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胶州湾勘界碑

此石碑至今仍完好矗立在河套街道潮海东社区前海路。碑上面大体的内容就是潮海东徐氏家族海疆范围。潮海分为潮海东和潮海西，潮海东几乎全姓徐，潮海西几乎全姓陈。徐氏族人于明朝先来此地建立潮海，而后划分海疆。

根据碑文记载，徐氏海疆的范围：南至铁骑山女姑口（现流亭街道西山），西至打碾石（不知道在哪里，社区老人也无从知晓），北至土茔子（现位于青岛出口加工区内，为战争年代狼烟点燃地，已经不复存在），东至尚家沟小石滩（尚家沟存在，但是小石滩在哪里无从知晓）。

乾隆壬辰年（1772年），时宰相刘罗锅刘墉在山角村（今河套街道山角社区）刘氏族的请愿下（传刘墉与山角村刘氏为同族），亲自主持时胶州湾北岸几个村重新划分海疆，结束徐氏独享海疆的历史。

古烽火台遗址

古时，大沽河、胶莱河、桃源河等河流汇流入海之地称为“汇海口”，地处汇海口东侧的河套一带称“汇海社”，“河套村”因坐落在两条沙河之间而得名。河套地域海岸线曲折，古为海防重地。明初，为抗击倭寇，在此建四处烽火台，并派兵驻防。

据罗家营村罗氏家谱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罗氏祖从云南安阳县迁来建村。因村西南有一座烽火台（俗称“烟台”“大茔子”），又因地处即墨县最西南部，故村名称“西南茔子”，后以姓冠名“罗家营”,距今已600多年。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汇海口设千总一员，统兵驻守海防。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衰弱，烽火台无兵驻守，于清末坍塌。“文革”时期又有三座烽火台被铲为耕地，今仅有一处遗址尚存。

“港（当地方言念jiang）门口”的兴衰

1938年，11月日本侵略军加修沿海公路，并在潮海村西港门口建据点一处。港门口，对于整个河套街道上了年纪的人再熟悉不过。它位于潮海西社区西侧，今将军花园所在地。很难想象，这里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渔船往来的港口码头，沧海桑田，这里由于泥沙淤积，距离海岸已经有2公里的距离。

蝴蝶山

蝴蝶山，亦为一个旧地名。早些年间，今潮海西社区西侧有渔船往来避风的“港（方言念jiang）门口”。港门口东岸为潮海，北岸为孙哥庄旧村，西岸为罗家营，当乘船于海上望罗家营、潮海、孙哥庄三个村子，宛如一只蝴蝶，潮海与罗家营为蝴蝶两翼，孙哥庄旧村位于蝴蝶身子，因此，渔民间有流传“守着蝴蝶山，入了港门口，天风不翻”，这也说明了港门口为天然避风良港。如今，海水退去，只留下一段记忆。

大涧石门山奇景

域内大涧村西北靠近桃源河处有一山缝，深邃莫测。山缝两侧为陡峭光滑的耸立崖壁，酷似一座“石门”。因石门地处大涧村地界，故称“大涧石门山”。石门附近，怪石嶙峋，形状各异，人们按其形状称为“石牛”“石马”等。从石门山北部胶州一带的村庄向南遥望石门山，只见石门高耸，山势巍峨。每当要下雨时，便有云雾从石门洞中飘出。农谚有“石门山生云，必有雨来临”之说。

民间传说石门洞中住着神仙李灵仙，那儿也有天地人间，风调雨顺，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们男耕女织，相亲相爱，到处是欢声笑语，没有邪恶争斗。洞外贫苦百姓还能时常得到洞中仙人的接济。石门的右前方有一像“牛”的巨石，兀立于桃源河岸边。传说此石是神仙所饲黄牛，夜入庄稼地，因贪吃至日出不归，被农民断喝一声，受惊后卧地化为“石牛”。流传在河套一带大涧石门山洞的故事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述大同小异。当地人认为陶渊明所记“桃花源”就在大涧石门山洞里。因为石门山洞前清澈潺潺的小河也名“桃源河”。

