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只有一个孙子，是竺延风。

竺延风，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5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扩展资料：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一户小米商家庭。父亲竺嘉祥是一个有名的老实人，经营着两间屋面的一个小米行；母亲顾金娘虽然不识一字，但性情贤惠。竺可桢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据竺家家谱记载，顾金娘在生竺可桢前几天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了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是“梦熊来兆”，于是就给儿子取名竺兆熊。5岁那年竺兆熊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认为他聪明伶俐，就给他取了个学名竺可桢，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了能让儿子早日成才，竺可桢的父亲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执教，传授学问。

1899年，9岁的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小学堂。小学毕业那年，由于家境困窘，在私塾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15岁的竺可桢于1905年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镇海籍商人叶成忠捐资创办的澄衷学堂。

与竺可桢同时进入澄衷学堂读书的还有来自安徽绩溪的胡适。胡适比竺可桢小1岁，那时他叫胡洪骍，二人是同班同学，而且都喜爱读书。由于过度用功，竺可桢身体极度虚弱。

胡适见状，为了更好地督促竺可桢锻炼身体，就采用激将法。有一次在回宿舍的途中，胡适在竺可桢身后与人议论竺可桢，而且声音很大，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不服输的竺可桢听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此后，竺可桢每天清晨起床做早操，还经常进行远足和爬山等运动，渐渐地竺可桢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

离开澄衷学堂后，胡适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竺可桢则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在70人中，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

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而胡适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读哲学，师从杜威，在没有获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匆忙回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人民网-科学家竺可桢不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学习方面：从小母亲就对他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要我用功读书。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从胡适文中“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可以看岀母亲的为了望子成龙所付出的艰辛。‘

胡适母亲不仅含辛茹苦地照顾孩子的学习生活，同时她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也值得现代人称道。

做人方面：尊重孩子，给孩子自尊。胡适在文章中写到，“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在胡适的笔下，母亲是一个与人为善又坚持原则的女性。他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在旧式的大家庭中，做为一个后母后婆，能处理家庭矛盾如斯，让人钦佩。

母亲是我的恩师”，写她以身示范对我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也就是不仅写了母亲对“我”的“言教”，更写了母亲对我的“身教”。

胡适能够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如此的成就，与他的母亲对他的“严”，对他的“慈”以及母亲自身的宽厚包容是分不开的。所以胡适才会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虽然胡适的母亲是旧时代的女性，她的思维，她的处世哲学有着旧时代的烙印，但是她的这些精神，她的这种人格在当今的时代还是值得为人父、为母学习借鉴的。

家风无影无形，却潜移默化地规范着家人的行为，指引着人生的航向，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前程和家族的兴衰，决定着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下面我们来看看名人家风故事，欢迎阅读借鉴。

名人家风故事 篇1

1、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2、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3、总统教子自立

曾任过美国总统的里根，不仅有名望而且富有。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子女自立，绝不让他们依赖父母。儿子失业后，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5、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6、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7、梁济对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8、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名人家风故事 篇2

25日上午，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还下着雨，位于光禄坊28号的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还是迎来了不少游客。

“路过这里过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多位名人都是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他们的家训对我很有启迪，我要把这小册子带回去讲给孩子听。”来自江西的游客李晓晖一边将附有名人简介和家训的小册子装进口袋，一边在游客留言薄上写下“深为感动！愿后人常铭记在心，扬我中华优良家风”的留言。

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是全国开办较早的家教基地，全国妇联多名领导曾前来考察。这里现已成为省、市家庭建设示范基地，开馆一年多接待全国各地游客10万多人。

展馆保留了古朴高雅的风格，以文图方式展示了林则徐、冰心、林觉民、严复、沈葆桢、陈宝琛等50多位历史名人家风家训。在讲解员的口中，看似单调的展板和橱窗都活了起来，一个个励志的家风家训故事让游客听得流连忘返。

“挖掘展示名人家风家训，并开辟一个专门的场所常年公益宣传，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关莉平是展馆3名专业讲解员之一，她说，周末和节假日人特别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游客有上千人。“对老人、孩子、中青年人，我们的讲解词都是不一样的。为了写出接地气、入耳入脑的解说词，我们走访了很多名人后代，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这项工作到现在还没停，所以讲解词也在不断更新。”

