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心，人称“李总河” 号介石，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籍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后迁居北直隶南乐(今河南南乐县),生于嘉靖丙辰年，卒于崇祯庚午年。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举人,二十年(1592)壬辰科进士,三甲231名。自万历二十年到崇祯元年为官三十七年，具体履历见下文。《漕运后》载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河道总督李从心的奏疏，有《总河疏稿》、《三边奏议》行于世。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年(1711)王培宗、丘性善修《南乐县志》卷十四《人物列传勋业》

2生卒年参考南乐县南街李家家谱

3书法家参考：《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4三甲231名：朱保炳、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575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贵州省辰州府担任推官。----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平阳府担任郡守----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

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万历四十年二月，升陕西副使李从心为山西参政平乐府知府。----《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二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升山西岢岚兵备参政李从心为右布政照旧管事----《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三十五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起升原任右布政李从心为陕西右布政

----《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八十二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至天启三年，由山东左布政升至右佥都宁夏巡抚；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巡抚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532一292。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年,第51一52页),并佐以吴廷燮之《明督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及《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明}焦站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摆曼山馆刻本)这2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至天启五年，由宁夏巡抚副都御史升至兵部右侍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参考文献：

《熹宗实录》卷41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升宁夏巡抚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宁夏巡抚右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39一2519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一125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关中奏议》(明]杨一清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杨襄毅公本兵疏议》(明]杨博撰,明万历十四年师贞堂刻本)、《国朝列卿纪》([明」雷礼辑,明万历徐鉴刻本)、《嘉靖事例》(明l范钦编,明抄本)、《鼻山堂别集》(l明]王世贞著:中华书局,1985年)、《万历武功录》([明]瞿九思撰,明万历刻本)、《谷山笔靡》(明]于慎行撰,中华书局,1984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明经世文编》(〔明1陈子龙等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张廷玉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睛〕舒赫德等撰,文渊阁四库全书)这13种史料绘制而成的。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至天启七年，由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升至工部尚书总理河道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80一2519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万斯同撰,清抄本)这4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五年九月戊辰条,第2987页。

李从心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加太子太保-----《河南通志》第6部分

庚辰，进李从心太子太师----《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一）

少保兼太子太师工部尚书李从心改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癸丑，李从心仍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摄右侍郎事。----《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四）

天启七年（1627年）至崇祯元年，由工部尚书升至户部尚书

参考文献：《仓场总督年表》

李从心反复查勘 筹建天柱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郑锐还会同徐榜、陈惇临等人督促辰州府知府吴维魁、推官李从心及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体察民情、反复查勘天柱建县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天柱建县的形势和利弊,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呈报湖南、贵州当局。并记录在万历二十七年在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人撰写的《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中。（天柱县位于贵州省东部,东邻湖南省会同、芷江县,南连贵州锦屏和湖南靖州县,西接贵州三穗、剑河县,北抵湖南新晃县。）

参考文献：

1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武备志》,第37页。见锦屏县文斗上寨《姜氏族谱》。

2《天柱县志》,光绪二十九年季夏,天柱县志书局刊竣;

3见天柱县志办编《天柱县旧志汇编》第14-1

4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郡守李从心重修临汾尧庙-----光天阁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于“万历甲午，滥炎妄起，阁炀而为烟”，导致四民生业大不如前，于是郡守李从心、郡丞白鲲主张维修临汾尧庙，费用不足，“请以升斗之禄为吏民先”。这一举动得到了缙绅、大夫、士庶的积极响应，于是富者出其财，穷者竭其力，不久就筹集到了二千金，完成了尧庙光天阁的重建工程。（光天阁高七丈许，广六丈许，四方地二十丈，视诸宫殿为雄峻。至若三圣，南面向明，垂衣裳而治形象，谓是风气聚焉。）