一村两区的岁月

罗家营村，旧称西南茔。德占青岛时期，强租胶州湾。其中一块租借碑将罗家营的西南半村划进了租借地中，由此形成了一个村因一条路分为不同归属管辖，于是便有了罗家营子和南茔子两个部分，直到解放后，南茔子部分才由胶州营海划回。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一般认为，经历元末动乱与永乐扫北，山东人口殆尽，由此，明朝开始了山西以及云南移民填山东。在河套街道，葬礼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孝子朝西南方向为父母“指路”。为什么朝西南方向，因为，河套街道乃至整个青岛市的村庄多数由明代云南移民而来，朝西南方向指路，为的就是将魂魄送回西南老家。然而，河套街道所有的姓氏都是从云南而来的吗？当然不是。

从云南移民而来的姓氏以罗家营社区罗姓，潮海东社区徐姓等为代表，而潮海西社区陈姓是从四川因职务调整移民山东，山角社区刘姓从安徽而来，更有甚者，传上疃社区的王姓是躲过“永乐扫北”而幸存的“土著”。因此，朝西南方向“指路”，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风俗，但河套街道的姓氏来自五湖四海。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一棵古大槐树，魂牵许多代，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喻为“家”、称做“祖”、看做“根”，成为众人心中的故乡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值兀�宦鄹墒裁矗�蓟崃�肫鸸氏绲纳缴剿��N�思耐卸怨氏绲乃寄睿�蠖嘣谧约盒戮拥脑鹤永铮�竺趴谠灾只笔鳎�员矶怨氏绲牧袅岛突衬钪�椤S行┮泼竦角ㄡ愕睾螅�栽����迕��绫本┙记�姓猿怯�⒑焱�ê槎矗┯�⑵阎萦�⒊ぷ佑�龋�砻髡庑┚用袷堑蹦甏诱猿恰⒑槎吹鹊厍ㄈサ摹nbsp;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据20xx年1月，重修《太原王氏族谱》卷二（附录一）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天下一统，削平胡元。至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遭元末兵戈之害，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尽是荆棘，旨上将土居人户坐为军籍。令东三府：青州、登州、莱州临海等处户繁丁多者，迁徙西三府。彼时，孝思、孝敬祖不在被迁之列，仍居福山，惟我孝忠、孝礼祖，即于是年承王命，迁于馆陶县。彼时二祖西行，实难离家，奈圣旨不敢违背，乃携妻抱子洒泪而行。孝思祖遣亲子舜、孝敬祖子幼，乃遣义子伯元相送至馆陶县，县令收入版籍，令祖去城东常氏庄下屯。舜、伯元同二祖各开荒熟耕，繁衍生息俱未回籍。祖殁后卜兆新茔。自孝礼、舜祖后，家业兴隆，人口繁盛，现星散卫运河畔，冀鲁两省，传宗36代，人口达数万之众。”

　如今，在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镇杨坟村的旷野上，巍然耸立着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碑。孝礼祖的墓碑头上对称刻着两条龙，活灵活现，龙口下面的“福山王氏”四个大字，虽然有些模糊，却能够辨认清楚。

　20xx年5月2日，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源远流长的“福山王氏”家族数百年来励志自强、建功立业的风雨历程；展示福山始迁祖王鉴后裔，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的光辉形象；歌颂“大碾王”王伦、王信祖支脉族人在人生的大道途中，共赴时艰、相濡以沫、呕心沥血、不懈努力的创业精神。我和族人敬达叔、婶子申荣梅、小弟佰哲，驱车前往了烟台。

　经过一天地奔波，直到下午六时许，方才到达烟台，族人国风叔盛情款待。我本来想，第二天到始迁祖居住之地福山看看，却未料敬达叔有急事需要连夜返回。国风叔只好把1998年5月15日，其父亲王盛之调查谨志的《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送给我们。我们也把《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书，以及电子稿，拷贝到国风叔的电脑上，便匆匆告别了，留在我心间的是一缕深深的遗憾。

