的老人，不仅帮助澄清了一桩军史疑案，还为后人研究贺龙及红四军军史留下一段珍贵、鲜活的“原生态”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