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民族的脊梁》全文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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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
1934年4月,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凌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的一时甚嚣尘上。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中华民族失去了自信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卸责任。
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先生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文章写完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写了《病后杂谈》,还致信杨霁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的“横战”,病情的恶化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影响他对世事的热忱和关注。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那个是叫<论他妈的>,在<鲁迅作品集>中有。论“他妈的!”原文如下: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
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
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2〕。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
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
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3〕。而且,不特
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
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4〕有一本小说叫《饥饿》
,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5〕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
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6〕在《工人绥惠略夫
》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
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
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
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
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
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
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
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
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
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
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
也”〔7〕?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
”,“奴”,“死公”〔8〕;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9〕;更厉害,涉及先
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10〕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
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11〕(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
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
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
,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12〕,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
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
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
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
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
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
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
,“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
13〕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
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
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
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
,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
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
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
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
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
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
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
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
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含义:三味是以三种味道来形象地比喻读诗书、诸子百家等古籍的滋味。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xī hǎi)(醢系肉或鱼剁的酱)。
出处:宋代李淑《邯郸书目》所言:“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三味”可能出自于此。
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两旁屋柱上有一副抱对,上书:“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可见“三味书屋”中的“三味”应该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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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之孙寿宇先生认为三味书屋’含义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布衣”就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羡慕、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这第一点‘布衣暖’非常重要,这是我祖先峰岚公、韵樵公的思想核心,产业的失败,使他们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他们认为在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当官就是为虎作伥,是害人害己。
参考资料: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这句点评的话在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时在写上去了。