　回到家中，我认真阅读了《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从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二月，已85岁高龄的孝斌祖第九世孙鼎任和第十世孙骐（《福山县志》亦有鼎任和骐的名讳记载），校并书的《王氏家谱》中发现，对我始迁祖孝忠、孝礼，亦有记载：“吾始祖之来也，甚远，其讳俱失。传至凡孝字者亦甚多，有孝真、孝义、孝英、孝思、孝敬、孝忠、孝礼等讳。”王隆兴（字盛之）撰写的《祖籍渊源调查记》如此记载：“洪武年间移民时，与吾一世祖同辈的王孝忠、王孝礼奉旨分迁馆陶县。吾家谱这一记载与《明史》正相吻合。是孝忠、孝礼的后人，于清康熙年间委其亲戚，时任福山训导的张风翥，捎谱来福山寻祖认宗的，并不是吾王氏，由馆陶迁来福山的。”这样的记载，恰与我们的《太原王氏族谱》相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馆陶的“福山王氏”与烟台福山的王氏，600年前是一家确定无疑，感情的距离一下子便拉近了。但是，孝斌与孝忠、孝礼祖之间的关系如何，无从考证。

　20xx年10月4日，为了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国风叔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驱车从山东烟台来到河北临西。我和敬达叔陪同国风叔，先后到山东临清烟店镇王集村、八岔路镇杨坟村，与族人交流情况，并到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地拜祭。尽管费劲不少，依然未能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也同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和国风叔心中的一个结，久久不能释怀。

　20xx年5月1日，敬达叔在婶子申荣梅身患重病，已经不能独自行走的情况下，执拗地让三女儿婷婷和女婿张贵涛陪伴着，同我一起第二次前往山东烟台，国风叔依旧是盛情款待。第二天吃完早饭，国风叔便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前往了福山。

　福山历史悠久，古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约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福山亦是东夷文化发祥地，目前境内就有：邱家庄、臧家、东风等新石器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6000余年前。1983年，烟台专区撤区改市，福山县更名为福山区，至今没有变动。

　经国风叔联系，我们又认识了福山的族人家良叔。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大屋村。大屋村紧邻公路，交通方便，村边立有一块黑色石碑，上面刻有“大屋”两个白色大字。据悉，石碑背面的村名来历记述有误。

　《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八节，有这样的记载：“大屋村吾族王氏第一世王红道，第二世‘凡’孝字名孝思，以下有凡‘士’字、凡‘承’字的，至今已传至十九世。可以看出，该村起初‘凡’孝字与吾村相同，但是世数就有差别了，他的第二世与吾第一世乃是一辈人。”

　看来，已经没有家谱传承下来的大屋村族人，也没有办法与我们这支王姓接续了。但是，站在通往大屋村的道路上，我依然感觉到亲切，遂与敬达叔分别在标示有“大屋”的石碑前摄影留念。

　接着，我们来到了王家茔遗址，这里已经没有一户王家人居住，成为了一座五环彩瓦厂。

　国风叔详细介绍说：“王家茔在门楼村后里，祖茔传说百亩，茔后有大屋村，而且，大屋村名也是由我家起名。在1739年时，住在大屋村的人都是我们本族的，现在，门楼村距茔地约有一里地，距现大屋村约有3里地。大屋村我也走访过，根据我父亲说的，我和家良叔也约见过几位老人。有一个老人80多岁，他说，他小时候见过一世祖的画像在堂里，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胡子。二世祖王孝思，在家谱里见过，一世祖叫王红道。我分析，王孝思就是王舜父亲，一世祖找不到就弄个王红道顶替。在1753年，王琪续家谱时也说过，大屋村属九甲，当时凡永字的与我九世祖同辈，凡大字的与王骐同辈。我十世祖，当时门楼集叫六甲，凡承字者与我三甲九世祖同辈，凡尔字者与我十世祖同辈。所以，当时门楼村及大屋村所住的都是我王家本族人，门楼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王家本族人了，大屋村还能找到我王家本族人。下次来，我们一起去大屋村找几个老人聊聊。我家从第六世祖开始迁移诸留王村，但茔地一直由我这一支管理。解放以后平坟，我们这一支还种粮，诸留王村离坟地约有6里地。我觉得，我这一支是王孝思后人，王孝思就在大屋村居住过，或其小儿子在大屋村居住。大屋村家谱我一直在寻找，找到大屋村家谱三世祖是谁，一切就明白了。”

　我兴奋地说：“我期待着有机会再来福山寻根问祖，更期待着我们的世系传承，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站在王家茔遗址的空地上，我们叔侄四人照了一张“全家福”。