参考文献：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高瞻远瞩 制台少司马李公果断批复

在修建于今吴忠市的灵州河堤,张九德提出：“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利用黄河河道水运之便,运峡口石,往来不绝，采集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东岸吴忠市西南牛首山的大量石块作为建堤石材。）一切修建河堤准备工作就绪,张九德请示曾经治理宁夏的两位高官:一是、先抚宁夏（巡抚）今制台少司马介石李公（李从心）。制台是总督,少司马指兵部侍郎,也就是原宁夏巡抚，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字介石的李从心;二是，前制台今大司徒聸予李公，即原陕西三边总督,当时已经是朝廷的大司徒字聸予的李起元。两个上司都批复:俱报可,也就是他们都同意张九德的治河方案。于是,在河东兵备张九德亲自统率下,组建成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班子,于是,在灵州黄河岸边,开始大兴石堤之役

参考文献: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1-83

筑堤逼河保灵州 捐俸百金助石役

面对黄河逼近灵州城如此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灵州官民纷纷议论要迁徙老百姓,并且还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的时候,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堤之役,少司马公李介石（号）（李从心）带头捐俸银100两,张九德灵州守臣卢自立、参将高师孟等也纷纷捐助资金。加上绅邑、诸生及乡三老聚族而议,征河西年例柴价500两,军民愿输地基银80两,总共筹得修河堤银约1400多两。有了足够的修建河堤的资金, 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兴灵州黄河石堤工程,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40余丈为堤首以挡猛水。再向北依次延伸,于天启五年四月历时近三年工程告竣。共筑河堤六千余丈。

参考文献:

1．苏闻灵武市志:卷三十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 1999: 833

2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81-83

3 沈犹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M]∥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6-87

4 《新筑灵州河阳碑记》

碑文：

灵州,阻河而城其西南, 河流之冲,x趋而北可十里。每夏稣瑞激,受害不啻剥肤,而亦藉以灌溉。若秦、汉二渠,溉田至数千顷,盖利与害错,而其倡侵城宴甚。粤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卒。自不侯来受事不一载,去城仅数十武矣。先是御河,岁役夫三千,束薪十万。亡v数百千金,率委诸整。人情汹汹,意非物力所能支,则议先徙民或亟徙城以为长策。

不侯既谓御河犹禁虏也,虏阑入,不倡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势若建领,而仅仅积薪委土与阳侯争,此助之决耳。计非巨石砥柱之不可,而独v费且不訾,计出,不侯既捐月奉二百金为役者先。而谋之荐绅邑令戴君任、诸生辈及乡三老,聚族而议,阳以石所事薪,改徵河西年例柴价五百金。军民愿输地基银八十両,暨诸捐助,念藏之羡,合之得千四百有奇,赀用集矣。则议民间量地分出夫,量田里出车,调両河卒,更番受役,工力备矣。乃造船百艘,运硖口石牲来不绝,材具尼矣。

遂请先抚宁夏、今制基少司马介石李公,前制台、今大司徒瞻予李公,俱可。则以守备)大缓董阳务,以指孟养浩司出纳,以经历李盛春程工作,乃大兴石阳之役。而议者纷若,谓演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成功。予不动,适旋筑亦旋_,众口愈嚣。予持之曰:“此夫根底虚,故倾之易耳。非然,水岂能负石而趋 ”乃令聚石而投之,一日尽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o南隅地始,L石特厚,为阳首四十馀丈,用遏水冲,馀以次迤西而北,其景石亦如之,计阳长为丈者六千有竒。功甫成,而河辄徙而西,遂_由故道先所受喃游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

是役也,经始于天癸亥之正月,告成于天乙丑之四月,凡费车二年有半,费金九百一十両有竒,费米麦六十石,而贮尚有馀羡。念牲岁议阳,请帘金万二千,业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议约三千金,犹v不足。至廑少司马公捐奉金百,而同守瘇君自立、戎高君孟等,亦酸助有差。然卒以有馀羡,故蔺还。则皆百事弹心经,靡有虚糜之成效也。

盖不侯初抵灵,辄行河筹之再三,先以秦渠阳_,水暴浅所灌概,为筑长堤潴之,岁比稳。而汉伯渠又苦尾闾,腴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阳之馀,»开芦洞,长十三丈五尺,高庚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漥桥,疏渠道三十里,鸿水入河,x故田可数百顷,增税额数千石。不三月而竣,凡费金五十六两有竒,而椿姨绪赀不与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故《周礼》慎水政,以防止水,以滴蓄水,以沟荡水,其法甚备。自阳石而城受喃,庶儿于河之害速矣。二渠之役,亦借以收其利。