三坊七巷社区学习促进会会长兼名人家风家训馆馆长闻进告诉记者，展馆面积有300平方米，原本是刘家大院东花厅。为了让记者对展馆的前世有更深的了解，闻进特地请来了刘家后人、今年71岁的刘岳。老人祖父的祖父是林则徐的女婿。他说：“从两岁起，我在这座宅子生活了58年，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如今每次踏进这里仍然有回家的亲切感。”老人退休前在跨国大公司任职。他感慨地说：“我们刘家后人个个都很有出息，这和我们的家训密切相关，祖辈定下的‘耕心’堂号至今仍在鞭策着我。”也正因为对展馆的认可，刘老多次以刘家后人和志愿者身份参与展馆活动。

闻进介绍，展馆开办以来得到了省市妇联的资金扶持。今年他们打算邀请名人后代来开办谈家风讲堂，目前已有10人有意开讲，届时争取录制成视频在更多公众平台播放。他们还计划与钱塘、乌山等多所小学开展双向互动，请孩子们来参观，也把家风课送进校园。最令闻进感动的是，一些参观过展馆的游客还主动报名要来当义务讲解员。“他们有厦航、农行、中国移动等企业的工作人员，还有教师。现在我们已经选了10人进行培训，在周末和节假日以及组织活动时，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

名人家风故事 篇3

郑板桥，山东潍县(即今山东潍坊市)当知县，他为官清廉，关心民生，政绩甚佳，百姓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后来，这一地方碰上了灾荒年，他请求赈济灾民，却因此而获罪，便辞官回到家中，以卖书画为生。

郑板桥出身贫寒，所以能理解贫苦人的艰辛，从来不以富贵贫贱论人。当他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偶而翻检家中的旧书箱，见到家中佣人的前辈所签的卖身契据等，就马上拿去烧掉。他决不还给佣人本人，或者自己仔细看看契据的内容，就是怕佣人知道了感到难堪。真是体贴佣人，心情入微啊!

郑板桥长大后，自己当了家，在雇用佣人的时候，从来不要求对方和自己立契约。佣人自己如果觉得合适，就留下；如果不满意，就自由离去。郑板桥的用意，是不想让后世子孙借此逼勒、苛求家中的佣人。

郑板桥后来到山东范县、潍县等地做官，他不放心家中，经常写信回家，教育在家中当家的堂弟郑墨。他谆谆告诫郑墨，不要以富贵贫贱论人，要宽厚对待家中的佣人，并将自己当年悄悄烧掉佣人的前辈所订立的契据、从不要求佣人立契据之事，讲给堂弟听；又教育郑墨与人为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要光看别人的短处。

他给郑墨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人没有不好之人。这最是东坡好处。愚兄平生谩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喷喷称道。”郑板桥举宋代苏东坡和自己的例子，告诫郑墨多看别人的长处，话语之中充满着人生的哲理。

郑墨将哥哥郑板桥的俸钱带回家中后，郑板桥特意寄信回家，要弟弟挨家挨户，逐一散给自家的邻居族人，信中说：“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亲戚，有久而不相识面者，各赠二金。徐宗于、陆自义辈，是旧时同学，日夕相征逐者也，今皆落落未遇，亦当分俸以敦夙好(以维系往夕的情份)。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郑板桥谆谆嘱咐堂弟将自己的俸钱分送净尽，用以救济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其心地何等善良!

郑板桥又教育郑墨尽心务农，收拾齐备农具及家中生活器具，男耕女织，养成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一点也没有轻视农夫的思想。他教育郑墨要体恤贫苦之人，如果人家要借钱，必须要成全；假如不能偿还，也要宽容他。总之，郑板桥总是无论大小事，都耐心开导其弟。

板桥五十二岁时才得一子，因此对孩子十分钟爱，但不是一味溺爱，而是教之以正道。他在潍县任官时，便写信给堂弟，要郑墨在家好好教育其子，让他懂得为善之道，养成忠厚而有同情心的性格，避免形成刻薄急躁等坏习气。他特别关心为儿子延师教育的事，并要求刚刚六岁的儿子礼敬师长，关心同学。

他还特别嘱咐郑墨：“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佳好衣服，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一遭泥泞，复制为难矣。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择师不得不审，既择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怎可找老师的缺点) ”

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儿子，郑燮特意抄了四首顺口好读的古代诗歌，让堂弟郑墨，教其儿子边读边唱，从中受到教育。

孔子的后人应该算是吧 [评论随笔]当代中国的世家大族有哪些？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9469shtml 说到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用以往阶级观点分析，首先就被定性为腐朽堕落、不学无术。但随着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是极其简单和荒谬的。所谓“世家大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地区文化上的代表。他们通过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参与国家政权，对大政方针施加影响，从而维护本家族以至家族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

