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沪江堂。**《八佰》中的沪江堂就是以民国时期上海的沪江堂为背景创作而成的。该**主要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与日军浴血奋战，守卫上海外滩的沪江堂对面的天文馆。

巴蜀文化

巴山蜀水多奇观，自古文人多入蜀，川江号子、秦岭山歌唤起悠远的历史回忆，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装点出秀美的巴蜀风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从川北神秘幽美的九寨沟到川南碧波万顷的竹海;从川东风清月白的大宁河到川西那跑马溜溜的山上;有被誉为世界之最的乐山大佛，有历史悠久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有能与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媲美的大足石刻，以及诗圣的故居杜甫草堂等等。四川到处是绚丽的自然风光，到处是知名的历史古迹……

四川地形复杂，其西部是高原区，东部为四川盆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过渡地带。这是由于数亿年以来地质运动、沧桑巨变的结果。“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登峨眉山时留下了这样的名句。它也是对以峨眉山为代表的四川名山的雄伟磅礴，秀丽多姿、幽深、奇特的赞颂。四川各大名山由于自然地质运动和地理条件影响形成了各异的特点。如位于川西的“蜀山之王”贡嘎山，在三十公里内高差达六千余米，形成九个带谱，上面冰川发育，成为罕见的晶莹剔透的固体水景观。峨眉山因断裂活动强烈形成重重山岳，奇峰突起，绝壁千丈，又因高差悬殊的立体气候条件形成了云海、佛光等万千景象。青城山山峦起伏，奇秀异常，翠柏参天，以幽雅著称。兴文石海洞乡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善的地区之一，石灰岩经地下水溶解而形成千奇古怪的地下宫殿，出露在地表的石灰岩山峰受亿万年雨水的溶蚀，形成了兴文石林等名胜奇景。四川水景资源也相当丰富。四川地处内陆，虽无海洋水景景观，但水系发达。全省境内主要河流有金沙江、长江及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涪江、渠江、乌江等大小支流。由于四川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因此，四川的江河大多穿切山岭造成峡谷，水流湍急。如川江自奉节以下切穿巫山山脉，造成近二百公里的长江三峡，两岸高峰壁立，水光山色，浑然一体，犹如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四川西南部，地壳褶皱剧烈，河流深切，山高谷深。泸沽湖、邛海等天然大湖，水光潋滟，山色葱茏，绚丽多姿，是四川著名的风景胜地之一。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层峦叠障，高差悬殊，气候复杂多样，真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里正当太平洋气流前进的迎风坡，号称“华西雨屏”，降水丰沛，植物繁多，其中有不少珍稀植物，因此成了大熊猫、牛羚、金丝猴等动物的乐园。国家为了保护这些珍稀物种，在这一带建立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卧龙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早已世界闻名。这些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是一所又一所极为丰富的天然生物物种博物馆，天然动物园和天然植物园，成为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风景区。

地灵人杰的四川又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它地处东西交融、南北过渡的地理位置，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了巴蜀地区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众多历史人物或出生于四川，或成长于四川，或在蜀为官，或游览于蜀地，多有遗址或纪念物留存，并留下了千古佳句与著名诗篇。李太白曾从这里杖剑远行;杜工部曾在此地望月怀乡;陈子昂、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黄庭坚、杨升庵、张大千、郭沫若等恰若灿烂的明星，辉耀着这片浪漫的大地。刘皇叔白帝托孤，诸葛亮七出歧山，武则天皇泽“相会”，唐玄宗剑阁闻铃，元宪宗“上帝折鞭”，多少忠臣怨主，几许盛衰欢悲，都留在了这里的森森翠柏、茫茫白波、重重殿宇之间，留给了风雨楼台，暮鼓晨钟……

