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关于勤教，曾国藩不管公务多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灯下课子读书，跟家人在一起讨论诗书及学问，教给他们自己几十年来人生的大起大伏所积累的见识和智慧。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遗余力关注子弟们走正路，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子正义》一书。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说大人今天讲《孟子》的哪一篇哪一篇。曾国藩的勤教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国藩认为，古代君子重视修身齐家，自己修养好，家庭也治理得好，必定自身心安、身强，然后家道振兴；与人相处能使他人愉悦、神灵钦慕，然后有众人前来聚集的景象。“日课四条”作为两个儿子及诸侄辈教育的一部分，据说当时还不是曾国藩自己定的，子女也参与了，共同制订家规，将来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让儿女有更多的责任感。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在工作上，曾国藩常讲“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把古人讲的日常工作上要“清、慎、勤”三字，概括为“案无存牍，室无私钱”八个字。“案无存牍”就是不管有多少事情当天一定要办完，不能攒到一起突击一下干完。“室无私钱”，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一分钱是不可告人或者来历不明的。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曾国藩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也是其成就当中最主要的。幕僚薛福成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称其成功秘诀在于“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前者就属于修身，后者则是说用人。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孝友”包括两层意思：“孝”是对长辈，“友”是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于“孝”，曾国藩就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而对于同辈之人，古人讲兄弟之间最好的道是友道，即兄弟之间要像朋友一样相处。

以上就是曾国藩在六个方面所做的示范，以“身教”影响子弟。

曾国藩对工作、对家人，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他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堪称“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曾国藩或许不会想到，他留下的家训，也影响着一百多年后的后世之人。

曾国藩没有按照曾氏族谱派姓来取名字，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曾麟书没有按照族谱的派别来为他取名。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原本按照族谱派别为其取名为“国材”，但因其年少时成绩平庸，而且身体也比较弱，所以曾玉屏便请算命先生为其取名为“国藩”。曾国藩的“藩”字在《诗经》中意为“篱笆”，寓意为其长大后能够报效国家，成为国家藩篱。

曾国藩的名字是按照“国”字来取的，他的兄弟们则按照“纪”字来取名，如曾国葆、曾国华等。这一派取名的做法也被延续到了曾国藩的兄弟们及后代的取名中。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后世人的推崇，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素质和军事才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后世人的重大影响。

要说到晚清重臣，那么一定要提到的人自然是曾国藩，可以说他的影响十分巨大，属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并不算是十分聪明的人，他多次科举不第，甚至于还有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说的是他早年读书背书背不下来，结果梁上的小偷都会背了，跳下来背出来之后扬长而去，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曾国藩并不是常人眼中的天才。

但就是这样一个读书没有什么天赋的人，却受到了后世的推崇，这并非是因为他的文学天赋和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曾国藩字文正，而他这个人的思想和他的字也十分的契合，是十分正面的，而他的为人之道更是值得世人学习。蒋介石就曾经评价他是“足为吾人之师资”，甚至于还让自己的手下们多读读曾国藩的书籍文字用来学习其思想。

前些年因为曾国藩多次代表中国签订和各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因而被很多人误会甚至于辱骂，但是近些年对于曾国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众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也越来越正面，他的思想也越来越被大众接受甚至于推崇，比如说他的志存高远这一思想更是影响了无数人，尤其是和他的人生经历结合，更是起到了十分正面的激励作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

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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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故居

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位于双峰县东部，东边与南岳衡山相邻。因四周群山环抱一盆地形似荷叶而得名，曾国藩故居就座落在这片荷叶中。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风景秀丽、风水奇异，人文和自然景观丰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这里面积仅100多平方公里，但却走出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晚清重臣曾国藩、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有中共早期卓越的***蔡和森、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伟大的革命母亲葛健豪。

同时还有秋瑾、唐群英、向警予都曾嫁入荷叶, 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曾国藩故里赏有“中国家教文化圣地”、“大儒摇篮”、“女杰之乡”、“全国书画艺术之乡”、“院士之乡”“中国顶级风水宝地”等美誉。

曾国藩故里有乡间侯府富厚堂、曾国藩兄弟出生地白玉堂、曾国潢故居万宜堂、曾国荃故居大夫第等九处十堂曾氏家族文化遗产，还有省级森林公园九峰山、天然奇异石林石鸡寨等自然景观。

其中，核心景区富厚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及湖南新潇湘八景。曾国藩故居景区为湖湘文化旅游最热门景区之一，湖南省精品旅游线路之一。

-曾国藩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 ，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

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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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平大事：

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

曾国藩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2、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而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

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

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

——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

晚清时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清王朝的统治更是岌岌可危。面对内忧外患的窘境，清政府不得不大力重用汉人大臣。在乱世争锋又被委以重任的大背景下，着实涌现出了一大批汉臣能人、名人，其中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胡（胡林翼）、李（李鸿章）。

虽说这老四位同为“中兴名臣”，对于清王朝甚至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所立下之功绩又各有千秋，但是他们几位在后人的口碑评价之中却不尽相同。曾国藩显然是这四位之中，被后世之人赞誉最高的一位。而胡林翼因为去世较早，所以并不太被后人熟知。左宗棠虽说赞誉评价不及曾国藩，但是也绝对是褒远大于贬。但是李鸿章，就只能算得上是毁誉参半了，也是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名臣”。

那么，同为中兴名臣且同朝为官，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其实，这差距主要还是在“人品”。