　离开王家茔遗址，我们直接插到了门楼村的最深处。这里只有一条主街，其余的均为狭窄的小街小巷，宽一点的小街巷，仅仅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窄一点的小街巷，就只能由行人来往了。许多老房子都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房顶坍塌，笈笈可危，没有人居住了。有的老房子却有人居住，过年时贴在门框上的“欢乐幸福家，平安吉祥地”；“财源滚滚来，鸿运腾腾起”的对联依然火红。有的主人看见我们在小小的街门口照相，感到稀奇，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笑答，寻根问祖。问起他们的姓氏，无一家是王姓人，我的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种寒凉之意。

　凝视着古老的房屋，我的思绪回溯到700多年前：始迁祖王鉴，原居莱阳，其父溺水后，为避兵燹，年仅8岁的鉴祖，于元朝年间，随80有余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周氏，依依不舍地痛别亲人，背井离乡，由莱阳徒步前往福山县，十天方才到达，投奔在祖姑父汪洪源（《福山县志》有其名讳记载）门下。尽管亲戚之间数十年不相往来，老祖姑已故去20年矣，但祖姑父汪洪源还是给予衣食。居住数日，又寻访至少祖姑父孙光祖处，年已70的祖姑唤子孙佩曰：“实系至亲，宜认之。”于是，孙公、汪公互相周济，母子有所倚居。二年，祖母赵氏辞世，鉴祖亦在福山县渐长成人。20岁时，即跟从表祖孙佩学习工业。举至弱冠，渐有积蓄，治买田宅，家道稍丰，后经表祖孙佩介绍，始配福山县门楼村居民林英（先人原为金巡海统驭使，因金朝内乱辞官不仕，林英不愿袭替，隐居福山村落，有田三百亩，家业稍丰）之女为妻，并入赘其家。鉴祖下传四代，至人称“大碾王氏”的王伦、王信兄弟，仍居住在门楼村。

　“友明你看，这里快要坍塌的老房子，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居住过的？”敬达叔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认真地说：“也许是吧。”

　1924年《王氏族谱》记载：“大碾王氏祖居门楼村，原与狗塔村相近，前后相去三里。”2007年《太原王氏族谱》前续卷一记载：“门楼村与狗塔村，相距三里，汪公（洪源）居前村，我王氏居住后村。”《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五节，如此记载：“据大屋王华民回忆，原有其家谱亦有‘大碾王、莱阳迁来狗塔村’等记载。这也是祖居门楼村历史长远的一个佐证。”族谱记载如此吻合，说明祖居门楼村确信无疑。

　可狗塔村呢？查无此村名，《福山县志》亦未有记载。国风叔介绍说：“我叔分析，狗塔村不是门楼村，应该是汪格庄，离门楼村不到3里地。”由此分析，汪格庄应是汪洪源的居住地。1958年，建门楼水库时，37个自然村整体搬迁，便分成了东西两个汪格庄。

　那么，狗塔村在哪里？在国风叔和家良叔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福山银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站在一条宽阔的大坝上，国风叔手指着远方的一处水域说，那里就是狗塔村遗址。再回头凝望门楼村，也就是三里之遥。距离是对上了，可村名依旧是个迷。不管狗塔村是否存在，我现在就站在了祖居之地的这块热土上，心里还是感到格外激动和兴奋。我独自在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大坝下，背靠狗塔村遗址留下一张影后，又与老王家的三位叔叔，在大坝上背靠狗塔村遗址，面对门楼村方向合影留念。我们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身影，与生命的祖根之地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从狗塔村遗址返回途中，路经门楼村时，我特意让车停下，在“门楼村欢迎您”的标志牌前，留下了自己的影像。