四川宗教十分发达，主要教种有佛教、道教。因而四川有上千座保存较好的宗教寺庙，在历史古迹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相传四川乃道教的发祥地，自魏晋以来道教便开始在四川盛行，传播较广，四川境内的主要道观有：成都的青羊宫、青城山的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四川传播得很快。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佛教盛行，四川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和古建筑。目前保存较好的上千座寺庙中，绝大部分为佛教庙宇，经历代培修，许多庙宇至今保存完好。其中新都宝光寺、梁平双桂堂、成都文殊院、广元皇泽寺、乐山大佛寺、平武报恩寺，及峨眉山的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金顶等规模较大，较为著名。四川庙宇大多雕柱飞檐，金壁辉煌，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而且寺庙内众多的匾额楹联，古碑石刻，记载着古代不少诗人墨客的诗文，是考察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与宗教发展相联系的是四川众多的石窟、造像、石刻与绘画艺术。四川石窟规模宏大，有的摩崖造像上万尊，大多为佛教造像，也有道教和儒家造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中人物摩崖造像以唐、宋大足石刻规模最为巨大，最为完整。其他规模宏大的石窟还有：唐、宋时期的乐山石刻、荣县石刻，唐代的夹江千佛岩，南北朝和唐代的广元千佛崖以及新近开发的安岳石窟等。此外，四川石刻造像的又一大特色是佛像高大，依山而凿。如世界第一大佛乐山大佛，始建于唐，高71米;四川第二大佛为荣县大佛，始建于北宋，高3667米;还有潼南大佛，始建于明代，高27米。安岳石窟则是以石刻文字为主，称为“经窟”(指经文石刻)。四川石刻之精湛，完整，集我国石刻艺术之大成，创建于唐的成都大慈寺、剑阁昭觉寺和创建于宋的蓬溪宝梵寺，还保存有不少古代壁画。据史书记载，其中大慈寺壁画最为壮观，苏轼誉之为“精妙冠世”，无奈明清时已毁于战火。

四川境内还有不少帝王陵墓。陵墓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成都南郊的三国时刘备(161—223)之“汉昭烈皇帝之陵”，史称惠陵。位于成都西郊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847—918)墓，又称永陵。位于成都北郊磨盘山麓的五代后蜀主孟之祥(893—934)陵墓，史称和陵。这些陵墓中藏有不少文物，其中以王建墓墓室和文物保存最为完好，为研究五代时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四川是三国历史文物最多的省份，体现出四川文化遗迹的又一大特色。古今史家认为，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得最好的。刘备、诸葛亮及其继任者蒋琬、费祎，给蜀地带来过短暂的安宁和繁荣，蜀地百姓尊敬他们，乐于为他们修祠建庙。故三国之中，魏国、吴国保留的遗迹少，而蜀国则多。四川是蜀国的中心，当然三国遗迹就多在四川了。从历史记载和目前的文物保护单位数字来看，四川的三国遗迹，与其他各省比较，的确是最多的。著名的有成都武侯祠、奉节白帝城、云阳和阆中的张飞庙、汶州姜维城、剑门蜀道、庞统墓、子龙墓、蒋琬墓等，他们为热衷于三国故迹的专家、游客提供了探访、参观的场所，对于三国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或者揭开了罩在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迷雾，或者丰富和印证了史籍上已有的记载。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其时间包括了从远古的侏罗纪地质年代到晚清时期，数亿年时间，以其时间长和特色鲜明著称。

四川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而对于产生和繁荣于这个地区的早期的人类文明，史籍记载很少。人们知道四川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对它的了解仅限于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的诗句，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

青铜时代蜀国都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这一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三星堆文明不仅以其迥然不同于同时期中原文明的特色，印证了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于全国若干地区的“满天星斗说”，而且以其明显的西亚文化特征，说明四川地区是最早开始对外文化交流的地区之一。加之三星堆文明本身的发达程度令人震惊、它的发掘成果震惊了世界。

恐龙是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曾经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种庞大的生物。它曾经是地球的主宰。(专家们称之为“优势动物”)。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由于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河沼密布而成为恐龙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自贡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其数目巨大，(恐龙)种类繁多，埋藏集中和保存完好而在世界同时期的恐龙化石中首屈一指，对于研究恐龙这种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显得十分神秘的动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对此，诸多的史籍如《史记》、前后《汉书》等都有详尽的文字记载，汉代发达的文学艺术也有生动的描绘，但有关这一时期的形象资料却不多见，尤其是关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形象资料，更是十分少见。

汉画像砖只在四川地区有出土，它是一种刻有图画的墓砖。图画的内容除宗教和民间传说外，大量的是反映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的身份涵盖了从士大夫到普通老百姓的各个阶层，这些画像砖也就成了广泛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资料。

四川地区民族众多。古往今来，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生存、迁徙，素有“民族走廊”之称。各个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增添了异彩，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焚人悬棺。

由于悬棺高高地置于悬崖峭壁之上，又由于它的主人已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消失，悬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四川地区的悬棺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以其时代延续长、类型丰富和保存完好的特点，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揭开悬棺之谜，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诞生、发展和消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４５００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１９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