不妄三年于此,未事则物力,方事则成劳,已事则久远。今幸二且释,得藉手告终事矣。抑天下事,惟贤者能v始,其次莫若回。是三役者,予不侯因法于古,因;fr于山,因力于民,因能于众,因主裁于上,获逭任事之辜,是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是不可以记,遂次其终始,以系之铭,铭曰:浑浑经渍,亘以金阳。顺流而西,潜于灵府。提福K土,聿擎灵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黍。匪处白璧,而崇谢益。是维川后之仁,俾逢其笛害。亦越千撰,日以泰。

陕甘总督李从心记录于《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墨宝，命翰林侍书王著鉴选，编排成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因刻成于淳化年间，所以名为《淳化阁帖》，并且建秘阁专藏。《淳化阁帖》卷帜浩繁，内容丰富全帖分为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诸家古法帖、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帖共十卷，明代翻刻阁帖影响较大的有三家：顾氏玉泓馆本、潘氏五石山房本和肃府本，而以后者影响最大

肃府本《淳化阁帖》以跋语最多冠于其他诸帖 在肃府本淳化阁帖摹刻的同时,还刻有肃宪王、张鹤鸣、赵焕、张键、张嗣诚、宋继登、贾鸿洙、汤启烨、周如锦、张孔教、高锵、刘重庆、柴以观、李起元、傅振商、黄衮、周懋相、盛以弘、徐元莱、黄和、来宗道、李从心、周铿、刘世纶、吕兆熊、肃世子朱识铉、王铎等二十八人的题跋，另装一册。许多人名见于《明史》和《甘肃新通志》的记载,其中不乏当时的高级官吏如曾为编修、祭酒兼詹事公，吏部尚书赵焕，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盛以弘，甘肃临巩兵备、兵部尚书张鹤鸣，陕甘总督李起元、李从心，巡抚宁夏都御使周懋相，临巩兵备张键,临洮知府黄和等;肃府本淳化阁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清人陈奕禧评价《肃府本淳化阁帖》初拓本说：“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石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

参考文献：《明史》和《甘肃新通志》

李从心重人才、荐人才

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七日宁夏廵抚李从心疏为荐举方面官员荐举“陕西布政史文焕宁夏河东兵备张九德”；天启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张九德的官职以资奖励，由地方第三位官员督储河东道晋升为地方第二位官员——延绥巡抚，成为陕西四大巡抚之一（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宁夏巡抚，延绥巡抚）

参考文献：详见《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搃督河道李从心疏为刻期免履新任荐举陕西方面官员荐徐云逵杨邦宪张国瑞李得中李飬冲张国锐关守箴陈应元陈升吕逊王顺行王应楫曾廷彦冀懋中马人龙等又疏为荐举地方人材荐牛应元樊东谟李应策刘九经王建屏李元吉等俱奉圣旨吏部量酌升用。

参考文献：《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治理黄河有成效 打造“通济新河”

天启五年，漕储参政朱国盛于骆马湖北岸“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汉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余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总河尚书李从心接管工程，朝廷征发民工，按此路线改曲从直，浚拓河身，创筑堤坝，又将骆马湖与黄河相接的陈沟浚辟成河，这条新开漕道被命名为“通济新河”，全长六十七里。从此，漕船出清口溯黄而上行至宿迁后，改由直口以东的陈沟口进入骆马湖，然后从马颊口转入迦河。从而避开了原河诸溜，大大减轻了黄河溃决对漕运的影响。走这条航路。船行安全，省时省力。以后这条航道又经多次疏浚完善，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效益十分显著。

参考文献: 1《 明史 》 卷8 5 、 《 明 熹 宗实 录 》 卷H

李从心刻贴撰集《奉天诰命贴》

明朝刻贴撰集，为明人首创、前代所未见。明朝天启年间有四部诏书个人从贴（集刻家族所受封诰之刻贴），其中在天启六年（1626年）为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时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从心集王羲之书集刻《奉天诰命贴》，此贴不但具有书法价值，更具有极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丛帖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 年版，第969 页，第 1660 页，第 982 页，第982 页，第 982 页，