　　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信息，但是都语焉不详，一些传言也难以辨别真假，例如“绩溪顾，横店沈陆”，顾姓、沈家、陆家是否真的是当地大族？

　　倒是能够发现一些古代世家的记录，例如

　　绩溪“四胡”来历

　　

　　

　　

　　 胡姓在绩溪是一个大族。县境内胡氏宗祠及其分支祠甚多．这些宗祠由于始迁祖入境年代、落户地点、建祠时间和后来显宦名臣因素不一，称谓也就各异。故曾一直流传绩溪“三胡”。经考证，绩溪胡氏，共有四大宗脉，即北门金紫胡、龙川（坑口）尚书胡、城东遵义胡、湖里（含上庄）明经胡。因宗脉纷繁，不仅外籍人士如蔡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曾错把胡适作为“三胡礼学”的后裔．就连本县的异姓人士，也常会辨识不清。其实，从绩溪各胡姓宗谱考其宗脉渊源，各宗奉祀始祖虽然不同，但在统宗谱序言中都有“胡姓，虞舜后裔”的记载。

　　

　　 “金紫胡”，宗唐散骑常侍宓为始祖，由青州濮阳板桥村迁歙之乌聊山，南唐时沼迁绩溪。南宋时建祠，以宋名臣胡舜陟赠金紫光禄大夫得名。

　　

　　 “尚书胡”，宗东晋胡焱为始祖，焱仕东晋官监察御使以散骑常侍出歙州，举家从青州濮阳板桥村迁歙，再迁龙川。建祠于宋。以明弘治、嘉靖间先后有名臣胡富、胡宗宪官至工部、兵部尚书得名。

　　

　　 “遵义胡”，宗清为始祖。南宋时自浙之乌程迁绩溪胡村，十一世严迁绩城东遵义坊，建宗祠，因得名。

　　

　　 “明经胡”，宗南唐乙酉明经科进士昌翼为始祖。昌翼，唐昭宗子，朱温篡位，帝临难。以幼子委侍御胡清（三公），翼之出，南归婺源考川。生三子，长子延进，为绩溪令，迁绩溪胡里，始建祠，因得名明经胡（俗叫“李改胡”）其后迁岭北宅坦、上庄，另建宗祠，称明经胡上庄宗。

　　

　　 按金紫胡宋绍兴年间胡舜陟撰谱序云：“虞舜之后，有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克纣，封舜裔满于陈，溢胡，因得姓。”关于这一远祖，各胡姓宗谱包括胡昌翼又父三公上溯，所记皆相同，并无异议，就中金紫胡和尚书胡宗脉尤近，两宗祠古谱世系相通。自一世满至三十四世焱，一脉相承。其中三十三世链仕西晋为殿中侍御使，世居青州濮阳板桥村。自三十四世焱迁龙川，为尚书胡宗始祖，始分支。金紫胡始祖宓是满后五十世。

　　

　　 绩溪各胡，自宋朝以来，显宦名人辈出，各有勋功业绩。“金紫胡”宋代有主战派名臣徽猷阁待制，上书为岳飞辩冤，二劾秦桧有胡舜陟。有撰辑《苕溪渔隐丛话》一百卷行世的舜陟子胡仔。明代有政声卓著的右金都御使河南布政使胡思伸。清代有探研礼学著书立说成“三胡礼学”流派的胡秉虔、胡匡衷、胡培。民国间有教育家胡子承。现代有汉语学家胡裕树。“龙川胡”明代有力斥宦官刘瑾的成化进士户部尚书胡富，抗倭名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宗宪，撰有《筹海图编》十三卷；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皆出其魔下。“明经胡”上庄宗清代乾隆间有制墨名家胡开文，近代有世界著名学者胡适博士。胡里宗有清代首创“胡庆余堂”药号的红顶商贾胡雪岩。“遵义胡”明代有正德间进士累官工部尚书胡松，以鲠直敢和权臣严嵩抗争，名振朝野；清代有举人胡澍，以篆刻、书法、山水画知名。

　　

　　 所以说，绩溪胡姓是一个大族，历代以来，胡姓功臣卓著，人才辈出。他们的功绩永载绩溪史册，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古人的传统，继续在各界各业中再创辉煌。

　　

　　大家有无这方面的资料，可否补充？另外早先三国两晋时代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随晋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这些大族现在是否还有后人，是否还是当地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