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这几千年中，我们诞生了无数优秀的文化。而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地方能够体现出曾经的文化，像山东的博物馆里面在诉说着齐鲁文化，像湖北的博物馆，它里面在诉说着荆楚文化。而四川一带的博物馆中，里面可以看到它所代表的巴蜀文化。其实准确来说，巴蜀文化应该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混合，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已经造成了两种文化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人们的生活态度，文人作品以及优越地理位置影响。

我们了解到巴蜀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李白的行路难中，可以见得出名的文人对一个地方的影响。而那个地方的文人便是文化活生生的代表。在巴蜀一带出名的人有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苏轼，李白等等，这些文人都在巴蜀一带生活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诗词，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地方。那些文人和作品就是巴蜀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

当地的人是什么样就可以从一方面反映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我们近些年了解到四川，重庆一带，他们那里的人生活的舒适和慢节奏，就从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那里文化的影响。巴楚一带他们融合了道佛释三教，这三种宗教文化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一些其他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了如今生活态度，巴蜀一带的人物性格就能体现他们的文化。

巴蜀一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庆和四川一带，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如果要前往西南的国家，就必须经过这里就会沿途带来很多的异域文化，这些也是巴蜀文化独特之处也是其他文化没有拥有的地方。巴蜀文化与3齐鲁文化等等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文化，也是人类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生活的智慧。

四川茶文化和巴蜀文化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的交融与互补。

四川拥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始于汉代，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四川茶以产地广泛、品质优良、种类繁多、口感浓烈而著称。巴蜀文化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包括了巴文化、蜀文化、雅礼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综合体。许多茶文化的活动都会与巴蜀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四川的茶馆、餐厅、旅游景点、文化广场等地都可以感受到。

巴蜀文化还孕育了四川茶文化的精髓——茶艺，茶艺是一种精致、审美的表演艺术，它寄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四川的茶艺表演通常配合川剧、川曲等民族艺术表现形式，营造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总之，四川茶文化和巴蜀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相互渗透、交融与熏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独特文化体系，也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巴蜀文化自产生以来，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巴蜀文化也衍生了或者间接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关于巴蜀文化的渊源吧。

巴文化、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秦汉到近、现代巴、蜀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木式、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许多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道教、天文、易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与齐鲁的儒学、三晋的法学、荆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色。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

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等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50多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50余种论著，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川大学人的心血。

1999年川大师生对三峡李家坝原始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被评为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博物馆4万余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物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条件。

四川大学早在1991年即已成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并接受邵逸夫捐款修1000余平方的“中心”大楼。1997年开始的“211工程”，又将巴蜀文化研究列为重点建设课题。

该中心与实体型研究所古籍所组合成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所，该所丰富的藏书和专职研究队伍，为全面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专门史三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为巴蜀文化高级人材培养提供了学术保障。

中国的茶文化有记载最早始西汉，源于邛崃山脉蒙山之上，被陆羽称为西蜀茶称圣。

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虽说是武侯祠，然而，提起三国时期的蜀国，人们往往最常想到的便是，蜀国皇帝刘备了。

在这里，人们也往往会想起《三国演义》这本被称之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书来，书中的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会呈现在眼前，例如关羽，张飞，又或者是其他的英雄好汉。

不过，虽说这些人物形象都刻画的入木三分，但是这二十八位蜀汉之臣，想让我全部记住，我也只能说句:“臣做不到啊～”。

参观过三国时期的英雄好汉，来到了刘备的皇陵，和其他任何时期的陵墓相比，惠陵就显得稍微寒酸一点啊，也许是当时蜀国国情的一个映证，也许是刘备为了彰显与百姓一起平起平坐，能够以德服人的特点吧。

惠陵

倒是挺凉快哈。

终于，经过辗转反侧，来到了武侯处。

快看，屋顶上有字

欣赏一下岳飞写的《出师表》

喏，这还有沈尹然的《隆中对》。

是时候庆幸一下自己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了，不然语文老师来的话，是不是准备让我们现场背一下呢。

这还有一些外景

似乎也是一些不错的景色呢。

拍照也是一门技术话啊，不仅费时间，而且费眼睛啊啊啊～

三国时期，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从这些形象和景色来看，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形，不过，无论是蜀汉的故事，还是蜀汉的文明，都会给我们的回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行程结束了，不过对于蜀汉文化的传承，还在继续！

研究统钱币文化。根据查询四川省博物馆官网得知，巴蜀钱币研究院是一个致力于研究、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钱币文化的机构，其宗旨是推广和弘扬中国传统钱币文化，提高人们对钱币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机构还定期举办各种钱币相关的展览、交流和培训活动，以促进钱币文化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