2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张济和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2页，第212 页，第 150 页，第 313 页，第313 页，第 313 页3《明代后期三种特色刻帖研究》_于博

尚书李从心为仓颉庙题联“万圣之宗”

南乐县仓颉庙内有天启双碑高大挺拔,在原仓颂庙内山门与二门之间（现在仓颉庙东南侧）,是明朝天启七（1627）年重修仓颜陵庙时树立的记事碑。碑形方正。碑座为仰俯莲须弥座,高约08米。碑帽四角拱尖,上有宝瓶。因两通大碑皆建于明代天启年间,而且方正高大,故又称“天启方碑”。方碑经历了392年的风雨剥烛,依然原址挺立,由于河水游积,深陷泥土两米多深。雕刻精美的碑帽在文革中被催烂,今仅有残件附于碑下。2000年以后,建有两座石亭庇护方碑。东侧方碑刻有“三教之祖”四个榜书大字,由刑部尚书李养正题书。内侧碑文由吏部尚书崔景荣撰文,明代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李从心书丹。监察御史梁天奇蒙刻。碑阴为捐银提名,主持人为叶廷秀。碑文中在此提出仓额是"三教至尊”,和伏羲、孔子并称,“前羲后尼”,咸称至尊。这实际上也是说仓额"德承淮水”、"道冠尼山”的理论基础。西侧刻“万圣之宗”,为明代书法家李从心题写。方碑上还记载着两个与官员有关的有趣的故事:

天启年间,南乐籍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李从心、监察御史梁天奇和长垣籍吏部尚书崔景荣等人奉旨在此建仓夫子神庙,梭工时立大方碑两通以记其盛。大名府各级官员纷纷参与其事,并公推南乐知县叶廷秀主持操办。

参考文献：《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总河李从心奏请三王 严肃漕规

天启七年（1627），三王（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桂端王朱常瀛）从运河水路就藩。临行之前，总河李从心“恐三王随从人役不知规例，擅自开闸，或带板而行，则后水不继，船必搁浅”，奏请朝廷希望三王约束随行人员，借此严肃漕规。闸门维修也是闸坝管理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作是闸门段的疏浚。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 80，第 3901 页

总河李从心驻济宁州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始建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 年）于济宁，是明清时期为保证大运河顺利通行沿线设置的河道管理机构中等级最高的一个，任职官员官阶正二品、从一品（如李从心、杨方兴等大臣），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由工部尚书宋礼所建。时称“河道部院军门”，后称“总督河道部院署”、“总督河院署”、“总理河道军门”、“河道总督衙门”等，简称“河院”。

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建置志》记载：“河道部院军门……正堂六楹，后堂六楹，扁曰禹思堂，后为部院宅，左为帝咨楼，曲周刘荣嗣建。国朝三韩，杨方兴改为雅歌楼（今名挽洗楼），又东为后乐圃，李从心及杨方兴皆有记（乾隆四十二年总河姚公立德改额为平治山堂）西为射圃，本属儒学射圃，康熙初，广宁户崇俊改入署内。

参考文献：（清）胡德琳修, 兰应桂续修,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M] 古籍纂刻出版社

为官有功朝廷嘉升一级

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乙巳（1627年9月20日）工部的题叙名单多达一百七十三名：“工部尚书薛凤翔题叙殿工，得旨：三朝旷典，久需运会，才余两载，焕复旧规。李精白、李从心各加升一级，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李总和借运河转疏资诸水