上图_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一、先说“名”。

曾国藩为什么会享有盛誉？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曾国藩一生对于“留名”一事，确实是在极力避讳，经常是做好事儿不留名，自己也不做记录，更不在信札中提及，属于“雷锋式”大公无私。

而左宗棠照比曾国藩就会在乎一些自己的名声，左与曾一样经常做一些资助之类的好事儿，但是左就更喜欢“宣扬”自己的忧国忧民。而且还有一事儿也可以看出曾、左二人对于个人声誉的在乎程度。众所周知，曾、左二人都写过很多家书、家训之类的信札，可以说里面汇聚了太多二人为人处世的智慧，如今都是我们了解史实和自我修为提升的源泉宝典。但在当时，曾国藩就明确表示，自己的信札等文字不要刊印，而左宗棠却明确对儿子说要将其书信刊印流传。虽说左宗棠是因为教育子孙后代而刊印自己书信，但其实也难免有博取名声之嫌。

至于李鸿章对待名誉，从认知上与曾、左二人就是背道而驰。李鸿章这个人做事十分现实，名声在他看来是虚头巴脑的事情，并不十分看重。可能也正因如此，李鸿章才能为其他两位不可为之事。

上图_ 曾国藩家书

二、说完“名”，再说“利”。

所谓“利”，既金钱耳。曾、左二人都是典型的禁欲主义者，尤其是曾国藩更是做到极致。曾、左二人的共同观点，金钱维持日常用度即可，并且终身恪守“不为官发财”的誓言。

此外，二人更是不愿意给子孙后代留下金钱资产。二人的人生观是，子孙如果是块料，不用留下家资遗产，一样能够吃饱饭，反之，则留有万贯家资也经不起败家。而且二人认为，家资越丰厚，越容易出纨绔子弟和败家子，这比较符合“穷苦孩子早当家”的国人信条。

李鸿章的利益观与曾、左二人截然相反，金钱的欲望那是相当之重了。与曾、左二人“不为官发财”不同，李鸿章利用自己位高权重，为自己及其家族攫取大量财富。在晚清时期，清王朝轰轰烈烈地大搞“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发展“洋务”的主要推手之一，在众多兴办的企业中，大多是有李鸿章的股份，而且不少还是“干股”。

李鸿章本人也更是经商理财高手，典当、金融这类来钱快的暴利行业，李更是无不染指。除此之外，一些不可告人的黑色收入也不是没有，据说李鸿章还收受过俄国人的贿赂，虽说这事儿没有铁证，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此，李鸿章不但比曾、左二人富有得多，而且更是当时全国一等一的富豪。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

三、最后咱们再聊聊这个“为”。

孔子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实在的，克己人欲能做到的古来没有多少人，所以个人注重些名誉，爱惜一些钱财，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品行不端，那被后人诟病也就不冤枉了。在笔者看来，李鸿章的个人品行，不但照比曾、左差距极大，甚至可以用“卑劣”这类鄙夷之词形容之。

笔者之所以对李鸿章的个人品行评价如此之低，并非因为李鸿章对待个人恩怨的睚眦必报，而是在国家大义是非面前，李却置之不顾而泄私愤、报私仇。

很多朋友都知道，曾、左二人关系并非融洽，左宗棠经常对曾国藩出言不逊。但是，曾国藩每次听到这类流言都一笑而泯之。当左宗棠征战西北之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后勤方面支持左宗棠那真是不遗余力，连傲慢一生的左宗棠，这次都不得不承认自愧不如。以国家之大义而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这就是大丈夫之所为。

上图_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

反观李鸿章，为达个人目的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的卑鄙行径并不在少数。前文提及的收受俄国人贿赂之事，虽非确定，但是俄国人将日本人取而代之，攫取南满利益，李鸿章确实是从中斡旋出了不少力。也许这个事儿可以辩解为“不损失清王朝利益”，反正不论是日还是俄，没清王朝什么事儿，尽管地盘是清王朝的。那么，置胡雪岩于死地，进而搬倒左宗棠（所谓：倒左先倒胡），那就绝对是赤裸裸的阴险。

清法战争爆发之际，左宗棠以老迈之身亲赴沙场而不在朝中。而此时胡雪岩更是为了与洋人展开丝绸商战而赌上全部身家。李鸿章利用这一契机，勾结给胡雪岩贷款的汇丰银行（就是那个支持毒瘤的银行），从商政两肋插刀，硬生生地将胡雪岩逼迫到倾家荡产。失去了“钱袋子”的左宗棠，自然不能全力应战，这也成为决定清法战争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终，左宗棠与胡雪岩两人先后忧愤而死。

上图_ 印有李鸿章的钱币

李鸿章为了个人政治企图，不惜帮助外国银行，来损害自己国家的商业利益，不论怎么说，李鸿章这一行径都非常的卑劣。

所以说，“左宗棠不如曾国藩，而李鸿章不如左宗棠”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自说是曾子的后裔，曾子是孔子的嫡传弟子（考证后更有说服力——待考证）

　　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曾国藩家族》图书名称。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倍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因些倍受关注。像曾国藩家庭这样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值得后人加以梳理、考察和总结。作者从曾国藩兄弟的一家、曾国藩兄弟的儿女亲家、曾国藩兄弟的家族、曾国藩兄弟的后裔等章节着手，详细地介绍了曾国藩整个家族主要成员的功过是非，为后世研究曾国藩家族起到非常好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