　走出门楼村地界的瞬间，我心中蓦地滋生了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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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卢氏是一家”。每遇同姓，分外亲切。可有时遇一位同姓 ，他（她）却说：我姓草头“芦”，你姓虎头“卢”，你我不是一 家人。闻之不禁愕然。于是开始留意此问题，经调查考证，确信虎 头“卢”与草头“芦”本来是一家人。依据有三： 一、虎头“卢”乃中华大姓之一。考古今历史书籍、人物传记、方 志图录，凡涉及中国历代人物者，卢氏人物辈出，灿若繁星；而“ 芦”氏人物则颇为鲜见。例如，1980年版《辞海》中所列卢氏人物 辞条多达30人，而“芦”氏人物辞条则一个也没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姓氏都有名传天下的本家名人，即使比较少见的姓氏，通常 也有几位传世名人。草头“芦”之所以较少本家知名人物，说明古代以“芦”为姓者不多。据河北保定卢铭宗亲《关于卢姓的一些资料（辑录）兼及当今范阳卢氏的人数问题》一文：“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的后人中有的以‘卢蒲’为姓，并有芦蒲就魁、芦蒲癸等著名人物参与齐国朝政，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由于他们的姓氏也写作‘蒲’，后来复姓改写为单姓时，就分别成为芦姓或卢姓。”齐桓公之后，出自这一支派的芦姓人在血缘关系上与卢氏是一脉相传的。因此，这些芦姓人和我们虎头卢是一家。

二、“卢”与“芦”在古代汉语中是同义词。从甲骨钟鼎到石鼓碑版，大篆小篆中的“卢”与“芦”是同一个字。据1980年版《辞海》“芦山县”辞条说：今四川省有芦山县，隋置卢山县，元改泸山县，明改芦山县。可见古代汉语中“卢”、“芦”、“泸”是通用的。该书“芦沟桥”辞条解释：“芦沟桥，一称卢沟桥。”金时称卢沟河，架桥其上，故名：清康熙年代改称永定河。闻名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又称“七七事变”，当时和

后来许多报刊、史书写作“芦沟桥事变”。其实，卢沟桥的“卢” 字是虎头“卢”，这有至今还在卢沟桥头矗立的清乾隆皇帝亲笔书 写“卢沟晓月”四个大字石碑为证。虎头“卢”在古代汉语中主要被用于姓氏。草头“芦”在古代汉语中只作“芦苇”解。1992年版《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芦”只有两个解释，一为“芦苇”，二 为“芦菔”，即萝卜。

三、草头“芦”系由虎头“卢”衍变而来，在近现代才常见诸姓氏。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使用的文字是繁体字。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些姓卢的人，在书写自己的姓名时，往往图简便省事，把繁体字的“卢”简写成草头“芦”。有些不姓卢的人，也习惯于把虎头“卢”写作草头“芦”。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

实行文字改革，开始使用简化字。繁体字“卢”被简化成简体“卢”字，一些人仍习惯于用草头“芦”，久之成自然，本来姓虎头“卢”，竟改成姓草头“芦”了。还有一种情况：一些负责户籍管理的人员，在办理户籍登记时，听说某人姓卢，就写成草头“芦”,于是将错就错，虎头“卢”被笔误成草头“芦”了。卢氏族人多有这样的遭遇：每当我们外出办理住宿登记，或到医院就诊，服务人 员和医生在写你的姓名时，往往习惯于将“卢”写作“芦”即使是卢氏族人，也习惯于这样写，于是就以讹传讹，人为地创造出“

一家两姓来。”例如，范阳卢氏先祖卢植公故里例如，范阳卢氏先祖卢植公故里——今河北省涿州市卢家场村，由于人们的笔误经常被写作“芦家场村”，村中有些卢氏宗亲在书写自己的姓名和村名时也用草头“芦”。范阳卢氏联谊会会长卢振国宗亲的公子，就因为户籍人员的笔误，至今还姓草头“芦”。祖籍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乡，有卢氏一大家，本是同姓同族，历代 先祖都都姓虎头“卢”，可到现代却有虎头“卢”和草头“芦”两个写法。家父的同胞弟弟、妹妹均年近七旬，平时仍习惯于写繁体字，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他们在写信、签名时总写作草头“芦”；以致我叔父的女儿也随之姓草头“芦”，而家父和我却姓虎头“卢”。这说明，虎头“卢”和草头“芦”实实在在是一家人。

汉族卢与少数民族卢是一家人 辽中卢牧之每遇同姓卢者，即引为同宗同族，相识甚欢而结为同好宗亲。

也偶有不认亲者，称其为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虽姓卢而与我这汉族卢不是一家人。其实满族卢或其他少数民族卢是一家人，这并非牵强附会，而是不争的事实。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是两个民族，即使同姓，怎么可能是一家人呢？现在，让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