至于鲁迅先生,他是极为赞同这个观点的,不过鲁迅先生在什么文章里赞同,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如果百度的话,可以百度出一篇课后作业,叫《鲁迅的后园》,作者不是鲁迅,这篇文章是否是课文就不得而知了(毕业很多年了),里面倒是有一句话”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鲁迅共有181个笔名
181个
周树人(公元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4月2日为《新青年》写稿(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笔名之多,堪称我国著名作家之最,在世界伟大作家中也是极少见的。
笔者最新收集到的鲁迅笔名共计181个:
一字笔名有16个:卂 飞 树 俟 独 洛 干 豫 L 干 敖 隼 旁 迅 直 庚;
二字笔名有116个: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飞斐 冬华 乐文 洛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尤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自树 许遐 许霞 鲁行 迅行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动轩 仲度 华圉 阿张 豫山 樟寿 豫亭 符买 俟堂;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 齐物论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白)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小孩子 丰之余(瑜)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孺子牛 ;
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 宴之敖者 ELEF 旅沪记者 楮冠病叟;
五字笔名有7个: 朝花社同人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诸夏怀霜社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六字笔名有1个:上海三闲书屋。
其中的笔名注解:
阿张、周豫才、豫山、周树人、樟寿: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
豫亭、豫才: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豫山”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2年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改名豫才。
树人: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鲁行:鲁迅在1907年他曾用过“鲁行”做笔名,“鲁”是因他母亲姓鲁,“行”是奋发勇进之意。
苇索、桃椎、符买:他有苇索、桃椎、符买等笔名,据《黄帝书》记载:上古时代有神荼、郁垒两位神仙弟兄,有捉鬼的本事,二人常在度朔山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并将一些无道之鬼用苇索绑起来喂老虎。根据这个传说,我国民间有了如此一习俗:在门上悬两块桃木木板,上荼神佘,符买二神大名,用来镇邪怯恶。这两块桃木,就叫桃椎或桃符。显然,先生以苇索、桃椎、符买为笔名,正表明他为民除害、声张正义的理想。苇索:“坚韧不折”义。桃椎:“驱邪除害”义。
雪之:鲁迅先生还有个笔名“雪之”,立意颇深。其时,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运动,并以“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为例撰文立说,可惜,他把勇士的“士”误解为读书人,为此,鲁迅写了篇杂文,题目就叫《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并以笔名“雪之”发表,意思和文章相互通联:为三位被“误杀”的读书人昭雪。
俟堂:《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鲁迅、迅行:1907年又因鲁迅先生的慈母姓鲁,所以他取其母姓,又录“迅行”,取其“迅”字,含二而一,谓之“鲁迅”。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 “鲁迅”这个广为人知的笔名,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的,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解析,“鲁”是他母亲姓氏,我国春秋时期,“周”与“鲁”是同姓之国,取“鲁”则在于纪念感怀母亲养育教诲之恩。“迅”原是他幼时乳名,又含迅捷进取之意,表明他誓与反动腐朽的旧时代彻底决裂,积极进取的鸿鹄之志。他的母亲叫鲁瑞。“愚鲁而迅速”是他笔名的主要缘由。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迅行”的含意是奋发、勇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唐俟:鲁迅读佛经抄古碑取笔名“唐俟”,意为“待死堂”。1918年5月15日,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宴之敖者:鲁迅曾用过“宴之敖者”这个奇怪的笔名,它源于: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进了北京的一个大院子,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治家时挥霍无度,月月亏空,家庭间的矛盾日益激烈。最后,鲁迅在家里竟连饭也吃不到,只得自备饭菜。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辛酸。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铸剑》原名《眉间尺》,作品中的人物“黑色人”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孺子牛:为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从自己著名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摘取“孺子牛”、“孺牛”为笔名,意即坚持站在劳动者一边。
阿二:“阿二”原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对下层拉黄包车车夫的贬称,他就选用“阿二”作笔名,意即坚决站在劳动者一边。
巴人:在发表不朽名著《阿Q正传》时,他取笔名为“巴人”,喻意十分清楚,即“下里巴人”。以示他对标榜所谓“阳春白雪”的封建正统文艺的嘲笑,坚定不移、立场鲜明的公开站在劳苦大众一边。
旅隼:为了向恶毒攻击他的政敌表示坚决回击、应战的大无畏精神,他用“旅隼”作笔名,“隼”是一种可以捕猎的勇猛的雄鹰,“旅隼”就表明自己具有搏击长空、克敌制胜的信念和勇气。
许遐:许广平的小名叫许霞,鲁迅干脆取“许遐”作笔名。
唐丰瑜、丰之瑜:针对文坛某些人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他又取笔名“唐丰瑜”、“丰之瑜”;
尤刚:“刚强不屈”义。
敬一尊:“回敬一杯”义。
白在宣:“公开宣战”义。
华圉:用“谜语”起的也不少,如“华圉”是隐“当时中国(华)是个大监狱(圉)”之意。
何家干:在与敌人斗争周旋中,鲁迅既沉着应战,又鄙夷幽默地对敌人进行辛辣嘲讽。当时,国民党的“检查官”四处伸出触角,寻查迫害鲁迅,可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用“何家干”作笔名发表文章,嘲弄反动派及其所豢养的鹰犬:“你知道是何家所为?”
隋洛文、洛文:隋洛文是“堕落文人”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遂取笔名为“隋洛文”、“洛文”以示抗议。鲁迅也用“隋洛文”作笔名,用以影射浙江党老爷许绍棣通缉他的罪名“堕落文人”。
公汗:1934年,叭儿狗纷纷狂吠,处心积虑地攻击、诽谤鲁迅是“汉奸”,于是鲁迅就针锋相对,巧妙的以“叭云汉奸”四字各一半组成“公汗”作笔名,戏弄、正告反动派及其奴才走狗:“你对这个‘汉奸’如之奈何”?
虞明、余铭:“虞明”、“余铭”系“愚民”之谐音。
韦士繇:“韦士繇”系“伪自由”之谐音。
丰之余:“封建余孽”义。他也用过“丰之余”,这是他对创造社人定他为“封建余孽”的反嘲。
康白度:他用过“康白度”(Comprador)作笔名,这是回敬林默讥他为“洋行买办”的即兴反攻。
晓角:是早晨报晓的嘹亮的号角,它是鲁迅生前所用的最后一个笔名,表明他晚年在病魔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间,仍念念不忘唤醒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去冲破旧社会重重阴云霾雾,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奋勇斗争。
栾廷石:鲁迅先生写杂文曾用个笔名叫“栾廷石”,含有瞧不起栾廷玉之意。
诸夏怀霜社: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参考资料: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鲁迅的《民族的脊梁》全文
本文2023-09-28 23:25:49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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