漳、卫两河的交汇增加了漕河水量，使河南、山东、江南漕粮按时入京的几率大增。“自元以来，类资漳河为转输之助，故经流日就湮塞，间或从临漳挟滏水东北出，议者鳃鳃然忧之，恐卫河减弱，不足以济运也”，《清史稿》亦载“卫河微弱，惟恃漳为灌输”。引漳济运后，水源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天启年间总河侍郎李从心曾言：“我国家定鼎燕冀，岁运漕糈四百万石，借此运河一线转输，在邳以南则资淮、黄二水，在临清以北则资漳、卫、洹、淇、滏阳诸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分漳入卫后，“漳、卫汇流，舟行顺利，无胶涩之虞，运际泰交，翕河效顺百余年，罕有之隆遇也。漕舟扬帆北上，民运欢腾”，十数年后尽导全漳入卫，“入邱之上流尽塞，而全漳会于馆陶，自此漳、卫汇流，舟行顺利，其裨益于漕者多矣”13，大大便利了漕船的顺利航行。

参考文献-----王云五主编行水金鉴［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

李从心护部下保将领

此军门屡有申饬、镇道将领、所当实心奉行等因、又准廵抚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飬蒙咨据岢岚兵备山西右参政李从心鴈平带管宁武兵备右参政阎士选会同镇守山西总兵官都督佥事张国柱议得今日虏情、较先年逈异、在俺荅以舐犊之爱。感我不杀冉吉之恩。今冉吉之事巳远矣。在黄台吉撦力克以麀聚之欲。惟彼忠顺妇人之听。今忠顺巳逝矣。则利汉财物以外。别无所爱于我。

参考文献---------《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九

李从心秋防调兵部署各关口

天启五年六月○总督三边李从心题分布秋防兵马以御虏患延绥隘口八十六处议拨步班军三千四百余员名宁夏冲口一百八处分拨步班官军四千九百八十员名仍拨正奇游三营官军一千五百余员名固原比他镇犹为艰钜防堡防关等项悉听总兵官相机周防章下兵部。

参考文献---------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借淮刷黄

明熹宗天启六年九月辛夘总督河道工部尚书李从心奏淮水骤发以淮刷黄阏沙尽析运道复通报闻明熹宗实録

参考文献----《行水金鉴》第5部

天启五年八月○陕西总督李从心劾高家营管参将事都司佥书秦之英革任回卫

三边总督李从心三年考满准照边俸例录荫加升仍给与应淂诰命○升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李从心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左佥都御史潘浚为南刑部右侍郎　天启五年十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请留西南督臣言狭西总督李从心扬历边徼十有五载久练兵事之臣也宜照旧总督以终成效新任漕运不妨改推贵州总督蔡复一实心任事损躯为国之臣也业以师溃听勘矣而犹能以待罪将去之身为犁庭扫穴之举斩获逆党功绩甚明宜令策励自赎新推抚臣王瑊不妨别用上不许命遵前旨行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定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已有的记载、对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可以大胆地质疑。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否认张献忠在成都、在四川杀了人，其实他杀的人也不少。给张献忠平反，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我们只是认为，明末清初，四川及成都发生的人口荒漠的现象，把全部责任推在张献忠一人身上是不合理的。张献忠转战湖广，西进四川，其用意在于借四川这一风水宝地为根基，力图干一番大事业。166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了成都。起初成都城墙坚固，久攻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部队在城外隐秘处打隧道，在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极长的导火索，一气炸塌城墙，才攻进成都。其后张建立大西政权。

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首要的就是清除异己，巩固统治，杀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员是必然的，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三日之后，每日一小杀，这正是欧洲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所描写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认为张献忠的屠杀是疯狂而毫无目的的。秦始皇坑杀赵兵是担心他们造反，蒙古人杀汉人是为了削弱汉族。通过杀人来树立威望，防止敌人的反扑，这是人类历史上血腥的事实。后来的青羊宫杀士，同样是这一道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自古文化思想发达，人们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较强。张献忠正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威胁，于是重演了一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

可以说，张献忠杀人是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暴力手段，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屠城。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在朝代更迭之际，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作为常识，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一次大规模的水灾或者旱灾可以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死亡；其次是战争，明朝末年战火连绵，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几十年的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再次是瘟疫，往往发生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中或之后，爆发速度快，死亡人数更会急剧增加。

综上所述，造成明末清初成都十室九空的惨状，战争是首要原因，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存在，瘟疫作为战争的附属品，更是难以避免。人为屠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张献忠的屠杀，显然是不公允的。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重的打击，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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